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佛教

公元4世紀，佛教從中國向東傳入朝鮮半島，時值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足而立的時期。到了7世紀中葉，新羅聯合唐朝，滅了高、百兩國，統一朝鮮半島，佛教逐漸脱離中國的傳承，樹立韓國佛教獨特的教義。14世紀末，新羅王朝被高麗王朝（918至1392年）所取代；佛教在王室護持之下，400多年間，由興起走向興盛，通過潛移默化的本土化轉變逐步形成具有韓國特色的宗教。

據《三國史記》所載，高句麗小獸林王二年（372年），中國前秦國君苻堅遣順道法師及使者齎來經書、佛像；小獸林王四年，秦僧阿道亦前來弘揚佛法；翌年，王為二僧建肖門寺和伊弗蘭寺，這是韓國佛寺建築的開端，佛教由此正式傳入韓國。至枕流王元年（384年），佛教由東晉的梵僧摩羅難陀傳入百濟；而新羅則直到公元417年以後，佛教才由高句麗僧人傳入。佛教傳入前，朝鮮半島人民崇拜鬼神，信奉巫教，因此佛教初傳時期亦被視同民間信仰一般，以王室貴族為中心，進而形成護國祈福的國家信仰。

高句麗因國土與中國東北接壤，又時值中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因此，佛教的發展受中國北朝影響較大。帝王多信佛，更有不少高僧東渡日本弘法，其中惠慈法師被日本聖德太子禮請為師；爾後慧灌則任僧正之職，併為日本三論宗始祖，佛教因此廣為傳揚。直到榮留王七年（625年），王遣使入唐傳入道教後，佛教的發展才受到抑制。當時道教雖興，高句麗卻也走上滅國之路（675年）。

百濟佛教受中國南朝影響較大，諸王亦篤信佛教，阿莘王、聖王（又稱聖明王）、威德王、法王、武王等，都是著名的護法仁王。至6世紀初，高僧輩出，其中以謙益盛弘律宗，推為百濟律宗之鼻祖，最為有名。百濟佛教對隔海相望的日本也有深遠影響，聖王二十四年（546年）致贈佛像、經書等與日本，是為佛教傳入日本之開端；此後至日本弘法的百濟僧侶劇增，主要以弘傳三論和成實二宗為主。

朝鮮半島三國中，佛教雖最晚傳入新羅，但發展卻最為興盛。及至真興王年間（540~575年在位），佛教的發展已是如日中天。新羅在統一朝鮮半島前，高僧圓光和慈藏都曾前來中國參學，回國後不僅大弘佛法，且極受朝廷重視，奉旨輔佐國政。新羅統一朝鮮後，佛教受中國唐朝的影響，大乘各宗傳入，元曉、義湘大師弘傳華嚴；圓測、太賢大師宣揚法相，因此，華嚴、法相兩宗最為盛行。另外淨、律、密等宗派也日漸弘傳，禪宗在新羅後期至高麗初年已發展為九派之多。概言之，新羅佛教因受到王室的大力推崇，寺院遍佈，碩德輩出，著作豐富，確為後繼的高麗佛教奠定了發展的基礎。

佛教受到民間信仰的抵抗——通過527年異次頓的犧牲方才獲得合法地位。

新羅成為佛教王國——允許出家、興建佛教寺院、實行僧官制度、派遣留學僧等

眾多新羅國王擁有自己的法號 ：法興王（法空）、真興王（法雲）

元曉 ：佛教的大眾化、 佛教的統一

慧超 ：往五天竺國傳

彌陀思想的流行 ：以唸佛可以極樂往生——佛教的大眾化

高麗的創國者太祖，是有名的佛教護法仁王，他深信高麗的建國是憑仗佛力之故，因此大力保護佛教，訂定信佛事佛的訓要。至此，信佛護教、祈求國泰民安便成為高麗王室的一大傳統。其中，為了攘敵救國而雕印的《高麗《大藏經》》最具歷史意義。高麗時代常遇外敵入侵的困境，因此常以建寺、舉行法會等各種佛事為國祈福消災，這是“ 祈福禳災，鎮護邦國”的國家思想形成的原因。另外，對僧尼的統理政策，除承繼新羅時期的僧官制度外，還仿照進士科舉制度，遴選優秀僧侶授予僧階。

高麗佛教發展大致上可分為兩個時期：

前期：高祖至肅宗時期（918至1105年）。此時中國佛教仍繼續傳入朝鮮，同時深入普及於社會，華嚴、法相、禪宗法脈持續，國師大覺義天由宋回國後，創立天台宗。

中後期：自睿宗即位後形成的民族佛教。主要是指智訥所創的曹溪宗禪法，本宗成立後，廣為高麗百姓所接受，不僅超越禪門九山，後來由中國再傳入的臨濟禪，也用曹溪宗的名義弘揚，成為本土化的大宗派。綿延至今，在韓國佛教中，仍最具代表性。

高麗時期的佛教的地位——國教

高麗佛教的“韓國特色”在於它不再僅僅是來世的宗教，同時也是今生的宗教

天台宗和曹溪宗 ：試圖實現教宗和禪宗的結合

《大藏經》 ：藉助佛力克服外侵 （契丹、蒙古）

高麗佛教的發展極為輝煌，直到末年儒學興起，逐漸形成一股排佛的思潮，為李朝的崇儒排佛埋下了伏筆。

公元1392年，李朝太祖推翻了高麗，建立了朝鮮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李朝（1392~1910年）。李朝初年仍延續了高麗時代以佛教治國的傳統。然而當孔聖人的虔誠崇拜者——太宗登基後，韓國佛教的發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太宗登基伊始便確立了“崇儒排佛”的基本國策。故自太宗至顯宗（1401~1674年）兩百多年間，朝廷屢次頒行毀寺滅佛、迫僧還俗、禁止僧侶進城等種種限制性措施，使得本已興盛一時的佛教日益式微。

中英鴉片戰爭之後，朝鮮受到西方列強與日本的入侵，李朝對佛教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首先，解除對佛教的種種限制與禁令，並設立相關的管理機構以掌理僧政。在韓國佛教復興的同時，其教義及形式也逐漸發生變化。受到日本佛教影響，僧侶可以結婚和帶髮修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半島分裂成南北兩個國家。韓國的佛教仍相當盛行，仍以曹溪宗信徒最廣、影響力最大。50年代，新興的宗派不斷出現，以圓佛教發展最為迅猛。目前佛教界開辦有綜合大學等教育機構，同時也致力於慈善事業的發展。1975年，韓國當局在佛教徒的極力請願下，將農曆四月初八（即“佛誕節”）定為國家法定假日，可見佛教在韓國的地位已今非昔比。

佛教東傳朝鮮半島，據三國史記卷十八等載，高句麗小獸林王二年（372年），中國前秦國君苻堅遣使者及僧侶順道齎來佛像、經論；又二年，秦僧阿道來朝。翌年，敕為二僧建肖門寺及伊弗蘭寺，是為韓國有佛寺之始。又十年（384年），印度沙門摩羅難陀至百濟弘法，新羅則直到528年才有佛教傳入。

佛教初傳朝鮮半島時，與當時半島上原有之習俗相融合，目的僅在祈福，此為初傳時之相容時期。至6世紀初，名師輩出，如百濟僧謙益求法印度，攜回梵本阿毗曇藏及五部律，譯出律部72卷，是為百濟律宗之祖；時曇旭、惠仁等並著律疏36卷，皆奉藏於台耀殿。高句麗僧惠慈於推古天皇三年（595年）東渡日本，後與百濟僧惠聰同至飛鳥法興寺，並同為聖德太子之師；惠聰後被推許為佛教棟樑。

於高句麗、百濟、新羅等三國之中，以新羅佛教最盛，遠赴中印求法者最多，高僧亦輩出如雲。其中，圓光於南朝陳時來中國遊學，精通涅盤、成實、攝論等學。元曉來唐未果，曾註釋佛經81部，闡揚一乘圓教。義湘亦來唐參謁中國華嚴宗二祖智儼，回國後大力弘揚華嚴宗。又慈藏曾與弟子僧實等十餘人來唐，歸國後攜回《大藏經》一部及諸幡幢、花蓋等，王曾命於芬皇寺講大乘論，其思想以律學及華嚴為主，曾建通度寺戒壇及大和寺塔。圓測於15歲來唐，曾參學各處高僧講筵，專學唯識學，曾蒙唐太宗頒賜度牒。惠通弘傳密法，為真言宗鼻祖。至新羅統一時期（668～935年），韓國佛教已漸脱離中國影響，更具韓國特色。

諸宗之中，以禪宗傳入最晚，卻後來居上。最早將禪宗傳入韓國者為法朗及其門人信行（704～779年，又名神行），信行所傳者為中國北宗神秀之法脈。信行之後，有道義者，曾來唐參謁智藏，並嗣其法，歸國（821年）後，欲興南宗禪法而未果，遂於雪嶽山隱居，後由再傳弟子普照大興其宗風。道義之同門洪陟，於智異山創建實相寺，大興禪法，是為朝鮮佛教“禪門九山”之濫觴。

禪門九山無不源於中國曹溪六祖惠能，然與中國禪宗五派（臨濟、曹洞、溈仰、雲門、法眼）並無關連。九山者，實相山派、迦智山派、闍崛山派、桐裏山派、聖住山派、師子山派、曦陽山派、鳳林山派、須彌山派。此外，淨土信仰亦頗盛行。

公元935年，新羅為高麗所滅，佛教亦出現另一嶄新面貌。

於高麗時代（935～1392年），教宗與禪宗盛行，尤以禪宗，繼新羅末期之教勢而盛於高麗時代；華嚴宗與法相宗亦各形成其宗派，而持續教脈。自大覺國師義天以後，創立天台宗，給予教禪兩宗影響甚巨。高麗時代之佛教，正值外敵入侵與國家混亂之難局，欲以佛德或神力共度時艱，因而有多種法會、法席、道場、設齋等佛事活動，此乃“祈福禳災，鎮護邦國”之國家思想的形成。據《東國通鑑》等載，太祖即位（918年）時，即設八關會、燃燈會；翌年將都城遷往開城，興建宮殿之時，於京內創建法王、慈雲、王輪、內帝釋、舍那、天禪、新興、文殊、圓通、地藏等十寺。光宗（950～976年在位）於城南建大報恩寺為太祖追福。並設僧階，定國師、王師之制；時毗盧遮那懺悔法、無遮水陸會、齋僧等佛事頻繁。顯宗（1010～1031年在位）時，為攘斥契丹之兵，而發願雕刻《大藏經》，此即高麗藏之初雕版。

高宗（1214～1259年在位）時，蒙古大軍入侵，藏於符仁寺之初雕版全部毀於戰火。至公元1251年，經過多年努力，再雕版《大藏經》終告完成，總計6529卷81258版，收藏於江華城西門外《大藏經》板堂，後移至海印寺收藏至今。

高麗時代高僧輩出，如早期之道詵、廣學、大緣、法印、利嚴、慶甫、利讓、璨幽、允多等，其中，利嚴為太祖之師，璨幽曾來唐，依投子山大同修學，並得其心印，歸國後，曾受太祖、惠宗、定宗、光宗等四代帝王皈依，光宗特賜“證真大師”之號，並封為國師。此外，如智宗、道峯等，均曾來宋參學，受永明延壽之心印，歸國後，活躍一時。舉揚華嚴學之均如，頗受光宗崇信，嘗致力於南嶽智異山、北嶽浮石寺等兩派華嚴學之融會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