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制分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

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為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

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奸為務。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窺奈何？曰：蓋裏相坐而已。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窺，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窺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窺彼，發奸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奸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奸類發矣。奸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

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奸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奸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1] 

凡是國土廣大、君主獨尊的，沒有不是因為法制嚴厲而可以在天下達到令行禁止的。因此作為君主在劃分爵位、制定俸祿時，就必須嚴格執行重法原則。國家太平，民眾就安定；政事混亂，國家就危險。法制嚴厲獲得人情，法禁鬆弛有失實際情況。況且拼命出力，是民眾固有的，他們的心理無非是想拼命出力去獲得渴望的東西。而民眾喜好什麼，厭惡什麼，是由君主所控制的。民眾喜好的是利祿，厭惡的是刑罰，君主掌握民眾好此惡彼的心理來使用民力，和實際情況不應有差錯。既然如此，那麼法禁鬆弛，實際情況有差錯，正是由於刑賞不當。君主治理民眾不秉法度，做善事也不秉法度，這樣情形一旦出觀，也就等於沒有法制了。

所以國家治亂的原理，應把致力於區分刑賞作為當務之急。要治理國家，沒有哪位君主不實行一定的法令，然而結果卻是存亡各異。君國滅亡，在於法令之中刑賞不分。治理國家的君主沒有誰實行刑賞，是不加區分的。然而有的所謂“區分”，是拿了不同標準進行區分，實際上這並不能稱為真正的區分。至於明察的君主的刑賞區分，則是按統一標準進行的區分。因此明君統治下的民眾都重視法制畏懼禁令，既希望不要犯罪，又不敢等待取賞。所以説：不等到用刑用賞，民眾就都服服貼貼地做事了。

因此，那種治理得最好的國家。善於把禁止奸邪作為急務。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禁止奸邪的法律是和人情息息相通，和政理緊密相關的。既然如此，那麼去掉那些不易覺察的奸邪行為要用什麼方法呢？關鍵在於一定要使民眾窺探彼此的隱情。那麼又怎樣使民眾互相窺探呢？大致説來，也就是同裏有罪，連坐受罰罷了。假定禁令有牽連到自己的，從情理上看，他們不得不相互監視，唯恐牽連到自己頭上。不允許有奸心的人得到隱匿的機會，靠的是四下裏有眼睛盯着。這樣一來，民眾自己就會謹慎小心而對別人進行監督，從而揭發壞人的隱秘。告奸的人免罪受賞，有奸不報的人一定要連帶受刑。如能這樣，各種各樣的奸人就被揭發出來了。連細小的奸邪行為都不容發生，是靠暗中告密和實行連坐所起的作用。

對法律整飭得極其嚴明的君主，依靠的是法律條文而不是人才。因此有辦法的國家，無需名揚四海，就能無敵於天下，國家得到治理，這都是依靠法度的緣故。喪失主權的國家，讓敵兵公開地在境內活動而不能予以防禦制止的原因，在於只憑一二人才而沒有法術，自取滅亡，是人為的因素在起作用；進攻別國，是法術的力量在起作用。所以在有辦法的國家裏。總是排斥空談而仟用法術。

凡屬和有關條例存關奈例曲相附會的虛功是難以識破的，凡屬經花言巧語掩飾的錯誤是難以發現的；因此。刑賞易為表裏不一的情況所惑亂。所謂依據條例而難以識別的功勳。就是奸功；臣下那些難以發現的過失，就是失根。依據條例則不能發現虛功．儀依常情判斷就發現不了姦情。這樣一來。刑罰和賞賜怎能不雙雙產生差錯呢？因此，徒有虛名的功臣在閏內撈得聲譽，誇誇其談的説客在國外巧取私利，結果愚妄、怯懦、暴慶、巧詐的種種人物串通一氣，用虛無的道理迎合世俗、取悦社會。所以那些國法得不到執行，而罪不容誅的犯人得以逃脱刑罰的制裁。這樣的話，刑罰和獎賞怎麼會不發牛歧異？事實本來擺在面前，但按常理推斷卻失去了正確度量。度量發生差錯，並不是法度造成的；儘管法制業已明定，但依靠的卻是私智。放棄法制而依靠智慧，那麼接受任務的官員怎能把握要領？事務要領與事務本身統一不起來。那麼法令哪能不出差錯，而刑罰又哪能不趨煩亂？因此，賞罰混亂不堪，國法錯誤百出，是由於刑賞區分不明。 ^[1] 

韓非子（約前280-前233），即韓非，為韓國國君之子，戰國末期韓國人，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後世稱“韓子”或“韓非子”，中國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著作有《韓非子》一書。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