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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君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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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農曆10月26日生於北京。女。作家清華大學肄業。1936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到延安。後任新華社《中國青年》雜誌編輯,晉綏《中國青年》分版主編。建國後,歷任《中國青年》總編輯,《文藝學習》主編,作家出版社總編輯,《文藝學習》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社長,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中國作協文學期刊工作委員會主任。2002年1月26日12時33分在協和醫院病逝,享年85歲。
中文名
韋君宜
別    名
魏蓁一
國    籍
中國
出生日期
1917年農曆10月26日
逝世日期
2002年1月26日12時33分
畢業院校
清華大學
職    業
作家
出生地
北京
信    仰
共產主義

韋君宜人物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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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君宜 韋君宜
韋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農曆10月26日出生於北京,為家中長女。祖籍湖北建始。“君宜“是她1936年在《清華週刊》45卷第1期上發表《哀魯迅》一文時首用的筆名,抗戰後流亡到武漢參加湖北省委主辦的黃安訓練班時,將自己的姓名改為韋君宜。

韋君宜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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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散文集《似水流年》、短篇小説集《女人集》、中篇小説集《老幹部別傳》、長篇小説《母與子》、晚年所寫的回憶錄《思痛錄》和自傳體小説《露莎的路》等。

韋君宜人物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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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君宜南開女中

韋君宜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父魏仲衡早年留學日本,專修鐵路,是孫中山手下一批年輕人之一,發表文章,從事民主革命活動。1913年回國後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即今北方交通大學前身)任教,後到交通部任職,又派長春任鐵路局長。參加修建吉長線、吉敦線兩條鐵路。韋君宜在北京叔叔家裏讀完小學二年級時去長春,入了當地的鐵路子弟小學三年級。鐵路局長魏仲衡很重視鐵路子弟的教育,在長春車站附近辦了一所扶輪小學和一所職業中學,從大城市北京等地延請名教師為學生開課。母親司韻芬,為湖北沙市舉人之女,婚前念私塾九年,在君宜與妹妹蓮一上學前,便在家裏叫她們背誦《琵琶行》、《阿房宮賦》等古典詩詞以及新舊《三字經》等。這是一個不算守舊的家庭,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家裏還為他們延請家庭教師教授英文、古文等課程,此間讀了“四書”、“五經”等古籍。隔段時間,父母還帶領她們去書店購書,以增長知識,培養學習興趣。讀到小學五年級時,為了提高學業水平,家長便把她和蓮一一起送回北平,經考試韋君宜插班升入了北京實驗小學(今師大附小的前身)六年級。1928年魏仲衡離職,不久在天津法租界定居下來。君宜與蓮一也由北京到了天津先後考入南開女中。父親也有了較多的時間親自對她們施以教育,對長女尤其器重,非常關注她的發展,讚賞她的才華。後與人談,她女兒的這支筆頗有《老殘遊記》的風格。
天津南開女子中學的六年學習生活,使韋君宜一生受益匪淺,為她勤奮上進、憎惡舊制度、憧憬真善美的人生理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韋君宜曾寫道:“在南開我度過了由孩子變成懂事的青年這一人生最重要的階段。南開除了教給我語文、數學、理化、史地這些基礎知識之外,我覺得重要的是教我打開了眼界。”(《憶南開》)入學不久的一次校慶日,“南開新劇團“排演易卜生劇作《娜拉》,由大學部萬家寶(曹禺)主演,使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外國名劇,在一個 不滿十一歲的女孩眼前展現了一個新的天地,從中呼吸到了時代的氣息。“那時人家是大學部學生,可是我是初一小孩子,他當然不認識我,可是我這個小觀眾卻對此戲印象極深。至今,在末幕換上深色衣羣的娜拉站在台中央説:'我原來是一個洋娃娃!'訣絕出走的模樣兒,還留在我的腦際。“(《憶南開-為母校南開校請作》)
南開校長張伯苓以教育改革為己任,派教師到美國、蘇聯學習,回來改革教學,設置新課程門類。“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民族危機已降臨到每個中國人的頭上,校長雖不贊成共產黨,卻很愛國,對屈服日本十分不滿,因此經常向學生灌輸抗日思想。每年學校都舉行“五七”、“五九”、“五三”、“五卅”紀念活動,在學校的運動會上組字“毋忘國恥”、“毋忘東北”,所有教室門上貼有“毋自餒,毋因循,多難足以興邦”、“要沉着,要堅毅,立志必復失土”的對聯。學校設置的《中國近百年史》、《東北地理》、《西洋近代史》等課程,以及“社會觀察”到校外工廠、法院、監獄參觀等活動,對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主主義思想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韋君宜是一個敏感多思的女孩,這些校內外的活動,激發了她對民族前途和社會現實的關注,在少作《少年書憤》(1931)中她寫到:“隨身半載一薄書,日日讀它又甚餘,清夜攤開增我恨,終朝對爾欲何如。”

韋君宜求學經歷

高一時,一位激進的國文教師把當代左翼文學介紹給這些“關在教室裏的女孩子們”。這段時間韋君宜閲讀了不少三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和蘇俄文學作品,訂閲了《文學月報》、《北斗》、《現代》、《文學》等文學刊物。上海左翼作家的“熱烈空氣”,使她“簡直着了迷“。這位國文教師還向學生們提出“女青年該看看章秋柳、孫午陽(注:為矛盾三部曲《蝕》中的人物形象)那樣的認識那樣的人是怎麼生活的。--當然,不必那麼浪漫。”韋君宜後來談到,她是從這裏才“劃破鴻蒙”看到另一個世界的。革命的進步的文學作品使中學生韋君宜萌發了對新的社會理想的嚮往與追求,對她日後從事文學創作也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韋君宜作品 韋君宜作品
高中時學校裏還發生了解除進步教師和開除進步學生的事件。她雖然沒有處於這場運動的中心,卻傾向於被開除的教師和學生,使中學生的韋君宜看到鬥爭就發生在自己的周圍。
置身於中國大變革前奏中的韋君宜,在敏感着時代前進腳步的同時,還只是一個很知道用功的好學生。她的國文課和作文課尤其學得很出色,多次受到教師和學校的嘉獎。到了高年級,她對文學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高三的一位國文先生以講中國詩史為線索,貫穿名家作品,從詩經、楚辭、古詩、漢魏樂府,一直講到唐詩、宋詞、元曲,中間還介紹《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等作品,並且引導她們閲讀有關的文獻和研究著作。韋君宜很為這些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所迷戀。於是逛書店、選擇參考書成了她一段時間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北京琉璃廠的那些售書者,以驚異的眼光看着這個年少的女學生那種認真選購的神情。她們哪裏知道這個女孩子當時正懷着想作一個學者的人生夢想呢。臨近高中畢業時,她曾主動向老師交了一篇題為《論陶淵明》的畢業論文。
韋君宜也從家中的藏書吸吮着文化、精神的營養。除了《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古典作品,她還看過不少的通俗作品,直到九十年代還能記得一大串。《再生緣》是她母親經常讀並推薦給她的一篇長篇彈詞,上小學時就讀過,上中學後仍很着迷,讀了不止一遍。“這本約兩百年前的婦女作品,使一個十六歲的我自覺到我是一個婦女,我將來要走的路是艱難的。”無獨有偶,幾十年後,曾任清華中文系教授的陳寅恪和任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這兩位大師,都曾為此書及其作者,付出過很大的熱情。看來韋君宜這時更多的是從課內外的閲讀中感悟人生、思索人生。
韋君宜性格內向,是個感受敏鋭、善於思考的學生。她似乎並沒有想要成為一個作家,但她卻知道怎樣使用手中的筆“自抒胸臆“,為自己也為她人“請命”。高中臨近畢業時,她經歷了人生第一次痛苦的經歷。在河北省教育廳臨時組織的一次中學畢業會考中,她的化學課因一分之差而得了不及格的成績。而且在天津《大公報》連續兩天將考試按及格生、一兩科不及格生和三科以上不及格生的名單公開登載出來。魏蓁一的名字赫然列在一科不及格的第3名,下面括號為(南開,女,化學)。雖然官方註明“以上學生均發給報考升學證明書並準參加下屆各該會考”,可對於一個自尊自強的女孩子來説,無異是一場從天而降的災難,她無顏面對父母親和師長同學,甚至產生了輕生的念頭。但她覺得教育當局也太不講理,於是她振作起來提筆給這份報紙寫了一篇稿子,要求他們幫助中學生評評理。《大公報》還真幫助了中學生的忙,這篇短文很快在該報“會考問題特刊”欄登了出來,而且在社論中還引用了這個中學生的呼聲,表示了贊同與支持。這篇散文體的説理文在層層説理中筆調委婉而犀利。文中開宗明義提出拖到一年後補考是很不合理的,而且“日子拖得越久,必致忘得越乾淨,大約拖來拖去。這張中學畢業證書永不會到手,也就只有‘死而後已’。”但是“教育廳難道竟是要我們過年年應考‘死而後已’的生活麼?”文中轉爾呼籲“把補考的日期挪近一些,趁我們為會考而預備的書還沒全忘,再加緊念幾星期,也許會一考及格免了這身上背的‘不及格學生’的牌子,這個成不成,我為我一個人請命,同時也代許多一、二科不及格的同學請命,願教育廳注意及之。”當我們幾十年後看了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時,只覺得作者聰敏過人、文思敏捷,在這個少年人身上藴藏着一股對“不講理”的社會現實進行抗爭的精神。

韋君宜清華大學

1934年9月,韋君宜被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三所高校同時錄取,面臨着人生的第一次選擇。她原是對文學很感興趣的,但當她確定自己的攻讀方向時,卻選擇了清華大學的哲學系,著名哲學家馮友蘭、金嶽霖張岱年等都執教於此。其中的思考,韋君宜後來曾談到,是想“探討一些更深刻的東西“,如同很多青年學子一樣。她的志向是攀登學術研究的高峯。於是她成了清華十級新生中的唯一女生。系主任馮友蘭把這批十來人的新生招到自己家中談了話,着重介紹了哲學系的課業情況。
清華女生宿舍靜齋有一個很幽靜的環境。宿舍後面環圍着一帶小丘,生長着密密的樹叢,不遠處一片湖水便是有名的“環池”,再遠眺就是一帶西山。宿舍前門面向一條南北走向的人行道,橫過人行道是一條小溪環繞着的錯落的樹林連着寬闊的草坪。草坪的北部便是校園中心的大禮堂、圖書館和工字廳了。在這裏韋君宜開始了大一的學習生活,依然十分用功,除了跑圖書館、閲覽室,有時也坐在二樓的宿舍裏看書、寫作。深秋季節,靜齋周圍一片肅颯的景象,引動了她的詩情,便用新詩的形式抒發了自己的感受。並以《靜眺》、《倚窗》為題投給了《清華週刊》(署名陶清)。兩詩表達了詩作者對清華園秋景詩情詩意的主觀感受,很有點現代派的詩味:“鳥聲在東邊鳴了西邊又鳴,/樹影成行,/已倒沉在水底。/禮堂裏的琴波顫了起來,/諧和了水波的顫。/滿地都靜。/天有黃葉還戀着這一池殘水,/橫直綜錯,滿地都親吻遍。/……”(《靜眺》)。用舊體詩來狀物抒情也是韋君宜自幼的愛好,《清華園》(七絕)便是其中的一首:“夕暉一點透林明,坐聽蟲聲共鳥鳴;斂黛西山初浴罷,雲清霧薄晚妝成。”詩作者用擬人的手法把個清華園初夏黃昏描繪得如同寫意畫一般,風格清新、意境淡遠,讀起來也朗朗上口。和新詩相比較,韋君宜的舊體詩顯得頗有功底,這可能得益於舉人外祖父對她的指點。看來大學生韋君宜對“水木清華”的秀美景色很是陶醉,對這新的學習環境也頗自樂。如果從個人的前程來看,如此的才智、這樣的一所學府,清華學子的她,儼爾不能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女學者呢。
然而大學生的她並沒有只限於追求學業上進。她雖出身富有,生活優裕,卻也感受着人間的不平,這是有詩為證的:“嚴冬十二月,晨起見嚴霜。北風寒裂骨,道上生白光,行人從遠來,抱子倚嚴牆。三日已無食,一月更無裳。瑟縮敗屋下,翹首盼春陽。何意急風雪,中夜襲我牀。團雪彌前牖,朔風裂後窗。門樞向我欹,仰視屋無樑。抱子出門去,徘徊以彷徨。旁徨欲何時,哀哉路且長。……”(《少年習作》1934年),詩作者想象着抱字倚牆的這個中年婦女的貧寒現狀,發出了“仰頭盼樓上,明燈和蒙煌。我欲呼天問,渺不見穹蒼。”的不平之鳴。詩中所勾勒的這副悽慘景象,是韋君宜朦朧的民主思想的寫照,是她稚弱心靈閃現的一束火花。沒有這些,怎麼會有她後來的發展呢。
“清華園“裏地火在運行着。日本侵略中國的形勢已經逼近華北。1934年由中國共產黨提出來經宋慶齡等簽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已經公佈。這年冬天在清華校園有革命組織“現代座談會“公開招收會員,一同考入清華的南開女中同學毛掬是這個組織的常委,便以“學術活動”的名義動員韋君宜參加。韋君宜被編在哲學組,學習《辯證唯物論教程》等書籍。不久清華髮生了靜齋逮捕革命學生的事件,毛掬亦被列入被捕名單,只是由於大家的掩護才得以逃脱。隨之成立半年的“現代座談會”亦遭解散。這段短短的經歷,使韋君宜的學習和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韋君宜紀念集 韋君宜紀念集
1935年春,經學生會選舉中文系九級學生蔣南翔擔任了第43卷《清華週刊》總編輯,“魏蓁一”被聘為該刊的“特約撰稿人”。在5月15日出版的《清華週刊》第43卷第1期“清華論壇”刊出了韋君宜題為《理論能拉往事實麼》的長篇哲學論文,署名陶清。這是我們所見到的韋君宜所發表的唯一的一篇哲學論文。論文本着“理論與實踐是一個對立的統一,實踐在其中處着主導地位”的理論命題,闡述了“我們不能用理論拉住實踐”,而應在實踐中把握到“理論”從而“創造一個不能説是繼續現狀的新形勢”,“現狀必將由本質的轉化而被一個更高級的新形態所替代了”。論文的思辨能力和邏輯分析,均顯示出這位哲學系大一女生的才華。同時也反映了她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礎,為我們瞭解此一時期韋君宜的思想發展,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
在43卷《清華週刊》第2期和第5期的“書報評介”欄,韋君宜尚發表有兩篇書評:《中國大學生日記》和《由一本書看到―――讀〈革命哲學〉後》,均署名陶清。前者為萬迪鳴所著日記體長篇小説,1934年出版,在當時學生中頗為流行。書評指出了這部作品“似曾是想由一粒砂子中,表現出大海的動態。這雖失敗了,當那個小角落卻描寫得夠活的。“而且“其中每個人都無聊卑鄙討厭到了極處。我們討厭他們,這'討厭'正是作者的成功!“但“這《中國大學生日記》並不能代表中國大學生生活的全面!作者忽略了這學生的另一面,只能絕望地告訴着,這是他最大的錯誤。讀此書,這是不能忘記的……“。後一篇是針對蔣介石《革命哲學》一書,這書當時被指定為清華“讀書競進會“大學組第二本參考書。作者認為有必要幫助讀者正確地認識這部著作。書評在指出其唯心論實質的同時,着重以嘲諷犀利的筆調分析了其反動本質所在,由此而“看出許多近來蓬蓬勃勃的運動的根芽“。諸如“建設中國本位文化運動“、復古讀經尊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殭屍的復活、新生活運動、節婦宴等大小事件“都可以由此找出根核來“。文章更進而論述了這個理論自己的根核,只就其思想文化本身來説只不過是資本主義和“臭腐的封建勢力攜了手“。明敏的思考力,以及善於透過現象抓住實質,從而進行入情入理的分析,且行文酣暢,使書評很具有説服力。
“現代座談會“被解散後,青年學子那種“指點江山“的熱烈氣氛突然失去了它的組織力量,韋君宜的思想一時陷於苦悶的狀態。她回憶這段時間自己的思想時寫道:“我這個剛剛摸見一點點新世界影子的頭腦裏,實際還是模糊一片,真感到無路可走,苦悶得要死。“剛好學校放暑假,她決定跟己和日本左翼文化界朋友取得聯繫的毛掬,一起去日本“找光明的路“。同行的還有大妹蓮一等共計四人。在日本東京,她一時被中國左翼文化人的活動所吸引,要求父親同意她留在日本不回國了,但遭到家裏的反對。她們認識的一位農學院教授也説,“愛國還得回去“。正在這時,清華進步同學中文系九級女生韋毓梅孫蘭)給她去信要她回校,告訴她下學期要在女同學裏組織一個小組,開展革命活動。新生命的曙光閃現在她的眼前。
1935年大二開學後,韋君宜參加的靜齋小組是秘密的“社聯“組織,同時也受清華大學“民族武裝自衞會“的領導。參加的成員除了她與韋毓敏,還有外語系九級學生王作民,以及許榴芬、李立睿、魯心貞一共六人。他們在地下黨員蔣南翔的領導下秘密開會,讀《中國大革命史》等革命書籍、進行“時事分析“、“工作檢討“、“自我批評“等項討論。“靜齋“不靜,這個小組在“一二·九“學生運動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他們團結了許多進步同學,成立同學會、開展時事問題討論會、出版靜齋壁報、成立流動圖書館,還率先組織了一個海燕歌詠團,唱《國際歌》、《畢業歌》等革命歌曲。韋君宜並且是他們中間的一枝“筆桿子“。
這時她與王作民同一寢室。給人的印象是:“性格內向,話不多,看不出和誰特別要好,喜歡什麼人,穿着質地講究,但並不特別打扮。愛好讀書,會寫文章,抱着書出門、上課、進飯廳,走起路來蹬蹬很快。對組織的活動十分熱心,有時缺少經費,就跟她説:'喂,小魏,把你的存摺拿出來吧。'她總是十分樂意慷慨地解囊。“(據王作民1989年7月26日談話記錄,經本人審閲)
到了這一年的冬天,華北的局勢更加動盪,偽政權冀察政務委員會正在籌備,日本浪人在天津製造事端,漢奸僱傭流氓在許多地方進行華北獨立的請願鬧劇。為了動員和組織青年學生加入到民族救亡運動中,在中共北方局領導下,這一年11月18日“北平學聯“成立(全稱“北平學生九國聯合會“)。繼之蔣南翔起草的《清華大學救國聯合會告民眾書》亦在《怒吼吧》上發表,喊出了“華北之大,已經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響亮口號。在清華大學的全體學生大會上,幾經爭論,終於通過了《通電全國,反對一切偽組織、偽自治,聯合北平各大中學進行遊行請願》的決議。清華校園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十二月九日這一天,北平各大中學在“北平學聯“的組織領導下,爆發了大規模的請願遊行。一週後,十二月十六日又舉行了一次全市學生的抗日大示威。韋君宜積極地投入了這場運動,她和靜齋小組的人,不顧天寒地凍、艱難險阻,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遊行示威中她寫的對口詞《老百姓》傳單,散發給沿途的老百姓,以至多少年後,當年北方局領導人之一的彭真,都還記得這份傳單和它的作者。
為了鞏固運動的成果和深入廣大羣眾,1936年初“北平學聯“組織了平津學生的“南下擴大宣傳團“。清華、燕京等城外各校編為第三團,1月4日從西郊藍靛廠徒步出發。沿路深入農家,宣傳講演,開展歌詠活動,動員當地青年參加革命組織。當第12天到達河北高碑店時,遭到了軍警包圍,幾經周折終於被押上火車,到了西直門,站台上軍警林立,全團步行了20餘里始回各校。這悲憤的一幕更增強了他們的鬥志,回校後的第二天便在燕京大學禮堂組織了自己的永久性團體“中國青年救國先鋒團“,後來將三個團各自成立的這種組織統稱為“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這次下鄉宣傳對韋君宜的觸動極深。通過革命實踐,韋君宜對階級、剝削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對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對自己出身的家庭有了更多的覺悟。
南下宣傳回校不久,她經蔣南翔介紹加入了共青團,不久轉為共產黨員。有段時間她幾乎成了職業的革命者,參加市婦救會等工作後,她很少回校上課,以至於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由於缺課超過了三分之一視為不及格,需要補考。
從1934年秋冬參加“現代座談會“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韋君宜的革命要求向前發展成為實際的革命行動,她對理想的追求有了明確的方向。在她為實現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理想去獻身時,當時流傳的一支歌曲:“蘇聯本是共產國,自由平等新生活。人人都工作,噯咳噯咳喲,人人都工作。“(楊述《一二九漫語》)不能不在她的思想上打上一定的烙印。然而她是受到“五四“精神薰陶的青年,又由於她的個性氣質、較高的文化素養,她在這條道路上表現出來的不懈追求的執着精神,便形成了她生命中最珍貴的情結。
清華園內外逮捕和反逮捕的鬥爭相當激烈。在靜齋發現了告密者的地形圖,在校園裏發生了“二二九“逮捕和反逮捕的鬥爭,參加遊行示威的不少進步學生也有遭逮捕而被投入監獄的。其中北平十七中女學生郭清慘死獄中的事件引起了進步學生很大的震動。“北平學聯“決定舉行北平學生追悼郭清烈士大會以示對反動派的抗議。韋君宜奉命撰寫的祭文,用毛筆寫成大橫幅懸掛在台上,祭文憤怒揭露了反動派破壞愛國運動、迫害進步青年的罪行,喊出了廣大愛國學生的心聲:“我們今後沒有眼淚,沒有悲哀,沒有淒涼。我們只有沉痛的憤恨,火一樣的烈,海一樣深的憤怒和仇恨。“
做為“一二·九“運動中的筆桿子,韋君宜是出了名的。同室王作民回憶説:“我們靜齋女生宿舍有個牆報,掌握在進步學生手中,君宜經常給牆報寫稿,還在校內外刊物上發表文章。那時看出來她是個作家的材料。““她對生活感受深,觀察細微,善於思索,加以書讀得多,所以下筆成章。在一起的時候,看她似乎不經意,但通過她的筆,使人感到她看的、聽的比誰都多,一件普通的事,由她的筆寫出來,能從中看出深一層的東西,與眾不同。“韋君宜在後來談到自己作為“筆桿子“時是這樣寫的:“若説筆桿子強,別位筆桿子寫論文寫散文寫詩成了氣候,我這個筆桿子卻專門趕任務。一會兒要公祭郭清同學,叫我來一篇祭文;一會兒出外宣傳,需要通俗唱詞,又讓我來十二段孟姜女調'正月裏來正月正……';有一個刊物上刊登出東北義勇軍李紅光的軼事,……於是由我動手改編成了一段鼓詞'李紅光女英雄'印發出去,其實我連這紅光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對此她總是“樂此不疲“的。除了寫壁報、傳單,韋君宜還為當時出版發行的許多小報像《民族解放》、《我們的生活》、《北平學生》等,寫了不少稿子。編者爭相向她求助,她也給予很多支持。如《北平學生》10期的“編余“就提到:“編者的春愁,是愁缺稿,愁印刷費貴,愁刊物發行不好。……稿件與錢,多虧陶清與李江兩君,特此感謝。“由此可見一般了。(陶清為當時韋君宜的筆名)
韋君宜的思想是激進的。1936年暑假她曾跑到山西去參加革命組織“犧盟會“。她對家裏不支持她參加革命是不能容忍的。考上清華後,父母對她期望很高,希望她走畢業出國留學深造的路,但是國難當頭,她走的卻是另一條路。母親總想用親情、享受來改變她,然而家庭並沒有改變她,她卻影響了這個家庭。父親留日的日本同學中有許多是當政的官員,東北淪陷後曾請他就任鐵道部長一職,他堅決拒絕,與人説子女將來還要做人。日本入侵北平後,也有人勸他任偽職,他索性躲到上海租界,以經商為生計,來往於上海、北平之間。至於韋君宜的弟妹,抗戰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都陸續參加了革命,大弟留學美國,是解放後最早一批迴國的人員。

韋君宜早期創作

韋君宜的創作、編輯生涯是從這時才真正開始的。她手中的這枝筆同她對真理、對光明的執着追求精神和對美好社會理想的憧憬與探索,是密不可分的,是同她所處的時代緊密相連的。寫於此間的兩篇散文《寄不出的信》和《告訴》(發表於1935年天津《庸報》和《大公報》)便表現了她在人生道路上執着追求和上下求索的精神歷程。《寄》着重表現了她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渴望投身革命的熾熱感情。“朝一鋤,暮一鋤,我不知掘了多少日子,費了多少勁,把自己的雙眼逼成近視,末後竟出我不意的,在庫的深處遇見了你。““我隱約聽見你在人間的另一角落叫我,想找你,卻不知道怎麼能打通從我這兒到你那裏的一條路。假如我找着你了,無論那路上有多少砂石,多少荊棘,我也情願去走。“《告訴》則側重揭示了她在追求路上所出現的精神苦悶:她曾尋到一線光明,但“這點明白不但不曾幫助別人,就對我自己都沒有一點改變。我照舊的唸書、上課、思索、説話、發怔……沒有半點不同地方,除去心裏多了一點希望。“全文感情跌宕起伏,她苦悶、厭倦,想自殺,剛強的郭如鶴(《鐵流》中的主人公)和他所屬的人羣,以及“天地間怎樣偉大的事,偉大的感情“都想到了,這些雖然給她安慰信賴,但她覺得對自己仍然是無用的。於是發出了“我不願意啊!我要告訴!“的呼聲。兩篇散文直抒胸臆、感情真摯、行文酣暢,顯示了韋君宜散文創作的基本風貌。
“一二·九“前後韋君宜尚發表兩個短篇。處女作《小坑》刊於天津《國聞週報》,署名陶清。這個刊物刊載了許多像老舍的《月芽兒》這樣的名家名片,韋君宜的處女作刊於此,自然令人矚目。可惜由於作者本人覺得“幼稚“而未能收入後來的文集中。但是一個作家處女作的“幼稚“又往往具有其獨特的魅力所在。短篇主要描寫了兩個知識女性,曼英充滿了對幸福生活的憧憬,她不要生活裏的山峯和大溝,有了兒子貝貝,一心只想一家過美滿的日子,夢想通過存款供兒子將來出國走走。可是剛剛沉浸的美夢便被打碎,曼英與丈夫雙雙被校長解僱,於是曼英痛切地説出“都完了“。他們的大學同學馬小姐是一個充滿理想與信念的活潑女性,看到了這一幕卻説:“你説不要生活裏的山峯和大溝,但是你看,這頂多是一個小坑,你受不了!“這帶有勸慰和批評的話,暗示着丟掉了人生的理想,生活裏沒有了山峯和大溝,卻有無數的小坑橫在面前。短篇的成功在於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就是兩個次要人物賣柴農夫和僕人劉媽也都寫的躍然紙上。標誌着韋君宜早期小説創作的可喜收穫。約半月後,作者在天津《大公報》“文藝“欄上,又發表了她的第二個短篇《探監》,署名陶清。小説反映了在政治鬥爭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變化。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都是通過探監兄弟間一席談話表現出來的。探監者為犯人養父之子,兩人親如手足,曾幾何時養父從一個教師爬上了縣長的位置,管轄着獄中犯人的生殺大權,但養子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卻寧死不屈。
1936年《清華週刊》45卷由中文系十級學生共產黨員王瑤主持擔任總編輯,韋君宜受聘任該刊“哲學欄“編輯,除了編輯每期關於哲學方面的大量稿件,仍然堅持筆耕不輟。時值魯迅逝世,10月24日在清華大學舉行了魯迅追悼會,在11月1日出版的《清華週刊》第45卷第1期上,韋君宜發表了署名“君宜“的散文《哀魯迅》。她在中學時代就閲讀了魯迅的不少雜文,經過一段鬥爭生活後她才覺得真正地理解了魯迅。這是一篇優秀的散文,開篇便寫道:“我覺得魯迅不是從九萬八千里的雲間把光芒射下來的星,我覺得他是和我們一起生活着的朋友。“全文通過作者的切身感受,昭示着“魯迅的名字將照透了昏黑的長夜,在光明的國土裏永生“這樣一個真理。文章字裏行間飽含着一個革命青年對國事的憂慮,對未來的信念,相信光明正在人們的心頭升起。散文仍然保持着熱情呼喚的風格,但同時又塗上了一層沉鬱睿智的色採,説明韋君宜正在走向成熟。“一二·九“一週年紀念之際,韋君宜在《清華週刊》第45 卷第7期發表了她的第三個短篇《第一道光》,署名蓁藍。短篇從一個側面再現了清華大學等院校參加“一二·九“的全過程。貫穿全篇的主要人物是蘇文佐和蘇月佐兩兄妹。哥哥不關心政治,由於失戀的痛苦滑冰時跌傷了腿,住入了醫院;妹妹與他存在思想分歧,經常抬槓説不到一處。但當蘇文佐被捲入運動,在參加遊行中他的思想卻發生了變化。看見妹妹參加宣傳工作的勇敢精神,他也帶着受傷的腿參加了衝鋒隊,對妹妹也油然產生了親切之感。在與警察扭打中,他的傷腿被踢而倒下昏迷過去。周圍的同學親切的關懷和熱情的呼喚,使他感奮。他終於從孤獨中擺脱出來,置身於火熱鬥爭中,覺得自己的腿已不是要緊的了。蘇文佐思想的變化以及作品中穿插的“常見男生追女生,又看電影又滑冰“的情景,是真實的,許多青年學生,不就是從這裏邁出了人生堅實的步伐嗎?
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裏,在參加學生救亡運動的火熱的鬥爭生活中,韋君宜無論詩歌、散文、小説、書評,抑或雜記、通俗文體,寫起來得心應手,顯示了相當的創作潛力。這些早年作品,繼承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壇直面現實人生的傳統,具有鮮明的時代使命感,雖是一朵朵小小的浪花,卻以它獨特的取材、獨特的視角給當時的進步文化潮流帶來了新的氣息。同時作品所顯示的一個女青年作者對生活的敏鋭感受和浪漫主義情懷,對了解作者的精神風貌和性格氣質也具一定的意義。

韋君宜奔赴延安

宜昌,省委錢瑛大姐決定送韋君宜去延安時親切地對她説:“回延安就到家了。你會覺得心裏好過些.。“韋君宜到重慶見到二叔謊稱去昆明上學,要了一筆錢便於12月5日從女友王作民家動身,乘飛機去了成都。經過數日準備又啓程,1939年元旦剛過,心中的革命聖地延安便出現在她的眼前了。
清華老同學原“民先“總隊長時任中華青年團體聯合辦事處(簡稱“青聯“)副主任的李昌(雷駿隨)接待了她,暫住在中組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自然一切都很新鮮,換上了棉布軍裝,買了皮帶綁腿打扮成軍人狀攝影寄至香港二弟處轉家中。時間不長,“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簡稱“青委“)宣傳部長胡喬木,來到招待所跟她談工作。“青委“正在籌備《中國青年》,要她留在“青委“做編輯。韋君宜自然樂意,這裏有許多熟悉的“一二·九“運動的戰友。於是她搬到了延安北門外大砭溝的“青委“所在地。沒幾天,便參加了“中央青委“的一個工作組,去安塞考察一週。隊長李昌,支書李新。韋君宜去的是一區三鄉,見到了鄉長、鄉青年俱樂部主任、婦救會主任、少先隊隊長等。短文《陝北農村一勺》生動地記敍了此行的所見所聞,勾勒出了陝北農村開闢工作初期真實的生活畫面和農村幹部純樸的身影。很可惜,這篇文章沒有繼續寫下去,我們所見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農村青年工作幹部“。
回到延安不久,韋君宜復參加了由“中央青委“組織的“西北青年考察團“遠行至晉西北。一行五人,團長丁琇,支書馮直,成員有武克仁張方海。此行的目的是東渡黃河,前往剛剛開闢工作不久的晉西北,調研前方農村“青救會“、“婦救會“等革命組織的組建情況,並寫成調查報告。從陝甘寧的延安到達晉西北首府興縣,不但要自負行囊徒步行二千餘里,而且路途艱險,戰爭也還在進行,真是到了抗日戰爭的前沿了。他們日間行軍,夜則宿於十八集團軍的兵站,或住到百姓家。行軍途中聞“三五八“旅“嵐縣之捷“韋君宜耐不住心中的激動,曾賦詩云:“兩年流浪已堪驚,回首家山萬里程。戎服更非慈母線,風霜改盡舊時容。悼亡漸痛雙框竭,赴死何難一命輕。聞道將軍新破虜,願隨旌旗指河東。“一路上,“訪百姓、訪農婦、居農家“,親歷發生在身邊前線的戰事,使韋君宜受到了艱險生活的鍛鍊。她的思想感情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脂粉高跟鞋,高樓大廈之類思之若在雲霧中矣。“(《八年行腳錄》)一行抵達興縣時已是春季了。當年青救會主任康振義(方彥)至今還清晰地記得那次他接見考察團一行四人時的情形,他印象中韋君宜身材單薄、個子矮矮,她能不遠萬里從大城市來到邊區,頗覺此行不易。後來韋君宜第二次去晉西北時還曾與他共過事。
從晉西北迴到延安時已是秋八月了。這時《中國青年》已出版了幾期,編輯部裏只有她與丁浩川、杜紹西(杜書田)、肖平共四人。杜紹西是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時任中國青年科科長,“青委“宣傳部長胡喬木兼任着《中國青年》總編輯、中國青年社社長。在編輯部裏除了組稿、發稿工作,韋君宜曾發表數篇文章。編輯業務也受到了較嚴格的訓練。精神上也從悲痛中擺脱出來。“青委“機關同志間的平等關係,馮文彬、胡喬木領導幹部放棄“小灶“待遇和大家一起吃大灶,一直使她很感念。
從《中國青年》第1卷第8期起,韋君宜共發表六篇文章,除《陝北農村的一勺》,有三篇是工作雜談:《那個村子工作好?》、《“手工業“與“機械工業“》、《壯丁隊化到童子軍化》;一篇論文《新娜拉走後怎樣》(三八特輯);一篇人物剪影《悼紀毓秀》,以上均署名韋君宜。六篇文章實屬三類。韋君宜的“工作雜談“是記述她半年多晉西北之行,自己對農村青年工作的實際考察體驗,以及個人對一些問題的思考。以《壯丁隊化和童子軍化》為例,題目就體現了轉變青年工作的一個生動提法,文章提出“青年半武裝組織和其他一切青年工作一樣,必須記得'青年的任務在學習'這個原則。“本文的超前思想在於提出要“奠定百年大計“,“我們是要現在也要將來的。今日青年所學習的東西,便是將來要用以治理國家和支持社會的東西。“也就是説不僅要為打敗敵人而且要為建設一個新中國而學習。這是很有眼力的。文章還提出了舊青年與新青年的區別,怎樣才算一個新青年以及如何從一箇舊青年發展成為一個新青年。她痛感“五四“以來農村青年仍和他們的上代毫無不同,“簡直就沒有青年時代!大多數的農村青年還是手捧旱煙袋,腳穿空出一寸多的匣子般的鞋,走路踢踢拖拖,蹲在炕頭上談談家務事,一點不像青年!“她大聲疾呼我們的青年半武裝組織,“必須針對此點來下藥石針砭。“為此要緊緊把握住這個“教育青年的組織“。韋君宜此類文章沒有過多的説教,作者只是從自己敏鋭的觀察和切身感受中回答問題;此外作者還善於形象地勾勒出時代的印記,不是獵奇,而是通過富於典型的細節選擇,引起人們的深思,讀起來很有今日紀實文學的特點。
來到延安一年許,韋君宜與延安中央“青委“組織部幹部蘇展參加了由“青委“舉行的十對新人的集體婚禮,陳雲同志當時兼“青委“書記主持了儀式。蘇展原為北京河北美專的學生,“七·七“事變後奔赴根據地參加了中央“青委“的工作。
抗戰以後山西的抗日力量有很大發展。1939年冬閻錫山反目,動用軍隊摧殘革命力量及抗日團體,史稱“十二月事變“。當時晉西根據地的軍事力量比較分散,局勢十分不利,根據中央保存實力集中鞏固晉西北的指示,成立了晉西北軍政委員會賀龍任書記兼軍區司令員,林楓任區黨委書記。為了加強晉西北的青年工作,中央“青委“決定先從組織部抽調蘇展、馮直兩名幹部充實那裏的領導班子。結婚半月餘,蘇、馮兩人便銜命從延安出發奔向晉西北黨委所在地興縣,在晉西“青委“裏擔任常委,籌備召開晉西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
1940年夏7月,韋君宜受延安中國青年出版社委任,帶着出版《中國青年》地方版(晉西版)的使命,從延安出發第二次奔赴西北,同行的還有馮直的愛人康琳。途中趕上黃河漲水,戰事緊張,興縣丟失,遂在綏德停留。此間,韋君宜與清華同學“一二·九“運動的戰友楊述不期而遇。(楊述當時的姓名歐陽正,筆名歐陽素,清華時叫楊德基)當時楊述擔任着綏德師範的黨總支書記。這段時間韋君宜曾在綏德師範開辦的短訓班講過短時間的課,還給楊述主編的《陝北文化》寫過稿。待興縣敵人退去,戰事稍停,韋君宜與康琳又渡黃河奔向晉西。8月19日,在興縣召開了晉西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各縣“青救“幹部聚集一堂,氣氛十分熱烈。韋君宜和大家一起編會歌,出牆報,到處是歌聲,就象回到了“一二·九“時代一樣。大會通過頒佈了《晉西青年抗日救國聯合會簡章》(草案),產生了晉西“青聯“執委會,主席羅毅,組織部長周穎、宣傳部長蘇展,韋君宜為九人常委之一,在宣傳部主要籌備出版《中國青年》晉西版的工作。此外,她還在賀龍兼校長的晉西青幹校任課。此次奔赴晉西北環境更加惡劣,任務更艱鉅 ,在敵人的掃蕩和反掃蕩殘酷鬥爭中,經常夜行軍,居處不定,飢餓與寒冷也不斷襲擊他們。方彥同志回憶這段生活時説:“已到了春節,天氣很冷,沒有取暖的條件,就用瓦盆什麼的從廢墟里撿回些燒成焦炭樣的木屑,用來取暖。大家穿的是布里絮羊毛的冬衣,吃的是黑豆渣,都是平時的馬料豬食。“此間,韋君宜寫的《夫子廟拾炭記》(略作修改已發表在《詩刊》1982年第3期上) [1]  ,反映了敵人的瘋狂掃蕩造成的災難,“我非豎子與村姑,也曾幼讀聖賢書;夫子廟中拾木炭,未知夫子意何如;我思夫子神如在,也應痛哭邦家壞;聖愚人鬼盡難逃,夫子流離失覆蓋;我今拾炭省軍資,夫子也應笑許之;圍爐烘手手漸暖,濡筆吟成拾炭詩。“(據韋君宜詩詞手稿)這些飢寒交迫中的晉西北青年幹部們,就是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照常開會,寫材料,開展各項工作的。
經過艱苦的籌備,由韋君宜主編的《中國青年》(晉西版)以中國青年晉西分社的名義於1940年11月1日出版。賀龍為創刊親筆題詞:“青年應該是革命的先鋒隊“,關嚮應和林楓也都親自為刊物題詞。韋君宜執筆的發刊詞《和晉西青年朋友見面》只千餘字,生動地寫出了“晉西在災難中“的變化,提出了辦刊的宗旨:“這裏沒有什麼高深研究。它將陪伴晉西廣大青年,中下級幹部,做一點科學知識的普及,下層工作經驗的交流。反映大家生活,發表大家習作。有一分力,發一分光,希望大家多給它幫些忙,使它光輝似雪,就和那岢嵐山上銀輝的積雪一樣。“
中國青年》(晉西版)為月刊,發行數額1500份以上,主要讀者對象為各縣青年幹部、小學教師、高小初中學生。以及相當程度的區縣軍政幹部。創刊號陣容較強,欄目也較多樣。韋君宜編輯5期(中國青年出版社後派黃照來接替了她的工作,共出版到二卷六期停刊)。
在繁重的編輯工作之餘,韋君宜還動手寫了不少文稿,主要有:《在晉西紀念魯迅》(署名宜)、《怎樣出羣眾牆報》(署名之初)、《我所見的續範亭》(署名藍濤,以上第1卷的1期);《談談封建觀念》(署名韋君宜)、第3期;《火燒趙家樓-“五四“漫話》(署名韋君宜,第5期)。大多是普及性的通俗文章,提倡改寫文學故事始於此時。論文《談談封建觀念》是篇較好的思想啓蒙文章,但文中最後認為“抗戰成功以後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決不再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也決不會有這許多的封建觀念了。“認為社會制度改變便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務,這種認識在思想理論界是相當普遍的,是對中國革命的反封建任務的長期性和復扎性缺乏深刻清醒認識的反映,也是由於中國革命發展的特殊性,黨的理論戰線對中國封建觀念長期形成的思想模式、文化形態缺少應有批判的結果。我們不必苛求於韋君宜在當時條件下論文中的這一思想不足;但卻要看到理論界這潛伏着的思想認識,在較長時期內,確也曾是中國思想文化戰線的失誤。
中國青年》晉西版的出現,它的價值,不在於刊物內容的高深和編輯者的水準。今天當我們拿起這些薄薄的紙張粗糙的刊物時,它像似向我們走來的一串歷史腳印,它適應了在中國最偏僻最落後地區普及知識、啓迪民智的需要;為一部分特殊的人羣--戰鬥在最艱苦環境中文化較低的邊區青年,提供了最起碼的精神食糧。
在離開晉西之前,韋君宜與蘇展之間感情隔膜已難以癒合。1941年3月,蘇展被派往山東抗日根據地,臨別時在歡送的人羣中他們握手相別。走前蘇展給韋君宜留下一封信,這第一次婚姻便這樣結束了。

韋君宜從陝甘寧到晉察冀

1941年4月韋君宜從晉西北返回了延安,時值《中國青年》(延安版)已停刊,她被安排在延安青年幹校執教。5月16日《解放日報》在延安創刊,不久又由丁玲主編開闢了“文藝副刊“專欄。晉西北的那段歲月依然縈繞於韋君宜的腦際,她萌發了創作的慾望。很快,她在根據地的第一個短篇《龍》便發表在這一年7月8日創刊不久的《解放日報》第二版上。
《龍》(原題為《龍》-- 晉西北的民間傳説))以傳奇故事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的內容。大旱之年天上的龍並沒有應驗來解救 虔誠求雨的農民,人間的龍(賀龍)卻給他們帶來了希望。作品從一個側面表現了根據地農民思想面貌發生的變化。短篇構思新穎,巧妙地將富於傳奇色彩的傳説故事與現實生活溶為一體,文學語言也獨具匠心,給人以美的感受。《龍》是韋君宜的成名作,和丁玲孫犁等名家代表作一起,被收入了由周揚1946年、1947年東北書店相繼出版的《解放區短篇創作選》中,全國解放後被編入了初中語文課本,又為各種版本的解放區創作選所選入。另一篇短篇《羣眾》發表於1942年8月2日出版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短篇以清新的筆調,寫了三個從城市奔向根據地的女青年,在下鄉做羣眾工作時,他們怎樣用眼睛尋找羣眾,到終於認識了羣眾就在自己身邊的一段故事。作品人物形象生動鮮活,故事情節富於戲劇性,文學語言在自然中透出幽默,反映了知識女性到根據地後對生活的新鮮感受。兩個短篇標誌了韋君宜文學創作的新起點。在作品的創作傾向上,既表現了新的現實、新的生活感受,又與“一二·九“前後的創作有着一脈相承之處,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一定的浪漫主義氣息。很可惜,這種創作勢頭不久便中斷了,這很可能同不久發生的那場“搶救失足者“的運動和工作環境的變化有關。
1941年9月韋君宜與時任米脂中學黨總支書記的楊述結成終身伴侶,完婚後即留米脂中學任語文教師。米脂是陝北的名城,為李自成故里,校址設在城外盤龍山,舊系魏忠賢生祠,後改為闖王家祠。在此執教不到一年,已經作了母親的韋君宜與楊述被調到綏德地委。地委機關報《抗戰報》作為地方性報紙,主要面向轄區的縣區,已創刊多日。他們來後共計四名編輯記者,楊述任主編。韋與楊在《抗戰報》上自然寫了不少文章,現在我們見到的署名文章只有321期署名歐陽正《紀念本報生日,檢討今年本報》一文(頭版),和韋君宜的《研究一下本報所登的勞動英雄的稿子》(二版)。同期還刊有宣傳部長李生華的一篇《我們要保衞抗戰報》,可見其火藥味了,已是“搶救失足者“運動即將全面展開的時候了。
1942年在延安開始的整風運動,又發展為審幹運動、“搶救失足者“。楊述、韋君宜都捲入這場運動中。武漢失陷前,楊述由組織安排轉入四川,任川東組織部長兼“青委“書記,在重慶被捕,經周恩來保釋出獄後來到了延安。此次“搶救失足者“運動中也被打成了“紅色政策“下的國民黨特務。筆者有機會看到這段時間的《抗戰報》,韋君宜在《思痛錄》中所寫的這場運動的過程、思想認識大體是符合實際的。
綏德地區的這場“搶救“運動是五、六月間從綏德師範開始的,8月17 日召開全校大會,共開了九天,9月5日見報。這一天出版的322期《抗戰報》頭版頭條大字豎排標題是:“救救孩子!救救青年!國民黨特務機關罪惡滔天 陷害青年無惡不作 綏德學生控告國民黨特務罪行“,其中許多小標題都是聳人聽聞的,如“女特務第一條戰線在牀上“等……繼之,綏德地區大會於9月13日亦開幕,袁專員致開幕詞説:“今年上半年綏德師範有一百六十二個被國民黨蔣介石陷害墮入泥坑的同學坦白了。“(見9月14 日《抗戰報》第325期),習書記總結十天大會,綏德各界控訴國民黨特務罪行大會主席團及全體到會代表兩千六百人同致《告失足同胞書》(見9月25日《抗戰報》第332期),又,綏西各界控訴國民黨特務罪行大會主席團到會代表一千五百人同上《致中共中央毛澤東同志電》(見10月23日《抗戰報》第339期)。“米脂羣眾開展救人運動,一千餘失足者爬出泥坑感謝共產黨寬大政策。“(見《抗戰報》第354期)在1944年元旦出版的第357期刊登的《陝甘寧邊區一九四三年大事記》專稿,其中“除奸運動“一項寫到:“八月四日延安縣開大會……。綏德、隴東……各分區都進行了這個鬥爭,一直深入到鄉村裏。……我們本着黨中央的寬大政策,挽救失足分子。“
當運動鋪天蓋地而來時,作為編輯記者,韋君宜一開始是“深信不疑的“,後來雖覺察出一些破綻出來,“但是我不敢否定這些編造,我還在每天為蒐集這些'材料'而奔跑。“(見《思痛錄》第8頁、第9頁)直到這場“搶救“不斷的擴大,引向“不遠萬里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引向“四川偽黨“,引向了韋君宜所熟悉的成都地下黨的負責人,包括韓天石--“一二九運動中北京大學學生領袖“,韋君宜已經從震驚感到害怕了。毀家紓難的楊述也被誣衊成執行國民黨“打着紅旗反紅旗“政策的特務,被關押近了整風班。畫家李又罘僅因為請了幾天假到解放區的邊緣地帶去看望哥哥,也被打成國民黨特務。到這時候韋君宜才懂得了這場運動“是胡鬧,是毫無常識又對共產主義毫無信心的奇怪創造“,她覺得這樣懷疑他們實在是太冤枉了。
當時,韋君宜、楊述認為這不過是綏德的黨在胡搞,延安絕不至於如此。楊述後來被從政風班裏放出來,帶着特務帽子從事抗戰報編輯工作。他跑到延安去上訴,寫信給毛主席,直截了當地説:“我不是特務,請您調查“。但後來才知道,延安比綏德整得更厲害,他們多年相知的朋友許立羣李鋭、魏東明、黃華……都被打進去了。楊述從延安告狀回來,韋君宜的頭一個女兒,因政治和生活環境的困苦已經失去了,自己也得了重病,又受到特務家屬的侮辱式的待遇,遂寫下了一首紀實的詩:“小院徐行曳衫破,風回猶似舊羅紈;十年豪氣憑誰盡,補罅文章伏笑談;自懺誤吾唯識字,何似當初學紡棉;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幾何年。“(《四三年審幹後作》)在一首題為《家》的新詩中她還寫到“家呀/讓我再呼喚這一聲!/我們對得住你/你愧對了我們/世界/人生/革命/學來好大個聰明!/如今/已變成無家的流民/夜晚尋不上宿頭/讓我彈一曲沒弦的琴/你聽/站在曠野裏/呆望着/最遠的星星“這些激憤之情反映了她在理想追求道路上的困惑、誠摯、執着的精神歷程。
1944年下半年,楊述給毛主席的申訴信也有了結果,黨校副校長彭真同志找他談了話,摘掉了特務帽子,調他們夫婦到中央黨校工作,安排在校部教務處。審幹運動翻天覆地鬧了一場,最後的結局是全部打錯了,全是假案。儘管這種行為如此荒唐,但是,由於毛主席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大會上脱帽致了歉,致使這些懷着赤誠之心的革命知識青年全都原諒了。
1945年抗戰勝利,韋君宜沉浸在勝利的喜悦中:“塞下忽傳勝利聲,八年苦戰竟全功;下山歌笑光火躍,東去歸程指日中;萬里河山憑放手,千章織錦下名城;生還父老應猶健,子弟兵歸唱大風。“
八年的歲月對人生不算短,在喜悦之餘,韋君宜也流露出了木蘭歸裏的心情。然而沒有多久,中國的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決戰臨在了每個革命者的面前。韋君宜又投入到中國歷史轉折的大決戰中。她被調到延安新華社口語廣播部擔任編輯。1946年3月國民黨轟炸延安,新華社與《解放日報》合併為新華總社,部分撤離人員組成了戰時編輯部,口語廣播和英文廣播很快投入工作,接替延安,開始向全國播音。韋君宜親歷了這激動人心的一幕。1947年春,廖承志率領總社,按照行軍行列,隨中央“工委“從陝甘寧邊區瓦窯堡出發,東渡黃河經晉綏邊區,橫穿山西嵐縣、靜樂等縣,歷時三、四個月進入了晉察冀根據地的平山縣境內,隨着中央“工委“進行了一次戰略大轉移。9月13日在中央召開了全國土地工作會議,韋君宜被派往參加了平山土改工作團,擔任該縣温塘區委員的工作。
此間在《晉察冀日報》發表了她在根據地創作的第三個短篇《三個朋友》,自10月2日起在《人民日報》(晉察冀版)轉載了這個短篇。《三個朋友》描寫的是根據地發動農民羣眾參加查租的故事。作品以第一人稱的敍事角度,描寫了“我“與三個朋友--農民、農村紳士和知識分子之間,在尖鋭的階級鬥爭中的種種關係,着重表現了也是知識分子的“我“的思想感情深處所發生的變化。那點自己的天地情調,在與農民朋友劉金厚的接觸中,“各種破東西就被他一層一層剝掉了“,知道了在複雜的階級鬥爭中自己的腳應該站在什麼地方。這個短篇正如作者後來所談,是從知識分子“誠心誠意接受思想改造那種真誠的感情出發寫出來的。“短篇將根據地真實生動的生活畫面與作品的思想傾向作了較好的結合,使它在解放區的短篇小説創作中佔據一定的地位,和短篇《龍》一起作為韋君宜的代表作被選入了各種解放區短篇創作選中。從《龍》、《羣眾》到《三個朋友》,反映了作者小説創作傾向所發生的明顯變化,即由偏於理想色彩轉而着重表現在現實中人與人之間的階級關係和他們的政治思想面貌。短篇最後通過“我“表明只有農民朋友才是自己的“良師益友“,與農民朋友在一起“真是勝讀十年書!“這種文字表述強化了作品的思想傾向,創作態度固然真誠,然而作為文學作品卻是理念大於形象。而且對知識分子朋友作為農民朋友的陪襯人物,在描寫上也存在着簡單化的缺點,説明了作者在適應當時政治環境的同時,開始向模式化思維方式的傾斜。
十年的戰爭環境中,韋君宜還用淺近的文言文寫出了紀實性散文“三部曲“。第一篇是1938年流亡一年後在宜昌作《流浪記》,此篇已經軼失。據作者談一直保存在身邊,“文革“中抄家時被抄走,後來歸還材料中不見了此件。第二篇《八年行腳錄》寫於“八·一五“光復之際,(全文收入散文集《海上繁華夢》,為未完成之作,實際只寫至1942年到米脂後為止,發表時刪去部分文字,文章以簡練而富於文采的淺近文言,生動地記述描寫了作者從武漢撤退到大後方,以及在根據地最初幾年的足跡。文中特別用了較多的筆墨寫出了在敵後所面臨的飢餓和艱苦的戰鬥環境,看來不是那麼豪情滿懷,也沒什麼豪言壯語,但平凡與神聖本來就是革命者的本色,作者正是從這裏着眼寫出了一代革命者是在怎樣的條件下肩負起了歷史的使命。第三篇是寫於1948年1月間的《還鄉記》,主要記述作者在1947年底從解放區化裝潛回北平家中治病的見聞,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統區北平的衰敗景象。三篇散文表現了韋君宜文言文的功底,寫作風格從青春期的熱情傾述轉而記述描寫自己親歷目睹的生活方方面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歷史的演進,具有較強的紀實性。此外在戰爭環境中韋君宜還寫了相當數量的詩詞,上述所引及後來問世者如《夫子廟拾炭詩》、《離延安》等,只是其中的少數,此處不一一記述。

韋君宜解放之後

1948年韋君宜與楊述參加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籌備工作,主要負責《中國青年》的復刊。1949年3月,他們所在單位隨中央機關來到了剛剛解放不久的北平。從此,韋君宜步入了她人生道路新的里程。
參考資料
  • 1.    韋君宜.《夫子廟拾炭記》:作家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