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道德

古之所謂革命者，其義將何所至耶？豈不曰天命無常，五德代起，質文相變，禮時為大耶？夫如是則改正朔、易服色、異官號、變旗識，足以盡革命之能事矣。名不必期於背古，而實不可不務其愜心。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復也。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權也。以此光復之實，而被以革命之名。嗚呼！天步艱難，如阪九折，墨翟、禽滑釐之儔，猶不能期其必效，又乃況於柔脆怯弱如吾屬者！世無黃中通理之人，而汲汲焉，以唇舌相斫，論議雖篤，徒文具耳。曠觀六合之邦家，雖起廢不常，盛衰相復，若其淪於異族降為台隸者，則亦鮮有。有之，必素無法律政治與愚昧無知之民也。中國之學術章章如彼，其民不可謂愚。秦漢以降，政雖專制，非無憲章箸〔著〕於官府，良治善法足以佐百姓者，亦往往而有。舉吾炎頊嬴劉之苗裔，提封萬里，民籍巨億，一旦委而棄之於胡羯，其根本竟安在耶？晉之亂於五胡也，桓温、劉裕起而振之；宋割於女真也，岳飛、虞允文出而匡之。蒙古不道，宰割諸夏，改玉改步，人無異心，濠州真人奮臂大澤之間，元政瓦解，北方郡縣，傳檄而定。綜觀往古，戎夏交捽之事，侵入者不過半壁，全制者不逾百年，碩果雖食，不遠而復。今者，滿洲之在中國疆域已一統矣，載祀已三百矣，川楚磨頂於前，金田趼足於後，隕身赤族，卒無一成，是孰使之然耶？昔王而農發憤於晚明之喪，推而極之，至於孤秦、陋宋，以為藩鎮削弱，州郡無兵，故夷狄之禍日亟，此可為漢族自治之良箴，非所論於覆亡之後也。近世學者推尋禍始，以為宋世儒者妄論春秋，其教嚴於三綱，其防弛於異族，故逆胡得利用其術，以阻遏吾民愛國之心。然自季明以後，三綱之名雖存，其實廢久矣，而里巷鄙人之言韃靼者，猶相率以為鄙夷之名，是其心亦未嘗泯絕也。或者又謂禍本之成，咎在漢學，雖日本人亦頌言之。夫講學者之嫷於武事，非獨漢學為然。今以中國民籍量其多少則識字知文法者，無過百分之二，講漢學者於此二分又千分之一耳，且反古復始，人心所同，裂冠毀冕之既久，而得此數公者，追論姬漢之舊章，尋繹東夏之成事，乃適見犬羊殊族非我親暱。彼意大利之中興，且以文學復古為之前導，漢學亦然，其於種族固有益無損。已於此數者，欲尋其咎，而咎卒不可得，微芒闇昧，使人疑眩，冥心而思之，寤寐而求之，其釁始於忽微，其積堅於盤石，嗚呼！吾於是知道德衰亡誡亡國滅種之根極也。今與邦人諸友同處革命之世，偕為革命之人，而自顧道德猶無以愈於陳勝、吳廣，縱今喑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齒頰，日以革命號於天下，其卒將何所濟？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則可矣。雖然吾聞古之言道德者曰：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今之言道德者曰：公德不逾閒，私德出入可也。道德果有大小公私之異乎？於小且私者，苟有所出入矣；於大且公者，而欲其不逾閒，此乃迫於約束非自然為之也。政府既立，法律既成，其人知大且公者之逾閒，則必不免於刑戮，其小且私者，雖出入而無所害，是故一舉一廢，應於外界而為之耳。政府未立，法律未成，小且私者之出入，刑戮所不及也；大且公者之逾閒，亦刑戮所不及也。如此則恣其情性，順其意欲，一切破敗而譭棄之，此必然之勢也。吾輩所處革命之世，此政府未立法律未成之世也。方得一芥不與一芥不取者，而後可與任天下之重。若曰有狙詐如陳平、傾險如賈詡者，吾亦可以因而任之，此自政府建立後事非今日事也。今世之言革命者，則非直以陳平、賈詡為重寶，而方欲自效陳平、賈詡之所為，若以此為倜儻非常者。悲夫！悲夫！方令中國之所短者，不在智謀而在貞信，不在權術而在公廉。其所需求乃與漢時絕異。楚漢之際，風尚淳樸，人無詐虞，革命之雄起於吹簫編曲。漢祖所任用者，上自蕭何、曹參，其下至於王陵、周勃、樊噲、夏侯嬰之徒，大抵木強少文，不識利害。彼項王以勇悍仁強之德，與漢氏爭天下，其所用皆廉節士，兩道德相若也。則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後可以獲勝。此魏無知所以斥尾生孝己為無用，而陳平乃見寶於漢庭矣。季漢風節上軼商周，魏武雖任刑法，所用將士愍不畏死，而帷幄之中參豫機要者，鍾陳二荀皆剛方皎白士也。有道德者既多，亦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後可以獲勝，故賈詡亦貴於霸朝矣。其所以見貴者，以其時傾險狙詐之才不可多得，而貴之也。莊周雲：藥也其實堇也，豕零也，雞癰也，桔梗也，是時為帝者也。風教陵夷，機械日構，至於今日求一質直如蕭曹，清白如鍾、陳、二荀，奮厲如王陵、周勃、樊噲、夏侯嬰者，則不可得，而陳平、賈詡所在有之。盡天下而以詐相傾，甲之詐也，乙能知之，乙之詐也，甲又知之，其詐即亦歸於無用。甲與乙之詐也，丙與丁疑之；丙與丁之詐也，甲與乙又疑之；同在一族而彼此互相猜防，則團體可以立散。是故人人皆不道德，則惟有道德者可以獲勝，此無論政府之已立未立，法律之已成未成，而必以是為臬矣。談者又曰：識世務者存乎俊傑，所謂英雄在指麾而定爾。世有材傑敢死之士，吾能任之，使為己死，則大業可成，逆胡可攘，若必親蒞行陳，以身殉事，此無異於鬥雞狗者，亦天下之大愚也。嗚呼！為是言者，若雲天下可以不戰而定，則亦已矣，若猶待戰，寧有不危而獲者！最觀上世之事，漢高與項氏戰，涉險被創，垂死數四，大〔太〕公、呂后、孝惠、魯元之屬登俎墮車，固不暇顧，廣武之矢，滎陽之圍，皆以身冒白刃，然後士卒用命，樂為盡力；光武昆陽之役，親率將士以與虎豹相搏，幸而獲濟；魏武智計殊絕於人，然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此其成事可見者。夫其政府已立，軍隊已成，驅使將校易如轉軸，猶必躬受矢石而後獲之，又況天造草昧，壯士烏集，紀律未申，符籍未著，不以一身拊循士卒，共同安危，而欲人為盡力，雖乳兒知其不能矣。且漢魏諸君志在為己，與諸將固有臣主之分，主逸臣勞，主生臣死，猶可以名分責之。今之革命非為一己而為中國，中國為人人所共有，則戰死亦為人人所當有，而曰甲者當為其易，乙者當為其難，可乎？若以人材難得，不欲使之創壽於旗幢者，不悟艱難之事，固非一人所任，為權首者常敗，而成者必在繼起之人。且人材非天成也，固以人事感發而興起之。前者以身殉中國矣，後者慕其典型，追其踵武，則人材方益眾多，夫何匱乏之憂乎？昔華盛頓拯一溺兒，躍入湍水，蓋所謂從井救人者。若華盛頓作是念曰：溺兒生死輕於鴻毛，吾之生死重於泰山，空棄萬姓倚賴之軀，而為溺兒授命，此可謂至無算者。如是，則必不入湍矣。華盛頓以分外之事而為之死，今人以自分之事而不肯為之死，吾於是知優於私德者亦必優於公德，薄於私德者亦必薄於公德，而無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較然明矣。

且道德之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於革命者，而無道德亦不可就。一、於戊戌變法黨人見之；二、於庚子保皇黨人見之。戊戌變法惟譚嗣同、楊深秀為卓厲敢死；林旭素佻達，先逮捕一夕，知有變，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楊鋭者，頗圓滑知利害，既入軍機，知其事不可久，時張之洞子為其父祝壽，京師門生故吏皆往拜，鋭舉酒不能飲，徐語人曰：今上與大〔太〕後不協，變法事大，禍且不測，吾屬處樞要死無日矣。吾嘗問其人曰：鋭之任此固為富貴而已，既睹危機復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黨任事時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爭欲饋遺或不可得，鋭新與政事，饋獻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戀之不能去也。嗚呼！使林旭、楊鋭輩皆赤心變法無他志，頤和之圍或亦有人盡力；徒以縈情利祿，貪箸贈饋，使人深知其隱，彼既非為國事，則誰肯為之效死者。戊戌之變，戊戌黨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庚子保皇之役，康有為以其事屬唐才常，才常素不習外交有為之徒龍澤厚為示道地。其後，才常權日盛，凡事不使澤厚知，又日狎妓飲燕不已。澤厚憤發爭之不可得，乃導文廷式至武昌發其事，才常死。其軍需在上海，共事者竊之以走。是故庚子之變，庚子黨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彼二事者，比於革命其易數倍，以道德腐敗之故猶不可久，況其難於此者。積蘆灰以塞鴻水，斷鰲足以立四極，非弘毅負重之士，孰能與於此乎！

或曰彼二黨之無道德者，以其沒於利祿，耽於妻子也。今革命者則異是，大抵年少不為祿仕，又流宕無室家。人亦有言：人不婚宦，情慾失半，則道德或可以少進乎。若然，吾將大計國人之職業，而第論之。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1] 

湯壽潛（1856—1917），一位講求“時務”、追求真理的思想家，寫下了不少影響廣泛的思想論著，在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均有過針砭時弊、規劃未來、為時人所傳頌的真知灼見；也是一位畢生追求憲政的政治改革者，不僅貢獻理論，且勇於實踐，孜孜不怠地籲請立憲、策動立憲，碰壁之後，又迅速轉身支持並參與共和立憲，以首任都督和中央政府總長的身份推行民主憲政；還是一位國家富強的積極追求者和主權的捍衞者，不僅提出鐵路強國、保護利權的主張，且身體力行，不畏艱難險阻，出任浙路公司總理，成功築成滬杭甬鐵路，並以不屈不撓的勇氣，堅持捍衞鐵路主權的抗爭，成為辛亥革命前中國政治潮流的中心人物。編者簡介汪林茂，1949年生，浙江省開化縣人，畢業於杭州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至今。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晚清史。已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有《江浙士紳與辛亥革命》、《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義與文化運動》等40餘篇。正式出版的論著有《浙江通史•晚清卷》、《晚清文化史》、《從傳統到近代：晚清浙江學術的轉型》等8種。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