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佑禪師

生於唐代宗大曆六年（771年），憲宗元和（806～820）末年，奉百丈懷海之命，至溈山弘揚禪風，山民感念其德，羣集共建同慶寺。其後，相國裴休前來聞道，聲譽大揚，學侶雲集，後建密印寺，於此傳揚宗風達四十年之久，世稱溈山靈佑。唐宣宗（853年）大中七年示寂，世壽八十三。敕諡“大圓禪師”。著有《潭州溈山靈佑禪師語錄》一卷、《溈山警策》一卷等。法嗣有仰山慧寂、香嚴智閒等，其中，慧寂於仰山宣揚師風。靈佑與慧寂之法脈，世稱為溈仰宗。 ^[1] 

溈山靈佑（771——853），福州長溪（今福建省霞浦）人，俗姓趙。禪宗南宗洪州禪百丈懷海的弟子，禪宗溈仰宗的開創人，與黃檗希運併為百丈懷海座下兩大龍象。

15歲時，靈佑依法常律師出家於長溪縣建善寺(在今霞浦)。後在浙江杭州龍興寺剃髮受戒，並在寺中廣究大小乘經律。（《宋高僧傳》作法恆）律師出家。他非常發心地為常住工作着，“執勞每倍於役”（《宋高僧傳》） ^[2]  。

三年後，即18歲時前往浙江杭州龍興寺受具足戒，並參究大小乘經律，尤其着力地精研大乘佛法。

在23歲的一天，認識到死鑽文字堆裏是難以證悟生命的真諦，難以讓漂泊煩惱的心靈得到真正的依歸，得到真正的安穩自在，他不由感嘆説：“諸佛至論，雖則妙理淵深，畢竟終未是吾棲神之地。”（《祖堂集》）於是，他想探求新的修行道路。便出外雲遊參訪，先到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山）巡禮了天台宗創始人智者大師的遺蹟。在此過程中，除了緬懷古德之外，是否還有所學習，則不得而知。但據説途中曾感得神異僧寒山的現身，並用讖言指點他：“逢潭則止，遇溈則住”，到達天台山國清寺時，另一神異僧拾得又預言他將來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此見於《祖堂集》及《宋高僧傳》）有的學者認為，這是“不足憑信的”，因為寒山拾得此時早已去世。然而，站在宗教的立場，本來就有許多異於常情之處的應化信仰存在。

貞元九年(793年)，雲遊江西，參謁高僧百丈懷海，懷海見他生性穎悟，學佛心專，允其留在身邊。從此，靈祐成為參加學佛者的首領，後來又被選為所居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百丈山寺的典座。

此後，靈佑到江西建昌縣西南馬祖的墓塔所在地石門山（今江西靖安縣寶峯山）泐潭寺，參禮馬祖弟子懷海（懷海此時還沒到百丈山），如魚得水，專心修習南宗禪法，深得懷海的器重，位列參學眾人之首，成為以“平常心是道”著稱的洪洲禪系的法徒。

有一天，他在懷海身邊侍立，懷海突然叫他撥一下火爐看爐中還有沒有火？靈祐撥爐灰看了看，回説：“無火。”懷海便親自過來細撥，只見深處仍然有小火，便説：“你説沒有，這不是嗎？”靈祐當下開悟，便向懷海禮謝並陳述自己的見解以求印證。懷海告訴他：“此乃暫時岐路耳。經雲：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雲：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祖堂集》）

發明心地之後，靈佑到湖南溈山自立門户，開闢道場，其中因緣卻頗為奇特。據説當時有一位司馬頭陀來到懷海處，提起溈山（在今寧鄉縣西）風景的殊勝，認為那是一塊很適宜啓建大道場聚眾修持的寶地。又為大家看相，認為包括懷海在內的常住僧眾中，唯有當典座（負責廚房工作的僧人職稱）的靈佑才是溈山正主。為了大眾心服，懷海作了一次考試，讓大家表達各人的佛法見地，以便擇優派遣。他手指淨瓶問：“不得喚作淨瓶，汝等喚作什麼？”（《景德傳燈錄》）當時，靈祐是以一腳踏倒淨瓶並徑直走出門去的出格作法，贏得了懷海的稱讚，勝出首座和尚而當選的。

大約在唐憲宗元和十五年（靈佑終於來到了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長沙）西北的大溈山開闢道場。只見此處山深林密，虎狼出沒，荒無人煙。初來乍到的靈祐孤身隻影，生活極為艱難，搭茅庵蔽身，雜於猿猱中，僅靠採集野果野菜充飢度日，即便如此，他“非食時不出，悽悽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夕”（《大圓禪師碑銘並序》）一派安貧樂道，隨緣度春秋的行持風範。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時間長了，山下的民眾逐漸被他所感化，紛紛前來歸依併合力建造寺院，營造一方人間淨土。稍後，大安上座等僧人也陸續前來投奔親近，由此常住人員越來越多，至會昌法難之前，溈山住眾已有相當的規模。在此過程中，也得到了時任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的裴休（後官至宰相）的敬信與支持。

會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李炎“毀寺逐僧”。會昌法難的到來，整個漢地佛教遭到了沉重的打擊推殘，儘管當時潭州地區屬於消極執行這一政策的地方，僧人得到較大的寬容庇護，但大勢所趨，靈祐只得把僧眾遣散，與大安等弟子用布裹頭，藏匿於民間。

大中元年(847年)，令會昌五年所廢寺，聽僧尼修復，户部侍郎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休自己的車輿迎請靈祐，並“親為其徒列”，懇請他再次剃髮現出家僧寶相，繼續為人天師，領眾住持溈山道場（《大圓禪師碑銘》）。此後，靈祐又先後得到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襄州刺史李景讓以及湖南觀察使崔慎由（後官至刑部侍郎等職）的敬信和護持。寺宇重修後，奏請朝廷，賜名為“密印寺”。

之後，溈山禪風大振，四方來山尋師訪道的僧人漸多，住寺僧眾達1500人。靈佑堅持按照《百丈清規》“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要求他們邊學禪邊墾荒種田，親自給他們講經。

他在帶有老莊化、玄學化的中國禪宗理論基礎上，創造性地總結出一套別具風格的接引方式，造就大量禪學人才，其中能為法嗣的有40餘人，而以仰山慧寂和香嚴智閒最為突出。

靈佑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於大中七年(853年)圓寂。享年83歲。著有《溈山警策》、《潭州溈山靈祐禪師語錄》各1卷傳世。[1]其時擔任四鎮北庭行軍、涇原渭武節度使、檢校右散騎常侍等職的盧簡求為他撰碑，並由著名詩人李商隱題寫了碑額。唐懿宗鹹通四年（863），朝庭賜諡“大圓禪師”尊號及“清淨”塔額。鹹通六年（865）弟子審虔為靈祐墓塔前立碑，請節度使鄭愚撰寫《大圓禪師碑銘》，第二年撰成。其時擔任四鎮北庭行軍、涇原渭武節度使、檢校右散騎常侍等職的盧簡求為他撰碑，並由著名詩人李商隱題寫了碑額。

唐懿宗鹹通四年（863），朝庭賜諡“大圓禪師”尊號及“清淨”塔額。

鹹通六年（865）弟子審虔為靈佑墓塔前立碑，請節度使鄭愚撰寫《大圓禪師碑銘》，第二年撰成。

靈佑的得法弟子，《景德傳燈錄》説有四十三人，此中十人有傳，他們分別到相當於現在的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江蘇、湖北、陝西、河南等廣大地區弘揚禪法，其中以仰山慧寂、香嚴智閒、靈雲志勤最為著名，另有如徑山洪湮、志安、審虔等等。

從其法脈的足跡來看，可謂大江南北，都為其法雨所滋潤，靈佑禪師初開闢時，約有五百餘人在同慶寺聽法，會昌法難之後，一度極為興盛，達到了三千餘人，比及百丈懷海的道場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禪宗史上著名的高僧，為禪門五宗之一溈仰宗的開創祖師，他的禪風對後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由於他的禪法內容都是在對學人的開示記錄，不是在有系統的著述中體現，所以很難準確全面地把握他的禪法要領。本文根據相關資料，對他的生平作簡要的梳理，對他禪法中相關的幾點內容和歷史地位略做考察介紹，以求方家指正。

從現有文獻看，靈佑與歷代的眾多大禪師一樣，行雲流水，隨緣參禪隨機弘教，並沒有親自著述什麼禪法主張。然而，中國佛教是一個文教，重視師承關係的國度，靈佑作為開宗立派的祖師，他隨緣任運的言傳身教，在當時被弟子們當成指導修行實踐的珍貴法寶，記錄下來。現存記述靈佑生平和禪法的資料主要有《祖堂集》卷十六 、《景德傳燈錄》卷九 、《五燈會元》卷九 ^[1]  、《宋高僧傳》卷十一 ^[2]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六 以及《潭州溈山靈佑禪師語錄》等 所載靈祐的傳記和語錄。此外，在《全唐文》卷820中還載有唐鄭愚撰寫的《潭州大溈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並序》。至於見錄於《禪門日誦》中的《溈山大圓禪師警策》一卷，乃是靈佑為了警策學人珍惜現有生命，好好修行，不要懈怠懶惰，不要浪費光陰而作的。它雖然影響大，“自古即被視為禪林初學者必讀書籍之一，與《四十二章經》、《遺教經》並稱為佛祖三經。”（參見電子版《佛光大詞典·靈祐》）但畢竟是一種對學人修行態度的勸勉與鞭策，與禪法思想關係不大。

在此，筆者主要依據上述原始資料，參考《唐五代禪宗史》 、《禪宗宗派源流》 、《中國禪宗通史》 、《分燈禪》 等相關的研究，對靈祐的生平、歷史地位及主要禪法思想略加考察介紹。

靈佑的禪法，從現存的記載看並不太多，正面表達禪法思想的更是少之又少。不過他的禪法記錄雖然很少，卻非常精要，對修行人具有綱領式的指導意義，下面舉要作些介紹。

“”情不附物”以達到“無為”、“無事”的解脱自在

《景德傳燈錄》載，靈祐上堂説：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説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為，澹寧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

直心是道場，這是大乘佛教的一貫説法，《維摩詰經》、《楞嚴經》等大乘經論中都有明確的教導。因為按照佛法看來，正道與直心相應，不與諂曲、虛偽之心相合。一顆斜曲的心，必然是為凡情俗欲的煩惱所覆蓋的心，是執著的、染污了的無明之心，是自已不健康的同時還會給他人給自然環境帶來負面影響的心，這是與正道與真理南轅北轍的虛妄識心。相反，只有以直心來生活，來為人處事，才是促成自己與真理與正道最終相契合的保證，也才能真正地開啓人人本有的“真心”的巨大潛能，達到消除一切自尋的煩惱、還生命以自在無礙的健康真面目、成就自利利他的無量功德善果的目的。當然，直心是有凡聖的層次分別的，光是凡夫層面的直爽、坦率和不欺詐是不夠的，必須要達到離諸相待，中道不偏，無所執著的所謂“情不附物”，於一切時一切地逢緣對境的當下又不沾不滯，如鳥飛空中，無跡可尋一樣，才是真正的“直心”。

南宗禪特別強調開啓人人本有的真心自性。真心是與妄心相對的，只要常行直心，去除種種的凡情俗意，去除種種的煩惱污濁的心行，真心自性的光明自然顯現，在此之外，無需再苦苦尋覓什麼真心，所以靈祐禪師讓人以質直無偽之心來臻達最終的清淨無為的解脱之境，如此一來，自然水到渠成地成為一個任運逍遙的“無事真人”，清淨無為，如秋水般的澄渟明潔。

“色心不二”的中道正見

《祖堂集》載，慧寂在溈山時，曾向靈祐請教：“如何是佛？”靈祐回答：“以思無思之妙，返靈焰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理事不二，真如如佛。”理是體或是性，事是用或外相。理事關係是中國佛教經常提到的，像法相宗、華嚴宗對此都有所探討。特別是華嚴宗，以“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和“事事無礙法界”的四法界來充分闡述了重重無盡的法界圓融無礙的緣起觀，境界特別的高超圓滿。禪宗裏，早在靈祐之前的唐代著名禪師石頭希遷在《參同契》中便有理事相依相待，不一不二，不可呆板地偏執一面的“回互”思想。

溈山靈祐在這裏明確提倡“理事不二”的理念，但作為禪師，他不會作出特別精細嚴密的論證與闡述，而更在於直截了當地指點學人來把握理事圓融的關係，從而教人不要逃避現實生活中的人事，不要將出世間與世間打成兩截。道就在日常的生活與工作之中，就在點點滴滴的人事裏，清淨的出世間其實就是從污濁的世間中得到的超越，萬法本自如如，唯人自鬧，只要你換一個看法，換一種生活態度，就能獲得自由自在，故此一切時中，無論面對的是怎樣的花花世界，身處其中的你都無須閉目塞聽，只要你具有一顆與中道相應的無著之心，那麼你就是端坐紫金蓮台的“真如如佛”，行住坐卧盡是道，盡是般若風光。實際上，“理事不二”的思想，也是暗合慧能大師的思想的，因為如果離開世間去另外追求什麼出世間，拋開事相去追求什麼真性，恰恰就是六祖慧能大師所批評的猶如求兔角一樣的子虛烏有了。

《祖堂集》又載：有一天，靈祐與慧寂一起遊山。靈祐説：“見色便見心。”慧寂問：“樹子是色，阿那個是和尚色上見底心？”靈祐回答：“汝若見心，云何見色？見色即是汝心。”

靈祐主張見到外在的色，也就是見到內在的心，也即是肯定自已的心與色身與周圍的物質環境，都是渾然一體，不可分離的。對此，應該説在大乘佛教看來，心色是不一不二的，兩者都可以統攝於本體意義的“一心”中。也就是説，從相上看兩者是有區別的，然而從體性上看，卻是無二無別，而且我們平常所謂的精神性的“心”與物質性的“色”，其實都是“真心”第二層面上的兩分而已。既然如此，一個真正的修行人，剛開始入手時，也許應該着重於向內觀察自已的起心動念，仔細地加以防護，然而最終卻不應該僅僅停留於關注內心，實際上，當你正確地面對環境，善巧地處理事務之時，就是心的妙用，也才是完美地把握了你的心。因此，像《維摩詰經》心淨則國土淨的意思，並不是説停留於自我內心的工夫而對外在的人事漠不關心，如果這樣的話，那僅僅是一種自受用的狹小的清淨，並沒有真正地把握到圓滿的清淨心。圓滿的清淨心，應該不僅僅侷限於內心的純美莊嚴，同時也應該積極於淨化外在的世間環境，做到內外一如，將內在的真善美外化成對人間淨土的建設中，這才是心淨則國土淨的圓滿之義。而靈祐禪師心色不二，見色即見心的説法，筆者認為正是與此相應的中道圓融理念。

《景德傳燈錄》載，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靈祐回答説：

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趨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頓超直入，不落階層的修行成就觀，是南宗禪法所標榜的，但這並非像一般人所誤解的那樣，以為南宗禪就是完全的否定漸修，完全否定傳統佛教的持戒、禪定乃至對經論的學習等等。事實上，南宗禪師雖然無一例外地強調直截了當地頓悟去，但多持有頓漸相結合的圓融修行觀，譬如神會、玄沙師備等。

在此，我們也可以看到，靈祐禪師就是明確提倡頓悟漸修不相偏廢的人。他大概認為，從究竟來講，説修或不修都是多餘的，都是因為沒有真正體悟到無得中道而來的世俗思維方式以及表達方式。而對於我們這個世間的人來講，普遍的，即便根機較好，能夠在當下一念中明白至理。然而多生累劫所薰染的習氣毛病，污垢重重，卻是難以隨着理上的頓悟而當下轉化清淨的。所以必須不斷地藉着對真理的把握來清除煩惱眾多的凡俗虛妄心識，修正不合正理的世俗言行，這才是腳踏實地的修行功夫，於人於已才會有實質性的受用。也就是説，從一般人來講，必須做好頓悟之後的漸修功夫，這當然並不排除頓悟的當下理事都清淨圓滿的可能性，只是這種可能性實在太過於稀有難得。不過，靈祐禪師畢竟是南宗禪師，故此頓悟成就仍然是其禪法的主體精神，所以在這一段開示中，他開宗明義便説“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最後結束時，又再一次強調：“若也單刀趨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溈山靈佑及其弟子慧寂共同開創的溈仰宗，遐爾聞名，“成為禪宗一花五葉中最早伸展出的一個葉片”（《中國禪宗源流》）。作為溈仰宗的開山祖師，靈佑在禪宗史上的地位自然也是有口皆碑的。如上所述，當年溈山僧團以靈祐為中心，在四眾弟子特別是宰相裴休等大外護的大力支持下，人數最多時達到一千五百人以上，成為農禪並重的大道場。魏道儒先生認為其規模的盛大甚至超過懷海的百丈山，溈山道場那種如日中天的聲勢可想而知。溈山道場自給自足，法喜充滿，法音遠播，在安頓流民，減輕國家負擔，穩定社會人心以及培養佛教僧才各方面都做出了不小的貢獻。靈祐禪師的個人魅力以及在當時禪林中的位置，由此也可見一斑。

除了本法系的禪僧之外，歷代其他的大禪師如雪峯義存、玄沙師備等對其禪法也都有所舉揚。禪林中對靈佑禪師的推崇程度，無過於鄭愚的讚美所説：“言佛者天下以為稱首”，（《大圓禪師碑銘並序》）評價是非常高的。

除此之外，據傳為靈祐禪師親撰的《溈山大圓禪師警策》，雖然不屬於禪法著作，但對於後學僧格的養成極有意義，“自古即被視為禪林初學者必讀書籍之一，與《四十二章經》、《遺教經》並稱為佛祖三經”。與廣為流傳的著名佛典並稱為“三經”，足見人們對它的推崇程度可以説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自然的，著作者溈山靈祐禪師的鼎鼎大名，也是千古流芳，感動了一代代的有緣人。

靈佑非凡的影響力是不用置疑的，不過，對他的禪法思想，忽滑谷快天説：“靈祐根本思想與百丈所見不異，作為溈仰門風者，賓主對揚之手段而已。而其手段多出自慧寂”。 大概是認為靈祐的禪法思想不出其師懷海，並認為接機手法即所謂的“門風”，是各宗特色的所在，而作為禪門五宗之一溈仰宗的接機教化手段，卻多出自他的弟子慧寂，故靈佑本人似乎貢獻不多。

對此，筆者淺見認為，禪門五宗本來一脈相承，皆為六祖南宗禪系，其根本禪法思想本來就是相通的，只過大家在表達上有時會有自已的特色而已。而作為禪師，只要他真正把握了禪法的精髓，具備了佛法的真智慧與悲天憫人的情懷，任運自在，隨緣對機地給眾生以恰如其分的教導，達到開啓大家的真心的目的，那麼，他便是眾生真正的依歸處，是值得肯定與讚歎的，而用不着為了區別於他人而特意標新立異，這就猶如，只要對症下藥使人儘快恢復健康即是最好的，而不在於花樣的新舊與否。換一句話説，接機手法本來就是一種手段，若為了手段而忘了目的，反而是顛倒了。故《楞嚴經》批評愚痴的人執指忘月，執著於手段而迷失了目的，佛説如此一來，兩者都會被迷失了真義。

另外，以溈山靈佑為開山祖師的溈仰宗，雖然在中國佛教界和社會上都曾產生過較大的影響，但它在禪宗五葉中成立最早，衰亡也最早，大概在唐末轉入宋初時即告絕傳，然而這是不能做為論斷溈仰宗優劣的依據的。溈仰宗的衰亡，若探究其原因，除了本身的接機手法、歷史偶然性等之外，應該説能否得到傳承法脈的優秀人才是最為關鍵的了，故此北宋契嵩説：“然其盛衰者，豈法有強弱也？蓋後世傳承，得人與不得人耳。” 這也正是佛門常説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