韻語陽秋

《韻語陽秋》是一部宋代詩話集，又名《葛常之詩話》、《葛立方詩話》，全書共二十卷。

據徐林《韻語陽秋序》：“隆興元年（1163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明 年葛立方卒，則知為作者晚年絕筆之作。作者《自序》則謂不耐經注政論，“獨喜讀古今人韻語，披詠納繹，每畢景忘倦。凡詩人句義當否，若論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若背理傷道者，皆為説以示勸戒。書成，號《韻語陽秋》。昔晉人褚裒為皮裏陽秋，言，口絕臧否，而心存涇渭，餘之為是也，其深愧於斯人哉！”書名源此，亦可見其用心良苦。所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也明顯可見。故徐序謂“今欲求《風》《雅》之正，探本而遺末，讀常之之書，庶乎進子是哉”。

大概作者以為明定類例反而有窒礙難通之處，所以不示人以明顯的編排體例。但是據各卷內容仔細考察，亦似略有類聚區分。如郭紹虞《宋詩話考》分析：“大抵一二兩卷論詩法詩格，三四兩卷則論詩之本事，五六兩卷重在考證，七八兩卷多涉用事，九十兩卷則多評史之作，十?卷論仕宦升沉之況，十二卷述死生達觀之理，十三卷重在地理，十四卷多論書畫，十五卷則述歌舞音樂，十六卷則述花鳥蟲魚，十七卷述醫卜雜技，十八卷則論人識鑑，十九及二十卷則歲時風俗飲食婦女之屬附焉。”其中議論失當或疏訛失考之處，頗有所見，但就總體而論，如《四庫提要》所説：“然大旨持論嚴正，其精確之處，亦未可盡沒也。”其就詩歌故事發微抉要，略作評述，而見其理論主張。這就為後世的知人論世、評價詩人詩作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理論借鑑，富有理論啓迪意義。概括起來有三點：

一、在江西詩風猶盛之時，立方受時風薰染，論詩推尊杜甫和蘇黃，多言江西詩法，肯定了黃庭堅和陳師道“點化”、“換骨”諸法，不脱江西詩派窠臼。但是他又能跳出江西詩派之外，批評其故作拗折而刻意求奇諸弊。在當日詩壇，此論具有補弊糾偏的現實針對性。

二、針對南宋國土淪喪、偏安東南的現實，發揮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説，高倡觀物感興的美刺寄寓宏論。，雖承前人之言，但具有新的歷史內容。如卷二雲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他以杜甫《萵苣詩》為例，説明“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據此而言感興，謂“始可以言詩矣”。

三、在詩歌的藝術美學探索方面，也頗有心得，啓人至深。如開篇即引陸機《文賦》“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二句，盛讚創新精神，最終歸於平淡自然詩風，而反對雕琢形似之偽。又如倡言“詩思”，已接觸到藝術思想中的靈感問題，並進一步揭示了詩歌創作的心理特徵。卷十六雲：“人之悲喜，雖本於心，然亦生於境。”肯定了心境相生的説法。又曾記錄歐歐歐陽修兩首《啼鳥》詩，一作於外貶的滁州州州，一作於應召回京之時，客觀鳥啼同聲，而主觀感受不一，產生了移情作用，因而藝術效果迥異。因此斷言：“蓋心有中外枯菀之不同，則對境之際，悲喜隨之爾。啼鳥之聲，夫豈有二哉？”形象而生動地揭示了文藝心理的奧秘。

《韻語陽秋·卷二》雲：“鹹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昆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為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

其後持此説者頗多，如清人汪詩韓《詩學纂聞》雲：“逮宋而楊大年與錢、劉號江東三虎，詩宗李義山，謂之西昆體。大年復編敍十七人之詩為《西昆酬唱集》。”

其實這是錯誤的，“江東三虎”之名是在楊億死後二十多年的慶曆年間才出現的；它不是指詩風，而是指為政；不是指楊億與王鼎、王綽，而是指楊億之侄楊紘與王鼎、王綽，根本與楊億無關。《宋史·楊紘傳》載：“紘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邑千萬家，俱受害邪？’聞者望風解去，或過期不敢之官。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

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宋刻本很珍貴，而影印本也有參考價值。另有明正德二年菖諶重刊本。叢書中有《學海類編》、《藝圃搜奇》《常州先哲遺書》諸本。今通行的是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的《歷代詩話》排印本。

葛立方，(？～1164)， 南宋詩論家、詞人。字常之，自號懶真子。丹陽（今屬江蘇）人，後定居湖州吳興（今浙江湖州）。其父葛勝仲也是填詞名家，父子齊名於世。 ^[1] 

葛立方於紹興八年(1138)舉進士。曾任正字、校書郎及考功員外郎等職。後因忤秦檜而得罪，罷吏部侍郎，出知袁州、宣州。二十六年歸休於吳興汛金溪上。隆興二年卒。

葛立方“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一世”(沈洵《韻語陽秋序》)，著述除現存《歸愚集》、《韻語陽秋》外，還有失傳的《西疇筆耕》、《萬輿別志》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