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安

1883年1月17日，出生於安徽巢縣（今巢湖市）西秦村一個農民家庭。

1892年，隨父母移居蕪湖，在福音堂教會小學免費走讀。

1898年，被學校保送到南京的匯文書院（金陵大學前身）繼續讀書。先在中學部就讀，後升入大學文理科。依靠在學校做勤雜工務，解決了自己的食宿和學費。

1904年，在第七屆5名畢業生中成績最優，受到兩江總督周馥召見並頒發七品京官札證，後被留校任教。 ^[2] 

1907年，新任兩江總督端方自歐美考察歸來，招考男女學生派往美國留學，韓安應試並被錄取，為10名男生榜首。同年夏進入康奈爾大學文理學院，主攻化學；1909年畢業，獲得理學學士學位；為改變家鄉窮山惡水面貌，韓安又立志研讀林學，1911年，獲得密歇根大學林學碩士學位。這是中國出國留學生中第一個獲得林學碩士學位者。 ^[2]  韓安自忖農林關係密切，又在威斯康星大學農科學習一年。

1912年夏，韓安完成學業離開美國返回北京。北洋政府農林部任命韓安為農林部山林司僉事，不久被派往吉林林業局和東三省林務局任主任，“以中央與地方權責未分，所需設備、人員與經費皆無，難有成就”等原因，1913年請調回北京，在農林、工商兩部合併後的農商部繼續任僉事。 ^[2] 

韓安參加編輯了中國第一份農林期刊——農林部出版的《農林公報》，並於1913年初在《農林公報》上連載發表其所編譯的《世界各國國有森林大勢》一文，這是中國人最早向國內介紹世界其他各國林業概況的科技文獻。

1915年4月，韓安參與了農商部和金陵大學、安徽第一甲種農校的專家聯合開展的安徽山林概況調查活動，他在調查報告中建議政府勸告無地民眾承領官荒山地造林，並劃沿江淮兩岸及本省境內津浦鐵路兩旁為造林區域，建設苗圃育苗，以低價或無償分給民眾自植，所造之林即為承領人所有，自行保護。 ^[2] 

1915年，韓安和凌道揚、裴義理等林學家有感於國家林業不振，“重山復嶺，濯濯不毛”，聯名上書北洋政府農商部長周自齊，認為“歐美各邦，植樹有節，推行全國，成效維昭”，建議以每年清明節為“中國植樹節”。該建議報經袁世凱批准，民國政府正式下令，規定每年清明節為植樹節，次年執行。並規定每年在這天舉行植樹典禮，倡導植樹造林。 ^[2]  國民政府時期依然推行不輟，但將日期改為每月3月12日，名稱改為"總理逝世紀念植樹式"。

1917年夏，時任農商部僉事的韓安，提出營造水源林以護堤保路的建議。並在《造林防水意見》一文中闡述了水災消長的原理，向當局提出了忠告。

1920年，韓安多次向馮玉祥陳述森林的重要作用，並促成馮玉祥領導的部隊在雞公山一帶開展植樹造林活動。這一舉措又開創了中國現代兵工造林的先河。

1929年後，歷任山東省青島市政府參事、青島市教育局局長、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西北辦事處主任、陝西省林務局副局長、四川省建設廳生產計劃委員會農業組主任委員、中央林業實驗所所長等職。 ^[1] 

1941年，重慶國民政府農林部決定在重慶歌樂山設置中央林業實驗所，任命韓安為所長，鄧叔羣、朱惠方先後任副所長。當時正處在抗戰艱苦階段，人力、財力、物力均極困難，韓安慘淡經營，煞費苦心，經過7年的努力，林業實驗所終於初具規模，成績顯著。

1948年末，南京國民政府機關紛紛南遷。韓安於1949年1月辭所長之職，被任命為農林部顧問。同年韓安舉家遷往西安。

1950年，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任命他為工程師，為西北林業獻計獻策。 ^[2] 

1953年，大區撤銷，韓安退職。

1956年，遷居青島，曾被選為山東省政協委員。因患腦血栓，一直未能參加政協活動。

1959年春，移居北京休養。

1961年，腦病復發，於1月31日逝世，終年79歲。

聯合倡議設置植樹節

1928年，國民政府為紀念孫中山逝世3週年，把他逝世的那天即3月12日定為植樹節，名稱改為“總理逝世紀念植樹式”。每年屆期，行禮如儀。北方3月初旬，因寒氣未消還不適宜栽樹之故，特規定植樹式於3月12日舉行，造林宣傳運動周延至清明節期間進行，還公佈《各省各特別市各縣造林運動宣傳週大綱》7條，以便全國照辦。但由於持續的戰亂和一系列的社會變革，使得人們忙於奔走求存，因此民國時期的植樹節和植樹活動也就變成了微末小事，收效甚微。 ^[2] 

抵制“發放東三省森林”

韓安在北洋政府農林部任職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業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調到哈爾濱充任東三省林務局主任。農林部設置這兩個局的主旨，在於“發放東三省森林”，藉以獲得發照押金的鉅額收入。當時規定的“發放”辦法由承領人自繪林場地圖界址，出資承領，每領一份執照，只須繳納幾萬元押金，便可承領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僱工採伐。韓安認為局方既無人往森林中實地勘測林界、林況，承領人便可隨意擴大伐區範圍，肆意濫伐無度，流弊無窮。他雖兩次主持局務，但始終未曾簽發一份執照，加以抵制。他請調回部後，力陳應予廢止這項劣政，果被當政者採納，使森林資源免遭惡運。

首創中國鐵路造林事業

北洋政府交通部為謀自籌供應鐵路所需枕木、電杆，1918年決定設京漢鐵路局造林事務所，商調韓安任所長，並借用農商部英籍林務顧問波爾登協同籌辦。經勘定，在河南確山縣屬黃山坡及信陽縣南雞公山李家寨一帶，收購荒山數萬畝，開闢苗圃25處，每處面積200畝，選擇適宜作枕木、電杆用的樹種，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監督員一人，連同各苗圃的技術員均由農商部派遣。這是中國鐵路育苗、造林護路的一項創舉，開中國營造護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數百萬株。韓安還偕同波爾登前往隴海、津浦、滬寧、京綏各路視察，擬具這些線路的造林計劃，報部採擇施行。

協助創辦兵工造林

馮玉祥將軍1920年任旅長時駐軍信陽，他見到韓安經營的鐵路苗圃，苗木茁壯葱蘢，路旁林木翠綠挺拔，極為讚賞。與韓安見面交談中，方知兩人既誼屬安徽巢縣同鄉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貧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過清廷腐敗，軍閥混戰，江山破碎，生靈塗炭的慘景，促使他們成為憂國憂民、嚮往革命的知音，從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韓安向馮玉祥多次陳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導致他領導所屬部隊在雞公山一帶進行植樹造林，韓安則提供大量苗木並給予技術指導，又開創了中國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雞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較高，風為旅居華中的西方人避暑勝地，經歷年以來造林撫育以後，林木蒼鬱繁茂，鳥獸畢集，益成為華中旅遊勝境，1988年已劃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馮玉祥後改任河南省督軍，聘請韓安為顧問，參贊實業建設政務。1922年馮任檢閲使時，駐軍北京南苑，調韓安前往，再次協助該軍進行兵工造林活動，林界傳為佳話。

呼籲廣植森林預防水患

作為農商部僉事的韓安，主張營造水源林以護堤保路。經共同研商決定，協同辦理北京地區各河流上游營造水源林，並選定密雲縣北的一段山谷為來年防水造林之起點，另在鐵路沿線及各河堤廣造森林，固堤防坍。韓安後在《農商公報》發表的《造林防水意見》中説：“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維聽主工者各自為政，不相統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修堤也，塞口也，枝枝節節，歲歲不休，河堤愈高，宣泄無由，故終不免於潰決也。”針對釀成北京水患的５條大河，他主張首先對挾沙最多、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兩河進行造林防沙治理，“畿輔乃國家首善之區，防水為民生利害所繫，尤宜積極為天下倡。所望當今之執政者，憫洪水氾濫之創痍，定十年樹木之至計，毅然提倡，決然施行，將來京畿一帶，佳木葱蘢，河海清澄，國家人民同臻利福。區區之愚，不勝大願。”其憂國憂民之心情，溢於言表。 ^[2] 

重視森林調查，支持編纂樹木志

韓安於1916年任農商部林務處會辦時，提出“我國樹木種類極繁，泰西各國派植物專家前來研究採集者，年不乏人，我國提倡林業，亟宜將諸樹木擇其要者，辨別種類，審定名實。”他授命林務處調查科科長波爾登，“選擇中國造林樹種百餘種，將其性質、土宜、用途等詳加研究，逐一繪圖立説，彙集成書。”美國著名植物學家E.H.威爾遜（Wilson）自19世紀末起先後數次來華，在中國西部大規模進行採集植物標本活動，韓安聘請他為植物學顧問。在波爾登及比利時植物學家J.赫爾斯（Hers）協助下着手編纂《中國植物誌》，後因林務處裁撤，韓安離開農商部，威爾遜將所採集的標本及其記載攜回美國，寫成著名的《威爾遜植物誌》（其中中國部分3卷），而留在農商部的一份標本，後竟喪失無遺。赫爾斯也寫了《隴海沿線樹產目錄》一書出版，都得力於韓安的積極支持。

韓安任陝西省林務局副局長期間，多次派員赴秦嶺、黃龍山等林區調查森林分佈狀況，並採集大量樹木標本及木材標本。在擔任中央林業實驗所所長期間，曾先後派員調查大巴山及興山森林、神農架原始林區、縉雲山寺廟林，並通訊調查四川各縣主要林木分佈情況。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國水杉保存委員會上，韓安還被推選為該委員會保存組組長。“本所鑑於中國幅員廣袤，地跨寒、温、熱三帶，森林植物種類繁蕪，其中有國計民生者甚多，惜無一整個系統之圖籍，可供生產利用之依據。本所特與靜生生物調查所幾度磋商，合作編纂《中國森林植物圖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預定10年內全部完成，因應國內林業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樹木，後5年出版次要森林樹木，實為我國空前之鉅著。現正編印第一卷，包括樺木科及山毛櫸科10屬，計圖136幅，説明150頁，明春即可出版。”這是中央林業實驗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業通訊》上刊登的一則報道。後由於時局變化，原定的計劃未能全部實現，僅出版了樺木科卷，但仍可見到韓安的遠見卓識。

中國農、林學會組織的帶頭人

中華農學會成立於1917年1月，韓安是最早的會員之一，後多次擔任學會組織的某些職務。中華森林會在同年創立時，也得到韓安的贊助。森林會因故停止活動後，林學界又於1928年在南京籌備組織中華林學會，韓安與姚傳法、陳嶸等10人均為籌備委員，並於同年8月舉行了成立大會。1929年12月在中華林學會二屆一次理事會上，韓安被選為籌募基金委員會委員。中華林學會於抗戰後遷到重慶，第五屆理事會上，韓安被選為監事、基金保管委員會委員、政策研究委員會委員。當時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設廳任職，同時又被選為中華林學會成都分會理事。1943年他在林學會刊物《林學》上發表《造林與生產教育》論文。1947年11月，韓安等在南京代表中華林學會參加17個農業界各專門學會聯合年會籌委會，擔任常委，並作為主席團成員自始至終參加抗日戰爭勝利後農林界這一最盛大的學會活動。這也是他與農、林學會結緣30年來最後一次參加的活動。

主持創建中央林業實驗所

該所初建時，僅設造林研究、林產利用與調查推廣3個組。中央大學梁希教授義務兼任林產利用組主任，所、校雙方合作進行研究。抗戰勝利後，中林所於1946年遷到南京，幾經周折，始由“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租借鐘山北麓山地千畝，作為所址。同時接收南京附近的湯山、棲霞山、牛首山、龍王山諸林場，作為育苗造林、林業推廣實驗基地。重慶歌樂山舊所址改建為西南工作站。又將北京的原華北造林署造林會改為該所華北林業試驗場。另外還在河南登封設立嵩山示範林場。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擴大，由原來的３個組擴大為造林研究、木材工藝、林產製造、水土保持、林業經濟、林業推廣和森林副產等7個系。韓安還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林業顧問、木材工業組組長、澳籍林業專家藍卓支多次洽談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林業恢復建設問題。1948年春，國民政府行政院處理美國救濟物資委員會一次性撥款28億多元（金圓券）給中林所舉辦工賑造林。從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僱用民工600餘人，造林720萬多株，一舉兩得。這是韓安主持辦理的最後一次植樹造林活動。歷年來在中林所工作過的科技人員約有100多人。他們在韓安領導、培養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鍛鍊提高，後來大多成長為新中國的林業科技骨幹。 ^[2] 

科學精神把事當事，民主精神把人當人

韓安畢生致力於森林事業凡50年，勤勉不懈，數十年如一日。他長期擔任領導職務，以“科學精神把事當事，民主精神把人當人”奉為座右銘。一貫作風樸實，遵守紀律，上下班從不遲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並容，沒有派別偏見。他雖出身於金陵大學前身的匯文書院，但在主管任何單位時，只要學有專長，都容納器重，發揮其所長，而不論是哪個學校畢業的。他曾這樣説過：“每一學科有一領導人為之倡，則必有能言能行之士從事研究，於是人材輩出，而事業得以發展”。韓安思想開朗，朝氣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極頹廢。他作為馮玉祥將軍的知交，早年曾參加過反對北洋軍閥的鬥爭。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他在安徽曾設法營救過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從不炫耀他自己的光榮歷史。他愛好書法，寫一手好毛筆字，閒時經常臨貼練字，陶冶情操。韓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語流暢，留學歸來雖已隔了30多年，與外國人交談時，依然談笑風生，妙語連珠，談諧風趣。

韓安告老退職以後，不甘心閒寂，潛心從事翻譯外文經典書籍。他於1953年3月起開始翻譯牛津大學第四版的達爾文著《物種起源》一書，同年12月便譯完全書，曾得到錢崇樹、樂天宇等人的贊助，將清稿於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後因周建人也翻譯了此書即將出版，韓安的譯文遂未獲問世。所譯全書除正文14章外，他還將原書第6版中所載的《出版前物種起源思想簡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選擇學説的各種反駁》以及第6版各章增訂的段落對照譯出，以見達爾文思想變化的梗概。1955年，韓安又翻譯赫胥黎著的《達爾文傳略》，譯文有兩萬多字（不包括註釋），曾由《達爾文主義遺傳選種學教研通訊》鉛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還與上海復旦大學談家楨教授合譯過達波古斯原著的關於遺傳學與物種起源有關的書。韓安的這種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奉獻精神，永遠值得後人緬懷、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