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林

韓林，原名韓淑貞，曾用名寒林，1920年4月生，山西平定人。1936年12月參加革命工作，1937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9月，韓林同志在平定初中畢業後，走進太原女子師範校園，大量閲讀進步書刊，積極追求革命理想。1936年的“一二﹒九”運動和“西安事變”，點燃了韓林同志投身革命的心中烈焰。同年12月，她加入了我黨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10月，韓林被太原地下黨組織派往臨汾八路軍學兵隊參訓。同年12月，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8年5月，韓林同志輾轉來到革命聖地延安，成為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的學員。同年8月，她到延安總工會工作。1939年，韓林同志奔赴抗日最前線。她歷任太行五行政區婦救總會常委、太行二分區婦救分會主任等職，出生入死，為鞏固和擴大我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竭力工作。

解放戰爭時期，她歷任長治合作總社組織部副部長、長治地委婦委會副書記等職，發動組織解放區的人民羣眾，踴躍參軍支前，共同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1950年11月，山西省婦聯成立後，韓林同志擔任省婦聯宣傳部副部長、部長、秘書長等職，她滿懷激情地投入到全省婦女事業之中。1953年5月，韓林同志調任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在宣傳貫徹新中國頒發的首部法律《婚姻法》和加強省高院機關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直至1959年2月離任。1979年，韓林同志重返省婦聯工作，任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為恢復和發展全省婦女工作做出新的貢獻。1983年5月，韓林同志任山西省人大第六屆常委會委員、政治法律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她指導並促成了《山西省企業、事業、機關、團體單位實行安全保衞工作責任制規定》的出台；親自主持起草並經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山西省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條例》，積極推動了山西省的立法工作。

1990年，韓林同志離休後，多年擔任省人大老幹部黨支部書記。她以自己的模範帶頭作用和豐富的領導經驗，為促進和加強黨支部建設做了大量工作，多次被評為優秀黨務工作者和優秀共產黨員。 ^[1] 

2005年8月和2015年9月，韓林同志欣喜地佩戴上了“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七十週年的金質勳章。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山西省婦女事業的傑出領導者，山西省人民代表大會第六屆常務委員會委員、原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正廳級、享受正省級醫療待遇）、離休幹部韓林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5年12月12日在太原逝世，享年96歲。 ^[2] 

1950年11月，山西省婦聯成立後，韓林同志擔任省婦聯宣傳部副部長、部長、秘書長等職，她滿懷激情地投入到全省婦女事業之中。1953年5月，韓林同志調任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在宣傳貫徹新中國頒發的首部法律《婚姻法》和加強省高院機關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直至1959年2月離任。1979年，韓林同志重返省婦聯工作，任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為恢復和發展全省婦女工作做出新的貢獻。1983年5月，韓林同志任山西省人大第六屆常委會委員、政治法律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她指導並促成了《山西省企業、事業、機關、團體單位實行安全保衞工作責任制規定》的出台；親自主持起草並經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山西省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條例》，積極推動了山西省的立法工作。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山西省婦女事業的傑出領導者。

韓林同志具有堅定的政治信念。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新中國建設時期，無論自己身處險境、困境還是逆境，她都始終對黨的事業忠貞不渝，義無反顧。

韓林同志具有優良的工作作風。她將調查研究視為手中的法寶，長期深入基層一線，密切聯繫人民羣眾，自覺汲取羣眾智慧，積極探尋破解問題之道。

韓林同志具有頑強的革命意志。不管環境多麼惡劣，條件多麼艱苦，任務多麼繁重，她都勇於擔當、恪盡職守。她的經歷曲折坎坷，人生屢經磨難，她都能以寬闊豁達的胸懷來包容，以樂觀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韓林同志具有自覺的黨性觀念。她嚴守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參加黨組織生活。她生活簡樸，樂於助人，鄙視貪圖享樂，抵制不正之風，處處體現出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普遍贏得了人們的佩服和尊重。 ^[3] 

“九一八”事變那年，韓林11歲，在山西平定縣讀高小。她學唱抗日歌曲，與學生們一起抵制日貨。小時候，她在奶奶家長大。奶奶是爺爺東家的女兒，家裏有書，她讀了不少課外書籍。1933年，平定中學在男女平等思潮的影響下，第一次開始招收女學生。當時全縣20多所高小畢業考試中，前5名裏就有3名女生，而她是前5名中的第2名。她那個班有50名學生，其中17名女生考上了平定中學，但開學時，只有4名女學生去報到，其中一個是縣教育局長的女兒，一個已婚女人，兩外兩個普通女生裏有一個是她。其他那13個女生家長不同意自己家的女兒去與男同學同校。到畢業時，這4位女生就剩了她與教育局長的女兒，其餘兩位中途走了。

那個年代，連男女同校都非常不易，何況是女學生去當兵打仗。

她的家境日漸窘迫。父親失業，但比較開明，深知文化對人生的意義，於是變賣家產供她上學。1936年，她考上了太原女子師範學校，是公費，每月還給發5塊錢。人説家有三鬥糧，不當孩子王。她選師範實屬無奈。入學當年，她就參加了民族解放先鋒隊。在一個光線昏暗的屋子裏，她壓低嗓音唱國際歌，並鄭重地宣了誓。

誓詞讓她想到日後生命的危險，包括參加這個組織，被發現也是要坐牢的，但她沒有猶豫。在民族危亡之際，她勇敢地承擔起了一份責任。

隨後，她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慰勞看護隊。由女教師帶領，赴綏遠——內蒙與遼寧交界處——抗日前線慰問傷員和戰士。她聽到了前線的槍聲，在蒙古包裏看到為了國家、百姓去打日本侵略軍而受傷的戰士，他們有的人被鋸掉了腿。她在戰士血淋淋的軀體上看到了日寇的殘暴。她為傷兵洗衣服，寫家信，唱歌，那歌聲還記得：你們為了老百姓，去打日本兵，希望你們傷痊癒，早日回家見親人。

“七七事變”不久，太原就遭到日機轟炸。太原女子師範學校搬到了榆次。暑期後，學生報到的第二天，校長將全校學生集中起來，聲音悲切地宣佈：學校解散。

她與別的同學一樣，陷入悲憤與惶恐之中。她與“民先隊”，包括自己的家人，失去了聯繫。沒想到第二天“民先”派來的人找到了她，並命令她帶一些進步學生到南邊臨汾地區找八路軍辦事處。她私下裏找了7個同學，她們平日裏早已是她宣傳的對象，此時又無家可歸，便跟隨了她奔赴臨汾。在臨汾城，她們受到熱情歡迎，並被編入了“八路軍學兵隊”。她們穿上了軍裝，衣袖上還有臂章。等集中時候，她們更高興了，因為學兵隊集中了來自各地的600多名先進學生。女生們專門編一個排，指導員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斷斷續續接受了四個月的政治、軍事培訓，由胡弗（劉少奇的化名）講形勢課，彭雪楓講軍事，講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講紅軍爬雪山過草地，喝馬尿、吃皮帶時，她就暗暗想，打日本再困難也不會比長征難了吧，一定要堅持到底打日本。1937年12月，黨組織要吸收她加入共產黨。她説，我才來一個多月，還沒有接受考驗。組織幹部説：你在太原的情況，組織都知道。就這樣，她宣誓加入了共產黨。

培訓期間，她的心情非常愉快，同學們彼此交流幫助，相處融洽，課下可與教員自由交談，氣氛民主。

1938年2月，日軍佔領了太原。“學兵隊”選出了12個男兵和12個女兵，乘小木船過黃河到了延安。她是這12個女兵之一，成了“抗大”第四期學員。但這裏的講課與臨汾的培訓相比，讓她感到有些乏味，因為教員大都是上一期的學員，上課念講義的多。畢業時，毛澤東主席做了一次講課，那天全校的學員都集中了起來。學員們都帶着筆記本，準備認真記錄的，但毛主席抽着香煙，在台上走來走去，談笑風生地講着風趣的故事，使大家都丟開了筆記本，忘記了記錄。

“他講課的風格與其他領導大不一樣。第一句是引用列寧的話：學習，學習、再學習。他首先繪聲繪色地講了平型關戰役及當時的敵我形勢。他重點強調，我們不僅要在書本里學習，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學習。他操着湖南腔用形象的比喻，加上身體的動作，來説明道理。他説，比如説航海，你要知道哪裏有暗礁，才能在航行時繞過它，否則就會船毀人亡。比方説走路，前面有個大石頭，你不要去碰它，要繞過去走，不會繞，碰一下就會摔你一個大跟頭。再比如，我們湖南的土路上到處是牛糞，你走路時就得小心地繞過去，否則呢就會讓你滑到摔一跤，還沾一身臭烘烘的牛糞。”韓林向我清楚地講述了71年前毛主席講課時的情景和一些原話。

抗大畢業後，她被分配到延安總工會做文書，刻蠟板，用毛筆寫文件，週日裏到羣眾中去做宣傳。那時，日軍的飛機常在延安轟炸。有一天轟炸後，令她觸目驚心的是看到的不是屍體，而是被炸碎的人體的各個部位，頭顱、胳膊、大腿、小腿還有腳，散在四處。她在街上徘徊思考着，並反覆地對自己説：我不能再呆在這裏，寧肯戰死在前方，也不願意在後方被炸死。

她去中央辦公廳找了培訓時講課的老師，説明了自己的想法，堅決要求去前線。老師給總工會寫了封信，其中有這樣一句：她原來就是從前線來的，讓其完璧歸趙吧。她出發了，去找八路軍總部。要走70裏山路，還要穿越敵人的封鎖線。那山幾乎沒有路，但她與同行的戰士們一樣，拄着棍子，拽着山崖的灌木，爬到了山頂。風雪將腿腳凍得麻木了，同時下山的6個傷兵再沒有醒來。她下了山，鞋子凍得脱都脱不下來。等找到了總部，人們還以為她是一名傷兵。她想到社會中去組織更為廣大的民眾，就選擇了做婦女工作。於是她被分配到第5行政專署婦救總會，當了生產部長。 ^[4] 

長治專署下有12個縣，那時縣城大都被敵人佔領，整個專署行政區按敵佔區和根據地統一劃分為若干個編號區域。她的第一個重要任務是一個人押了三輛牛車的軍鞋，從長治去安澤慰問犧盟會抗敵決死隊。部隊為此專門舉行了一個莊重的贈鞋儀式。部隊領導説這是專署婦救總會送來的鞋，戰士們熱烈地鼓掌。她則向大家説，這些鞋是12個縣的婦女們一針一線地做出來的，而後由各縣的婦救會收集起來，交給了專署婦救會。更為讓她激動的是，那儀式是讓她走到台下，將一雙雙的軍鞋一一地贈送到戰士的手上。這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覺得真是從後方來到了前線，成為了抗日前線的一員。戰士沒有鞋如何行軍。如何打仗。她更為深深地感悟到了自己做羣眾工作的價值。

“百團大戰”之後，鬼子對根據地實行殘酷而又頻繁的“燒殺搶”三光政策。在反掃蕩中，她揹着揹包、米袋、槍支跑得上不來氣，但慢慢地習慣了。過夜時，男女同在一屋，男的睡在炕上，而她就睡在卸下的門板上。遇到夏天，他們為了不驚動百姓，就在打麥場抽些麥垛上的麥秸鋪在地上過夜。有一次，她們十幾個人跑到了沁水河邊，而鬼子追兵已經離他們約有30裏地了。帶隊的一位男幹部會游泳，下河試水時居然被沖走了。沒有退路，只有過河才是生路。他們大都不會游泳，於是排成一列，一隻手臂挽起來，另一隻手臂划水前進。她夾在隊伍之中，一點點地移動，越往前走，河水越深。到河中心時，她咬緊了牙關，脖子盡最大限度地伸直，將頭向後仰起，硬是被同志們拖着，過了沁水河。

自此，她明白，咬緊牙關的日子開始了。

地委機關在躲避鬼子掃蕩中走錯了方向，被敵人包圍，地委書記賴若愚藉着夜色躲在一塊大石頭下才躲過了一劫。事後，當她與賴若愚見面後，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還活着呢。那個時侯，她常常是躲在石頭山崖下面，上面是鬼子的吼叫，而下面的她在靜靜地等待鬼子的離去。好多的同志戰友，當天還在一起，第二天就沒有了。在那些個將腦袋夾在胳膊彎裏的日子裏，她咬緊了牙關。

當日本兵的馬隊緊緊在身後追逼，她用兩條胳膊將頭一抱，就勢從山崖滾下去時，咬緊了牙關。當她在鬼子掃蕩後的一個城鎮裏，親眼看到被活埋的6位老人時，立即組織人員挖出屍體，其中一個老漢居然還有氣息，但後腦被砍傷，骨頭都露在外面。那一刻，她咬緊了牙關。

1942年，抗日進入相持階段，中央提出“咬緊牙關，度過困難兩年”的口號。她組織羣眾，紡棉織布，開荒種地。有一天，她在傍晚趕回一個村子的路上，發現有好多狼爪印。等到了村裏，老鄉們説好險啊，剛剛有一羣狼從村裏過去了。她才猛然悟到，一路上就走在狼羣的後面。那一年，她在太谷縣組織了一個羣英表彰會。可第二天拂曉，鬼子在漢奸的帶領下到村裏抓走了武委會主任和一個模範。這是她一想起就最痛心的一件事。

抗日時期游擊隊流行的“傷寒、瘧疾（打擺子）、疥瘡”三大病，她都沒有躲過。她説：“打擺子的記憶，想起來都恐懼，熱起來恨不得跳到河裏，而冷起來蓋十雙被子也沒有用。得傷寒時，是在秋冬，最難的是晚上還得到屋外去上廁所，冷風吹得直打顫，腰腿痛得蹲不下身子。等傷寒好了，卻留下了後遺症，我必須拄着棍子才能走路，彎着腰，全然像個老太太了。走起路來，腳後跟痛得鑽心。”有一次，她在夏天穿着棉鞋從平順走到武安去執行任務，結果渾身出汗，連鞋都濕透了，可沒有想到的是傷寒後遺症好了。

就這樣，她咬緊牙關，一直堅持到日本人投降，堅持到全國解放。

全國解放初期，她曾任山西省婦聯組織部部長、秘書長。1953年，任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她仍然如戰爭年代一樣，喜歡思考工作中的問題並發表自己的看法。她的思維方式仍然沉浸在延安時期那樣討論問題的民主氛圍裏。1958年，兩位領導找她談話説：開會研究定下來了，政治上是一棍子打死你了啊。她也成了右派。當時她就懵了，天旋地轉，其他的話什麼也沒有聽清。

她再一次咬緊了牙關，暗暗地定了一個十年計劃：用3年時間將給自己定性的問題來一個轉化，而後用7年時間力爭回到黨內。這期間一定不能得神經病，把身體鍛鍊好，留着腦袋和嘴巴就有機會説話。幾年之後，她看到了給她定性的12大問題，心裏有了底，原來其中大都屬於對工作問題的看法，其餘屬於工作問題。她公開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見。省委全面瞭解情況後，在1961年11月摘掉了她的右派帽子，恢復了她的工作。但反右是全國統一運動，所以正式的糾正還無法進行。她清清楚楚地記得，毛主席在延安整風時期就講過的話，不殺、不抓，全錯全平反，部分錯部分糾。她從鄧小平几上幾下的經歷中，也看到了希望。她不停地告誡自己：盡最大可能，爭取在活着的時候看到平反結論。

1978年12月1號，也就是20年前她被宣佈為右派的同一天，組織上宣佈：撤銷對她的原處分決定，恢復黨籍、級別、政治榮譽。這20年間，她被停止過工作，在農村插隊勞動，在工廠任過職，在園林處養過花種過草。

“文革”後，她擔任了省婦聯副主任，組織婦女恢復生產。1983年到省人大任常委，兼政法委副主任。那個時侯，她就敏感地認識到安全生產問題，每年多次去工礦，調查研究如何通過法規來規範生產安全。

建國60週年了，面對這位為了信仰一生矢志不渝地為國家承擔了一份責任的90歲老人，我想請她談談自己的想法。

她提高了聲調，掰着手指，向我娓娓道來：“第一，這60年起碼是沒有戰爭，總體上國內是安全的，這是一切發展的基礎。如果沒有安全什麼也無從談起。第二，前30年，‘運動’太多。但那時人們講社會責任，過多地強調人的個性發展有區別。第三，經濟上，過去吃飯問題政策上變化多次，也死了好多人，衣食住行沒有解決好。衣食住行是解決了，但貧富懸殊，富人一頓飯好幾萬，而我們還有好多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第四，現代化了，就業仍然是個大問題，尤其是大學生就業是個大問題。第五，學生學文化，無論是社會還是家庭，都過多地強調為了個人，學生自己也認為學習僅僅是為了自己，為了自己的前途，這本身沒有錯，但忽視了為社會的責任是有大問題的。”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