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問辯

或問曰：“辯安生乎？”

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

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

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採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儀的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説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説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捨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1] 

有人問道：“辯説是怎麼產生的呢？”

韓非回答説：“產生於君主的不明智。”

問話的人説：“君主不明智就產生辯説，為什麼呢？”

韓非回答説：“在明君的國家裏，命令是最尊貴的言辭，而法律是處理政事的最高準則。除命令外，沒有第二種尊貴的言辭；除法律外，沒有第二種行事的準則；所以言論和行動不合乎法令的必須禁止。如果言論沒有法令作依據，但可以對付詭詐、適應事變、謀得利益、推斷事理的，君主必須採納這種言論並進而責求它的效果。言論和實效相符，就給重賞；言論和實效不符，就給重罰。因此愚笨的人畏罪而不敢説話，聰明的人沒有什麼可爭論的。這就是沒有辯説存在的原因。亂世就不是這樣了。君主有命令，而平民可以用學術主張加以反對；官府有法律，而平民可以用私人行為加以違反。君主反而放棄法令而尊崇學者的智慧和行為，這就是世上有那麼多人從事學術活動的原因。言行要以功用作為它的目的。磨快獵箭，用來無目的地亂射，箭頭不曾不射中細小的東西，但是不能稱為善於射箭的人，因為沒有固定的靶子。設立直徑五寸的箭靶，拉開十步的距離，不是羿和逢蒙不能一定射中，是因為有固定的靶子。所以有固定的靶子，羿和逢蒙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是技藝高的；沒有固定的靶子，胡亂發射而射中微小的東西，仍然算是技藝差的。現在聽取言論，觀察行為，不把功用作為它的目的，言論雖然很明察、行為雖然很剛直，不過是些胡發亂射的言論。因此在亂世裏，聽取言論時把隱微難辨作為明察，把博學多文作為雄辯；觀察行為時把遠離社會作為賢能，把違抗君主作為剛直。做君主的喜歡這種明察，雄辯的言論，尊重這種賢能、剛直的行為，所以那些制訂法術的人，雖然確定了行為的標準，分清了爭辯的是非，但沒有人加以肯定。因此儒生、遊俠多了，耕戰的人就少了；‘堅白’‘無厚’的詭辯風行起來，憲章法令就會遭到破壞而消亡。所以説君主不明察，辯説就產生了。” ^[1] 

韓非子（約前280-前233），即韓非，為韓國國君之子，戰國末期韓國人，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後世稱“韓子”或“韓非子”，中國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著作有《韓非子》一書。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