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

墨子主張“兼愛”，其實質是“愛利百姓”。以“興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為己任。所以墨家之徒的言論行動，皆以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為準繩。周朝進入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仍，土地荒蕪，死者遍野，民不聊生，廣大人民羣眾渴望弭兵息戰，休養生息。墨子體察到下層的民情，代表小生產者及廣大百姓的利益，提出了“非攻”的主張，就這一點講，是有積極意義的。自古及今，不論什麼形式的戰爭，其受害最深的首先是人民羣眾。為什麼“非攻”，確立什麼樣的準則及採取什麼樣的對策才能達到目的，在《墨子》一書中大致可以歸納以下幾點。

戰爭是殺人的機器，戰爭之中，婦幼老弱一概難於倖免。《墨子·非攻中》 ^[1]  ：“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在《非攻中》篇裏，墨子連用八個“不可勝數”，揭露了戰爭直接殺人和間接殺人的殘酷性。他還指出，戰爭除“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之外，老百姓因戰爭貽誤農時，“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凍餒、疾病等原因而死亡者，就更“不可勝數”，百姓在連年不斷的兼併戰爭中，欲生不得，欲活不能，這是多麼殘酷的現實。然而，當時的王公大人，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不顧人民死活，屢屢攻伐無罪之國。《非攻下》描繪了一幅慘景：“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鬥……”面對嚴酷的現實，墨子大聲疾呼。罪惡的戰爭，兼國覆軍，賊虐萬民，剝振神位，傾覆社稷，百姓離散，廢滅先王，這難道有利於上天嗎？有利於鬼神嗎？有利於百姓嗎？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不是為了權力，就是為了財物，它的掠奪性是顯而易見的。發動戰爭的統治者，首先進攻的是他本國的人民，因為要備戰，必須榨取更多的錢財，用以招兵買馬，置備武器。墨子揭露統治者要發動戰爭，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而“奪民之用、廢民之利”，是墨子堅決反對的。因為墨子最擔心的是百姓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勞不得息。侵略性的戰爭是沒有國界的。古人云：“春秋無義戰”。據墨子言，天子開頭分封諸侯，萬國有餘；因為兼併的緣故，萬多國家都已覆滅，只有楚、越、齊、晉等為數不多的幾個大國了。當然“萬國”的説法可能是虛指，《春秋》所載， 242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這大概是可信的。到戰國中期，諸侯國又從春秋時期的147個“鋭減到萬乘之國七個，千乘之國五個。戰爭攻戰之激烈的程度可見一斑。而兼併戰爭的掠奪性，在《公輸》篇裏被赤裸裸地揭露出來。“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而楚王正是那種舍其粱肉，竅取糠糟；舍其錦繡，竊取短褐；舍其文軒，竊取敝輿的“竊疾”之人。墨子批判説：“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厚害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悸哉！”（非攻下）

攻伐無罪之國的人，往往冠以美名，竭力掩蓋其侵奪的真相，發動戰爭、剝奪百姓的財產，犧牲百姓的生命，那麼為什麼還幹這種事情呢？王公大人回答説：“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非攻中）墨子對這種論調，立即給予駁斥。計算一下攻伐者所獲得的利益，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而他在戰爭中得到的東西，反而不如他喪失的東西多。為了爭奪多餘的土地，而讓士民去白白送死，這不使全國上下都感到悲哀嗎？毀掉大量的錢財，去爭奪一座虛城，這難道是治國的需要嗎？貪圖伐勝之名，只不過是一個騙人的幌子而已。

也有喜好攻伐的君主説，我不是為了金玉、美女、土地，我是想在天下以“義”立名，以“德”求得霸主地位。對這種論調，墨子以事實予以徹底揭穿。他説，天下處在攻伐的時代已經很久了，而攻伐之人也沒有得到什麼“義”和“德”，相反，如果把戰爭的費用，用於治國，功效必定加倍，軍隊將成為無敵的軍隊，民心也自然會歸順，這才合於天下之利。

對於欺騙士卒，拼死攻伐，一時取得勝利的，那勝利也不會長久。墨子用晉國的智伯最終失敗的事實，駁斥了收用民眾士卒可以取得攻戰勝利的論調。墨子撕去了王公大人欺騙的面紗，説道，今天下所公認的“義”，是聖王的法則。當今諸侯大多都是強力攻戰，這是以“義”為虛名，沒有去體察其中的真實。這正如瞎子不能分辯出黑白顏色一樣。

墨子行事的原則是“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非樂上）綜上所述，戰爭對人民是沒有什麼利益可言的，所以堅決非之。但難能可貴的是，墨子並不反對一切戰爭，他反對“攻伐無罪之國”，主張“誅滅無道之君”。“誅無道”，同樣符合“利於人”的原則。

墨子斷言，春秋戰國時代社會動亂的根源是不相愛。“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眾必劫寡，富必侮貧，貴必做賤，詐必欺愚。幾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兼愛中）由此墨子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偉大主張，在中國思想史上獨樹一幟！“兼愛”和“非攻”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攻戰”是“不相愛”最集中、最典型、也是最強烈的表現。為了避免戰爭，維護和平，墨子以“兼愛”為根據，提出了一個“七不”準則，即“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天志下）這“七不”準則可視為歷史上最早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準則，這個準則，表明了墨子伸張人間正義，保障人類權益，主持社會公道，推進世界和平的偉大理想。

墨子描繪的和平之路，一是理論上的，一是實踐上的。理論上的和平之路，即從“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出發，“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只有這樣，“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順”。天下之人皆相愛，就可以達到“七不”的理想境地，從而制止攻伐的戰爭。實踐上的和平之路，是墨子設壇講學，讓他的弟子們周遊諸國，用“兼愛”、“非攻”的理論，去説服諸侯們放棄侵略戰爭。有時候，為了制止一場攻戰，墨子不惜冒着生命危險去親自説服攻戰的諸侯。止楚攻宋就是生動的例子。墨子還利用科學技術，發展了一整套的防禦戰系，這也是有效制止攻伐戰爭的措施。

墨子和他的弟子們，從愛利百姓的高度出發，極力反對攻伐之戰，維護人間的和平生活。特別是為了實現“七不”的目標，他們死不旋踵，赴湯蹈刃，充分顯示出墨家弟子崇高的人格力量。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説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説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如果有一個人，進入了別人家的果園，偷走了人家的桃子和李子。大家聽説了就會責罵他，居上位執政的人捕獲他之後會懲罰他。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損害了別人的利益而使自己得到好處。至於偷別人的狗、豬、雞等家畜家禽的人，他不道義的程度又超過了進入別人果園偷桃李的人。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對別人的損害更加大了。假如他對別人的損害更加大了，他的不道德就更加厲害了，罪責也更加深厚。至於潛入別人家牛欄、馬廄，牽走人家牛和馬的人，他不道義的程度又超過了偷別人的狗、豬、雞的人。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對別人的損害更加大了。如果對別人的損害更加大了，他的不道義就更加厲害了，罪責也更加深厚。至於殺死無罪之人，拿走他的衣服，拿走戈和劍的人，他不道德的程度又超過了潛入別人家牛欄、馬廄並牽走人家牛和馬的人。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對別人的損害更加大了。如果對別人的損害更加大，他的不道義就更加厲害，罪責也更加深厚。對此，世上有道義的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並會認為它們不對，説這些是不道義的。現在到了放肆地攻打他國這件事上，卻不知道不對了，反而就(這件事情)來稱讚它，説是道義的。這能説是知道道義和不道義的分別嗎？

殺死一個人是不道德的，必會有一條死罪。如果按照這種説法類推，殺死十個人就是十倍的不道義，必會有十條死罪；殺死一百人就是一百倍的不道義，必會有一百條死罪。對此，世上有道德之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並會認為它們不對，説這些是不道德的。現在最不道義的是攻打別的國家，卻不知指責其錯誤，反而隨着稱讚它，説是道義的。實在不知道這是不道義的，所以才會記載下來留給後世。如果知道是不道義的，又怎麼解釋把那些不道義的事記載下來並留給後世這件事呢？

現在有些人，看到的黑色較少時説是黑色，看到的黑色多了時就説是白色，那麼大家一定會認為這人不知道黑色和白色的區別；嚐到的苦較少時説是苦的，嚐到的苦多了時就説是甜的，那麼大家一定會認為這人不知道甜和苦的區別。現在做了小的錯事，就明白是不對的。最大的不義是攻打他國，卻不知道不對了，反而稱讚它，説是道義的：這能説是知道道義和不道義的區別嗎？由此可知道普天下的君子們，在區分道義與不道義上是多麼混亂啊。

子墨子言曰：“古（為“今”字之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慾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見”通“現”）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

今師徒（行軍）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毋廢一時（一季），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為“出”字之誤）：竹箭、羽旄（máo古代用犛牛尾裝飾的旗子）、幄幕、甲盾、撥劫（“撥”同“瞂”fá盾牌，“劫”同“鉣”jié組帶鐵，一種馬具），往而靡弊腑（為“腐”之假借字）冷（當作“泠”líng清涼：泠風；泠泠（a．形容清涼；b．形容聲音清越）；姓；古同“零”，凋零）不反（通“返”）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為“往則”之誤）碎拆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塗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肌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後（鬼神因此喪失後代祭祀的），亦不可勝數。

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鋭，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闢（開發建設）。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為“士”字之誤）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為“士”字之誤）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

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荊、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眾，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裏也；人徒之眾，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為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不一著何（“且不一著何”當作“且一不著何”。“一”疑為“以”字之誤。），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為“今”字之誤）者王公大人，情慾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眾，是故亡；我能收用我眾，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眾，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捨羣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志，怠於教遂。築姑蘇之台，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眾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眾，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眾，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範氏而大敗之，並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戳力，闢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兇。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鑑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為不吉而兇，既可得而知矣。”

墨子説道：“現在的王公大人掌握着國家大政的，如果確實希望譭譽精審，賞罰恰當，刑罰施政沒有過失，……”所以墨子説：“古時有這樣的話：‘如果謀慮不到，就根據過去推知未來，根據明顯的事推知隱微。’像這樣謀慮，則所謀必得。”

假如軍隊出征，冬天行軍害怕寒冷，夏天行軍害怕暑熱，這就是不可在冬、夏二季行軍的了。一到春天，就會荒廢百姓翻耕種植；在秋天，就會荒廢百姓收穫聚藏。荒廢了一季，那麼百姓因飢寒而凍餓死的，就多得數不勝數。我們試着計算一下：出兵時所用的竹箭、羽旄、帳幕、鎧甲、大小盾牌和刀柄，拿去用後弊壞腐爛得不可返回的，又多得數不勝數；再加上戈矛、劍戟、兵車，拿去用後破碎弊壞而不可返回的，多得數不勝數；牛馬帶去時都很肥壯，回來時全部瘦弱，至於去後死亡而不能返回的，多得數不勝數；戰爭時因為道路遙遠，糧食的運輸有時中斷不繼，百姓因而死亡的，也多得數不勝數；戰爭時人民居處都不安定，飢飽沒有節制，老百姓在道路上生病而死的（解釋不明，道疾病而死中“道”非值為在道路上，當屬介詞之類，《康熙字典》中有“道”又由也。《禮·禮器》苟無忠信之人，則理不虛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此處或可解釋為由於患疾病而死。個人觀點。），多得數不勝數；喪師之事多得數不勝數，軍士因而陣亡的更是無法計算，鬼神因此喪失後代祭祀的，也多得數不勝數。

國家發動戰爭，剝奪百姓的財用，荒廢百姓的利益，象這樣多，然而又為什麼還去做這種事呢？（他們）回答説：“我貪圖戰勝的聲名，和所獲得的利益，所以去幹這種事。”墨子説：“計算他自己所贏得的勝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計算他們所得到的東西，反而不如他所失去的多。”進攻一個三里的城和七里的郭，攻佔這些地方不用精鋭之師，且又不殺傷人眾，而能白白地得到它嗎？殺人多的必以萬計，少的必以千計，然後這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才能得到。擁有萬輛戰車的大國，虛邑數以千計，不勝其駐入；廣闊平衍之地數以萬計，不勝其開闢。既然如此，那可見土地是他所有餘的，而人民是他所不足的。儘讓士兵去送死，加重全國上下的禍患，以爭奪一座虛城，則是擯棄他所不足的，而增加他所有餘的。施政如此，不是治國的要務呀！

為攻戰辯飾的人説道：“南方如楚、吳兩國之王，北方如齊、晉兩國之君，它們最初受封於天下的時候，土地城郭方圓還不到數百里，人民的總數

還不到數十萬。因為攻戰的緣故，土地擴充到數千裏，人口增多到數百萬。所以攻戰是不可以不進行的。”墨子説道：“即使有四、五個國家因攻戰而得到利益，也還不能説它是正道。好象醫生給有病的人開藥方一樣，假如現在有個醫生在這裏，他拌好他的藥劑給天下有病的人服藥。一萬個人服了藥，若其中有四、五個人的病治好了，還不能説這是可通用的藥。所以孝子不拿它給父母服用，忠臣不拿它給君主服用。古時在天下封國，年代久遠的可由耳目所聞，年代近的可由親眼所見，由於攻戰而亡國的，多得數都數不清。”因何知道如此呢？東方有個莒國，這國家很小，而處於（齊、越）兩個大國之間，不敬事大國，也不聽從大國而唯利是好，結果東面的越國來侵削他的疆土，西面的齊國兼併、佔有了它。考慮莒國被齊、越兩國所滅亡的原因，乃是由於攻戰。即使是南方的陳國、蔡國，它們被吳、越兩國滅亡的原因，也是攻戰的緣故。即使北方的柤國、不屠何國，它們被燕、代、胡、貉滅亡的原因，也是攻戰的緣故。所以墨子説道：“現在的王公大人如果確實想獲得利益而憎惡損失，想安定而憎惡危險，所以對於攻戰，是不可不責難的。”

為攻戰辯飾的人又説：“他們不能收攬、利用他們的民眾士卒，所以滅亡了；我能收攬、利用我們的民眾士卒，以此在天下攻戰，誰敢不投降歸附呢？”墨子説道：“您即使能收攬、利用您的民眾士卒，您難道比得上古時的吳王闔閭嗎？”古時的吳王闔閭教戰七年，士卒披甲執刃，奔走三百里才停止歇息，駐紮在注林，取道冥隘的小徑，在柏舉大戰一場，佔領楚國中央的都城，並使宋國與魯國被迫來朝見。及至吳夫差即位，向北攻打齊國，駐紮在汶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人，使之退保泰山；向東攻打越國，渡過三江五湖，迫使越人退保會稽，東方各個小部落沒有誰敢不歸附。戰罷班師回朝之後，不能撫卹陣亡將士的遺族，也不施捨民眾，自恃自己的武力，誇大自己的功業，吹噓自己的才智，怠於教練士卒，於是建築姑蘇台，歷時七年，尚未造成，至此吳人都有離異疲憊之心。越王勾踐看到吳國上下不相融洽，就收集他的士卒用以復仇，從吳都北郭攻入，遷走吳王的大船，圍困王宮，而吳國因這滅亡。從前晉國有六位將軍，而其中以智伯為最強大。他估量自己的土地廣大，人口眾多，想要跟諸侯抗衡，以為用攻戰的方式取得英名最快，所以指使他手下的謀臣戰將，排列好兵船戰車士卒，以之攻打中行氏，並佔據其地。他認為自己的謀略已經高超到極點，又去進攻範氏，並大敗之，合併三家作為一家卻還不肯罷手，又在晉陽圍攻趙襄子。到此地步，韓、魏二家也互相商議道：“古時有話説：‘唇亡則齒寒。’趙氏若在早晨滅亡，我們晚上將隨之；趙氏若在晚上滅亡，我們早晨將隨之。古説：‘魚在水中不快跑，一旦到了陸地，怎麼還來得及呢？’”因此韓、魏、趙三家之主，同心戮力，開門清道，令士卒們穿上鎧甲出發，韓、魏兩家軍隊從外面，趙氏軍隊從城內，合擊智伯。智伯大敗。

所以墨子説道：“古時有話説：‘君子不在水中照鏡子，而是以人作鏡子。在水中照鏡，只能看出面容；用人作鏡，則可以知吉凶。’現在若有人以為攻戰有利，那麼何不以智伯失敗的事作借鑑呢？這種事的不吉而兇，已經可以知道了。”

《非攻》是《墨子》中的名篇，瞭解中國文化又談論國事者，多少都會想到《非攻》，墨子的非攻思想是影響古今的和平主義，是平民主義的戰爭觀。

----筆者以為，正確地解讀《非攻》，重要的是要明白《非攻》產生的背景。

二千五百年前，中國史上出現了一個大變革的時期。那個被定名為春秋戰國的時代充滿了政變、瓜分，侵略、吞併，欺詐和屠殺，時間綿延五百餘年。西周初期建立的封建文化基礎逐漸地被破壞，王室衰微、禮崩樂壞，直接造成了社會紊亂、經濟凋蔽。司馬遷記而述之:“諸侯恣行，政由強國。”，《左傳》載，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可見混亂和戰爭帶給人民的苦難。

對於這個時期的評論，孟子説：“春秋無義戰。”；莊子怒斥曰：“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

後來的董仲舒則以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可見那個時期的混亂是怎樣為人厭惡。但是，上述三人評論又有不同。

孟子認為的“無義”指的是“徵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徵也。”破壞的是秩序；

莊子則是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論，是對時代的否定；

董仲舒的意見在於“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是從戰爭利弊的角度來評説的。

墨子的《非攻》就寫作於這一時期，表達的是平民百姓對戰亂的看法，也是兼愛思想在戰爭問題上的體現。

-----在《非攻上第十七 》中，墨子對於打着“義”的旗號侵略他國的戰爭行為的非正義性予以抨擊。

墨子問道，偷竊他人桃李、豬羊等損人利己的事情，大家都認為應該給於懲罰，但是發生進攻他國的事情，大家卻跟隨、響應，而且謂之“義”，這是什麼意思啊？

墨子又問道，殺一人是不義，定死罪，殺人越多罪也越重，這一點大家都是知道的。可是，對於大不義的侵略他國，大家為什麼卻擁護、支持呢？

墨子質問：對於小事，大家知道是非。可是對於侵略他國的大事，大家都犯糊塗了。這種所謂“義”和“不義”的辯論是不是胡扯？

和平，眾之所求。先秦諸子對於和平有着更為深刻的理解，主要的就是關於仁與義的爭論。這是殘酷的環境使然。當其時，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憤於世事而無奈，騎牛出函谷而不還；儒家的創始人孔子著述春秋，希望以此勸世，但是聞説祥瑞麒麟被獵獲，對世事極度失望，擲筆絕書。

孟子是孔子理念的繼承者，也是“義”的創建者。孟子説：“春秋無義戰。徵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徵也。”朱熹對此句的解釋是：“徵，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誅之，此春秋無義戰也。”

無論是“仁”或“義”，都是從建立社會秩序的角度來説的。社會秩序的實質是社會各利益羣體相互間的一種妥協。問題是，戰國期間的諸侯們並非孟子的性“善”者，而是荀子的性“惡”者，於是就有了“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的戰爭，他們是用戰爭的方式來進行關於建立社會秩序的討論。

而墨子是“不堪命”之民的代言人，他對的“義”理解是從民眾的角度來闡述的。或者説，他是作為人民的代言人蔘與關於社會秩序的討論。

------《非攻中第十八 》述，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慾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如果什麼事情都依靠戰爭來解決，民眾又怎麼能夠承受？他説，發動戰爭，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熱，只好在春、秋進行。可是春天是播種的季節，秋天是收穫的季節，荒廢了這兩個季節，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進行戰爭，戰死於戰場的人又不可勝數；用於戰爭的牛馬的死傷不可勝數；運輸糧草而疲於奔命的百姓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後，亦不可勝數。

如此危害民眾的利益，又是為了什麼？是為了得到“伐勝”的名聲和一點戰利品？墨子以為，這其實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呵。為了得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卻要死傷數萬，這樣的結果只能是土地太多了而自己一方的民眾卻大量減少，這種“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的做法是國家的要務嗎？

墨子在駁斥了好戰者的種種謬論之後説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兇。”他問道，今天的好戰分子，難道不應該從智伯(晉國分裂過程中的好戰分子)的行為中得到教訓嗎？

墨子進而論曰，連傻瓜都知道奉天則承運。奉天就是奉行天下人認同的大義，即聖王之道。諸侯們把精力用於戰伐兼併，而以為是義舉，實在是盲人不知白黑的行為。

什麼是聖王之道？墨子論曰，“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所謂聖王之道，就是所作所為都要服務於百姓的利益，對外則不以大國自居與鄰邦和睦共處，然後帶領百姓奉祀山川鬼神、發展生產。這樣做的後果就是使大家都得到利益，自然功勞也就大了，於是四面八方都是擁護的聲音，大家也就敬奉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了，這才是“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在《非攻下第十九 》一節中，墨子闡述聖王之道，評論戰爭的危害，對於不識大義、妄動干戈的好戰分子痛加批駁，激憤之語溢於言表。

------ “非攻”當然不是“非戰”，墨子對於戰爭的理解是從民之利益、聖王之道的角度予以考慮的。有好戰分子説：“昔者禹徵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

墨子反駁，禹徵有苗不是攻，而是誅其元兇。三苗大亂之時民不聊生，所以天命殛之。大禹奉天命征伐，得到天下的支持，所以很快成功了。特別是禹既克有三苗，不是燒殺擄掠，而是為他們建立了秩序，使他們有了安居樂業的環境。

還有湯之伐夏王桀，也是因為夏王桀倒行逆施，天下大亂，所以才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湯遵從天命，通於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這就是湯之誅桀也。

至於周文王伐商王紂，也是紂的“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也就是紂的德行敗壞，天下大亂，才有“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同樣的，周文王伐紂之後也是奉行仁德的天道，“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也就是説克服了種種亂象，使天下得以安寧。

墨子戰爭觀的內涵有深刻的人民性。墨子曰：“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説，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在上古，天命常常指的是社會的表現，也就是人民生存的狀況。在墨子看來，只有順乎民意，除暴安良，此類的戰爭也並非不可以，反而是聖人之道。墨子戰爭觀的核心就是戰爭必須服務於“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觀之，墨子為民的立場鮮明，亦非迂腐之輩可以比擬。

“非攻”是墨學的重要範疇，常常有人片面理解“非攻”為反對戰爭，這是曲解。大家都希望和平，嚴格地説卻並非如此。和平與戰爭都是社會存在的合理的形式。在戰國時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如果片面地反對一切戰爭顯然沒有合理的現實依據，註定被現實否定。即使現在的國際環境，盲目於“非攻”，也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犯罪。原因很簡單，在周王室無法控制局面的時候，戰國時期的社會是無序的，用現在的話説，社會遵循的是“叢林原則”，而現在的國際社會也是如此。

------基於這樣的戰爭觀，墨子在戰略戰術上體現為“墨守”。後世的誣墨者常常以“墨守成規”來戲弄墨學為保守學説。其實“墨守”有之，“陳規”卻未必。“墨守”實際上是一種後發制人的戰略戰術，當然這種方式只適用於得民心、為民者所領導的人民戰爭，而且大有成效，例如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就是現代的“墨守”。對於專制者，則沒有意義，那只是無能的遁詞，也必然失敗，例如薩達姆之輩。當然對於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者如布什，更無價值。墨子的戰爭觀和戰略戰術與他的平民思想是相一致的。

《公輸第五十》是“墨守”的示範。該文邏輯縝密、文采豐華、思想深刻，即使相隔年代久遠，依然展現着和平主義的光芒。

“墨守”的內容包括基本的兩方面：外交與戰備。外交是國際政治的組成，也是一種妥協的途徑，無外交，“墨守”失去和平主義的意義；另一方面，戰備是外交的基礎和保證，弱國無外交。

《公輸第五十》記述，墨子“行十日十夜”面見戰爭的教唆者公輸盤，對於公輸盤在“義”上的糊塗，墨子以“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的“四不”論讓公輸盤啞口無言；又以“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説服了準備討伐宋國的楚王。

希望通過外交談判來阻止戰爭，是一種可怕的幻想。真正迫使戰爭狂人們老老實實的只有實實在在的實力。墨子和公輸盤的實力較量是這樣進行的“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模擬戰爭告訴公輸盤，所謂的新式武器“雲梯之械”是不足持的。

顯然，紙上談兵還不能制止戰爭。在模擬戰爭中失敗了的公輸盤威脅要殺害墨子，在他看來失去了墨子的宋國也就失去了屏障。於是墨子冷靜地告訴這位戰爭的教唆者：“你所能想到的我都為你考慮了，我的弟子們已經使用我的方法為宋國作好了防禦準備。”文章記載了楚王放棄了戰爭的計劃，但是沒有記述公輸盤的彼時的感受。我想這時的公輸先生一定鐵青着臉，他可能得到的別墅和小轎車的賞賜在這一番較量中化為烏有。

和平主義者的墨子們珍惜生民、熱愛和平。為了制止戰爭，他們摩頂放踵，置生死於度外。墨子説道：“治於神者。眾償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

壺公評論曰：仁德之心，天地可鑑，昭示千古。

兼愛就是兼相愛，交相利。就是愛人，愛百姓而達到互愛互助，而不是互怨互損。不用説，這也是墨子根據堯舜時代設計出來的大同世界的模型。兼愛還表現在大國不侵略小國，國與國之間無戰事，和平共處。從近代的眼光看去，倒有點像我國提出和倡導的和平共處平等互利的外交原則了。莫非當年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也是讀了《墨子》才受到的啓發？這就無從考證了。

非攻就是反對一切非正義的戰爭，對防禦戰，墨子是支持的。他自己就曾經帶人蔘加過好幾次幫人守城的戰爭。

兼愛和非攻是體和用的關係。兼愛是大到國家之間要兼相愛交相利，小到人與人之間也要兼相愛交相利。而非攻則主要表現在國與國之間。只有兼愛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證兼愛。

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代，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互利都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人與人之間的互怨互損將激發矛盾引發禍亂。

在和平發展成為時代主旋律的今天，在美國高舉霸權主義的今天，重讀墨子，重讀兼愛和非攻，就知道墨子思想有多麼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