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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時代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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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時代的文學》是魯迅1927年4月8日在黃埔軍官學校的演講,記錄稿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出版的《黃埔生活》週刊第四期,收入本集時作者作了修改,後收錄在《而已集》。
作品名稱
革命時代的文學
作    者
魯迅
創作年代
1927年4月8日
作品出處
《黃埔生活》
文學體裁
講演稿

目錄

革命時代的文學原文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算作題目。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着沒有來。為什麼呢?因為我想,諸君之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做過幾篇小説,是文學家,要從我這裏聽文學。其實我並不是的,並不懂什麼。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自然,因為自己的嗜好,文學書是也時常看看的,不過並無心得,能説出於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驗,對於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是開槍打殺學生的時候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
在自然界裏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果,還是隻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文學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於當時,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着誰的輓聯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
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説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係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説不到能否感動人了。
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係的。革命時代的文學和平時的文學不同,革命來了,文學就變換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的色彩,小革命卻不,因為不算什麼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學的色彩。在此地是聽慣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樣的,人類和猴子是表兄弟。”但為什麼人類成了人,猴子終於是猴子呢?這就因為猴子不肯變化——它愛用四隻腳走路。也許曾有一個猴子站起來,試用兩腳走路的罷,但許多猴子就説:“我們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許你站!”咬死了。它們不但不肯站起來,並且不肯講話,因為它守舊。人類就不然,他終於站起,講話,結果是他勝利了。現在也還沒有完。所以革命是並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有什麼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説: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儘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於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面到了分發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了結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於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麼聲音了!至於富有反抗性,藴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復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早有復仇的文學,然而他的恢復,是靠着歐洲大戰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盪,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着革命,沒有閒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麪包吃尚且來不及,那裏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有人説:“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鬥爭,非先行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
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便只好暫歸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底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讚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面對於舊制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面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吊舊社會的滅亡——輓歌——也是革命後會有的文學。有些的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麼大的罪名。
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着舊思想舊東西;環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於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捨,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子,表示他心裏不舒服,一方面看見新的建設勝利了,一方面看見舊的制度滅亡了,所以唱起輓歌來。但是懷舊,唱輓歌,就表示已經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輓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對舊制度輓歌,對新制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於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於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於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輓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並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遊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嶄新的進行曲,只在蘇俄卻已產生了這兩種文學。他們的舊文學家逃亡外國,所作的文學,多是吊亡挽舊的哀詞;新文學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經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讚美建設是革命進行以後的影響,再往後去的情形怎樣,現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
現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他們吃飽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人,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生出差遲來,但終於團圓了。這樣地看看,多麼舒服。或者講上等人怎樣有趣和快樂,下等人怎樣可笑。前幾年《新青年》載過幾篇小説,描寫罪人在寒地裏的生活,大學教授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果詩歌描寫車伕,就是下流詩歌;
一齣戲裏,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戲。他們的戲裏的腳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狀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歡喜,他們看了也很歡喜,下等人沒奈何,也只好替他們一同歡喜歡喜。在現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民—— 為材料,做小説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託平民底口吻而説的。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民富足些,這才能有錢去讀書,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説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説。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為是平民之音了,因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於鄉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慣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是就格律而言,還有構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現在中國底小説和詩實在比不上別國,無可奈何,只好稱之曰文學;談不到革命時代的文學,更談不到平民文學。現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有些人説:“中國已有平民文學”,其實這是不對的。
諸君是實際的戰爭者,是革命的戰士,我以為現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學對於戰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於戰餘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陰蔽日,農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吃飯,休息休息。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於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滿於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
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彷彿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我的演説只有這樣多,感謝諸君聽完的厚意!

革命時代的文學作者簡介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1898年改名為周樹人,筆名魯迅,字豫山、豫亭,後改名為豫才。與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合稱為“周氏三兄弟”。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説、論文、散文、翻譯作品,對五四運動後的中國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20世紀中國的主要作家,是中國現代小説、文學的奠基人之一,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左翼文化運動的支持者。毛澤東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從1918年到1926年,陸續創作出版了短篇小説集《吶喊》《故鄉》《彷徨》,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而已集》《二心集》,散文詩集《野草》,回憶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又名《舊事重提》)等專輯。其中,1921年12月,發表中篇小説《阿Q正傳》。從1927年到1936年,創作了歷史小説集《故事新編》,其中大部分作品和雜文收錄在了《墳》《而已集》《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編》《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集外集拾遺》等專輯。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結核病逝於上海,上海上萬名民眾自發舉行公祭、送葬,葬於虹橋萬國公墓,私塾三味書屋成了魯迅紀念博物館。1956年,魯迅遺體移葬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被譽為“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