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傑

韋傑，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七軍班長、排長、連長，紅三軍團第五師十三團營長，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三師二二三團參謀長、團長、騎兵團團長，第七十四師師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員隊隊長，八路軍總部特務團團長，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八團團長，八路軍一二九師新編第一旅旅長，太行軍區第五軍分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六縱隊副司令員兼十六旅旅長，華北軍區第十四旅隊司令員，第十八兵團六十一軍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十八兵團軍長兼川北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三兵團第六十軍軍長併入朝參戰，回國後，先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高級函授系主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7年2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三歲。

1914年3月29日，韋傑出生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東蘭縣五聯鄉仁義村弄引屯的一個壯族貧苦農民家庭。韋傑幼年不能上學讀書，只得放牛割草。到少年時，他先跟父母親在大山的石縫裏掘地而耕，種植雜糧餬口。後來，他又跟哥哥韋士超到山外去替人挑桐油 賺腳錢。每逢災年荒月，韋傑家被迫借債度日，備受地主豪紳的壓迫與剝削。

在東蘭，無論男女老幼，誰不知道拔哥韋拔羣。在韋傑的心目中，拔哥可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領導窮人打富濟貧，抗捐抗税，有權有勢的土豪團董都怕他幾分。一天，韋傑和哥哥從山外回來路過三石圩，見圩場熙熙攘攘，熱鬧非凡，就擠進去看看。只見圩場中央擺着一張八仙桌，一個絡腮鬍子的大漢站在上面，一邊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説，一邊把錢物分給窮人。人們發狂似地歡呼：“拔哥！”“拔哥！”原來此人就是神奇的韋拔羣。韋傑仰脖踞腳看着，想起了父母親常説的話：“太平軍又要來了，世道要變了！”

1925年秋，五聯鄉成立了農民協會，韋傑的哥哥當了主席，韋傑也成了農民自衞隊的小戰士。次年，東蘭縣的農民運動在韋拔羣等的領導下進入高潮，12歲的韋傑受農民協會的派遣參加了東蘭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習，親耳聆聽韋拔羣的教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啓蒙教育。回鄉後，他積極投身打土豪反惡霸的鬥爭，趕走了民團營長黃奉三，殺了外號“黃鼠狼”的惡霸黃卜堂，廣大羣眾揚眉吐氣，個個欣喜若狂。

1927年8月，韋傑隨胞兄參加了農民暴動。不久，國民黨桂系軍閥調集重兵“圍剿”東蘭、鳳山農軍。胞兄韋士超在鬥爭中被敵人殺害。韋傑不怕犧牲，跟隨農軍繼續堅持鬥爭。

1929年12月，鄧小平、張雲逸等組織發動百色起義， ^[1]  創建了紅七軍和右江革命根據地。15歲的韋傑聞訊，便和六七個自衞隊員告別家人，步行五天五夜趕到平馬，報名參加了紅七軍，成為紅七軍的一名小戰士。以後，他隨紅七軍北上，轉戰千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歷任紅七軍戰士、班長、排長、連長，參加了紅七軍的歷次重大戰役戰鬥和中央蘇區的第三、四、五次反“圍剿”作戰。1933年3月，韋傑在鬥爭中經受考驗，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3年夏，韋傑於紅軍總部特科幹訓隊學習畢業，奉命擔任紅三軍團第五師偵察連連長。1934年10月，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揮，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一方面軍被迫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8．6萬餘人開始艱苦卓絕的長征。韋傑帶領紅五師偵察連一直充當全師的前衞。同年11月，他率部參加湘江戰役，在廣西灌陽新圩一帶阻止國民黨桂系軍閥的瘋狂進攻，掩護中央縱隊安全渡過了湘江。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新中央的正確領導，從此中國革命轉危為安。同年2月24日韋傑率領紅五師偵察連在二渡赤水之後，於桐梓縣南接到軍團長彭德懷的命令：先敵搶佔婁山關，為紅軍再佔遵義迂迴作戰，甩開敵人的圍追堵截開闢道路。

婁山關，系川黔通道的咽喉。為了追擊北上的紅軍，貴州軍閥王家烈部集結於關南的板橋地區，蔣介石的中央軍薛嶽部殿後，妄圖奪關據險堵擊紅軍。因此，搶佔婁山關成為敵我遭遇的關鍵一仗。韋傑帶領的偵察連，大都是廣西出來的紅七軍戰士，連指導員覃應機還是自己的同鄉戰友，並且在中央蘇區時都接受過朱德總司令的直接訓練，在彭德懷軍團長的指揮下多次經受戰火的考驗，以這些從桂西山區出來身經百戰的“老廣”作為搶佔婁山關的前鋒。那真是毛澤東、彭德懷獨具慧眼！

搶佔婁山關之戰，以紅十三團為三軍團的前衞，而韋傑所率領的偵察連則是紅十三團的前衞。韋傑指揮全連換上國民黨從校官到士兵的服裝，在寂靜的夜裏，穿山林，走小路，向婁山關急速前進。指導員覃應機帶領一個排作前導，韋傑帶領的手槍排緊跟其後。天將亮時，偵察連摸到婁山關以北不遠的小客店附近。這時，只見幾個打前站的王家烈部官兵走進客店。韋傑率部一擁而上，將他們一舉擒獲，並説是薛嶽部隊的偵察兵，要“委屈”他們把軍情説出來。當韋傑得知王家烈的部隊已於拂曉前開拔，正向婁山關行進之時，他立即指揮部隊衝向婁山關。然而，遲了一步，王家烈的尖兵隊已由南而北從關口下來了。敵高我低，地形對偵察連很不利。韋傑當即命令部隊閃伏於路的兩旁，待敵人進入埋伏圈後再打。僅20來分鐘的時間，就把王家烈的尖兵隊消滅了。接着他們一鼓作氣，衝上了婁山關，搶佔了制高點兩旁的山腰要地。敵人的大部隊來了，死命往上衝，但已無能為力。韋傑和覃應機率領的偵察連在婁山關死死地阻擊，而且我後續部隊源源趕到並投入戰鬥，敵人插翅也休想攻上婁山關。

婁山關戰鬥，一直持續到第二天的下午。仰攻的敵人支持不住，終於全線崩潰。此戰共殲敵兩個師又八個團，是長征以來所取得的第一個大勝利。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毛澤東對婁山關遭遇戰的勝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韋傑在總結這次戰鬥的經驗時説，與敵人打這樣的遭遇戰，一要快，二要爭，三要活。他作為人民軍隊中的一名指揮員，在戰爭的實踐中日漸成熟。

此後，韋傑率領偵察連在巧渡金沙江，搶渡大渡河，翻越夾金山，直到甘南的艱苦行軍作戰中，一直擔任前哨任務。1935年9月，徐海東率領的紅二十五軍自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西征到達陝北，與劉志丹領導的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為紅十五軍團。11月，中央紅軍打下直羅鎮後，韋傑被任命為紅十五軍團七十三師第二二三團參謀長。翌年2月，為了擴大抗日武裝和陝北革命根據地，以實際行動儘快落實瓦窯堡會議提出的策略方針，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韋傑奉命率部隨“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隊”渡河東征。5月回師後，韋傑調任第二二四團團長。9月，又奉命擔任軍團部直屬騎兵團團長。

1936年9月，紅二、四方面軍戰勝了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干擾和敵人的圍追堵截，挺進甘肅。中共中央及時作出了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會寧的偉大戰略決策。9月30日，韋傑接到軍團長徐海東的命令，先敵王均、馬鴻逵等部攻佔會寧城，為三大紅軍主力會師打開通道。

韋傑率領的騎兵團駐紮在寧夏同心城，距會寧約300餘里。9月30日當夜，韋傑率騎兵團飛馳到會寧以北的打拉池隱蔽起來。10月1日，韋傑根據調查到的敵情，召集幹部制訂攻城方案，並進行緊張的攻城準備和戰鬥動員。下午五時，騎兵團迅猛直撲會寧。當時會寧城駐守有敵保安團400餘人，國民黨王均、馬鴻逵部正向會寧運動。10月2日晨五時許，韋傑率領騎兵團直逼會寧城下，分兵從北門和西門突擊。前衞連旋風似地進抵城門外約300米處，以猛烈的機槍火力掃射欲關城門之敵，隨即衝入城內，迅速圍殲據守城西街學校之敵。韋傑率領兩個連的騎兵衝入敵陣，揮刀殺敵，喊聲震天，僅經十多分鐘的激戰，就全殲保安團一個營和縣常備隊一部，俘敵300餘人，繳獲長短槍300餘枝。

10月22曰，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於會寧、靜寧地區，偉大的長征勝利結束。在會寧舉行的慶祝勝利會師大會上，朱總司令、徐向前、陳賡等分別講了話，盛讚騎兵團開路之功.

1937年初，韋傑調任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五師師長。同年5月，他奉命入延安抗大第三期學習，聆聽了毛澤東、張聞天、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和演講，文化知識和理論政策水平得到較大的提高。

1937年冬，毛澤東、朱德親調韋傑擔任八路軍總部特務團團長。他與團政委、紅七軍戰友李志明稍做準備，即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1938年夏，為了加強野戰部隊，朱總司令又把韋傑調到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八團當團長。韋傑立即率領第六八八團轉戰晉東南，殲滅日偽軍1400餘人，創建和擴大了晉東南敵後抗日根據地。

1939年2月，日寇出動1萬餘人，向我魯西北和冀南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掃蕩”，冀南之敵妄圖合圍八路軍在南宮的黨政機關。韋傑率領的第六八八團奉命歸第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指揮，參加冀南、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反“掃蕩”鬥爭。2月8日，韋傑接到第三八六旅陳賡旅長的電令，率部於當晚趕到肥鄉、曲周、威縣一線公路南側設伏，分段襲擊從邯鄲向南官方向運動之敵，以遲滯敵人的行動。9日上午，日軍兵分四路從邯鄲經肥鄉向威縣方向進逼。該敵行軍隊形稠密，不易各個擊破。加之第六八八團埋伏於開闊地帶，缺乏平原作戰經驗，在這樣的情況下分襲敵人，勢必難以取得預期戰果。韋傑決定另尋戰機，得到陳賡旅長的同意。

韋傑率領第六八八團撤出陣地後，其部偵察隊瞭解到，日寇的一支輕裝大隊擔負沿途保護主力的任務，夜間於威縣縣城宿營。韋傑決定圍殲這股敵人，得到了旅部首長的批准。威縣縣城是敵人補給線上的一個重要據點，由日軍第十師團第四十聯隊一部和一些偽軍駐守，加上輕裝大隊約300餘人。晚11時，韋傑指揮第三營營長吳思行率第十一連配屬八二迫擊炮兩門和一個重機關槍排對威縣縣城東門突然發起猛攻；營教導員崔建功率第十連牽制南門之敵；第九連和第十二連及重機關槍連鎮後。激戰約半小時，夢中之敵猝不及防，人叫馬嘶亂作一團，傷亡慘重。第六八八團未等敵人組織上反擊，即撤出戰鬥，向香城固轉移。

善於山地作戰的第六八八團剛從太行山上下來，就取得了這一對敵突襲的勝利，士氣高漲。但韋傑感到，第六八八團的平原作戰畢竟是初次，把握不是很大，到底能否再戰？根據以往的經驗，失敗的日軍一定會糾集力量尋機對我報復。於是，韋傑與政委進行周密分析，認為香城固以前駐過軍，有較堅固的工事，可憑以拒敵，而且西邊有一沙棗地段，還有村落，退可守，便決心迎敵再戰。

10日凌晨，遭我六八八團襲擊重創的威縣日軍老羞成怒，抽調第四十聯隊所屬的安田中隊，攜炮四門，分乘八輛汽車和裝甲車，氣勢洶洶向香城固撲來。中午時分，敵前鋒進入第什營、南草廠。我騎兵連即予阻擊，且戰且退。當敵人被誘進香城固北八路軍埋伏圈後，韋傑下令所部從四面八方一齊猛烈掃射。敵人無力還擊，丟下幾十具屍體和一輛汽車，向後退縮。正面進攻失利，敵人改以小股對張莊我三營實施牽制性進攻，而以主力猛烈進攻我鎮東北，我二營水井處一排的陣地失陷。韋傑下令二營的一個連堅決反擊，奪取水井陣地，並粉碎敵欲佔領古廟制高點的企圖，使敵人一籌莫展。下午四時左右，敵又以小股多路的戰法向我三營陣地攻擊，但其勢已衰，只是拖回屍體和傷兵而已。這時，我三八六旅許世友副旅長率領新編第一團趕到，增援六八八團三營，並從左翼出擊斷敵退路。韋傑即令一、二連從正面沿公路兩側實施突擊。下午六時，八路軍向敵人發起總攻，經40多分鐘的勇猛衝殺和白刃搏鬥，一舉將敵人消滅，共計斃敵大隊長以下200餘人，俘虜17人，繳獲山炮和迫擊炮各一門、九二步兵炮兩門、輕重機槍六挺、長短槍數十枝、各種子彈3萬餘發，擊毀汽車、裝甲車八輛。

香城固誘伏戰的勝利，是韋傑堅決執行劉伯承師長、陳賡旅長作戰意圖，指揮在平原地區打的一次大勝仗，打出了八路軍的威風，挫敗了敵人的鋭氣，創造了八路軍平原反“掃蕩’作戰的一個模範戰例。為了防止敵人報復，六八八團撤出香城固轉移到南樂。此時，正是臘月三十，老百姓慰勞韋傑勝利之師，熱鬧非凡。威縣、南樂一帶的人民，為香城固的勝利而歡欣鼓舞，他們將香城固的勝利編成歌謠處處傳唱：十冬臘月好冷天，日本鬼子佔威縣。城南有個香城固，駐紮八路老八團。東洋強盜太猖狂，得隴望蜀想吞天。沒想碰上老八團，一箇中隊全完蛋！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勝利結束。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持下玩弄“和平”陰謀，先後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而背地裏卻積極準備內戰。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和談”、“內戰”的反革命兩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8且29日，國共兩黨在重慶開始談判，蔣介石為了在談判桌上逼我就範，以達到他內戰獨裁的目的，於談判期間電令國民黨閻錫山部13個師的兵力、向我在山西的第一二九師根據地的上黨地區發動進攻。9月10日至10月12日，我晉冀魯豫軍區按照毛澤東親自批准的上黨戰役計劃、集中主力及地方部隊3．1萬餘人，在民兵5萬人的配合和根據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向閻錫山部展開了堅決的自衞反擊。

此時，韋傑率領的第二支隊埋伏於長治以北八公里的官村，當他偵知閻錫山將從太原往長治空運軍用物資，派兵到機場接應的情況後，即調部隊埋伏於從長治到機場的必經之路兩旁。上午八時過後，敵一個團約600人從長治開來，進入了埋伏圈，韋傑一聲令下，一個團插入敵後斷其退路，另一個團直逼機場南頭，阻止敵人從長治增援，然後兵分三路奪取機場，把敵人分割消滅，不到兩個小時，就殲滅敵人500餘人。接着，二支隊乘勝與太行四分區石志本支隊合擊壺關之敵，以炸藥破城而入，南北夾擊城內之敵，殲敵一個正規團，加上偽軍共2000餘人。上黨戰役在劉伯承、鄧小平親自指揮下，共殲滅國民黨軍3．5萬餘人，奪回長治、壺關、長子、潞城、屯留、高平等六城,迫使國民黨蔣介石不得不與我簽訂《雙十協定》。

但是，蔣介石並未因此而改變其內戰獨裁方針。重慶談判後，他變本加厲地以80萬大軍向我華北解放區進逼，妄圖打通平漢鐵路，搶佔平津，控制同蒲、平綏、津浦鐵路，奪取華北。我晉冀魯豫軍區不畏強敵，奉命發起邯鄲戰役。韋傑率部下太行，克磁縣，炸掉安陽至邯鄲一線的鐵路和橋樑，攻陷馬頭鎮，共殲敵1300餘人，為邯鄲戰役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受到劉、鄧首長的表揚。

1946年6月，蔣介石悍然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大舉向我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挑起全面內戰。8月，為了打亂敵人的進攻部署，我晉冀魯豫野戰軍遵照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發起隴海、定陶戰役，旨在消滅敵人二三個旅，以控制徐州、開封之間的鐵路及路南部分城鎮，策應中原、華東野戰軍。韋傑奉命指揮第六縱隊及三縱第八旅，作右路軍襲取蘭封，消滅敵人兩個保安團，俘虜100餘人，繳獲足夠六縱打三年仗的武器彈藥。敵從鄭州調12輛坦克增援．亦被包圍殲滅。

蘭封解放後，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向晉冀魯豫地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妄圖佔領魯西南，打通平漢路。徐州之敵向菏澤地區推進，企圖鉗制部隊於定陶、曹縣地區。韋傑等率領第六縱隊參加阻擊菏澤、曹縣兩路敵人的戰鬥。參戰部隊根據野戰軍總部的指示，保持不緊不松的作戰狀態。因為打得太緊，敵人不敢冒進，打得太鬆，敵人進展太快，又不利我戰役準備。這一牽制戰持續一個星期，終於將敵整編第三師引到預定的大楊湖、小楊湖一帶。

9月4日，第六縱隊開始反擊圍殲大楊湖之敵。敵人在飛機、坦克的配合下作垂死掙扎，戰鬥異常激烈。韋傑冒着敵軍猛烈的炮火到離敵前沿僅300米的第十七旅指揮所指揮總攻，後又隨指揮所衝進大楊湖街。這時，劉伯承司令員親臨戰鬥第一線，韋傑陪司令員到各陣地視察，給戰士們以極大的鼓舞。9月6日，敵整編第三師陣勢大亂，倉皇向南逃竄。次日，被部隊全殲於大李砦。繼而，部隊乘勝追擊，一舉殲滅敵整編第四十七師兩個旅。大大超額完成了預定作戰任務。定陶戰役後，韋傑奉命率部撤回豫北休整。為了打破蔣介石對山東、陝北兩個根據地的重點進攻。

1947年3月，韋傑率部參加豫北對敵反擊戰，破壞黃河鐵橋，消滅平漢路沿線之敵，並攻克湯陰城。湯陰是敵人在豫北的一個重要據點，由國民黨整編第三縱隊司令孫殿英率1萬餘人駐守。4月5日，韋傑率部包圍湯陰，敵從安陽出動六個旅增援。韋傑決定以攻城吸引援敵，達到既消滅援敵又奪取湯陰的目的。部隊以炮擊、挖坑道、爆破城外壕溝等戰法，攻破了防禦嚴密的湯陰，活捉了孫殿英。孫殿英在抗日戰爭時期是國民黨的一個軍長，韋傑當時在新一旅，為了團結抗戰與他打過不少交道。所以這次他被俘虜後，一定要見韋傑。在縱隊司令部，韋傑見到他開口便問：“你叫什麼名字？”他回答：“我叫孫殿英。孫麻子就是我。”韋傑聽了付之一笑，便派人將他送到野戰軍司令部。湯陰戰役韋傑部在各縱隊的協同下，共殲敵4．5萬餘人，除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外，還繳獲了孫殿英在北平掘墓盜得的慈德太后寶劍一把、玉石西瓜一個、藏在紅緞襯裏的大人蔘一支，韋傑悉數上交。他只留下了繳獲孫殿英的美式手槍一枝，常常帶在身邊，直到1961年獻給了淮海戰役紀念館。

1947年6月，敵我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解放軍開始由內線作戰轉為外線作戰。月末，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於魯西南強渡黃河，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韋傑等率領的第六縱隊於6月25日自湯陰出發，7月1日全部渡過黃河，立即投入魯西南戰役。僅半個月時間，我各路縱隊就殲敵七個旅。韋傑率部圍殲定陶、六營集、羊山集之敵共4000餘人，解放了定陶、金鄉、魚台等城。

1948年2月，韋傑奉命調到華北前線。晉察冀軍區聶榮臻司令員熱情地接待了他，派他擔任第十四縱隊司令員，在安陽、新鄉、焦作一帶肅清地方土頑，剷除敵人殘餘據點。逾半年，韋傑又調任第十三縱隊司令員，率部參加徐向前任總指揮的太原戰役，負責攻擊閻錫山在太原外圍設置的四大要塞之一的山頭要塞，並於11月11日攻奪到手。接着各部遵照中央軍委指示，為穩住平津之敵對太原採取“圍而不打”的策略。

1949年1月平津戰役結束後，中央軍委下令第二、三兵團和第四野戰軍炮兵第一師開赴太原歸徐向前統一指揮，兵力達20萬人。4月24日，總前委命令對太原發起總攻，1300門大炮一齊向太原轟擊。此時韋傑任第十八兵團六十一軍軍長，率部主攻太原東門。戰士們以飛快的速度攀梯越牆，攻下東門，衝進城裏。整個戰役僅用五個小時，就解放了太原城全殲守敵13萬餘人，結束了閻錫山在山西38年的血腥統治。

1949年5月，第十八兵團歸一野彭德懷、賀龍指揮，沿同蒲路向西北挺進，投入解放大西北的戰鬥。此時，國民黨胡宗南和馬步芳、馬繼援部正調集西北主力，妄圖作垂死掙扎，奪回被我一野解放不久的西安。韋傑接到彭總電令，即於6月6日率部趕到黃河北岸的風陵渡口，渡河後乘車於九、十兩日進駐西安。接着韋傑馬不停蹄，趕到咸陽以西的馬嵬坡一野指揮部聆聽彭總的作戰部署，接受具體任務。回到駐地後，韋傑立即按照彭總的指示，率第一八三師渡過清河，呈弧形配置於咸陽西北及東北方向，以阻擊二馬，屏障西安。敵二馬由禮泉攻咸陽，即遭重創。敵少壯派馬繼援揚言“咸陽不下馬，西安吃早飯”，但從12日至13日的多次騎兵衝擊，均遭韋傑所部狠狠打擊。在韋傑的靈活指揮下，兩天內就斃傷敵第二四八師師長韓有祿以下2000餘人，敵敗退，不敢再犯。咸陽一戰的勝利，使西安轉危為安，西安人民特地送給韋傑部“百戰百勝”的錦旗，彭德懷、賀龍、習仲勳等領導誇獎韋傑的“六十一軍咸陽戰鬥打得好”。咸陽阻擊戰的勝利，不僅保住了西北要衝西安，而且為解放軍大兵團的集結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1951年3月中旬，韋傑的第六十軍自新義州、遂安進抵伊川、新溪一帶。此時，第五次戰役正在準備之中。按當時的作戰區分，在戰役第一階段中，第三兵團以第六十軍為第一梯隊，在陳機洞至新興洞之間展開突破，然後於高沿山、大橋亭、化人峯、加齒頂一線切斷美軍第二十五師與土耳其旅的聯繫，並根據實際情況前出全谷裏斷敵退路，協同兵團主力殲滅被圍之敵。4月22日，第六十軍對敵發起攻擊，將美國第二十五師與土耳其旅割裂，殲敵1000餘人，擊落敵機三架，完成了預期任務。敵人抵擋不住，開始後撤。第六十軍由攻擊轉入追擊，逼近漢城，敵我成相持態勢。4月30日，第二階段的戰鬥打響。第六十軍在揪谷裏至大龍山地段鉗制美國第十軍主力，殲敵一部，完成了割斷美、李聯繫，配合我第九兵團與朝鮮人民軍攻擊東線敵人的戰鬥任務。5月16日，我軍發動攻擊後，因敵情發生變化重新調整部署。韋傑根據兵團的指示，下令第一七九師增強第十五軍的突擊力量，第一八○師完成鉗制任務後進至加平、春川作兵團預備隊，第一八一師調歸第十二軍指揮。這樣，第六十軍軍部僅剩下機關和一個工兵營共300餘人。

5月21日，60軍因連續作戰，乾糧、彈藥告馨而後方又一時供應不上，被迫停止對敵攻擊。此時，敵人乘機反撲，志願軍司令部決定各兵團主力北移，向三八線後撤。第三兵團命令韋傑的第六十軍擔任防禦阻擊，掩護主力後撤和護送傷員的任務。軍部立即發出將各師收歸建制的電令。然而，此時第六十軍的三個師分別在離軍部120公里不等的地方，無法在短時間內歸建佈防。5月23日，敵人向我全線反撲，第六十軍的三個師倉促在一線展開於30公里的正面，阻擊北犯之敵。敵人以摩托化步兵和坦克等快速部隊作先導，並以空軍配合，順公路兇猛插入春川地區，將我第一七九師和第一八○師分割開來，並於26日深入第一八○師後側，形成對第一八○師的包圍。軍部當即命令第一八○師向西北突圍。並急令第一八一師由華川以東接應。但因通訊失靈，27日六時第一八一師才到達華川、原川、均巨裏一帶。敵已先我佔領該地，接應已不可能。而早在26日十八時，第一八○師已分兩路突圍，於27日九時會合於鷹峯，全師已不足1000人。十八時，韋傑再次下令第一八○師堅決向史昌裏方向突圍，並下令第一七九師取捷徑接應第一八○師。但因山大路小，夜行緩慢，直至28日五時才趕到明芝觀。而於當日，敵分三路合擊史昌裏。東西已連成一片，完全隔離了第一七九師與第一八○師的接觸。28日晚，軍部接到第一八○師的電報，但一直等到天亮才譯了出來，未等軍部作出決策，敵人已從加平方向突擊，超到第一八○師前面。第一八○師主要領導沒有與軍部取得聯繫，便命令所部將武器掩埋，密碼除留一套外也全部燒燬。軍部再與第一八○師聯繫，指示他們向軍部突圍靠攏的方向，但再也沒有聽到他們的迴音，增援解圍計劃宣告失敗。此後，第六十軍在兵團第十五軍的增援下頑強作戰，於29日完成了阻擊北犯敵人的任務。

80年代，韋傑回憶起這段作戰經歷之時，説道：對於歷史，應該是面對，不應該是迴避。失敗的教訓往往比成功的經驗更為寶貴，總結過去是為了告誡未來。

關於韋傑在朝鮮戰場上第五次戰役的表現，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黨委會上，彭德懷司令員兼政委明確地指出：第六十軍對情況的處理是正確的。撤軍回國後，周恩來總理也曾當面對韋傑説過：“韋傑同志，五次戰役沒有你的責任。”可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就此對他大加誣衊和攻擊。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韋傑畢竟已是一名軍中老將，他堅信黨和人民，經得起一切考驗。

晚年的韋傑有一個最後心願：反思抗美援朝中第五次戰役一八○師的失利，這一心願最後實現了，在身患絕症卧牀不起的時候，他還説，鄧小平同志號召全軍要懂得現代化的戰爭，從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的情況來看，真正打現代化裝備的敵人，要有適應現代化戰爭的指揮體制，指揮員要有指揮現代化戰爭的素質和能力，有協同作戰的本領。部隊要有好的作風，紀律嚴明，機動靈活，臨危不亂，遇險不散，敢於犧牲。

這是一份由韋傑用錄音機錄下來後整理出來的文字材料，講了七點，節選如下：

一、戰役的作戰動機是好的，想多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多佔一些地區，有利於和談。但在作戰指導上輕敵麻痹，沒有貫徹量敵用兵的原則，確定戰役目標和任務超過了志願軍作戰能力。敵軍機械化裝備，機動快，火力強，掌握了絕對制空權。而我軍是劣勢裝備，補充一次彈糧僅能維持七天左右。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我軍作戰，每次戰役的規模不宜過大。口張大了，勢必兵力火力分散，縱深大了，在物資保障和兵力機動上必然力不從心。部隊遠離後方大幅度躍進，未能趨利避害，結果一、二階段未能圓滿實現預期目的。對敵人企圖判斷有誤，沒有從最困難、最複雜的情況考慮，沒有多設想幾種作戰方案，多準備幾手對付敵人的辦法。如一八○師奉命於北漢江以南擔任掩護傷員轉移任務時，敵人已發起進攻，該師還以為敵人是“以攻為守”，沒有及時調整部署。

二、兵力部署分散，各級都沒有掌握強大的預備隊。戰役中我反擊部隊一線展開向前平推，反擊沒有形成拳頭，阻擊沒有突出重點，各級預備隊很少，力量薄弱，缺乏後勁，部隊消耗後無油可添。

三、未能選擇良好的阻擊陣地，實行重點防禦。以劣勢裝備抵抗優勢裝備的敵人，必須有良好的陣地依託。我軍由反擊轉入防禦時，對此未能引起足夠的認識，沒有經驗，給敵人以可乘之機。一八○師在北漢江以南阻擊敵人，背水而戰，地形條件極為不利，又未能以精兵扼守公路，使敵人突破防線長驅直入。

四、組織指揮不嚴，與友鄰協同失調。第五次戰役中在組織指揮上沒有照顧部隊建制，部隊建制打得很亂，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戰役第二階段結束時，兵團沒有令我六十軍採取防禦，接到命令時，我軍兵力相當分散，軍裏沒有掌握戰鬥部隊，一八一師距軍部120多公里，一八○師在加平方向遭敵反撲，陷入不拔，無法歸建，同時兵團也沒有把該師交回來，掩護傷員轉運的任務由兵團直接向該師下達。 實踐證明，大兵團作戰協同至關重要。5月23日在一八○師遭受敵人攻擊時，友軍事先未通報，突然後撤，使一八○師側翼更加暴露，敵人乘機猛插城隍堂，使一八○師完全陷入三面受敵，背水作戰的不利局面。

五、通信聯絡沒有保障，指揮經常中斷。在整個戰役中，通信聯絡不能保持通暢，其原因：一是通信組織不健全，裝備落後，技術不高；二是各級指揮員對此重視不夠，還不善於運用通信工具和各種通信手段並用，以致使重要任務下達，緊急情況上報不暢；三是經常遭空襲，加之少數通信人員責任心不強，造成作戰指揮受到干擾。有的電報沒有發出，有的收到電報沒能及時譯出，造成指揮失靈，貽誤了戰機，造成被動。

六、後勤保障能力差，部隊作戰行動受到極大限制。在戰役中敵人完全掌握了制空權，對我交通線進行轟炸封閉，戰役中我軍前出太遠（六十軍最遠前出200公里），遠離後方，補給困難，傷員難以後運，部隊通常只能保持七天的作戰能力，給作戰行動和阻擊敵人反撲帶來極大的困難。

七、一八○師主要領導遇險慌亂，指揮失當。該師被圍後，廣大幹部戰士表現是好的，許多指戰員表現出堅決勇敢，艱苦奮戰，不怕犧牲與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1952年9月，韋傑奉命從朝鮮回國，他懷揣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進入劉伯承任院長的南京軍事學院學習深造，後任該院高級函授系主任。1955年，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韋傑被授予中將軍銜。由於韋傑功勳卓著，又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1957年10月，韋傑調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直到1982年12月退居第二線。他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艱苦奮鬥的精神，贏得了黨和人民的信任，先後擔任軍黨委書記，軍區黨委委員、常委、副書記、紀委書記，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並被選為四川省第五屆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解放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文化大革命”中，韋傑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無端誣陷和殘酷打擊，但他仍堅持原則，毫不屈服；他受到紅衞兵的揪鬥，仍然堅守崗位，堅持為黨為人民努力工作，一言一行反映出了他光明磊落、剛正不阿的高貴品德。“文化大革命”後，他以多病之軀，繼續為社會主義祖國貢獻力量，不減當年雄風。從1973年至1982年間，他不僅為平反冤假錯案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而且先後在川東、川北、川西多次成功地組織部隊進行山地防禦和夜間攻防戰鬥實驗性演習，並舉辦軍、師團三級幹部戰役集訓，研究和探索現代化條件下諸軍兵種協同作戰的新問題，為參加對越自衞還擊作戰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1979年2月，韋傑率領部隊勝利地完成了對越自衞反擊作戰的任務。

退居二線後，他多次深入四川、東北、西北、廣西等邊遠農村進行實地考察，為黨的決策提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見的建議。

韋傑是一位黨性強，作風正，識大體，顧大局，言行一致，廉潔奉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將軍。“文革”後他回家鄉探親，有人向他反映情況，他勸告説：“安定團結的好形勢來之不易，再不要糾纏歷史舊帳了，要團結一致向前看。社會穩定，人心穩定，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樂業，經濟振興才有希望。”他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在戰爭年代裏，他和戰士同甘共苦，圍蹲着吃飯，不吃小灶；把孩子寄養在老百姓家裏，不時寄一些小米。解放後，他身居要職，仍然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家裏常常成了來往戰友和上訪羣眾的“客棧”。在四川工作的二三十年中，領導班子多次更換，他一直服從組織需要，從不要求變更自己的工作和職位。他的子女親屬不少，但沒有誰能從他那裏得到特殊的照顧。相反，對司機、廚師等，他卻千方百計地給予關心。一次，有位司機攜帶長着兔唇的兒子去他家玩，韋傑見了十分關心，當即督促司機儘快帶孩子去作整形手術，並親自為之聯繫了醫院。

1987年2月3日，韋傑在北京去世；韋傑的骨灰被家人分為兩半，一半在北京八寶山公墓安放，一半移至韋傑的老家廣西東蘭安葬。

韋傑忠厚耿直，平易近人。1983年，韋傑夫婦應邀回廣西，在南寧時，有熟人請他們在南寧飯店吃飯，他們去早 了些就站在走廊裏等候，也不亮出身份去休息室小憩。1985年，韋傑路過柳州，下榻地區招待所。在柳州檢查工作的自治區主席韋純束獲悉，深夜趕去探望。此時韋傑已經休息，他休息前告訴秘書，有人找次日清早再來。可是秘書卻忘了轉達，第二天清早韋純束一行有事離開了柳州。韋傑知道後，嚴肅批評秘書道：“別説是區人民政府主席來看我，就是一般同志來看也要接見，不應該出現這樣的失誤。”

韋傑是一位重鄉情的將軍，他身在軍營，心懷桑梓。1954年，他帶着家小第一次回到闊別25年的家鄉。此後，他常乘工作之便，先後五次回東蘭探望革命戰友和父老鄉親。從1978年至1985年，他四次回廣西東蘭、巴馬、鳳山等老革命根據地柱杖調查研究，推動扶貧工作。所到之處，都是輕車簡從，粗茶便飯。半路上老人可隨乘他的車子。他常説，我是喝玉米粥長大的，不用什麼招待，一碟豆腐兩碗粥就夠了。他把東蘭的土拿到四川去化驗，極力要為故鄉的脱貧致富尋找一條好路子。耳濡目染，他的子女對故鄉也懷有深厚的感情。

韋傑勤奮好學，有非凡的記憶力。他雖沒有讀過小學、中學，卻在戰爭和建設中處處留心，學到豐富的學問。在生命彌留之際，他將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親口錄於20多盒錄音帶之中，凡數萬言。1987年2月3日，他於北京逝世。以後，女兒韋娜莎將他的錄音悉心整理出版，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成長髮展史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韋傑極為關心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成長，他把教育培養好年輕一代作為己任。早在60年代，他就勉勵青年學生：“學好文化科學知識固然重要，但還要把政治學習、提高思想放在首位，有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在“文化大革命”中，韋傑告誡幹部子女：“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都是好的，他們跟隨黨和毛主席南征北戰，建立了新中國，怎麼可能一下子都成了黑幫？要多看看多想想，不要盲從，要獨立思考。你們是幹部子女，兩派都不要介入。”“文革”結束後，韋傑偕夫人回廣西，有幹部子女感謝韋傑的教育，請兩位老人吃飯，席間菜餚較為豐盛，韋傑當即勸導毋忘勤儉節約的美德，青年人應當繼承和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以及勤勞樸素的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