風險社會

該書的第一部分描述了風險社會概況，是從整體上對作者認為的後工業社會——風險社會進行論述。第二部分講述了社會不平等的個體化，是從個體角度説明生活形式和傳統的消亡，個體所面臨的風險。前兩部分是對有關工業社會的反思性現代化過程的指導性理論觀念得到兩條論證路線。第三部分對現代化進行了反思。①“個體化進程在理論上被概念化為反思性的產物，在其中，福利國家所保護的現代化進程使得那此構建後工業社會自生活方式解傳統化”。②“現代化進程的反思性也可以通過財富生產和風險生產的關係得到説明。”將兩條論證路線相互聯繫。

通過全書的結構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試圖超越宏觀與微觀、整體與個體的二元對立，進行微觀結構的整合以形成理論綜合的努力。作者以觀看社會的一個視角來分析社會發展的歷程。有一種宏觀與微觀結合的分析維度。讓讀者既在宏觀理論上能進行深層次思考，也能很好的聯繫微觀的個人經驗，像他談及的個體化、勞動力市場都與人們的現實生活、個體息息相關。 ^[2] 

伴隨着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和社會轉型的到來，人類越來越頻繁地遭受到各類風險的侵襲，風險幾乎覆蓋了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非常規突發事件網絡輿情傳播正是在風險社會這個重要場域和現實空間中發生的。同時，有效應對風險、承擔起事前預防和事後解決的責任是當前社會面臨的重要難題，非常規突發事件網絡輿情應急聯動研究正是為了解決類似的困惑。所以，烏爾裏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提出了風險社會理論。 ^[6] 

隨着社會發展階段，處於前現代性經驗性視域中的現代化，正在為反思性現代化所取代。在“第一次工業現代社會”中，現代性“知識”的核心是科學技術，對科學技術的盲目信仰和崇拜，演變為“科學萬能主義”，是對人類未知自然的一往無前的探索。

這一階段的“發展邏輯依賴於一種被削減的科學化。”知識和啓蒙的科學理性呼求仍舊排除了對科學自身應用科學懷疑論。社會的發展推動了自然與社會間對立的結束，自然不再能被放在社會之外理解，社會也不再能被放在自然之外理解。不可見的自然的社會化之副作用是對自然的破壞和威脅的社會化，以及它們向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對立和衝突的轉化。在“第二次反思現代社會”這一發展階段中，發展邏輯“基於一種完全的科學化，將科學懷疑論擴展到科學自身的固有基礎和外在結果上”。“反思性現代化”，是對第一次現代化的自我批判，對現代化的目標、價值、前提、聯繫、道路進行世界主義的討論。

貝克所説的風險指完全逃離人類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氣，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隨的短期的和長期的對植物，動物和人的影響。它們導致系統的、常常是不可逆的傷害，而且這些傷害一般是不可見的。

現代社會變為“風險社會”。由於過度生產和科技的加速進步，生態危機出現並變得越來越嚴重，這一危機在社會化層面也日益顯現出來，現代社會變成了一個“風險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人們前所未知的程度。財富的社會生產系統地伴隨着風險的社會生產。貝克用日常語言表達了工業社會和風險社會的區別，他説：“階級社會的推動力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我餓！’風險社會的驅動力則可以用另一句話來概括：‘我怕！’在工業社會中，財富生產的‘邏輯’統治着風險生產的‘邏輯’。而在風險社會中，這種關係就顛倒了過來，風險生產和分配的邏輯代替了財富生產和積累的邏輯作為社會分層和政治分化的標誌。”用貝克的話説，就是“在風險社會中，不明的和無法預料的後果成為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

風險帶來的不僅是自然和人類健康的問題，而且是這些副作用所帶來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後果、市場崩潰、資本編制、對工業決策機制的官僚化審查、新市場的開闢、鉅額浪費、法律程序和威信的喪失。貝克所看到的社會風險和社會問題在我國現階段的現代化過程中都大量的出現了，借鑑他的風險社會的理論對人們反思現代化過程中的問題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危機。現代化導致了信仰與科學知識的對立、人與自然的對立。科學技術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物質利益，但也使人生存的自然和精神基礎產生了負面影響。人越來越侷限於功利追逐和物質享受，精神信仰卻越來越貧乏。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的斷裂。在風險界定的爭論中，處在文明危險可能性上科學理性和社會理性之間的缺口越來越清晰明顯。社會理性不斷地挑戰專家對科學理性的壟斷地位。社會理性與科學理性的互動越來越重要，所謂“沒有社會理性的科學理性是空洞的，但沒有科學理性的社會理性是盲目的”。現代化帶來了社會階級、家庭模式，性別身份，婚姻、職業等傳統模式的解傳統化，個體成為生活中社會性的生產單位，“個體化”也就加強了個體的風險感。貝克提倡反思現代化，他洞察到現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試圖以理性的精神來治療這種困境。 ^[2] 

《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本書具有極其重要的政治與社會意義。 ^[5] 

烏爾裏希·貝克（1944-），德國社會學家，慕尼黑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與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和拉什共同提出“第二現代”的觀念，力圖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開闢出“第三條道路”。主要著作有：《風險社會》（1992）、《反毒物》（1991）、《生態啓蒙》（1992）和《風險時代的生態政治》（1994）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