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嘉堂文庫

大正十三年(1924)在現址建館，並把藏書公開。1948～1970年間該文庫成為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分館，後復改為獨立機構。 該文庫將陸心源舊藏編成《靜嘉堂秘籍志》(1917年)，另編有《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1930)及其《續篇》(1951年)等。

約為20萬冊 (漢籍12萬、日本古籍8萬)，另有6000多件中國、日本的古代美術作品。其中珍藏被指定為日本國寶的有元朝趙孟頫和中峯明本尺牘一帖等；被指定為重點保護文物的有宋版《周禮》殘本(蜀大字本)2冊、宋版《説文解字》8冊、宋版《漢書》(湖北提拳茶鹽司刊本)40冊、宋版《唐書》90冊、宋版《外台秘要方》42冊、宋版《李太白文集》12冊等。館藏漢籍中還有元版《東京夢華錄》、清抄《廣雅疏義》等。

日本近代學者內藤湖南曾作四首七絕詩，分別記述了他三萬餘冊古籍善本藏書中最為珍貴的四種寶籍：宋紹興九年刊《毛詩正義單疏本》、唐寫本《説文解字》木部殘卷、日本平安朝寫本《春秋經傳集解》殘篇及北宋刊本《史記集解》殘本。詩中有“奇篇只合屬吾曹”、“書生此處足稱豪”的句子，今天讀來，那種坐擁千古孤本、堪抵南面君王的自得自負之情，仍然撲面而來。以上所詠及的四種珍本，都被日本文部省確認為“日本國寶”級重要文物。其中除了平安朝寫本《春秋經傳集解》殘篇外，其他三種均為在中國亦堪稱稀世珍寶的中國古籍善本。

晚清、民國年間中國古籍流入日本的一個重要時期，它構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側面。一般來説，近代中日書籍交流之路的打通當在甲午戰爭之後。進入20世紀，逐漸形成了一定的規模。這一時期，內藤湖南、田中慶太郎、長澤規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來華訪書學人。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陸氏四兄弟分家。上海的絲廠歸樹藩，錢莊分給樹屏，老家湖州的當鋪留給樹聲，老四樹彰年幼無法理財，暫不參與分家。父親遺產中的古籍、書畫和古董雖沒有瓜分，但是諸子無心管理，且缺乏資金維護保養，故它開始陷於破落頹敗的境地。20世紀中葉，日本人向中國傾銷人造絲及各種廉價東洋貨，民族資本家受到衝擊，大批生絲商行和繅絲工廠紛紛關門，陸家的瑞綸繅絲廠亦在倒閉之列，而錢莊的資金又長期被絲廠佔用。窘迫之下，打起了皕宋樓藏書的主意。1904年，陸樹藩託自己在日本讀書的堂弟尋找買家，希望一次出賣父親的全部收藏，以避免零星分批轉讓造成日後無法挽回的損失。　

皕宋樓在日本學術文化界赫赫有名，不少日人懷着覬覦之心。消息傳到漢籍目錄學者島田翰耳中，他當時正在三菱財團所屬的靜嘉堂文庫任庫員，極力鼓動庫主巖崎彌之助全數收購，並受命前往湖州考察。1906年3月初離開日本，4月18日到達湖州，在陸樹藩的陪同下逐一查驗了皕宋樓和守先閣的藏書，同時記錄了詳細的種類與卷數，寫成報告寄回國內。第二年春天，靜嘉堂文庫長重野成齋親赴上海，與陸樹藩討論了價錢、交貨、運輸等問題，最後於3月28日秘密簽約。1907年6月裏的一天，一艘小火輪尾掛三條拖船開進湖州，悄悄地裝上陸心源的全部遺書，連夜駛回上海，由日本郵船公司負責東載而去。就這樣，皕宋樓、十萬卷樓和守先閣的4172種共43996卷宋元明清稀世刻本歸屬了日本最大的私人藏書樓，巖崎彌之助以12萬大洋輕鬆買走了中國文化遺藏中的一塊無價瑰寶。

收購陸氏藏書之前，其庫藏只有30000餘卷，皕?宋樓宋元舊刻220多種的入庫，使靜嘉堂一夜崛起，成為舉世皆知的大藏書樓。後來出版的日本《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載明，該樓收藏的宋元舊刻總量中，皕宋樓宋版佔88%，元版佔81%。1992年，靜嘉堂正式公佈庫藏中文圖書12萬冊，日文書八萬冊，其中陸心源遺書佔其中漢刻本總量的36%，是其全部藏書量的20%。島田翰回日本後，寫有《皕宋樓藏書源流考併購獲本末》一文，內中得意忘形之態，溢於言表，引起中國學者激憤。

陸心源在一部未刻印的名為《罪言》書中道“士大夫無論在朝在野，皆當講求當世利害，民生疾苦。出可安內攘外，處可守先待後，以無負天生先覺先知之意，聲色狗馬在所當遠，即文房清玩亦不宜酷好深嗜。”他以文中守先待後之意給潛園中守先閣取名，表明自己終身立志建功立業的抱負，他萬萬想不到自己死後不到13年，聚一生心血和財力構築的皕宋樓書城煙消雲散，落到了東洋人手裏。

（1902—1980年），日本學術界稱其為“書志學家”、“圖書學家”，對應於中國學術界的術語，大致為“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或總稱為“文獻學家”。他曾先後為靜嘉堂文庫等三十多家藏書單位整理和蒐集漢古籍，堪稱日本近代文獻學第一人。

從1927年到1932年的六年中，長澤或是得到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資助，或是受靜嘉堂文庫的派遣，每年都有兩三個月或近半年，前往中國，盤桓北京，跋涉於揚州、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等地，調查書業行情，以專家的眼光和超越個人的財力，大批購買中國珍籍善本。

由於長澤的精於識書和購書，他每次赴中國，也常常受到友人的請託，代為購買某種珍籍。如他曾受杏雨書屋主人武田長兵衞的委託，在琉璃廠書店廉價地替他買到了宋版的醫書。當他把書帶回日本之後，北京圖書館方面獲知這一事情。由此，長澤被作為善本外流的主要監視對象受到中國方面的警惕和關注。在他再來中國時，北京圖書館就專門委派人員，在長澤購書旅程的杭州、南京、蘇州等沿線，一路搶先地走在前，嚴防好書落入長澤之手。但頗讓長澤得意的是，就在這樣的情形下，他仍然不無收穫：在蘇州意外廉價地買到了在日本極為罕見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綱目》，以及日本復刻宋刊本《千金方》。

1926年至1936年長澤任靜嘉堂文庫幹事，主要從事編目工作。因此，1927年以後的歷次來華訪書購書，也同時為靜嘉堂文庫採購書籍。其中，買書最多的是1928年，共為靜嘉堂文庫買入各種漢籍349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