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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
鎖定
顧維鈞早年赴美留學,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12年回國後,任內閣總統秘書、外務部顧問等職。1915年起歷任北洋政府駐墨西哥、美國、古巴、英國公使。1919年和1921年,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就山東主權歸屬問題據理力爭,為維護中華民族的權益作出了貢獻。曾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等職,一度代理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期間處理臨城劫車案、中俄懸案、中比外交糾紛等事件
[36]
,為“外交系”重要成員。抗日戰爭爆發後歷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國聯李頓調查團中國顧問及駐法、駐英大使等職,為支援抗戰奔波。1945年出席舊金山會議,參加《聯合國憲章》起草工作並第一個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1946年任駐美大使,努力換取美國對國民黨內戰政策的支持
[86]
。1956年辭職,先後被選為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國際法院副院長等職,至1967年退休。
[1]
1985年在美國紐約逝世,享年98歲
[22]
。
作為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官羣體中的代表人物
[65]
,顧維鈞活躍於近代外交界近半個世紀,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除在山東問題上的努力外,他為廢除不平等條約採取了“聯美製日”的策略,積極參與民國時期的“修約外交”活動
[36]
,均取得一定成效。他晚年撰寫的《顧維鈞回憶錄》則為外交研究提供了原始史料。
[2]
顧維鈞人物生平
顧維鈞求學經歷
清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88年1月29日),顧維鈞生於江蘇省太倉州嘉定縣(今上海嘉定區)。祖上自崑山遷來嘉定,至顧維鈞祖輩時已成為嘉定城中大户。其父為顧溶,母為蔣福安。顧維鈞成長於一個上海租界內的富裕的官商家庭,有兩位兄長及一姊一妹,他本人排行第四。
[22]
[29]
光緒十七年(1891年),隨兄長進入朱先生的私塾讀書。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初,在已升任上海兵備道財政主管的父親安排下,擬入一家館讀書,旋因不適而退學。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由姐夫蔣昌桂介紹,入基督教衞理公會所辦的上海英華書院預科求學。翌年7月因患瘧疾而輟學至10月,並與上海中醫名家張驤雲侄孫女張潤娥訂婚。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先後報考基督教聖公會所辦上海聖約翰書院和官僚盛宣懷所辦南洋公學,均被錄取,繼而入聖約翰書院讀書。此後思想開始轉變
[23]
。
[22]
[78]
光緒三十年(1904年)8月,剪髮易服,自費隨湖北官費生赴美留學,由湖北留美學生監督施肇基代為接洽,進入紐約州的庫克學院讀英語及預科課程。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9月,考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註冊法學院,師從穆爾教授,主修政治與國際外交。
[22]
[64]
[78]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一説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夏,在修完大學課程後,取道歐洲回國探視,返美前奉父命與張潤娥成婚。宣統元年(1909年),同時獲學士、碩士學位。同年秋,經友人介紹,在哥倫比亞大學與革命領袖孫中山相見。
[22]
宣統二年(1910年),一説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月,應清特使唐紹儀之邀,去華盛頓訪問10天,並在所設宴會上代表受邀學生髮言,其風度與口才給唐紹儀留下深刻印象。此間與時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會晤,相談甚歡。其後當選為全美中國同學會會長。
[64]
次年(1911年)10月起撰寫哲學博士論文《外國對中國政府的權利要求》,並熱切關注武昌起義後的中國時局走向。年內與張潤娥協議離婚。
[78]
顧維鈞外交伊始
民國元年(1912年)2月,中國駐美外交代表張蔭棠轉達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電(經國務總理唐紹儀推舉),邀顧維鈞任總統府秘書。3月提前通過博士論文答辯。論文隨後以《外人在華之地位》為題,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年內出版。4月,回國抵北京,擔任大總統英文秘書兼國務總理秘書。6月,唐紹儀辭職,顧維鈞照例與其共進退,辭去所有職務,前往天津,準備返回上海。但袁世凱召顧維鈞回總統府任秘書。經唐紹儀勸説,顧維鈞先回上海探親,隨後返回北京,得到外交部次長顏惠慶舉薦,擔任外交部秘書處秘書,兼總統府英文秘書。
[22]
[78]
民國二年(1913年)主持創建外交部圖書館、檔案科和翻譯科,兼任外交部翻譯科科長
[22]
;並參與中英關於西藏問題的談判
[78]
。6月,在上海虹口公園與唐紹儀之女唐寶玥結婚。同時與顏惠慶、周詒春、梁敦彥、詹天佑、王正廷、葉景莘等發起創建“歐美同學會”
[64]
。這個組織在日後的中國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54]
。顧維鈞不僅是“歐美同學會”的倡議者、發起者,還是具體籌辦者,是同學會首任“主任幹事”、同學會成立時實際主持會務工作的人
[75]
。
民國三年(1914年),升任外交部參事,仍兼總統府英文秘書、外交部翻譯科科長。期間多次參與袁世凱同外國公使的會談(如中英關於西藏問題的談判),擔任翻譯。
[22]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兩訪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談論日軍進攻青島(參見詞條青島之戰)事。當時顧維鈞與汪精衞、梅蘭芳有“三大美男子”之譽。
[64]
青年時期的顧維鈞(4張)
由於顧維鈞有着留學美國的背景,瞭解美國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對日交涉中表現出了不凡的才能,遂成為了駐美公使的最佳人選。8月,袁世凱任命顧維鈞為駐墨西哥公使,並授二等大綬嘉禾章,以提升其外交資歷,為赴美做準備。9月出席在舊金山舉行的中國參與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宴會
[78]
。為不得罪墨西哥政府,袁世凱特派他先赴歐洲,與駐英公使施肇基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情況,隨後在10月正式任命在倫敦的顧維鈞為中國駐美國兼古巴公使。12月,顧維鈞抵達華盛頓,向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呈遞國書。
[22]
[54]
由此,顧維鈞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駐外使節。
民國五年(1916年)1月,袁世凱復闢帝制。接外交部通告,要求使用洪憲年號和更改行文格式,顧維鈞發電抗議並拒絕。
[78]
4月,代表北京政府簽署中美《六厘金幣庫券合同》。11月,簽署中美《芝加哥銀行借款合同》。中美成立了第四筆貸款,即11月16日美國芝加哥大陸商業信託儲蓄銀行同顧維鈞在華盛頓簽訂的五百萬美元借款,名義上作為發展交通和實業之用,實際上是維持北洋政府行政開支的緊急需要。這家銀行還得到了再貸款兩千五百萬美元的優先權。此協議不帶任何附加條件。
[64]
顧維鈞力爭國權
顧維鈞就任駐美公使後,密切注視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程和遠東國際關係的演變。他看到英法陷入西線戰事,無暇東顧,日本卻抓住這個機會鞏固其在遠東的地位,認為中國只有藉助美國的力量,才能抗衡日本,他秘密致電北洋政府:“英之於西藏,俄之於蒙古,日之於山東,葡之於澳門,均屬未了問題”,“而美對我無陰謀,待我以至誠,我正可賴美為助”。民國六年(1917年)4月,美國加入協約國陣營,策動中國亦加入協約國一方。顧維鈞在華盛頓積極活動,並密電北洋政府追隨美國參戰。他預料隨着美國的參戰,協約國將最終贏得勝利,力主中國應追隨大國參戰,“若我助關入戰,美國誼當還助,且有餘力顧我防患未然”,敦促北洋政府採取“聯美抑日”的外交方針。
[54]
[73]
為了研究戰後如何收回中國權益,他使館內主持建立了一個研究小組,專門收集,研究美、英、法等國不時出版的各種計劃草案,並對收回山東主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問題進行周密的研究。自民國七年(1918年)夏天起,顧維鈞就連續向北洋政府發回由該小組提出的報告書,力勸政府及早考慮戰後參加和會的方針,提議“中國應該在和會上理直氣壯地提出山東問題,不必顧慮被迫簽定的中日條約”。
[54]
民國七年(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結束。帝國主義列強為了進行戰後分贓,決定召開巴黎和會。然而此時的顧維鈞卻因妻子唐寶玥喪命於西班牙流感而悲痛不已。此時,顧維鈞接到了擔任和會全權代表之一的任命。北洋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別是外交總長陸徵祥、廣州國民政府代表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駐美公使顧維鈞。顧維鈞因新喪愛妻,一度想謝絕任命,但最終還是決定為國出使。
[54]
起程前,顧維鈞專程拜訪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威爾遜許諾願意支持和幫助中國。12月,顧維鈞隨使團到達巴黎。剛到巴黎,代表團就接到通知:參加和會的各個國家被劃分為三等,位列一等的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而一些新成立、新獨立的國家只有2席,中國被劃為最末一等,5位代表只能輪流出席。在代表團排名問題上,波瀾又起。按陸徵祥報送北京的名單,順序依次為:陸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然而北洋政府的正式命令下達時,顧維鈞位列第二,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強烈不滿。隨着和會的進行,代表團內部的矛盾也在不斷升級。
[39]
民國八年(1919年),在和會召開前夕,中國代表團準備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問題,但日本先發制人,率先在五大國中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由日本繼承。大會通知中國代表到下午的會上作陳述。經過一番周折,確定由顧維鈞代替王正廷出席。1月27日,由美、法、英、意、日本主導的“十人會議”召開,商議山東問題。會議開始後,日本代表牧野伸顯要求無條件地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經過準備後,顧維鈞在次日(28日)下午代表中國代表團在“十人會議”上就山東問題作了一次縝密細緻、暢快淋漓的答辯。他指出:“三千六百萬之山東人民,有史以來為中國民族,用中國語言,信奉中國宗教”;“膠州為中國北部之門户,亦為沿岸直達國都之最捷徑路”,在國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文化言之,山東為孔、孟降生,中國文化發祥之聖地”;“以經濟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競存已屬不易”,“不容他國之侵入殖民”。為爭取西方人士同情,顧維鈞甚至將孔子比作耶穌,山東比作耶路撒冷,指出中國之不能放棄山東就像西方之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
[53]
針對日本方面“中日已有成約”之説法,顧維鈞駁稱:所謂《中日關於山東省條約》及換文系由“二十一條”產生,是在日本最後通牒脅迫之下籤訂的,不能視為有效;縱使該約有效,自中國對德宣戰後,情況業已大變,根據情勢變遷原則,該約已不能執行;再則,中國對德宣戰後,中德間一切條約已告作廢,膠州租借條約自亦失效;縱令該約不因中國對德宣戰而廢止,該約亦有明文規定,膠州租借地不準轉讓,膠濟鐵路可以由中國收回等。他堅定地表示:“本全權代表絕對主張,大會應斟釀膠州租界地及其他權利之處置,尊重中國政治獨立、領土完整之根本權利。”
[53]
接着牧野伸顯發言,在顧維鈞犀利的攻勢下,他改變昨日隻字不提將山東交還中國的態度,轉而表示:日本願將山東交還中國,但須由德國交給日本,再由日本歸還中國。顧維鈞表示讚賞日本允不將山東據為已有的姿態,同時針鋒相對指出:“歸還手續,我中國願取直接辦法,蓋此事為一步所能達到,自較分為二步為直捷。”
[53]
顧維鈞精彩的發言有力地批駁了日本的無理要求,使日方完全處於劣勢,在會場上引起強烈反響。
[22]
辯論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美國國務卿羅伯特·蘭辛、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及英國外長阿瑟·詹姆斯·貝爾福等相繼離席,與他握手道賀。
[53]
法國總理喬治·克里孟梭則評論道:“顧之對付日本,有如貓之弄鼠,盡其擒縱之技能。”
[39]
這一成功不僅使剛到而立之年的顧維鈞成為巴黎頭號新聞人物,而且為中國收回山東權益奠定了法理基礎,使山東問題引起舉世關注。
[53]
早年的顧維鈞(5張)
但是,在五強控制的巴黎和會上,原則常被用來做交易。中國代表團的努力收效甚微。4月16日,“五人會”再度討論山東問題,中國代表未被邀參加。美國國務卿藍辛提出,日本如果認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交還中國,應由本會交還,如果認為應暫緩交還,亦應由本會共同保留。牧野表示反對,英、法、意各國外交部長均緘默,此議遂被擱置。次日,和約起草會開會,美國代表又建議德國在華各項權利、利益“交由五國處置”,再次遭到日本拒絕。
[53]
到了4月下旬,形勢發生劇變。意大利因對阜姆的領土要求未得滿足,擅自退出和會。日本藉機要挾: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將效仿意大利。英、法遂傾向日本,美國立場亦開始搖擺。4月底,美國先是主張將山東問題交與和會接管,後又提出由美、英、法、意、日五國共同處置的方案,但均遭日本拒絕。最後,在對德和約中,美英法“三人會議”決定將山東問題從中國問題中單列出來,僅規定德國在山東之權益須讓與日本,而日本須將山東交還中國之事,竟然隻字不提。中國代表團聞訊後,一方面表示強烈抗議,另一方面退而求其次,提出“保留”簽字的方案(即可以在對德和約上簽字,但必須列入中國對山東問題不能承認的保留意見)。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爆發“五四運動”。受到多方影響,6月28日,當巴黎和會與會各國在凡爾賽宮舉行對德和約簽字儀式時,顧維鈞等中國代表沒有到場,拒絕簽署條約。
[39]
那一天,顧維鈞乘坐着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他在回憶錄中説:“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象着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象着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着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41]
他繼而寫道:“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觀點來看,它(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拒籤)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21]
當顧維鈞在晚年回答他在巴黎和會上何以有如是勇氣時,曾説:“這很簡單,我滿腔熱忱,愛國情深,只想為國家做點事。山東是我們的國土,德國是我們的敵國。敵人既敗,應把從前在我領土內強奪去的權益歸還我國,是名正言順之事,既符國際公法,也合公理正義,自勿需假手日本,還我河山。我相信凡是有正義感的人,對我國只有同情,只有贊助;對日本的強詞奪理只有駁斥,只有厭棄。”
[77]
民國九年(1920年)8月,顧維鈞任中國出席國聯全權代表。10月,調任駐英國公使。11月,與華僑富商黃仲涵之女黃蕙蘭結婚。12月,當選國聯理事會非常任理事(一説兼任國際聯盟及國聯行政院中國代表)。
[22]
民國十年(1921年)2月,任修改國聯盟約委員會委員。8月,向國聯提出庚子賠款説帖,並當選國聯理事會主席。
[78]
11月,顧維鈞任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的三位全權代表之一
[3]
。12月,會外與日本交涉山東問題。
[22]
在中國政府、人民及代表團的努力下,中方最終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2月與日方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件,中國收回膠澳租界、海關權等權利,日本被迫一步步交出了強佔的山東權益。在此過程中,顧維鈞為爭回山東權益出力尤大。2月6日,顧維鈞等代表中國簽署《九國公約》。
[64]
華盛頓會議的努力,使顧維鈞不僅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嶄露頭角,在國內各界也得到了非常廣泛的認可。比如1922年顧維鈞回國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就請他到北京大學演講,並在校刊上為其“做廣告”,稱顧維鈞為“青年外交大家”“我國大學學生之模範人物”。
[61]
顧維鈞宦場浮沉
民國十一年(1922年)2月,顧維鈞返回倫敦。4月,奉召回到北京。6月,顏惠慶組閣,邀顧維鈞任財務委員會主席(一説為全國財政討論會會長
[78]
)。8月,改任王寵惠“好人內閣”外交總長,11月因“好人內閣”垮台而辭職。
[22]
12月,任關税特別會議籌備處處長。
[78]
自此開始被視為民國“外交系”的核心成員
[58]
。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任孫寶琦內閣外交總長。5月,顧宅發現炸彈,據傳為日本人所為。同月,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代表列夫·米哈伊洛維奇·加拉罕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
[60]
。7月,兼代總理。9月,留任顏惠慶內閣外交總長兼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華董。10月,“北京政變”發生,對顧維鈞頗為倚信的大總統曹錕被囚,顧維鈞棄職離京
[57]
。此年9月,江浙發生軍閥齊燮元與盧永祥的混戰,嘉定首當其衝,暫厝顧家宗祠內的唐寶玥靈柩遭散兵劫掠。同月,他任嘉定兵災籌振會會長,並捐款2000元賑濟難民。
[78]
民國十五年(1926年)5月,顧維鈞再任顏惠慶攝政內閣財政總長兼關税委員會主任委員。7月,杜錫珪組閣,留任財政總長。10月,因杜錫珪辭職,遂在直系吳佩孚、奉系張作霖的支持下代理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由於當時北京方面沒有正式的國家元首,因此攝政的內閣總理顧維鈞,扮演了實質上的國家元首角色;同時加入故宮博物院維持會。11月,依照國際法談判解決不平等條約問題,唯有各國明確表示反對或阻礙談判,才考慮直接宣佈廢約的一貫主張,在比利時推諉、牽制廢約談判半年之久後,他代表中國政府毅然下令終止中比條約,開創了中國近代外交史單方面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先例。
[22]
[57]
[78]
[86]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顧維鈞出面組閣,署理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面臨南方革命形勢高漲的威脅,顧維鈞政府下令徵收2.5%的海關附加税,但海關總税務司安格聯(Francis Arthur Aglen)拒收二·五附加税,顧維鈞毅然下令將其免職
[61]
。6月,張作霖組織安國軍政府,顧維鈞內閣總辭職,隱居北京西山。
[22]
[57]
民國十七年(1928年)6月,國民黨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逼近北京,張作霖被迫退回東北(參見詞條北伐戰爭)。當時,與張作霖私交頗深的顧維鈞還特地乘坐專列為後者送行至天津。隨後,張作霖死於皇姑屯事件中。7月6日,南京國民政府宣佈北伐完成。3天后,新政權便以顧維鈞曾服務於北洋政府為由對其明令通緝。年底,顧維鈞出遊西歐。其在北京的府邸被沒收,妻兒先避居天津,不久轉赴巴黎同住。後顧維鈞再旅居加拿大。
[22]
[57]
[78]
民國十九年(1930年)2月,對投資產生興趣的顧維鈞在黑龍江西北購得7000垧土地,籌劃開墾事業,並聘專人主持其事。同時與交通銀行和金城銀行組成投資集團,與美孚公司合作,擬在甘肅玉門勘探、開採石油資源,結果未成。是年夏,經張學良疏通,國民政府撤銷通緝令,聘為中國展覽會委員。因母親蔣福安病故,返滬料理喪事,上海市市長吳鐵城親往弔唁。
[22]
[78]
顧維鈞支援抗戰
民國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發生。事前,顧維鈞曾提請張學良注意當時東北局勢。到危難之際,他應邀任“國民黨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重返外交界。11月23日,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12月,因主張和日本直接談判的“錦州中立化”方案,遭各方反對,旋即辭職回滬,發表《東北問題宣言》。
[22]
[78]
1932年4月14日,顧維鈞(左)與國際聯盟調查委員在大連(2張)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2月28日,顧維鈞、顏惠慶、郭泰祺因國內戰事失利,對外難以解釋而聯名電請辭職,未獲批准。5月,任日內瓦裁軍會議中國代表。6月,任出席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代表。7月,以代表身份隨首席代表宋子文出席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9月,出席國聯第14屆大會,發表關於中日問題的演説,為中國申訴。
[22]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6月,請假返國。
[22]
他應請前往南京和江西牯嶺,與汪精衞、蔣介石商談外交情勢,並在青島與蔡元培、李石曾等老友敍誼,此後將近一年半內住在上海,也往杭州、無錫等地遊覽。
[78]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2月,因中法外交關係升格,顧維鈞被正式任命為駐法大使。3月,被推舉為國際聯盟中國分會——中國國聯同志會理事。4月去巴黎就職。到任後為籌建大使館館舍奔波,並着手加以整頓
[78]
。9月,代表中國出席國聯第17屆大會。
[22]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9月,顧維鈞在國聯呼籲英、法、美採取聯合行動制裁日本,並建議政府爭取與蘇軍事合作,爭取各國對華物資援助。
[78]
在9月27日的遠東顧問委員會會議上,顧維鈞指出:
如果國際聯盟不能在強權面前維護公理,至少也可以加以譴責;如果它不能履行國際法和盟約的原則,至少也可以向世界公告它沒有放棄這些原則;如果它不能制止非法的不人道的空襲,對無辜的男女老少殘酷屠殺和對財產的瘋狂破壞,至少也可以表示一下它的憤怒,以增強文明世界要求立即停止這種行徑的普遍呼聲。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日軍佔領中國沿海港口。經法屬印度支那鐵路過境運輸的路線成為抗日戰爭命脈所繫,顧維鈞多方與法國交涉中國軍火從越南過境事,以便借道滇越鐵路運輸援華物資,並爭取法國的援助。
[22]
7月,與美國財長小亨利·摩根索接洽援華事宜。
[78]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3月,接國民政府電令,與法國探討中、法、英合作事。5月,在國聯理事會籲請制止日機在華濫炸暴行,促成國聯通過援華案。7月,出席國聯第二十屆大會。11月,召集中國駐歐使節商討外交方針,建議國民政府加強對美外交。
[78]
抗日戰爭期間的顧維鈞(4張)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春,交涉英國對華5000萬英鎊貸款。 3月,回國述職,陪同英國國會訪華團在各地訪問。11月,在重慶發表關於戰後和平問題的演講。12月,參與中英新約談判,至次年(1943年)1月促成中英兩國簽署平等新約,至此,除九龍、香港問題留待戰後解決外,基本廢除不平等條約。
[22]
是年,在蔣介石勸説下加入國民黨。
[78]
顧維鈞籌建聯合國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8月,任中國首席代表,赴美國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商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事務。同時參與籌建聯合國及草擬《聯合國憲章》等工作。
[22]
顧維鈞在會上將確保中國“四強”之一地位一事放在首位,在中國與會方針的確立和會議的具體應對中,均發揮了關鍵作用。
[43]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3月,自英國回到重慶。在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團組成問題上,顧維鈞主張中國代表團必須具有廣泛性,因此極力促成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各黨派代表參加會議之事(包括最初提議應有一位女性代表)。最終在他的勸説和美蘇等國的壓力下,蔣介石同意董必武為與會的中共代表。4月至6月,奉派為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代表團的代理團長(團長為宋子文),出席舊金山會議,也是實際上的會議事務負責人。在此期間,他擬定代表團的工作原則,團結代表團成員,調節其矛盾,以保持中國對外的一致性。6月26日,《聯合國憲章》簽字儀式舉行,顧維鈞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43]
7月,回到倫敦,擔任聯合國籌備委員會委員。9月,作為外交部長王世傑的助手參加倫敦外長會議。同時參加聯合國籌備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於聯合國機構的建立、大會的召開等方面作出貢獻。此後又兼任盟國遠東委員會、戰爭罪行委員會,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理事會等國際組織中的中國代表。12月,任中國出席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代表(王世傑為首席代表)。次年(1946年)1月,又任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一屆會議代表。
[22]
顧維鈞內戰之間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5月,顧維鈞在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次年(1946年)3月,他回國述職。國共內戰爆發後,顧維鈞於同年6月返英卸任,7月任駐美大使
[22]
。10月,開始主動放棄長期堅守的超黨派外交立場,不惜以國家主權為代價,換取美國對國民黨內戰政策的支持,並竭力在美國朝野開展遊説活動
[78]
[86]
。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初,任出席國際小麥會議特別會議全權首席代表。11月,向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提出援華要求。12月,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西柏坡發表電文,宣佈43人為國民黨“頭等戰犯”,顧維鈞名列第22位,排在宋美齡、閻錫山等人之前,是這些戰犯中唯一一位駐外使節
[86]
。同年任出席聯合國糧農組織會議代表團團長。
[64]
[78]
1949年5月,顧維鈞與胡適等人向蔣介石建議推行改革,任用新人。隨後又與胡適、蔣廷黻等人策劃一個由歸國的留美學者組成的“自由主義內閣”,接受蔣廷黻邀請準備發起“自由主義”新黨,均胎死腹中。
[78]
[86]
顧維鈞周旋美國
1953年3月,顧維鈞向美國提出締結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要求。翌年(1954年)11月,和葉公超一起參加美國與台當局就“共同防禦條約”的前後全部9輪談判。12月2日,“美蔣共同防禦條約”簽字。
[78]
顧維鈞晚年及逝世
- 供職海牙國際法院
在海牙國際法院供職的顧維鈞(3張)
退休後的顧維鈞前往紐約,但不久後便接到了台北的要求,希望他能競選海牙國際法院法官,以填補1956年6月底中國籍法官徐謨逝世後產生的空缺,顧維鈞欣然同意。1957年1月,經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多次投票,他成功當選海牙國際法院法官。
[22]
1957年10月,因徐謨9年的任期於1958年2月終止,顧維鈞再次當選法官。
[31]
顧維鈞在任職10年間,參加了國際法院召開的歷次會議,無一缺席;參與了國際法院研究和判決的17個案件的秘密審議和公開審理,擔任其中3個案件的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並對其中8個案件發表書面意見(包括被認為是“國際法史上,歷時最久、案情最為複雜”的“西南非洲案”)。有的意見書刊登在法德的國際法學會專刊上,足見其受國際法學界的重視。
[31]
在國際法院的這段特殊經歷,也被顧維鈞總結為“這是我的一生公職中,我最歡喜及適意的職位”。
[32]
- 完成口述回憶錄
- 安然逝世
生命最後一年的顧維鈞(2張)
顧維鈞主要影響
顧維鈞外交活動
顧維鈞在北洋政府時期,以他在國內外的地位和外交總長的身份,在軍閥紛爭中保持超然的中立態度,充當了修約運動的主角,推動中國政府參加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促成了山東問題的最終解決,使國際舞台上有了中國的聲音;
[5]
抗日戰爭時期,他又以駐美大使的身份,完成了中美新約、中英新約的簽訂,促進了中蘇友好關係的發展,為中國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6]
- “聯美製日”
“聯美製日”策略形成於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至華盛頓會議之間。
[6]
民國四年(1915年),日本趁袁世凱妄圖恢復帝制之機,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其態度極為蠻橫。在袁世凱於總統府召開的外交政策諮詢會議上,顧維鈞提議應將有關“二十一條”的條約內容以及日本強迫中國接受等情形透露給英、美等國,爭取國際支援。他深刻認識到,按照當時中國的外交量級,想要在與日本的交涉中爭取最小的損失,急需從國際的大舞台上獲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審視當時整個國際形勢,唯一能給中國在外交上和道義上支持的國家,只有美國。而美國一旦出面支持中國,其盟友英國也會為保護在華既得利益出面干涉。所以對中國而言,能夠保護自己的唯一手段是爭取英美兩國的支持,至於許諾保守秘密是日本威脅所致,沒有遵守的義務。袁世凱十分重視這一看法,同意由顧維鈞與英美駐華使館就有關問題進行聯繫,他得以成為對美外交的核心人物之一,並依靠自身過硬的外交素養,成為中美製定聯合抵抗日本的外交方針的背後籌劃人。顧維鈞也得以用客觀的視角來給出更為恰當的建議,從而最大限度地維護中國國家利益。顧維鈞考慮的出發點始終與美國大體保持一致,執行了他內心堅定的聯美製日的外交策略。這在當時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下是明智的選擇。也為中國贏得了一戰戰勝國的榮譽。
[7]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顧維鈞敏感的意識到戰後措置對中國命運的影響,於是他成立了一個小組專門研究戰後相關的問題。從3月開始,他向北京外交部建議應奪回失去的一些權利。當他得知出席巴黎會後,在赴法之前先去了美國,因為“在巴黎和會上中國政府對英法不能抱太大的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只有美國的支持”
[8]
,“需要儘可能多地獲得一些有關美國政府,特別是有關威爾遜總統政策、觀點的情報,因為作為協約國中最強國的首腦,威爾遜總統在和會決議時發表的意見將具有決定性意義。”
[8]
在離美赴法前,顧維鈞還積極爭取美國在和會上支持中國。民國七年(1918年)11月25日,他向美國國務卿羅伯特·蘭辛遞交非正式備忘錄。該備忘錄明確提出領土完整、維護主權和經濟獨立三原則,並指出:“遵循這三原則不僅對於維護中國的獨立,而且對於實現威爾遜總統於1月8日在國會演講中提出的偉大計劃,都是必不可少的。”
[8]
把中國的要求和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體現了顧維鈞外交手腕的策略性和靈活性。
然而,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方面合理要求的無視,美國態度的轉變,對一貫尋求美國支持的顧維鈞來説是個巨大的打擊。但在和會期間,中國的外交方略從“賴美為助”到轉向依據國際法獨自抗爭維權,一直都是在顧維鈞“聯美製日”外交思想的堅持和推動下發展的,其拒籤和約的結局“不僅是一起國際性事件,而且成為一個極為引人注目的先例”。
[8]
儘管收效不大,但顧維鈞卻嫺熟的運用國際法,不僅向國際社會表明了中國維護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決心與意志,改變了中國近代外交“始爭終讓,幾成慣例”的懦弱形象,而且通過外交策略的運用與發展,更顯示了其外交思想的精髓,促成了“聯美製日”外交思想的發展。
[6]
顧維鈞的“聯美製日”外交思想不僅是基於對當時國內與國際形勢的判斷,也是他留學美國潛移默化中形成的對西方思想文化的認同。從顧維鈞本人來看,至二十一條交涉到出參加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一直到以後擔任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和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長,“聯美製日”是他一以貫之的基本外交主張。正是在顧維鈞的積極倡導和推動下,促成“聯美製日”外交方針日趨深刻地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走向,並最終演變為民國政府的一項基本外交政策。
[6]
- 中蘇談判
民國十三年(1924年)3月22日,顧維鈞照會蘇聯外交官列夫·米哈伊洛維奇·加拉罕,表示已準備與其繼續商議談判事宜,並提出了三項修正案,即蘇聯與第三國簽訂有損中國主權之條約一概無效,蘇軍從外蒙古撤軍不應附有條件及在華俄國教堂產業待將來詳議。經反覆秘密交涉,顧維鈞與加拉罕最終於5月31日簽署了幾經周折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及七個聲明書和兩份照會。其主要內容有:(一)廢除帝俄與中國或第三國所訂一切有損中國主權及利益的條約;(二)蘇聯放棄帝俄在中國境內的一切租界、放棄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三)重行劃定彼此疆界,未劃定前維持現狀;(四)蘇聯承認外蒙古為中國之一部分,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五)蘇聯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
[9]
《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是“中國和其他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的第一個條約”,是對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沉重打擊,中蘇兩國由此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全國各地隨即出現了大規模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
[5]
- 廢除中比條約
中比《北京條約》於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效,到1926年10月26日,條約屆臨期滿。該約規定每滿十年可以重訂。4月16日,外交總長胡惟德照會比利時公使華洛思,提出將該約重行修改,應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締結新約。起初,比利時否認中方有修約權,聲稱“只有比國有修約權”。
[10]
在糾纏了修約權一段時期之後,比利時在表面上做出妥協,但提出在新約談判期間,舊條約繼續有效。雙方立場難以調和,遂成僵局。
[5]
民國十五年(1926年)10月5日,顧維鈞代理國務總理,並在國家元首虛懸的情況下成為名義上的元首
[57]
。他就任後召開了內閣會議,重點研究中比修約對策。為打破僵局,他提議在舊約期滿後,中比雙方可先訂立一個為期六個月的臨時協定,按舊條約行事。如果新條約仍未制訂出來,則臨時協定失效,中國將依據國際法原則對待比利時在華僑民與處理同比利時的整個關係。
[13]
這一辦法既避免了列強的“重大反感”,
[8]
也不致使不平等條約無限期地延續下去。10月23日,比利時提出了要求給予最惠國待遇。對此,顧維鈞稍作變通,於28日提出最後修正案:如六個月內不能訂立新約,“經雙方之同意,‘臨時辦法’可以延長,並可以經任何一方預先通知廢止”。
[11]
這一提議就使“臨時辦法”的實施具有了中方所能控制的期限性。但比利時公使於11月5日向北京外交部遞交備忘錄,宣佈終止談判,拒絕中國的修正案。
[83]
顧維鈞在中比條約談判無法取得任何進展的情況下,毅然提議北洋政府下令終止中比條約。顧維鈞向當時控制着北京政權的張作霖呈送了一份報告,並附上一份説明中比談判情況和終止中比舊約理由的總統令草稿,以及一份處理中比關係和保護在華比利時僑民所應遵循規定的聲明。11月6日,北洋政府發表了由顧維鈞起草的廢約令。外交部公開聲明:“新約之締結除以平等相互主義及彼此尊重領土主權為原則者概不允訂”,現行中外條約“得於滿期時通告終止”,並努力設法改訂,“於各約期滿時,廢除所有一切不平等及陳舊之條款”。
[12]
宣佈廢除中比條約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在面對另一締約國公開、正式反對的情況下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顧維鈞認為,“中國有必要這樣做,不僅因為中國根據情況變遷原則在國際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為中國有必要開創一個先例,證明中國決心行動起來,以結束一世紀以來不平等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雖然中比條約的廢止,沒有得到國際社會承認,但這一行動,仍可被視作“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83]
- 譴責日本侵略,積極爭取外援抗戰
“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加入了國聯李頓調查團。作為中國代表,他事先作了充分的準備,決心為國效勞,以“幫助調查團達到公開宣佈在國聯幫助下收復東北的目的”,並毫不畏懼日本方面公開的威脅。1932年11月21日,顧維鈞出席國聯行政院召開的討論中日衝突的會議。針對日本代表松岡洋右在發言中肆無忌憚地為日本侵略的辯護,他在下午會議上針鋒相對地進行批駁,要求國聯對日本的無恥行徑立即採取行動。最後國聯終於置日本於不顧,通過決議,將《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送交國聯全體大會,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日本的囂張氣焰。顧維鈞在國聯竭盡全力稱極活動,終於取得國聯內各小國的支持,一致譴責日本違反盟約,應根據《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結論對日本採取制裁措施。然而在西方綏靖主義盛行的情況下,他雖然多方周旋,仍難以擺脱中國困境。儘管如此,顧維鈞的外交活動仍間接地支持了抗戰力量,顯為中國的抗戰勝利贏得時機。
[82]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駐外使節開始為積極爭取外援而努力,他們不僅希望外國政府在道義上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更能實際援助中國抗戰。這其中包括時任駐法大使的顧維鈞。顧維鈞做出如下努力:
- 抗戰爆發後,日本對東南沿海地區實行戰略封鎖。中國獲得軍需物品便主要依靠西北和西南的陸路交通線。當時滇越鐵路是最為便捷,因此,設法讓法方同意假道越南運輸成為焦點問題。從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30日起,顧維鈞就開始交涉。8月6日,顧維鈞會見法國總理卡米耶·肖當時,提出從印度支那(指越南,當時是法國殖民地)運輸,他指出“中國當然要繼續行使中法協定賦予的過境權。”肖當表示,法方不希望因此引起對日糾紛。顧維鈞又與外交部秘書長聖-瓊·佩斯洽談。但他稱印度支那應當保持嚴守中立。當接到法方禁止軍用物資過境通知後。顧維鈞立即要求法國政府對借道問題多加考量。他還希望法國也能像英美兩國在此方面給予一定的幫助。萊熱答覆:如果英美蘇更積極,法方將採取一致而有力的行為援助中國。而後肖當同意中國軍需品取道印度支那,且不需要起岸許可證。在顧維鈞一再活動下,中國在布魯塞爾會議前爭取到了過境運輸的便利。直到歐戰爆發,印度支那通道大都對中國開放,只是在日本施加壓力時才偶有間斷。在向中國提供便利和供應軍需的問題上,法國給予了實際幫助。而這是和顧維鈞積極同法國各方交涉密不可分的。 [14]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4月13日,顧維鈞向法方表示中方希望降低過境物資的過境税。顧維鈞指出“根據有關協議,供中國政府的軍需物資在通過印度支那轉運時,可享豁免一切關税權。”為促使法國儘快答應要求,顧維鈞進行了廣泛活動。18日,他向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德表示中國希望得到法國財政援助。隨後,顧維鈞又拜訪了法國殖民部長孟戴爾。他表示“當總督對供應物資徵收4%的過境税時,他將某些供應物資的過境税降低到1%。”顧維鈞指出,由於物資總量不斷增加,中國付出税款數目龐大。因此,希望法國免去過境税。孟戴爾表示,如果過境税在當地政府收入中比例很小的話,他將樂於降低。在顧維鈞的努力下,過境税獲准取消。隨着歐戰爆發在即和日本對法國壓力的加劇,法國對於中國物資過境變得更加謹慎,曾答應對通行税不再予以豁免。9月23日,法國下令禁止中國再通過印度支那運輸貨物。顧維鈞仍未放棄努力,他先後與法國多位領導交涉,終於使法國在11月1日發照會,告知其法國恢復豁免中國政府物資的過境通行税,並對這些物資不加任何限制。
[14]
爭取中法軍事合作是顧維鈞對法外交的又一努力。從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4月起,中法兩國就派代表對軍事合作問題進行討論,但法方一直對抵制日軍擴張遲疑不決。為此,顧維鈞多次就派遣軍事顧問和聯合抵禦日本與法方磋商。6月2日,他會見了法國下議院議長赫里歐,表示“協助製造軍械人員不難”。顧維鈞又拜訪了法國總理愛德華·達拉第,他表示“懂得中國抗戰的重要性以及對歐洲局勢的關係。但由於法國正在重整軍備,因此沒有多餘。但樂意運送槍炮部件到遠東,並建廠裝配”。關於派遣軍事顧問,建議邀請英國和比利時共同參加。國民政府即派孫科和楊傑赴法與法方進行交涉。隨後,中法兩國達成協議,擬定了赴華軍事顧問團名單。
[14]
- 提高中國國際地位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9月,顧維鈞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頓巴登橡樹園會議第二階段的會議,這個會議提出了戰後建立一個國際組織——聯合國。顧維鈞採取一些比較務實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經討論的方案,在這個基礎上,再提出補充的方案,比較好的處理了中國的地位問題。顧維鈞的靈活應對保障了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中國提出的三點補充意見後來都在舊金山會議中寫入了《聯合國憲章》。
[15]
- 捍衞國家主權
1954年12月2日,台灣當局與美國經過一個月的談判後簽署《共同防禦條約》。台美之間圍繞《共同防禦條約》的交涉由此進入遞交各自立法機構批准的最後階段。此時人民解放軍對在台灣當局控制下的大陳諸島發起進攻,沿海島嶼遂成為台美批准條約過程中的一個焦點。圍繞如何處置大陳及金門、馬祖等島嶼問題,台美之間展開了新一輪交涉。顧維鈞作為台當局的“駐美大使”以及談判全權代表之一,自始至終參與了關於條約交涉的整個過程。在整個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為葉公超的副手出現的。但由於其資深的經歷、豐富的經驗和對美國的瞭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從與美方會談過程看,葉公超較為強硬,常正面表達台灣方面的立場,而顧維鈞則相對靈活,多對台灣的立場進行解釋説明。在會談陷入僵持時,總是由顧維鈞出面轉圜或另提辦法,如1月31日會談中對金門、馬祖在聲明中的具體表達方式。雖然由於長期職業外交官經歷形成的靈活應對尋求妥協的習慣,在台灣發表聲明的措詞這樣的問題上與蔣介石十分強硬的立場並不完全一致,但在防範由沿海島嶼問題導致“兩個中國”這一點上,無論是顧維鈞還是葉公超,都與蔣介石一樣十分警覺,這就為台美之間最後達成關於沿海島嶼的協議設定了一個底線。
[16]
顧維鈞外交思想
顧維鈞在民國早期的一批職業外交官中年齡最小,但他對自己的外交能力最自信,尤其對自己的學術背景有優越感。顧維鈞指出,中國人認為只要在外國留過學,學過外語,就可以做外交,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外交人員必須具備基本的國際法和外交史知識。
國人對外交有兩見解,一謂弱國無外交,一謂正惟弱國始須外交。此兩説皆可謂確,而亦皆可謂不全確。國無強弱,皆有賴外交,惟其方法則不同。而弱國之外交,尤關重要。因強國外交可較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補救。弱國則不能一毫鬆懈,其獲得結果也固不易,而獲得結果後,常不能充分利用之。
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顧維鈞都如履薄冰。顧維鈞認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條成語對個人來説是可以的,但在外交上卻不能接受,因為國家不能“玉碎”。所以在外交上不能指望百分之百成功,因為如果一方想得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另一方也有此要求,則無法達成任何協議。因此通常取得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即是大勝。當達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時,就應當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談判破裂的言談和行為,而失去已有部分。
[42]
這一觀點不為同時代民眾廣泛認同。顧維鈞指出當時中國外交有個大毛病:到處亂要價錢,不願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願吃小虧,結果吃大虧。顧維鈞在外交中,該強硬的時候十分強硬,而該身段柔軟時,也會尋求妥協,處理問題十分靈活。
[61]
他認為從事外交活動“必須非常敏鋭,注意每一個細節,看看有否隱藏的含義,遇事決不能想當然,不能僅看表面。必須非常謹慎,仔細觀察,小心從事,並永遠瞻前顧後,有進有退。”
[49]
顧維鈞還認為:“當辦理重要交涉時,唯一影響你的考慮的應當是民族利益,而不是黨派和政治利益,更不應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則,要末是犧牲民族利益實現政治野心,要末使談判完全破裂。如果一個外交家有了政治考慮,他的外交就很危險了。”顧維鈞也同樣重視新聞傳媒的作用,他曾説:“在會議外交中,一個外交家必須時時注意會議講壇,尤其是世界報刊所代表的輿論。因此老派人士躲避報紙和輿論是大錯而特錯。”
[49]
顧維鈞歷史評價
曾與顧維鈞共事的温源寧説:
曾在顧維鈞為駐法大使時擔任大使館秘書、後來與其多有接觸的楊玉清回憶:“顧維鈞是一個辦外交的人,卻非常着重‘內交’;顧維鈞是一個學外國文的人,卻非常着重中文。他對國內去的任何人都不得罪,使每個人都對他有好印象。”
[71]
顧維鈞逝世後,中國駐美大使韓敍及前駐美大使章文晉在發去的唁電電文中説:“顧老為我國傑出的外交家,業績顯著,我們忝屬後輩,素所景仰,晚年回憶錄正在出版,對我國外交學界貢獻卓著,尤所欽佩。”中國台灣方面的輿論對顧維鈞的一生事業也大加讚賞。海峽兩岸對他評價的一致性,在中國現代史上實屬少見。
[48]
- 顧維鈞是位功不可沒的愛國外交官,他本身傳記,便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自海牙國際法庭退休止,盤旋於中國政壇的最高階層,先後五十餘年,未嘗間斷。直是一生顯赫、福壽全歸,不特是中國近代史中所未有;即在世界近代史中,除丘吉爾一人之外,恐怕也難找到第二人了。 [30] [74]
長期研究顧維鈞外交生涯的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光耀評價:“顧維鈞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外交家,幾乎參與了那一時期所有重要的外交事件。 他顯現出的外交智慧和經驗,即便是在今天,也值得我們借鑑和學習。”
[30]
中國歷史學家魏宏運説:“考察民國一代職業外交官(家),以服務年限和成就論,當以顧維鈞為最。其從事外交工作達55年之久,近世罕有其匹,是為真正職業外交家。……(顧維鈞)以著名的國際政治家身份參與了諸多中國和國際重要事務,是為現代國際政治與外交發展之歷史證人。”
[65]
中國歷史學家唐振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王建朗:“顧維鈞既做過駐美國、英國、法國的大使,也做過駐國際聯盟和聯合國這兩個最重要的國際組織的代表,還做過外交總長、外交部長,在民國時期擁有如此豐富外交履歷的外交官僅此一人。在20世紀的許多外交事件裏,顧維鈞或是決策者,或是參與者,留下了很多珍貴的記錄,這些記錄對研究歷史非常重要。”
[51]
顧維鈞軼事典故
顧維鈞立志報國
顧維鈞生在鴉片戰爭後最早成為通商口岸的上海,自幼目睹許多中外不平等的狀況,因此萌生通過努力來改變中國積弱狀況的理想。在少年時期發生的一件事對他的刺激很大:一次,顧維鈞經過外白渡橋,看見一個英國人坐着黃包車,急着要去看跑馬。拉車上橋本來就累得很,他還用鞭子抽打車伕。顧維鈞很憤怒,於是斥責這個英國人説:“Are you a gentleman?”(你還算是個紳士嗎?)晚年的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提到這段往事時仍印象深刻,並説:“我從小就受到這些影響,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
[23]
顧維鈞恩師指引
顧維鈞留美期間,唐紹儀曾作為清特使訪美,接見了40位中國留學生,顧維鈞作為學生代表致辭。唐紹儀非常欣賞並邀請他回國擔任總統秘書。那時,顧維鈞正準備博士答辯,論文還只寫了一個序章。這令顧維鈞感到為難,當他把這一情況告訴導師約翰·穆爾,約翰·穆爾卻對顧維鈞説:“你學習外交就是為了為國報效,眼下有這麼好的機會,你應該抓住。”於是他讓顧維鈞把《序章》拿給他看。看過之後,他告訴顧維鈞:單獨的序章寫得就很好,就可以作為博士論文來答辯。在導師的理解和支持下,顧維鈞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
[46]
多年後,顧維鈞回憶起導師時説:約翰·穆爾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
此外,顧維鈞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選過當時初出茅廬、後來曾擔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的比爾德(Charles Austin Beard)的幾門課程,他的憲法課老師是後來擔任袁世凱政府法律顧問的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歐洲史的老師是後來隨行參加美國巴黎和會代表團的肖特維爾(James Thomson Shotwell)。
[61]
顧維鈞數段婚史
顧維鈞一生有四段婚史。
[85]
除第一段“有名無實”的婚戀外,顧維鈞92歲時曾説他一生的婚姻有三部曲:一、主貴,與梅(唐寶玥)聯姻,藉以發展政治地位;二、主富,與黃蕙蘭結好,可以多財善舞;三、主愛,與嚴幼韻結婚,相親相愛,以期白頭偕老。
[84]
- 冤孽婚姻
張潤娥是上海名醫張驤雲的侄孫女,其父張衡山的醫術也很高明,常出入顧府。在為顧維鈞診病時,張衡山對他十分欣賞,有聯姻之意。後經媒人撮合,12歲的顧維鈞與10歲的張潤娥訂了親。後來,顧維鈞赴美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三年級時,突然接到父親來信。希望他不日學成之後,回國與張小姐完婚。已經忘卻此事的顧維鈞難以接受,遂以完成學業事大為由,婉拒父意。父子一度僵持不下。經兄長顧敬初出面調停,顧維鈞改變策略,以守為攻,明確提出,女方必須解放小足和學習英文。顧維鈞於百般無奈中作了讓步,同意假期回國探望雙親,但聲明不結婚。顧維鈞回家後,父母軟硬兼施,迫使他表態,“願意在形式上結婚”。
[85]
據説在婚禮的新人互拜環節進行前,新郎、新娘雙方早都有人耳語警示,互拜時不要急於向對方跪拜(一種迷信説法稱,先拜的一方將來要受到對方的控制)。結果,在司儀呼“磕頭”時,雙方對峙而立,誰也不肯先行。僵持許久, 最後彼此同時相互磕頭,這才作罷。而在洞房花燭夜時,新郎於鬧酒的混亂中失蹤,伴郎好不容易把他抓到。由於母親的懇求,顧維鈞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房中,但不肯上牀。二人就此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無事。晚年顧維鈞回憶時,仍感慨地稱讚張潤娥寬容、忍耐和天真純樸。
[85]
顧維鈞回美國時,在父親的告誡下,被迫攜張潤娥赴美。顧維鈞把她當作親妹妹,到美國後,通過朋友把她寄居在費城一對慈祥的德國血統老夫婦家,和他們共同生活,補習英文。1909年秋,顧維鈞提出協議離婚。張潤娥十分寬容和豁達,順從照辦。1911年,他們簽了離婚協議,“以極友好的態度彼此分手”。
[85]
- 早逝的愛妻
顧維鈞與唐寶玥等(3張)
在顧維鈞自美回國供職後,對他素來賞識有加的唐紹儀有心將其收為東牀快婿,千方百計創造女兒唐寶玥與顧維鈞接觸的機會。唐寶玥(外文名May[梅])端莊大方,性情温柔,會英語,受過良好的西方教育。顧維鈞與唐寶玥彼此相識後,互生好感。
[85]
到1913年6月4日,顧維鈞和唐寶玥在上海虹口花園正式舉行了婚禮。二人婚後感情篤深,1915年,顧維鈞出任美國公使期間,唐寶玥在華盛頓為顧生下長子顧德昌;1918年,他們的愛女顧菊珍出生。可惜,天妒良緣,此年初,美國境內大規模暴發西班牙流感,唐寶玥在同年10月死於流感中。顧維鈞的精神大受打擊,甚至為此向北洋政府提出辭呈,但因巴黎和會召開在即,遭到拒絕。
[52]
[54]
唐寶玥去世後,顧維鈞不惜重金,厚殮唐寶玥,將她的遺體置於玻璃棺中運回國內,暫厝老家嘉定顧氏宗祠內,在原棺外又加上一層槨。後軍閥開戰,散兵破棺劫去棺內珠寶,遺骸改為土葬。入土時,顧維鈞親率一雙兒女回國參加葬禮。1949年前,顧維鈞在大陸的日子,經常假公餘之暇,到唐氏墓前祭掃。
[85]
- 合作婚姻
顧維鈞和黃蕙蘭(6張)
黃蕙蘭精通幾國語言,婚後跟隨丈夫顧維鈞活躍於國際政壇上,處處都能為丈夫助一臂之力。
[46]
1924年10月,北京政變發生後,曹錕政府被推翻。作為曹錕倚信的外交總長的顧維鈞當即遷往北京使館區一位外國朋友的住所躲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乘坐其加拿大密友何士的汽車倉皇回到天津的家中,數日後匆匆離開。對於顧維鈞的這次逃亡,有兩種有趣的説法。一種廣泛流傳於當時的報端,説顧維鈞是化裝成女人才逃到天津的。因為當時顧維鈞坐何士的車來到天津時,在法租界帝國飯店的門口遇見了《北京導報》的編輯辛普森,二人進行了短暫交談。第二天一早,《北京導報》就登出消息説顧維鈞博士化裝成女人逃離北京。然而,顧維鈞本人對此一直矢口否認。另一種見於黃慧蘭的回憶錄《沒有不散的筵席》中,説顧維鈞此次逃亡並沒有穿女人的衣服。但是為了丈夫的安全起見,黃慧蘭曾經從下人那裏弄來了一套藍布的農民衣服讓顧維鈞換上,同時讓他將平時所穿的皮鞋換成了一雙只有下人才穿的粗布鞋。
[52]
[57]
[85]
然而,黃蕙蘭在婚後不改驕奢之習,養狗、飼魚、賭博、收藏古玩,遊戲人生。在情感方面,顧維鈞對她的支持不會忘懷。但他是位敬業的強人,對妻子的關懷自然便少了一份。黃蕙蘭怨言日多,她下了判詞:“他是個可敬的人,中國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他們珠聯璧不合,有緣乏趣,其婚姻逐漸走向名存實亡。1956年,顧維鈞退休,二人分居,最後在1959年(一説1956年
[78]
)離婚。
[85]
對於他們夫妻之間的這段姻緣,在黃蕙蘭所著《沒有不散的宴席》中有較詳細的記述。
[24]
- 理家的夫人
顧維鈞與嚴幼韻等(4張)
嚴幼韻善於理家、精於治家並且好客。二人作為繼父、繼母,對雙方各自子女來探拜,一律歡迎,不分彼此,一視同仁;對故舊親朋的造訪,殷勤款待,禮數週致。婚後的嚴幼韻把主要精力傾注在照顧丈夫的生活瑣屑上。為他備大量的中英文報紙;同他聊天,讓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讓他恬靜怡然。
[85]
嚴幼韻在照顧他的日常起居生活時,就很注意安排他的卧室和寢具。嚴幼韻為顧維鈞選擇的牀鋪高度以他上牀時不費力、下牀時伸腿可夠着鞋為度。長度超過顧維鈞身長30釐米左右。顧維鈞睡的是木板牀,上面鋪6至9釐米厚的墊子。在對枕頭的選擇上,嚴幼韻也是頗費了一番苦心。首先,不讓他睡高枕頭。還替讓安排了菊花枕。嚴幼韻熟知丈夫有晚睡早起的習慣,惟恐他從晚餐後到第二天早餐之間的十多個小時內不吃東西,怕影響他的健康,因此規定他每天清晨5點醒來後,要喝一杯牛奶,吃一點點心,再繼續睡覺。每日凌晨3時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還附上一張“不要忘記喝牛奶”的紙條放在牀邊,等翌日起牀,再去房間看他是否把牛奶喝了。顧維鈞在九十六歲高齡時,還完成一萬一千頁的口述回憶錄,是與嚴幼韻的精心照護息息相關的。晚年過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顏悦色,心滿意足”的生活。大兒子顧德昌感動地説:“如果不是她(嚴幼韻),父親的壽命恐怕要縮短二十年。”顧維鈞晚年在談到長壽秘訣時,總結了三條:“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顧。”
[84]
[85]
顧維鈞外交幽默
顧維鈞(5張)
“Youlikee soupee——soupee?”(你喜歡湯——湯嗎?)
顧維鈞只是微笑着點點頭。過一會兒,他被作為當晚的主講演人被介紹給大家,並就國際事務作了演講。演講結束後,在熱烈掌聲中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坐定之後,顧維鈞側過頭問他的那位美國鄰座:
顧維鈞心繫故園
顧維鈞以記憶力強、精通英語著稱,這一技能甚至得到了歷史上掌握英語單詞數量最多的人之一的英國首相温斯頓·丘吉爾的認可。但當有人問他,在中英文兩種書中,以讀何者較為稱心愉快時,顧維鈞答道:“是中國書,我們的‘根’究竟是中國啊!”
[34]
顧維鈞在外交舞台上常以西裝革履的形象出現,即使退休後在公開場合也是如此。但平時如果沒有客人在家,他卻喜歡穿中式服裝。顧維鈞百看不厭的電視劇是台灣連續劇《香妃》,喜歡的戲曲是京劇。他還專門抄寫了《武家坡》《空城計》和《碧玉簪》等京劇唱詞。
[34]
1972年9月,奉命出席第27屆聯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章含之受毛澤東主席之託,以晚輩名義(顧維鈞與章含之父章士釗頗有交情)拜見顧維鈞,並邀請其訪問中國大陸。據章含之在《風雨情》中回憶,顧維鈞“極有興趣地問了大陸的許多情況,但卻迴避了訪問大陸的邀請”。這的確是時機不成熟所致的。章含之回國彙報後,毛澤東也表示諒解他的迴避態度。
[34]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正式建交後,向美國派遣了正式的外交代表。中國駐美使館有好幾位外交官曾經拜訪過顧維鈞,向他表示敬意並請教,顧維鈞都予以接待。曾經通過在上海訪問的顧維鈞之女顧菊珍向顧維鈞贈送過《嘉定風光》畫冊和《上海經濟》雜誌的前上海副市長、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張承宗在退休後訪問美國,於1985年7月拜訪顧維鈞,並贈給顧氏夫婦一幅壽星圖
[78]
。顧維鈞非常高興,在與張承宗的交談中詢問並讚揚了“改革開放”,問候鄧小平,關心葉劍英的健康。張承宗後來回憶認為,顧維鈞雖旅居海外,但他的心仍然緊緊地同祖國聯繫着。
[34]
顧維鈞手跡(2張)
1984年,97歲的顧維鈞興致勃勃地畫了一張嘉定縣城的地圖,圖中央是家鄉高聳的古塔,下面寫“孔廟”兩字,又畫東西大街,西端寫“西門”兩字。同一年,他還用毛筆為家鄉寫了“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的詩句,表達了自己濃厚的思鄉之情。
[34]
[59]
顧維鈞一絲不苟
據楊玉清回憶,顧維鈞處事非常細緻,一件事、一份公文,常反覆考慮、推敲,常在夜間辦公。他為人雍容,從來沒有疾言厲色,對同僚、下屬總不稱“你”而稱“您”。他説:“在外交上講話,一定得有禮貌。例如知道對方不會同意自己的意見,而話一定得這樣説:‘我相信您一定會同意我的意見吧。’”
[71]
1960年,顧維鈞應母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參加該校的“口述歷史計劃”。作為當年主要的採訪者,歷史學家唐德剛回憶道:“那時,顧維鈞先生尚未退休。他在海牙國際法庭當法官,但是‘家’卻在紐約,因此每年要回家度假三個月。我們就乘他的這三個月假期訪問他。”他在文章中説:“顧維鈞先生活了近一百歲,做了一輩子外交官,他老人家又是一位心細如絲,受過嚴格訓練的學者和詳盡的日記作家。他把每日所處理的公私大小事務,都不厭其詳地記下來,公私文件也全部保存,真是海內外所僅見。他個人文件保存得非常完整和有條理,不像李宗仁先生那樣片紙毫無,或胡適文件那樣雜亂,或黃郛文件像個字紙簍。顧維鈞所有的‘私檔’,都是條理分明,分類儲藏的,把它們稍加整理,便可隨心所欲,若有所需,探囊可得。”雖然文檔資料相對齊備,但由於顧維鈞非常看重回憶錄,許多史實都要逐一核實,令唐德剛感到工作十分繁重。“顧氏不只是位外交家,也是一位‘博士’出身的學者。如今他寫回憶錄的辦法,簡直就是在繼續寫他的博士論文。等到他度假結束,回海牙上班去了,我才吐口氣。”
[51]
嚴幼韻後來追憶説:“他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堅持每天寫日記,並用十七年的時間口述回憶錄,記錄自己一生的工作。”
[30]
歷史學家齊世榮評價其為口述史上的一個壯舉,“500多個小時的錄音訪問,11000多頁的英文書稿,到目前為止,應該是中國人最詳盡的口述史。”
[51]
顧維鈞愛好習慣
- 研究繪畫
顧維鈞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畫畫。20世紀60年代末,顧維鈞專程赴香港拜師學習作國畫,並認真研讀畫譜。他的畫題材固定,大都是梅、蘭、竹、菊,頗得傳統文人畫的神韻,也是他處世立身之道的一種寫照。他也畫過工筆牡丹,那是贈送給夫人嚴幼韻的。
[33]
- 愛吃枇杷
顧維鈞對果蔬的喜好一直都受着家鄉的影響。顧維鈞的家鄉盛產枇杷,他從小便極愛吃枇杷,一直到老。
- 熱愛運動
運動中的顧維鈞(3張)
- 戲謔牌技
顧維鈞晚年最經常的消遣是打麻將。嚴幼韻操心最多的也是為他作好安排。顧維鈞打麻將,思路敏捷,出牌極快。有人問他牌運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輸。這不是我的技術不如人,實因這是一種‘統戰’,花樣繁多,有時我的精力不能顧到全局,因此牌運對我不甚客氣。”對於輸贏,他認為,“這原來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輸贏可不在乎。有人表示禮貌,讓他當贏家,他絕不接受,總把錢塞在輸家的手中。顧維鈞還自訂了幾條玩牌守則,其中有:受人歡迎,首重牌品,旨在消遣,大小勿論。準時赴約,不得遲到,圈數決定,不增不減。
[33]
- 生活規律
顧維鈞人物榮譽
- 榮譽學位
學位名稱 | 時間 | 授予學校 |
---|---|---|
名譽法學博士 | 民國五年(1916年) | |
—— | 聖約翰大學 | |
—— | ||
—— | ||
—— | ||
名譽民法學博士 | —— | |
名譽古典文學博士 | —— | |
- 勳/獎章、勳位
學位名稱 | 時間 | 授予國家 |
---|---|---|
二等大綬嘉禾章 | 民國四年(1915年) | 中國(中華民國) |
勳三位 | 民國八年(1919年) | |
一等大綬嘉禾章 | 民國九年(1920年) | |
一等文虎章 | ||
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 | 民國十一年(1922年) | |
一等景星勳章 | 1956年(台灣當局授) | |
巴黎國際藝術技術展覽紀念章 |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 | 法國 |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榮譽獎章 | 1949年 | 美國 |
顧維鈞人際關係
關係 | 姓名及生卒年 | 簡介 |
---|---|---|
祖父 | 顧晉恩 | —— |
祖母 | 鄒氏(?-1892) | 太平天國起義時攜子女避居上海,撫養子女成人。 |
父親 | 顧溶(1856-1917) | |
母親 | 蔣福安 | —— |
妻子 | ||
唐寶玥(?-1918) | ||
黃蕙蘭(1893-1993) | ||
嚴幼韻(1905-2017) | ||
長子 | 顧德昌(1915-1998) | 唐寶玥之子。二戰期間曾出任中國駐美使館的空軍武官。後在台灣經商,晚年移居美國。 |
次子 | 顧裕昌(1922-1975) | 黃蕙蘭之子。曾在聯合國秘書處法律組工作,後去菲律賓經商。 |
三子 | 黃蕙蘭之子。經商。1970年代末去世。 | |
女兒 | 顧菊珍(1917-2015) | 唐寶玥之女。曾任聯合國秘書處政治託管非殖民部非洲司司長。 |
繼女 (均為楊光泩與嚴幼韻所生) | 楊蕾孟(?-2020) | 曾在美國哈珀與羅出版社、利特爾與布朗出版社任編輯或總編輯。 |
楊雪蘭(1935-2020) | 企業家。曾任通用汽車公司副總裁。 | |
楊茜恩(?-1992) | 曾任房產公司總裁、中式烹飪教師。 | |
顧維鈞主要作品
顧維鈞平素有記錄所處理的公私事務、保存公私文件的習慣
[37]
,到晚年口述了500小時的回憶錄音,英文稿厚達11000頁,捐贈給母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自1985年起相繼出版中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計13卷,共600餘萬字。該著作後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外交的重要資料。2018年,在顧維鈞誕辰130週年之際,顧維鈞檔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經過數字化處理後回到中國,並捐贈給了復旦大學和上海圖書館。該著作後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外交的重要資料。
[4]
顧維鈞後世紀念
- 天津寓所:顧維鈞故居位於天津英租界威靈頓道(今和平區河北路267號),由1921年以顧維鈞名義在英租界工部局部分土地基礎上所建。現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天津市委員會使用。 [56]
顧維鈞影視形象
類型 | 劇名 | 飾演者 |
---|---|---|
電影 | 《我的1919》
[80]
| 陳道明
[17-18]
|
《建黨偉業》 | ||
電視劇 | 《覺醒年代》 | 何政軍
[55]
|
動畫短片 | 《中國唱詩班》 |
-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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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高克 著.外交家與戰爭 顧維鈞外交官生涯片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2:序言第2-3頁
- 77. 袁道豐 著.顧維鈞其人其事: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06:110
- 78. 沈潛.顧維鈞家族:2018-06,新星出版社:278-288
- 79. 沈潛.顧維鈞家族.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06:前言第2-8頁
- 80. 注:《我的1919》在1999年作為國慶獻禮影片正式上映,是為中國電影為民國外交家立傳的開端。(參見沈潛,顧維鈞家族,新星出版社,2018.06,第288頁)
- 81. 肖崗 著.顧維鈞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12:前言第1-8頁
- 82. 高克 著.外交家與戰爭 顧維鈞外交官生涯片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2:8-14
- 83. 石源華 著.中華民國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2:245-249
- 84. 高見 主編.中國外交官風雲錄:紅旗出版社,1993-09:189
- 85. 高峯.顧維鈞與四位夫人[J].華夏文化,2008(02):39-42.
- 86. 顧維鈞 .中國社會科學詞條庫[引用日期202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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