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愨

祖父韋植生，原是個僱農，曾去上海務工。父親韋樵蓀，是位中醫。韋愨自幼由祖母陳玉瓊撫養，6歲進私塾讀書，9歲入學廣州南武學堂附設兩等小學，繼而入讀中學。少年韋愨不滿清政府的腐敗和賣國外交，帶頭把辮子剪掉，由南武學堂校長何劍吾介紹加入了同盟會。 ^[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廣州的革命黨人深受鼓舞，於10月25日策劃爆炸刺殺清廷新任廣州將軍鳳山的行動。少年李沛基自告奮勇擔任執行爆炸任務，鳳山被當場炸死。年僅15歲的韋愨因參與這一行動，遭到清廷兩廣總督張鳴岐的通緝追捕。1912年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剛成立，孫中山通過廣東都督胡漢民擬定派遣韋愨等三名青年赴英國留學。未幾，二次革命發起，韋愨積極參加討袁鬥爭而未能成行。 ^[2] 

1914年2月7日，韋愨乘輪船遠赴英國，於3月28日抵達倫敦，開始了求學生涯。他先到英國距多佛爾東北不遠的代耳的一所學校學習，為進入大學做準備。1915年2月，取得格拉斯哥大學入學資格，選學機械工程。但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對英國宣戰，倫敦戰爭陰雲密佈，不再適宜讀書。3月，韋愨決定轉往美國留學，夏季入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當時，他思想有所轉變，認為“實業救國”的道路未必走得通，而思想改造和社會科學更為重要，遂改選哲學為主科，政治學為副科。在奧柏林學習，他對於西洋文化有了比較深切的瞭解，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種種罪惡有一定體會，個人修養則受該院院長庚博士著的《合理生活》的影響，主張自我犧牲，為社會服務，特別為勞苦大眾服務。1918年畢業，獲文學士學位。繼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1919年，又獲得中國教育的公費。1920年6月，他與旅美僑領、芝加哥唐人街創建者梅宗周的女兒梅美恩戀愛結婚。同年冬季從研究院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在美國留學期間，韋愨是留學生中一個很活躍的分子，曾被選為留美中國學生會中部分部會長和芝加哥中國學生會會長。

1921年1月，韋愨從加拿大温哥華返回祖國。2月任廣州嶺南大學和廣州高等師範大學教授。5月5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得知韋愨已學成回國，遂委任他為其秘書兼革命政府外交部秘書，任職至1923年2月。1921年6月，韋愨受孫中山委派為革命政府代表，出席在檀香山舉行的太平洋教育會議。當時，北京政府代表蔡元培讓他以中國代表團代表的名義在大會發表了演説。1923年3月至1924年6月，他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並繼續兼任嶺南、廣師兩所大學教授至1926年6月。1924年1月，韋愨認識了共產黨員張太雷、惲代英和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1925年曾與毛澤東暢談了一個多小時。在毛澤東啓發和廖仲凱(當時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的幫助下，韋愨曾到廣東中山縣做農民運動工作。1925年4月，任武漢政府外交部秘書、司長和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6月，由蘇兆徵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未履行入黨正式手續。1927年1月，韋愨寫了《國民政府教育方針草案》，經當時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大會通過，並在報上發表。韋愨在武漢政府任職至1927年5月。1927年“四·一二”政變發生後，韋愨十分痛恨蔣介石的叛變行為，受到蔣介石的迫害，於6月開始流亡歐美，以講學為主，仍十分關心中國革命和中國的教育改革，一方面發表演説公開宣傳介紹中國大革命情況，一方面注意收集各國教育改革的最新資料。

1927年12月，韋愨在流亡期間，接到蘇兆徵要他馬上回國的電報，於12月由倫敦乘船回國。次年2月抵香港，4月經蔡元培推薦，任上海教育局局長。在任職期間，他用科學方法辦理上海教育，並提倡“行驗教學法”，主張以行動為學習的方法，學習為行動的試驗。1928年前後，韋愨還幫助共產國際調查託派活動，並曾找蔡元培出面援救被捕的共產國際的負責人紐倫。1929年5月，韋愨到南京任中央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南京中央實驗小學校長至1930年7月，還兼任中央、復旦、大夏、光華四所大學教授至1938年7月。1930年8月至1931年7月。他還任上海青年會中學校長，在校實行“行驗教學法”，在課目設置上，除普通科目外，還設分組的職業選科，使該校成為上海市成績最優良和設備最完善的中學之一。1931年1月，韋愨應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之聘任該館編審部主任，任職至1938年7月。1932年至1936年間，他撰寫了《整頓教育的先決問題》(1932)、《我們應該怎麼樣?》(1933)、《中國問題的管見》(1936)、《目前維護中國統一的基本政策》(1936)等文章，揭露蔣介石把教育作為個人專政的工具，主張將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付諸實現。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積極參加抗日救國的各種活動，接辦了上海進步輿論界的權威報紙《上海譯報》，任總經理；同時又創辦《上海週報》，任總編輯，至1942年9月。在此期間，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鬥爭，宣傳抗日，宣傳民主，打擊漢奸和反共的反革命勢力，還參與了接濟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工作。他的革命活動引起蔣介石在上海的走卒吳開先、潘公展的注意，他們寫信辱罵韋愨為“隱蔽的共匪”，並企圖綁架他。新四軍軍長陳毅、副軍長張雲逸得悉這一情況，要他結束上海的工作到新四軍所在的解放區去。

1942年9月，韋愨離開上海，到蘇北和皖東北抗日民主根據地任江淮大學校長。建校期間，他歷盡艱辛，從物色教員、察視校舍、課程設置和思想教育等方面努力做好創校工作。1943年，他由陳毅、張雲逸介紹重新入黨，長期為秘密黨員。

1945年10月至1946年12月，韋愨任蘇皖邊區政府副主席。1946年1月至1947年9月，任蘇魯皖解總華中分會主任，為根據地政權的建設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夏，韋愨奉華東局之命回山東濰縣籌辦華東大學(濟南解放後遷入濟南)，並被任命為校長，任職至1949年5月，為大軍解放江南，培養了二千多青年幹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韋愨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9月，他作為代表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第一屆全體會議，10月參加開國大典，11月被任命為教育部副部長，以後又兼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常務委員、副主任等職務。同年，他發表了《共同綱領底教育政策》《略談新民主主義教育》等文章，論述了新民主義教育的內容、方法、實施和政策，以及教育與經濟基礎的關係。1950年又發表了《教育是什麼?》，論述了教育與生活、教育與社會的關係及教育的階級性。此後，他還陸續撰寫了《全面發展的教育》《鞏固和發展新中國的初等教育和師範教育》(1951)、《加強學習，改進教學，為培養建設人才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而奮鬥》(1953)、《新中國普及義務教育的前景》(1956)、《在兒童教育中貫徹實現毛主席的教育方針》等有關教育文章五六十篇。

1952年6月20日，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在北京成立，韋愨當選為副主席， ^[3]  並在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 ^[4] 

1954年，他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發表了《慶祝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為實現文字改革而奮鬥》的文章，以後又陸續發表《文字改革和漢字簡化》(1955)、《擁護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決議、大力宣傳文字改革的方針和步驟，積極推行簡化字和以北京話為標準的普通活》(1955)等文章三十多篇，作了《關於文字改革的問題》的報告，反覆強調文字改革的重要意義，以及漢字拼音化和簡化漢字的必要性。

1956年，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韋愨等為委員。以後，他發表了不少文章，闡述了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方針和要點，還深入基層，親自視察許多地方推廣普通話工作。

1959年，韋愨被選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0年，他才公開共產黨員身份，參加組織生活。1964年1月，韋愨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當年夏天，經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的提議，中央調韋愨到福建華僑大學任代理校長。在華大期間，他十分重視師資隊伍建設，經常深入基層與教師座談教改和思想教育問題。他為人平易近人，工作認真負責。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韋愨在華僑大學被認定為“資產階級當權派”與“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遭到造反派批鬥。1970年1月，華僑大學解散。韋愨從泉州回到北京。 ^[2] 

1975年，他以79歲高齡，還反覆多次對現行漢語拼音方案的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5] 

韋愨畢生致力於教育和文字改革事業，是個出色的學者。在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漢語拼音方案以及掃盲活動等方面有卓越的成就。著有《教育是什麼》《新中國的教育》《文字改革和漢字簡化》等文章50多篇。

1976年11月25日，韋愨在湖北省宜昌市病逝，終年80歲。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