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考古學

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的一個新興的分支。它的研究範圍與考古學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對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而與美術考古、絲綢考古、陶瓷考古、青銅器考古等學科並立的，國際上稱為音樂考古學。中國當代的音樂考古學基於研究角度的不同，其來源雖亦出自對於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實際內容已越出考古學的範圍。

例如：古陶壎的研究可以藉助陶瓷考古的手段及其已有成果來鑑定它的形制、年代、文化屬性等；《曾侯乙鍾銘》的研究必須藉助於古文字考古與青銅器考古的成果；《敦煌古譜》的研究也必須依據於古譜原件的文物考古研究。但由此又引出古壎音階問題，鍾銘的先秦樂律學史問題，敦煌譜的譯解問題等。

因而，其研究範圍常常涉及古代樂律學、音樂形態學、音樂民族學的許多具體問題；也能從音樂學的角度起反饋作用，以助益於考古學的研究。例如：對於商、周青銅編鐘的音階發展史的研究，可以反過來對發掘資料不全的古編鐘提供斷代根據。著名的信陽“□□”鍾，首鍾是否與其他十二件編鐘同套的問題，即依據於編鐘音階結構及其聲學方面的測音研究而得結論。因此，中國當代音樂考古學的內涵帶有更多的綜合學科、邊緣學科的性質。

它的存在價值在於為音樂學特別是音樂史研究開闢了彌補文字史料不足的新領域與研究方法上的新途徑，而不在於單純作為考古學的一個門類的補充。

外國的音樂考古研究自歐洲文藝復興開始，數百年來已在實物（包括樂器以及有關的建築、雕塑、圖畫等）和文字、樂譜史料的發掘、收集保存方面有許多成就，寫出了許多有關古代各時期的各種民族的音樂史料考證及研究成果。

大體來説，在16世紀以前，歐洲的考古活動始於歐洲中部地區，17、18世紀開始對古希臘、羅馬發生興趣，18世紀末，拿破崙入侵埃及，研究的對象也擴展到埃及；美國獨立前後美洲的考古也初見眉目。19世紀中葉，在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進行了大規模考古活動。隨着音樂民族學的逐漸發展，19世紀也是對各民族音樂史料開始進行發掘、考古的時期，尤其是對東南亞地區。進入20世紀後，考古的方面就更廣了，並對墨西哥、大洋洲地區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日本對於東方的考古工作也是相當有成績的。

西方已發掘出的古代音樂的珍貴文物，較重要的有：

公元前約3000年蘇美爾人的黏土浮雕上彈奏絃樂的人像（現藏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博物館）；公元前2825年埃及墓壁畫上所繪的女豎琴演奏者、吹笛者以及領樂人的繪像；公元前2700年薩加拉的墓壁浮雕所刻歌手、音樂家和舞女像（均藏埃及開羅博物館）；公元前2400年祭司王谷迪亞時代蘇美爾人的凍石壺部分所刻的打鼓像，還有同時代特洛的蘇美爾王宮殿石灰石浮雕上所刻祭祀時演奏11弦豎琴的場面（藏法國巴黎羅浮宮博物館）等。

至於古希臘、羅馬時代的文物就更多了，被發現的古老樂譜有古希臘藝人品達羅斯（公元前522?～前443）頌歌的片斷[A.基歇爾（1601～1680）在墨西拿附近聖薩爾瓦多僧院圖書館發現]；V.加利萊伊於1581年發現2世紀初邁索邁澤斯的3首讚美歌（獻給藝神繆斯、太陽神赫利俄斯以及復仇女神涅墨西斯）；此外，如1883年音樂考古學家在小亞細亞的特拉洛斯發現一圓柱刻有B調古記譜法的唯一古譜，塞依基路斯的墓誌銘《悲歌》；在希臘德爾斐廟壁石雕中發現公元前2世紀的兩首阿波羅讚歌；在埃及發現希臘悲劇作家歐里庇得斯的《奧瑞斯忒斯》開頭的《立歌》片斷等，都是極為珍貴的音樂文物。

由於音樂考古的範圍涉及面極廣，要全面敍述其成就是困難的。音樂史學、音樂民族學以及傳統的音樂研究所取得的各種成就，無不與考古研究有關。許多音樂史家及音樂民族學家本身也對考古有一定的研究，這足以證明音樂考古研究對音樂學發展所作出的貢獻。至於專門對音樂考古學的理論與實踐作較全面論述的著作，迄今尚未多見。

中國的音樂考古研究可以溯源到先秦諸子。《孟子·盡心》記載了孟軻和他的學生子高的對話，其內容為探討一件先商樂器的性狀，並與周初樂器相比較的考古研究。

東漢以後，歷代樂志、律志中都曾根據當時的出土文物對前代的定律器作了文獻的或度量衡方面的考證。宋代“金石學”的創造對樂器考古研究起了重大作用。由於唐末五代以來貴族政治的破產，學術思想上突破了前代的章句註疏之學，樂器考古也開始注重圖形、款式、各項數據的著錄與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呂大臨《考古圖》10卷及其釋文等。

後世在樂器考古方面，仍然沿着宋代金石學的途徑研究。清代的乾嘉考據學派也有一定貢獻。

20世紀在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出現了文學家劉復所開創的古樂器測音工作，並有考古學家唐蘭《古樂器小記》等著作。50年代以後，中國音樂史專著以及由音樂學家倡導的音樂考古調查研究活動中，充分重視了文獻考證與實物考古相結合的研究工作。1978年曾侯乙墓樂器出土後，音樂考古學又出現了與音樂民族學相結合的新傾向，有了新的發展。

近年來，中國的音樂考古學比較重視的工作之一是對古譜的發掘和翻譯，對敦煌古樂、西安古樂、北京智化寺古譜、福建南音以及河南、山西、西藏、新疆的寺院音樂資料都在積極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提出了建立古譜學的新要求。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