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工

曾任新四軍政治部文工團團員、第三野戰軍政治部文工團創作員。建國後歷任西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創作員、八一電影製片廠編劇、《解放軍報》記者、總後勤部政治部文藝創作員。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説《紅軍的後代》《瘋人院》等，詩集《喜馬拉雅山下》《成熟的季節》《軍歌禮炮和長虹》等，小説集《情如山水》《顧工偵破小説選》《那年我八歲》《列車長》等，話劇劇本《捕匪記》《第二次攻擊》《什麼最危險》《森林中的火光》，長篇紀實文學《年輕時，我熱戀》，童話《幸運兒和倒黴蛋》，電視連續劇劇本《根在淮水》，電影文學劇本《冰山雪蓮》，詩歌《我站在鐵索橋上》等。顧工還是著名詩人顧城的父親，父子二人同為著名詩人，被傳為詩壇佳話。

顧工出生時時值樓中上下數十盆菊花盛開，得名顧菊樓。5歲時隨父親舉家遷居至北京，讀書至高中，15歲時舉家歸覆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地下黨劇社文藝活動。16歲離開上海去蘇北參加新四軍前夕，顧工和父親打開棋盤，猛烈廝殺。當時，顧工心中暗下賭注：如果能獲全勝，來日必能凱旋。果然顧工勝了父親18子。5年後，顧工隨百萬雄師過長江，穿一套土布軍裝，叩響上海家門。老父親開門後老淚縱橫大為驚喜。為了慶祝勝利，慶祝團圓，就以棋代酒，擺開棋局，重新開戰。顧工於1948年開始文學創作，寫有秧歌劇《李子剛》、諷刺劇《發洋財》等。尤其是顧工17歲時創作的諷刺劇《發洋財》受到了陳毅軍長的高度讚揚，陳毅軍長説，寫《發洋財》的這名同志，上海的年輕人，只有17歲，離開上海，離開媽媽，偷越敵偽封鎖線，這就是很大的勇敢，敢來前線，就是更大的勇敢，對這些熱血青年，我們只有鼓掌歡迎。

1949年顧工隨軍入川，曾參與剿匪戰鬥。1950年秋，鄧小平同志指示西南軍區要寫一部反映淮海戰役的大型話劇，並儘快在軍內外上演。年僅22歲，名不見經傳的顧工與其他幾位師、團級的文藝創作者組成創作小組，時為連級十部的顧工負責撰寫敵軍方面的戲劇情節，劇本完成後定名為《第二次攻擊》，並由嚴寄洲導演解放軍場次，顧工導演敵軍場次。嚴寄洲是位真正的導演。若干年後，他調到了八一電影製片廠，成為解放軍第一位執導軍事題材故事片的導演，先後導演了《英雄虎膽》《野火春風斗古城》等。有人把他稱為“中國的羅姆”，有的報刊把他評為“中國十大優秀導演”之一。而顧工只有20出頭，但卻十分自信。他説，別看我只寫詩、寫劇本，我自信我是個“天才的演員”。當年要是不去參加新四軍，留在上海拍電影，我相信自己早已是位紅得發紫的電影明星。他更相信自己是個“天才的導演”。《第二次攻擊》在昆明公演後，轟動了整個昆明。不久，又由戰鬥文工團排演，在重慶演出，反響強烈。

顧工於1955年調到北京，任八一電影製片廠編劇，1958年到《解放軍報》任編輯、記者。在此期間他寫了反映邊疆建設以及部隊戰士、少數民族人民生活和鬥爭的詩，如《喜馬拉雅山下》《這是成熟的季節啊》等。在顧工看來詩歌是革命前行的力量，是革命的匕首。顧工曾説：“在我當年行軍、打仗的時候，唱出的詩句，都是明朗而高亢，像出膛的子彈，像灼燙的彈殼。”可見他的詩追求的就是一旦“子彈”噴射而出，就要有物質迴響，橫掃醜惡、張揚正義，成為排山倒海、一呼百應的物質力量，創造出驚天動地的偉業，化為不朽。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因為不肯違心地“揭發”和在“運動”中使用武力威脅同事們，顧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所謂的“中國的葉莆圖申科”、“中國文藝界修正主義的急先鋒”，被勒令“下放改造”。下放農村後，顧工甘當逍遙派，帶領全家在渤海荒灘的農場勞動。在下放的過程中，顧工被分配去養豬。在流放生涯中，顧工帶着兒子顧城一起餵豬，這成了父子倆日常生活中的最大樂趣。在下放過程中，顧工寫了反映50年代解放軍進藏築路與藏胞共建祖國、保衞邊疆的長篇小説《紅軍的後代》，再現了高原的壯麗風光，具有鮮明的民族色彩，在藝術上進行了新的探索和追求。

1974年，顧工回到總後勤部宣傳部從事專業創作，接連創作了《火的噴泉》《排戲》（劇本）、《大海的子孫》（散文集）、《征戰集》（詩集）等文藝作品。 改革開放後，顧工的兒子顧城作為朦朧詩的代表作家譽滿天下，因為父子倆都是詩人，也常常被邀請去一起講課。有一次，父子倆同時應邀去周口店為文學愛好者講課。顧工講到了過去：戰爭、行軍、烽火、槍聲，佈滿屍體的山谷和哭泣的孩子；顧城也講了過去的事情，他講的卻是“文化大革命”，那寂寞而危險的歲月，那孤寂而漫長的流放生涯，還有他所愛的鳥，他所夢想的人，童話世界和昆蟲的故事…… 在家裏，父子倆也常常發生爭論和探討。而且，經常有一些與顧城同齡的年輕人，帶着理解，有時也帶着迷惑，與顧城熱烈、興奮地討論他的朦朧詩。作為詩人的顧工創作模式也逐步發生了變化，當他順着年輕詩人的思維、觀察方式和藝術表現方式去讀他們的詩時，他已經能讀懂、甚至還常常能激起他新的創作靈感。隨後顧工接連創作了《戰神和愛神》（詩體小説）、《霸王龍的末日》（中篇小説）、《那年，我8歲》（長篇小説）、《情如山水》（中篇小説集）、《愛情交響詩》（詩集）等作品，為繁榮詩歌事業做出了貢獻。

作為詩人，顧工可以被稱為20世紀50-70年代最“標準”的詩人。他的詩，鮮明而規範地體現着那個年代新中國詩歌的總體特徵，與當時詩歌主流同質同構，具有代表意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