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心度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01]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02]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奸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奸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奸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03]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

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法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04]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

能越[05]力於地者富，能起[06]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07]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08]自恃者，王可致也。 ^[1] 

【註釋】

[01] 從：通“縱”，放縱。

[02] 惡(wù)：厭惡，憎恨。

[03] 王(wàng)：稱王，即統治天下。

[04] 知：同“智”。

[05] 越：當做“趨”

[06] 起：當做“趨”

[07]適：專注，專門在這方面致力的意思。

[08]上：通“尚”，崇尚。

聖人治理民眾，謀慮人的本性這個根本問題，不放縱民眾的慾望，其用心務必對民眾有利，所以當必須對民眾動用刑罰時，並不是厭惡民眾，而是出於對民眾的愛護。刑罰一嚴厲，民眾就比較循規守法；獎賞太多太濫，奸邪之事就不斷滋生。所以，做治民這件事，讓刑罰嚴厲是第一要務，濫施獎賞則是造成混亂的根源。要知道，民眾按其自然本性來説，是喜歡混亂的局面而不喜歡受法制約束的。所以，明君治理國家，總是明定獎賞，這樣，民眾就會努力於建功立業；同時又加重刑法，這樣，民眾就會習慣於法制的約束了。民眾努力於建功立業，國家的政務就不會受到干擾；民眾習慣於法制了，奸邪之事就無從產生。所以，善於治理民眾的君主，總是把禁奸這件事做在奸邪之事尚未發生之時；善於用兵打仗的統帥，總是開戰之前就讓民眾在思想上服膺這場戰爭。就是説，想禁止民眾做什麼，要先從根本上使得民眾不想、不敢做那被禁之事，才會真正收到成效；想使用民眾去打仗，要先使民眾真心支持這場戰爭，才能最後取得戰爭的勝利。聖人對於“治民”的基本觀點，是認為首先要治理民之“本”，國家就會、才會強盛；遇有戰事時，首先要動員民眾，使他們在思想上支持這場戰爭，就會、才會獲得戰爭的勝利。這是因為，治理民眾，做到“先治”、“先戰”了，就能統一民眾的思想；民眾都以國家公事為重了，就不會為了滿足私慾而不惜損害公利；實行了獎賞“告奸”的政策，奸邪之事就難以發生；國家要治理的事項都在法律上做了明確的規定，治民的事務就不會繁多而難於處理了。誰能夠奉行這四條，他的國家就強盛得勝；不能奉行這四條，他的國家就衰弱失敗。一個國家走向強盛，靠的是治民政策正確，一個君主享有尊貴，憑的是擁有權勢。所以得到明君評價的君主，一定既有權勢，又有好的治民政策。昏君可能最初也是既有權勢，又有並不錯的政策的，但他沒有堅持實行最初的好政策，就是説，他成了昏君，是因為他後來實行了相反的政策。因此，明君是因為握有權力而享有威望，因為一貫地實行好的政策而使國家得到大治。所以説：法制是稱王的根本措施，刑律是君主對民眾有愛心的初始表現。

民眾的天性是厭惡勞作而喜歡安逸的。人只顧安逸，就會荒廢正業；君主荒廢了正業，國家就得不到治理；國家得不到治理，就會出亂子；因此，君主要是不把獎賞和刑法普遍施行於他的國家，是終於會釀出亂子來的。誰想成就王天下之大業，卻又不去爭取廣大民眾的支持，那是決沒有希望成功的；君主想要完善自己的法律體系，卻又不肯變革自己現行法律制度的話，他就別想真正治理好國內的民亂。治民是不會有永遠不需修改的“常法”的，哪種做法最有利於“治”，就把它確定為“法”，換言之，法制因時制宜地修訂，才能最好地發揮治國的效能；治民的方式與社會情況相適應，才能產生所希望的作用。因此，民風淳樸之時，用名分規範人們的言行，就能讓國家達到大治；人們善於玩弄智巧時，利用刑罰來限制他們的行為，都只能讓民眾服從規矩；時代變了，治民的法律不變，那一定會導致社會動亂；善於耍智巧的人多了，國家頒發的禁令不做相應的改變，國力一定會削弱。所以，聖明君主治理民眾的指導思想是：法制要隨着時代的發展而進行修改，禁令要因應人們智能的提高而加以調整。

能在農耕方面充分發揮力量的社會就富裕，能在戰爭領域充分調動力量的國家就強盛，國家就強盛；保持強盛趨勢持續不斷地發展，就可以王天下。所以王天下之途既在於開創什麼，又在於禁絕什麼；能夠徹底禁絕奸邪的君主，必定王天下。因此，王天下的道路不是指靠別國不來擾亂自己，而是依靠自己不可能被擾亂。建立在指望別國不來搗亂的基點上，這樣地治國用民必定使國家逐漸衰落貧弱；建立在爭取自身不可能被人搞亂這個基點上，去切實地推行法治，一定使國家走向繁榮富強。所以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專注於自己不可能被人搞亂的道路。一個國家，民風若是以獲得爵位為尊貴，它的君主一定權重勢大，所以在他的國家，可以憑着給有功之人加爵晉級的政策，就使得壞人沒有了可乘之機。崇尚農耕的國家裏，爵位就很尊貴；爵位很尊貴，君主就受到尊敬；君主受到尊敬，就一定會王天下。哪個國家要是不依靠農耕而是依賴私學立國，在它那裏爵位就會被人看得很賤；爵位被人看得很賤，它的君主的威望就低；君主威望低，國家就必定衰落貧弱。所以，立國治民的正確道路是：使外敵無法擾亂我，國內禁絕一切違法活動，君主崇尚自強；具有這三個條件，王天下的目的就可以實現了。

^[1] 

韓非子（約前280-前233），即韓非，為韓國國君之子，戰國末期韓國人，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後世稱“韓子”或“韓非子”，中國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著作有《韓非子》一書。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