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型小説

我們對文學有各種分類方法，比方説，最大的最廣泛的文學分類就是從文學體裁上將文學分為小説、散文、詩歌、戲劇，所謂的四大塊，是我們的文學刊物辦刊的基本原則。又比方説，小説可以按照篇幅的長短分為長篇小説、中篇小説、短篇小説，按題材的不同分為工業題材、農業題材、軍事題材，等等。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認為，類型“在文學批評中指文學的種類、範型以及現在常説的‘文學形式’。文學作品的劃分向來為數眾多，劃分的標準也各自懸殊”。文學類型是指人們對文學進行分類的方式，類型文學則是指文學類型化傾向的固定形式。文學類型化傾向應該是文學的一種常態，大家可能覺得奇怪，文學不是最強調獨創性的嗎，怎麼類型化傾向又是它的一種常態呢？事實上，文學僅僅有獨創性是不行的，如果每一部作品都與以往的作品毫無共通之處，都是完全的獨創、完全的創新，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讀者無法在已有的閲讀經驗和審美經驗基礎上來接受這個作品。不管是創作也好，還是閲讀欣賞也好，都是人類經驗的積累和展開，如果永遠都是獨創的，沒有共同之處的，人類的經驗就不可能積累、深化。因此，當文學創作過程中有一種新的因素被人們接納並受到人們的歡迎時，這種新的因素就會產生一種吸引力，作者會被這種吸引力所吸引，自然地靠近這種新因素，而讀者則會在閲讀中認同這種新的因素，形成固定的審美經驗。這就是我説的文學類型化傾向。由於存在着文學類型化傾向，審美經驗才有可能獲得不斷的積累和提高。所幸的是，文學不僅僅存在着文學類型化傾向，而且還存在着創新性傾向，創新性是反類型化的，創新性傾向就避免了因為類型化而導致文學的千人一面。從一定意義上説，文學就是在類型化和反類型化的相互抗衡相互爭奪的張力中發展的。類型文學就是將文學類型化傾向以一定的形式將其固定下來，用一個比喻來形容，類型文學就是搭建起一個固定的舞台，作家要在程式化的表演中展現文學的獨創性。

具體在小説中，我們就會有小説類型一説，小説類型同樣也是不同於類型小説的。小説類型是指在分類上更寬泛一些，也可以有多種分類方式，比方説，在某種理論視野下，小説就分為了純小説和通俗小説兩類。類型小説則是指那些在題材選擇、結構方式、人物造型、審美風格等方面有着比較定型的類型化傾向的、讀者對其有着固定的閲讀期待的小説樣式。

類型小説古已有之，但我覺得今天我們談論的類型小説主要還是指現代小説以來的類型小説。因為只有進入到現代化社會，類型小説才會發展得更加充分。現代化社會的市場經濟和市民階層，是通俗文學發展興盛的兩大基礎，在這樣的背景下，類型小説具有了更完整的形態、更充分的發展，也更加豐富多彩。中國現代意義上的通俗文學是產生於十九世紀末，當時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現代報刊的興辦，這些現代報刊為通俗文學的誕生提供了一塊新鮮的沃土。當然，在這些現代報刊中，與通俗文學關係尤其密切的是小報。據統計，從清末到辛亥革命前，上海出版過四十餘種小報。第一份小報是李伯元於1897年創辦的《遊戲報》。事實上，在新文化運動之前，以白話文為基礎的現代意義上的小説就已經存在了，並且發展得如火如荼，這就是清末到民國初年的通俗文學。所以，準確地説，應該是通俗文學最早拉開中國現代文學的序幕。當時對待白話文學這一新的文學，有兩種觀點。一種是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觀點，他們要把小説改造成啓蒙羣治的利器。我們印象最深的應該就是梁啓超寫的一篇《論小説與羣治之關係》的文章，他説：“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説。”但當時的通俗文學作家和組織者(特別是小報的主編們)則強調了小説的遊戲和娛樂功能，他們走的就是類型小説的路子。所以李伯元將他辦的報紙直接取名為《遊戲報》，當然他也不是惟遊戲而遊戲，惟娛樂而娛樂，當時他的報紙成功了，也有不少人攻擊他。但不管怎麼説，他把握了一點，小説一定要寫得好看好讀，要讓普通讀者能接受。就是在他的極力推崇下，迎來了第一波現代意義上的類型小説——“譴責小説”的高潮。譴責小説是魯迅命名的，魯迅在《中國小説史略》中將四部小説作為譴責小説作了論述，這四部小説就是《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和《孽海花》，後來這四部小説被稱為“四大譴責小説”，讀這些小説，就發現它們具備了類型小説的一些基本特徵。魯迅還特別説到它們是“特緣時勢要求”而產生的一股創作潮流，這其實是指出了類型小説是具有時尚性的，是與時俱進的產物。所以，類型小説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是將類型化逐漸固化和定型的過程，固化和定型的工作做得漂亮，這種類型小説的生命力就比較長，也比較有欣賞價值。

現在網絡上對小説的類別分得非常詳細，這是出於閲讀和吸引眼球的需要，但其中的分類嚴格説來，有些並不構成類型小説。比方説，青春小説、職場小説，因為這類小説在類型化的固化和定型上並不充分。青春小説，或者更嚴格一些，青春校園小説，只是限定了作品的題材範圍以及作者的年齡。一般來説，青春小説都是正處在青春期的年輕人寫與自己的青春期有關的小説。從這個角度看，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青春小説，每一代人都會有每一代人的青春小説。但每一個時代的青春小説，以及每一代人的青春小説，無論在主題設置上、審美風格上、敍述方式上都不會是相同的，即使是現在流行於網絡的青春小説——它們多半出自“80後”，現在又由“90後”接過了接力棒——也很難説有比較明顯的類型化特徵。當代文學是從新中國成立算起的，新中國成立後大放異彩的就是青春小説。王蒙、路翎、宗璞、鄧友梅、劉紹棠都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他們的作品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強烈地流露出他們內心的青春喜悦和青春自信，另一方面，他們又以青春的腳步去追趕時代的大潮，力圖將自我融入到時代大潮之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王蒙的長篇小説《青春萬歲》，他寫這部小説時才二十歲上下，小説典型地體現了青春文學的三個主題詞：理想、愛情、自我。但是新中國成立後始終堅持的一條革命化路線，是要求知識分子將自己改造成與工農兵相一致。這條路線體現在文學上就不可避免地要否定青春的書寫，因此王蒙當時寫出了這部小説卻得不到出版，直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此刻的青春文學已經被規約為一種“乖孩子”式的青春文學了，丟失了青春文學的精髓。現在的青春小説成為了一股強大的文學潮流，但它更多地打上了市場化的烙印，其青春的自由性和個人性仍大打折扣。青春小説顯然不是典型的類型小説。總的來看，網絡上排列清晰的類型小説名錄，大致上有幾種情況，一種是在類型化上基本定型的、成熟的類型小説，一種是正在固化其類型化的類型小説，再一種不過是分類上便於吸引讀者的所謂類型小説。

眼下的類型小説還要經過時間的考驗，先放下不評，就説以前的類型小説，科幻小説有儒勒·凡爾納的《海底兩萬裏》，偵探小説有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集》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偵探系列，武俠小説則有金庸的作品。讀這些類型小説的經典性作品，就會發現，這些作家將類型小説的類型化功能發揮到極致。類型化功能是與娛樂性相關聯的。有位研究者在研究類型文學時提到一個“核心趣味”的概念，我以為這個概念很好，抓住了類型小説為什麼會給讀者帶來娛樂性的本質。類型小説就是在核心趣味上做文章，讓喜歡這種趣味的讀者能夠得到精神上的極大滿足。比如偵探小説可以説是為讀者提供了一次複雜的智力遊戲，而武俠小説顯然是與人類的尚武精神相關的。

強調類型小説的娛樂性，那麼，我們要不要關注類型小説的思想性和精神價值呢？我們常常會聽到人們這樣責問通俗小説或類型小説，這的確是一個應該認真回答的問題，但我覺得這個問題的核心其實是在貶低和指責類型小説乃至通俗小説。也就是説，這個問題一提出來，就把類型小説置於一種被貶低和被攻擊的位置上，因為這個問題預設了一個理論前提，就是將娛樂性同思想性和精神價值對立起來，彷彿這二者是你死我活、有你無我的關係，如果你強調了小説的娛樂性，就必然會損傷小説的思想性和精神價值。我以為這個理論前提是不成立的，因為小説作為一種語言藝術，我們是無法剔除掉小説的思想性和精神價值的，問題在於，一部小説給我們傳達了什麼樣的思想性和精神價值。而這不是由娛樂不娛樂來決定的，這是由作家的主體決定的，是由作家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決定的。一個純文學的作家，他也許根本不講究小説的娛樂性，但也許他在小説中傳達的是一種頹廢的、厭世的、灰色的思想性，傳達的是一種陳舊落後的精神價值。至於類型小説，儘管它強調娛樂性，但這種娛樂性仍然是一種精神上的消遣，不是一種身體上的消遣，是與在洗浴中心和按摩房裏獲得的消遣不一樣的，後者是一種身體的消遣，而閲讀類型小説的消遣激發了精神的活動。當然，類型小説既然把娛樂性放在第一位，勢必就會稀釋了小説的思想性和精神價值，另外，在很多情況下，類型小説所包含的思想性和精神價值並不見得非常深刻獨特，可能是一種公共性的思想，是一種常識性的表達，因為公共性的思想和常識性的表達能夠爭取到更廣大的讀者的認同。其實，文學作品即使是傳達一些公共性的、常識性的思想，其社會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一部很好看的小説，被眾多的讀者喜愛的小説，也許僅僅在表達“要做一個善良的人”這樣一種非常淺顯的人生道理，這不也挺好嗎？總之，娛樂性是否影響到小説的思想性，這完全是一個偽命題，因此，我們不應該以思想性為由去反對類型小説的娛樂性。儘管大量的類型小説的思想性是屬於稀釋的、被沖淡了的，而且也缺乏特別有思想衝擊力的、有獨到見解的作品，但同樣也有一些類型小説具有深厚的精神價值以及犀利的思想鋒芒。所以我們一定要正確對待類型小説的娛樂性，我們完全可以批評某部類型小説所表達的思想意義不健康，但我們不應該因此就把責任推到娛樂性上，我們可以希望類型小説能寓教於樂，但我們更要防止以教傷樂。

類型小説既然是娛樂化的最優化通道，那麼，是不是就註定了類型小説是短命的呢？前面還説到類型小説具有時尚性，時尚也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東西，時尚總是在長江前浪推後浪，新的時尚出現，就會把正紅火的時尚打入冷宮，類型小説是不是也和時尚有同樣的遭遇呢？有些類型小説可能就像時尚一樣，只能紅火一段時間，就像前面提到的譴責小説，因為當時社會正處在轉型期，混亂不堪、怨聲載道，譴責小説正好迎合了這種社會情緒。但是類型小説同樣留下了經典性的作品，即使流行的時尚已經煙消雲散，這些經典性的作品仍然受到讀者的喜愛。這些經典性作品並不停留在類型化上，又都包含着鮮明的反類型化的努力。就是説，這些作家能夠恰當地處理類型化與反類型化的張力。單純靠類型化，成不了經典，還必須有反類型化的加入。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説的類型小説的基本特點之一：反類型化是類型小説保持活力的內在動力。我想舉一個成功的例子，這就是丹·布朗的《達·芬奇密碼》，這部小説2003年在美國出版，後來翻譯成多種文字在各國出版，至今在全球的銷售量已經突破六千萬冊，它是最成功的暢銷書。我們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類型小説，但它糅合進了多種類型小説的元素，如偵探、驚悚、懸念，甚至還有架空的元素，比如小説涉及到很多歷史事實，包括大量達·芬奇的名畫，但作者完全以自己想象的方式重新加以處理，所以小説出版後，不少批評者就批評小説有太多的歪曲事實和捏造之處。小説寫的是哈佛大學的宗教符號學教授羅伯特·蘭登在破獲巴黎盧浮宮的館長雅克·索尼埃被謀殺一案所發生的故事。索尼埃死得很神秘，它的赤裸的屍體以達·芬奇的名畫維特魯威人的姿態躺在盧浮宮裏，索尼埃死前在身邊寫下一段隱秘的信息並且用自己的血在肚子上畫下五芒星的符號。小説是一個逐漸解謎的過程，並牽出好幾條線索，一個神秘接着一個神秘，把我們都壓得喘不過氣來，但最後都真相大白，從而體會到一次智力拼搏的快感。可以説，丹·布朗非常巧妙地在類型小説中展開反類型化的想象，他大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