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壟斷

縱觀各國立法，對非法壟斷的表現形式從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歸納。例如，美國的《謝爾曼法》將非法壟斷分為：獨佔性壟斷和限制性壟斷兩類；日本《關於禁止私人壟斷和確保公正交易法》將非法壟斷分為：私人壟斷和不正當交易限制、經濟力的過度集中及不公正交易方法三類；德國的《反限制競爭法》將非法壟斷分為：卡特爾、濫用市場優勢和企業兼併三類；歐洲共同體的《羅馬公約》規定了兩類非法壟斷形式：阻礙、限制或妨礙市場內部競爭的行為和濫用經濟優勢的行為。 ^[1] 

在理論上，學者們對非法壟斷的表現形式，也有不同的分類方法。如從壟斷的具體組織形式看，將非法壟斷分為：短期價格協定、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等；從壟斷行為的形式特徵看，可以把非法壟斷分為：協議壟斷和濫用經濟優勢兩大類；從壟斷的產生與行政權力的關係看，可以將非法壟斷分為：經濟性壟斷和行政性壟斷等。西方國家反壟斷理論中所稱的壟斷一般都是指經濟性壟斷。

我國由於受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實踐中不僅存在着經濟壟斷，還存在着嚴重的行政壟斷。這兩種壟斷形式交織在一起，禁錮了經濟的運行，使市場經濟未能得到“來自競爭的繁榮”。因此，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國的反壟斷法既要規範經濟壟斷，又應該規範行政壟斷。隨着依法治國方略的推進，法治政府的建正，行政壟斷將逐步退出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