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志

説起他的書法，還有一段有趣的插曲：靳志自幼聰敏、勤奮好學，光緒二十三年（1897）即以第五名舉於鄉，中了舉人。次年（戊戌年）赴京師應禮闈（參加會試）出入貢院號舍，凡九晝夜，一戰告捷。旋以“添注塗改，不符磨勘”罰停殿試一科。又遇庚子之變，兩宮（慈禧、光緒）西狩，至癸卯始補廷對，用工部主事（事見靳志遺稿《京師貢院行》序），這就是説他本來在光緒二十四年會試就考中了，只因為字寫得不好，試卷上多處塗改添注，被罰停一科，偏巧又趕上八國聯軍進北京，庚子一科停辦，直到癸卯年（1903）也就是科舉的最後一科，才算中了進士。

《隋書·儀禮志》中規定：“士人應試時凡書跡濫劣者罰飲墨水一升。”這條法規雖然荒唐，但卻沿襲了好幾個朝代。清代廢除了這條陋規，卻又有了罰停一科的新規定，被靳志碰上了，這本不是件好事，但靳志由此認識到了習字的重要性，發奮習書，終於成為一代書家、名家，未嘗不可説是一件好事。

靳志先生出生於封建社會的科舉時代，由於科舉的需要，先學歐陽詢，和當時一般應試學子的字一樣，筆畫勻整，館閣氣息較濃。癸卯廷對用工部主事後，入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學習法語、英語，次年即以中國第一批公費留學生的資格赴法留學，學習工業及政治經濟。在此期間，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髮起的同盟會，一面學習，一面從事推翻清朝、推行共和的革命活動。歷時7年，直到1912年民國成立後，始回國，在北京大總統府任禮官，一年後被派赴歐洲，任駐荷蘭使館一等秘書。因反對洪憲復辟，聯名電促袁世凱退位，被袁世凱撤職電令回國，幾遭殺害。幸得袁乃寬、陳世昌等從中斡旋，始免於難。後稱病脱離北洋政府的羈絆，加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工作，民國八年（1919年）任駐比利時大使館秘書。從此他一直在外交部門工作，遊歷英、法、德、意、荷、比等十幾個國家。他的文章、詩詞、書法都很為外國朋友所欣賞，曾榮獲法蘭西文學藝術佩綬獎章。

時代的前進，以及靳志先生所處環境的變化和緘函往來的需要，在書法的傳習過程中靳志先生對刻板的館閣書體逐漸產生厭倦，改習王羲之的《蘭亭》、《聖教》、《十七帖》等，兼學褚遂良、李北海，一洗館閣舊體書風，有了很大改變。其字簡淡、清雋，功力內含，純以意取，不求形似。但用筆提捺轉換則恪守法度，從不苟且，更不補筆描摹，終成一代名家。在這裏還要提出的是靳志先生不但字寫得好，有晉唐風骨，對所書寫的內容也十分慎重，他説：“字寫得再好，如果內容泛泛，或是糟粕，讓人讀了無益，文章不合語法，詩詞不合格律，讓行家看了貽笑大方，讓文字根底淺的人看了更會謬種流傳，誤人子弟。”所以他從不寫文章不合語法、詩詞不合格律的作品。書寫前人詩文必見諸原籍，書寫今人詩文，不論是什麼人的，只要內容好，體例合，就會欣然命筆，反之則遭拒絕。故其書品、人品之高尚，極為時人所重。

靳志先生的書法最為人稱道的是章草，按通常慣例，學章草者多從隸書入手，而靳志先生則從魏碑入手獲得成功，實為首闢蹊徑。他是如何獲得成功的？還必須從書法藝術如何繼承和創新説起。民國初期書法藝術如何向前發展？必須走不斷創新之路是書界同仁的共識，但怎樣創新？意見並不一致，靳志先生主張從研究唐代書家的師承、變化、發展的脈絡着手，然後再在唐代書家的基礎上提高。他還認為學書不能單求形似，應體會前賢的筆勢筆意，唯如此，才能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寫出新意，使書法藝術進一步發展。對於自己的這個認識和看法，靳志先生身體力行，他早年寫北碑，尤精《張猛龍碑》，他把雄健的北碑橫勢注入閣帖的二王行草形體之中，一洗宋明以來書法中的柔媚，開闢了學習草書的新途徑。從筆勢看靳書筆勢主斷而“內斂”，近王羲之風格。更具體地説，為了探討草書結體的需要，靳志先生曾從王世鏜（魯生）學章草。深得其意。這王世鏜性樸訥，屢試不中，窮困潦倒，閉門研究草書數十年，他以羊毫筆寫章草，古拙蒼渾，幾類古人。但在以功名利祿為重的舊時代，當時的書壇根本不知王氏其人，而靳志先生不以功名成敗論英雄，從其學書，並幫助王氏完成《稿訣集字》（一部講解草書結體的專著）刻石於關中。實屬慧眼識珠、遺澤後世，令人可敬可佩。后王世鏜作品面世，還鬧了一場哄動一時的“章草案”。事情原委是這樣的：王世鏜作品面世後，竟被當時的章草名家羅復戡斷為古人作品。靳志先生乃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並推出王世鏜本人，使羅大跌眼鏡。後經于右任先生出面打圓場，才算了結。於氏《標準草書》完稿時，靳志先生賦詩以賀。于右任對先生的詩詞和書法都極為推重。

靳志先生雖長期在國民黨政府外交領域工作，但由於他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不滿，特別是對官場間的相互攻訐、傾軋的厭惡，常常採取不合作態度。為此他曾請著名篆刻家壽璽先生篆刻了一枚“周覽倦瀛壖”印以名志。先生不但官場不利，得不到重用，甚至還被國民黨開除了黨籍，鬱郁而不得志。抗戰後期及勝利以後只是為了餬口，仍在外交部掛個閒職而已。先生也樂得閒散，寄情於詩詞書法。其實，正是他詩詞、書法方面的成就和他在社會上的名望與資歷，才保全了他在外交部掛閒職的資格。1949年南京解放前，外交部撤離南京，靳志先生不願意去台灣，要求留在南京留守處。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渡江戰役打響之後，靳志先生忠於職守，日日夜夜監守在外交部內，守護國家財產、檔案的安全不受侵犯。南京解放後，留守處向人民政府進行移交，受到人民的歡迎，後定居故里開封。據説，毛主席曾致函邀其進京，他以年老謝辭。被聘為河南省第一、二、三屆政協委員、河南文史館館員、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還曾當選河南省人大代表。作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他隨省政協一道視察三門峽水庫工程對他震動很大，他認為這樣巨大的建設工程在舊時代是根本無法想象的事。曾填詞“……天工人代，眼前視見能説”，以紀其事。1959年建國十週年大慶，靳志先生還特選“玉京秋”詞牌，填詞書寫以獻，受到國務院的表彰。其熱愛新生活、熱愛社會主義之情溢於言表。

靳志先生的書齋——居易齋，為什麼取名居易？據人推測，先生早年工作之餘，除從事書法研究之外，常以詩詞自娛，是北京梯園詩社和南京青溪詩社主要成員，他的詩講求神韻，詞藻清麗，雋永含蓄，用典嚴格，有唐代詩人白居易的風格。他平日也喜歡白詩，以“居易”名書齋，寓有景仰白居易之意。有人寫文章説靳志的詩直指唐人“堂奧”，大概指的也是這一點。靳志先生著有《居易齋詩存》20卷（前10卷有鉛印本，藏於北京圖書館，據説河大圖書館亦藏有先生詩稿），但僅就“居易”二字而言，靳志先生之居並不易。他一介書生，理財無術，有職無權，且又不屑逢迎，加之家庭人口多，在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舊時代，常常乞貸於人，自是意中事。抗戰以前，他曾有一段時間呆在故里開封，而開封除小辛莊留有其祖塋外，別無一椽之屋。先生雖能一簞食，一瓢飲，讀書、吟詩、寫字，樂而忘憂，但實際生活十分拮据，談何“居易”？只是解放以後，回故里開封定居，生活安定，有了固定收入，情形才有了改變。

靳志先生開封寓所房中仍然掛有“居易齋”3個字的齋名橫額，有一天，我市書法家桑凡在他房內閒談，稱讚“居易齋”3個字寫得好，引發了先生的感慨，他説：“長安居大不易”的時代俱往矣，我也再不用找大先生了。他説的這位大先生指的是張家騏。過去先生常向他借錢。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居易齋”才是真正的“居易”了。

晚年的靳志先生，生活安定、精神愉快，吟詩寫字，有不少歌頌新時代的篇章和作品。1957年春先生已80餘歲高齡，沐浴時跌折右腕及胯骨。在政府的關懷下，數月治癒，依然精神矍鑠，寫作更加勤奮，並抽出時間整理舊籍，用小揩抄寫他自己的《歸田集》全卷。其作品之多、運筆之快，達到了“人書俱老”的境界。由於先生平易近人，有不少人前來索詩索字，先生幾乎有求必應。故開封留有他不少作品，惜乎絕大多數都毀於“破四舊”之中，存世者不多。對那些慕名前來學書者，先生誨人不倦，經常結合自己的經驗，講授如何學習書法。他認為書法的學習應當包括讀碑、讀帖、臨摹和自由書寫3個步驟。從讀碑讀帖中汲取前人的長處（學習前人的筆勢、筆意），在領會前人書法精氣神的情況下再行臨摹，才不會變成依樣畫葫蘆（形似），進而才能隨着自己的意興，擺脱前人的窠臼，進入個人自由書寫的境界，把自己的風格表現出來。他自己的字就是這樣，能融合眾長而自成一體。他的遺世作品，南陽武侯祠中有他書寫的《李宗陽塔銘》是1938年他主持重修武侯祠時書寫的，北京人民大會堂河南廳懸掛的一幅毛主席詩詞繡幅上的字也是他寫的。

上世紀60年代的十年動亂，靳志先生在劫難逃，以“尊孔”罪受到批判。於1969年2月12日逝於開封寓所，享年 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