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社起義

1930年10月27日，賽德克族羣馬赫坡社首領莫那·魯道長子舉行婚禮，由於一名日本巡查破壞了賽德克族羣的風俗，導致賽德克族羣民眾長久積蓄在胸的抗日怒火爆發。在莫那·魯道的領導下，霧社賽德克人於10月27日發動起義，襲擊了警察所，殺死警察，奪取槍械彈藥。在整個起義過程中，殺死日本人134名。

日本殖民統治者得知霧社起義 ^[1]  消息後，立即從各地調來軍隊予以鎮壓。日軍對賽德克人施放毒氣，起義人員死傷較多。賽德克人撤至山林，利用熟悉的地形，與日軍展開游擊戰。日軍死傷半數。在這種形勢下，日軍改變對策，施展誘降手段，鼓動起義隊伍的家屬前去勸説。此招不靈，日軍惱羞成怒，對不屈的山民發動了更加瘋狂的進攻。日軍動用大炮、催淚彈和毒氣彈，致使起義民眾大部死亡，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起義失敗。

霧社賽德克人總人口不過2100人。在這次起義中900餘人戰死或自殺。1931年，殖民當局利用賽德克族羣內部的分裂，用借刀殺人方式，挑起賽德克族羣內部仇殺，製造了第二次霧社事件。

台灣同胞的武裝抗日鬥爭雖然遭到日本統治當局的鎮壓，武裝鬥爭一度平息下來。但是，沉寂了幾年的台灣同胞又重整戰旗，開始了與以往不同形式的民族抵抗運動。這場抵抗運動以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為主體，以喚起民族覺醒為目的，爭取台灣的解放為己任。這場運動的領導者大多出生在台灣，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連橫、賴和、楊逵等人。這場民族抵抗運動與前期的武裝鬥爭構成了台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洪流。

1930年的一天，陽光明媚，在今台灣省南投縣一個因多霧而被稱為霧社的山鄉，當地的賽德克人身着盛裝，慶祝部落酋長莫那·魯道的兒子莫那·馬宏達新婚。正當賽德克人載歌載舞歡慶之時，不速之客——日軍駐霧社的警官山前的到來，使氣氛驟然緊張。人們氣憤之下，歌舞隨之停止。這個平日裏百般刁難賽德克人的山前在霧社地區幹了不少壞事。雖然人們恨透了這個傢伙，但也不敢把他怎麼樣。他身後有日本駐台憲兵隊撐腰，這幫兇殘至極的鬼子什麼事都幹得出來。莫那·魯道強忍住怒火，命兒子給山前敬酒，而山前這個不識好歹的傢伙卻因為莫那·馬宏達的手上塗有牛血，竟三次掀翻酒盅。這一不禮貌的舉動可激怒了平日裏淳樸善良的賽德克人，於是莫那·馬宏達在弟弟莫那·阿杰的協助下，將可惡的山前痛打一頓，趕出了山寨。莫那·魯道預感事情不妙，便親自帶上禮物上警察所道歉。但警察所的日本人不問是非曲直，蠻橫無理，毫不領情，而且揚言：賽德克人若不交出莫那·馬宏達和莫那·阿杰，日本憲兵將踏平賽德克山寨，血洗霧社。莫那魯道回到部落後，回想起日本人對賽德克人犯下的種種暴行，看了看眼前的處境，為了給民族求得一隙生存之地，莫那·魯道與族人經過精心策劃後，決定發動起義。

起義時間就定在10月27日。這一天是日本在佔據台灣過程中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遭受義軍重創死亡的日子。台灣殖民當局定這一天為“台灣神社祭”日。霧社的小學每年這一天都要舉行運動會，周圍的日本人都要來參觀和集會，正可利用日本人不備進行突襲。莫那·魯道等人商定起義行動分為兩步：先襲擊霧社周圍的警察駐地，再聚集到霧社，攻擊小學運動會會場。凌晨3時開始，起義民眾分數路開始襲擊馬赫坡、勃阿倫、荷戈等處的警察駐在所，殺死平時作威作福的警察，切斷電話線，破壞橋樑，一切都進行的非常順利。

在27日上午8時之前，300多起義民眾已經分為兩路，一路由莫那·魯道率領，突襲霧社的派出所、樟腦公司、日本人宿舍和郵局等，一路由花岡一郎率領，進擊霧社小學操場。霧社的日本人一點也不知曉大難即將臨頭。8時，小學的運動會準時開始。全體人員正肅立舉行升旗儀式，突然一個原住民青年提刀闖入會場，只見他衝進“來賓席”，手起刀落，就將台中州理蕃顧問管野政衞的頭砍下。在場的日本人都驚呆了，尚未明白是怎麼回事，花岡一郎已經率隊衝入操場，只見刀光閃處，日本人紛紛倒下。操場上當時還有100多漢族人。起義民眾只殺日本式裝束的人，對於漢族人，只要求他們儘快離開。不到一個小時，小學裏的日本人都被殺光，其中還有兩個漢族人因穿和服而被誤殺。莫那魯道率領另一支人馬殺進霧社的派出所、郵局等處，很快解決了戰鬥。這場戰鬥共計殺死134名日本人，傷數十八。繳獲130餘支步槍，2萬多發子彈和一挺機關槍。莫那·魯道又派人破壞霧社附近的鐵路，並在進入霧社的必經之地眉溪設置工事，以阻遏日軍進攻。

直到將近中午，小學校的一名僥倖躲過起義民眾的督學逃奔下山，霧社發生起義才為當局所知。此事立刻震動了總督府。第二天，台灣的報紙大肆對所謂“兇蕃”進行渲染和聲討。總督府立即組織1100多名警察、800多名陸軍以及1300多名軍夫的討伐部隊緊急集結，開赴霧社。31日雙方展開激戰。

日本殖民統治當局還用加急電報報告日本政府，請求火速派兵增援。日本政府接到報告後，從本土派出多艘軍艦和十幾架飛機運兵到台灣，會同日本駐台的海陸空軍和警察一起圍攻霧社。日軍在大炮和飛機的支持下進攻馬赫坡等社。他們先用山炮猛轟，把馬赫坡、羅得夫、荷戈、束庫各社的房屋炸成一片廢墟，然後調步兵發起衝鋒。起義羣眾依靠斷牆殘壁的掩護，在槍林彈雨中跟敵人進行殊死的搏鬥，使敵人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到1930年11月3日，各社相繼淪陷，起義羣眾撤退到山地繼續堅持戰鬥。

起義軍中有不少百發百中的獵手，退到山地以後，他們在叢林中居高臨下，向爬上山來的日軍射擊，一槍打死一個，使得日軍裹足不前。日軍用山炮對着山頭亂轟，飛機也漫無目的地狂轟濫炸，森林燃起了熊熊烈火，迫使起義軍向更深的山區撤退。日軍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向起義軍施放了糜爛性毒氣，使得起義軍遭到重大傷亡。

雖然莫那·魯道指揮起義民眾進行了拼死抵抗，然而由於兵力火力對比大懸殊，只好決定率青壯年退守山林，並命各社老弱進入密林避難。一些老弱和婦女為堅定親人奮戰到底的決心，依據本族風俗，紛紛在密林中自縊。

莫那·魯道率眾退入山中的巖窟中進行堅守。這個巖窟憑藉天險易守難攻。洞中有水且存有糧食。日軍的大炮等重武器無法施展，莫那·魯道還不斷率勇士出擊，襲擊不熟悉地形的小股日軍。日軍一時無法取得進展，先派人前去招降，為莫那·魯道所拒絕；繼之又挑動與馬赫坡等社結有宿怨的萬大、陶珠亞等原住民部落進攻，也未能奏效。起義民眾在洞中堅持了一個月，存儲用光。日軍見屢攻不下，於是決定採取最野蠻的手段，利用飛機先後投了800多枚毒氣彈，致使起義民眾死亡慘重。當年12月1日，莫那魯道認為最後時刻已經到來，走入最隱蔽的密林之中自殺，屍體幾年後才被發現。花岡一郎先殺死妻子，然後剖腹自殺。花岡二郎令其妻子逃往孃家，和其族中勇士也自殺而死。“霧社起義”至此失敗。“霧社起義”使日本統治者大為震驚。為了殺一儆百，日本殖民者使用了最殘忍的手段進行報復。不但將參加起義的諸社村落夷為平地，還對許多無辜的民眾進行屠殺，並將人頭砍下，以展示他們討伐“兇蕃”的“赫赫戰功”。馬赫坡等參加起義的六個社原有1400多人口，經過日軍的屠殺，僅剩下500餘人。儘管如此，日本當局還要對他們斬盡殺絕。日本當局先將六個社的頭目十餘人以主謀的罪名加以拘押，然後秘密地全部處決。六個社餘下的人口，當局將他們集中遷往霧社的羅得夫、西巴島西社嚴密看管，並暗中唆使陶珠亞部落進行報復。 ^[5] 

日本當局對於他們還不放心，又強迫他們遷離霧社到埔里北面的川中島，繼續進行持續的壓迫。1937年這六社殘眾只剩下230人。 ^[5] 

自日本佔據台灣之後，殖民當局採取了所謂“威撫並用”的“理蕃政策”。這個政策的中心是通過建立最為野蠻的警察制度，使用最殘忍的屠殺手段來迫使原台灣少數民族屈服。即使是所謂“教化”，也同樣是通過高壓手段來實現的。所以像霧社這樣的所謂接受殖民當局“教化”的“模範蕃地”爆發反抗也就是必然的了。

霧社起義 ^[2]  幾天後，正巧霧社附近的一所生番小學（日本人稱原住民為番人，意為野人。並在台灣大肆推行奴化教育，以此磨滅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召開運動會，警察所的日本人都前來觀看。他們將武器放在了保管室中，只派了兩個人看管。賽德克人在莫那·魯道的率領下，在該小學兩名賽德克人教員的指引下，摸進了校園。他們先是襲擊了保管室，把武器拿到手之後，進而殺了在操場的18名日本警察，另有一日本警察逃脱。由此，揭開了霧社起義的序幕。

隨後，此事傳遍了全台灣，台灣人無不欽佩霧社賽德克人的英雄虎膽，日軍大為震怒。糾集了在台日軍2萬多人，對人口僅兩千的霧社地區大肆圍剿。莫那·魯道率領眾人用繳獲的幾桿步槍，自己的獵槍，以及大刀長矛等簡陋武器迎戰。由於雙方力量懸殊，莫那·魯道在與敵人的一次交戰失利後，損失了不少兵力，為了保存實力，他只得將隊伍撤往大山，從長計議。臨走時，婦女們為了不拖累隊伍，紛紛要求留下，在依依惜別的哭聲中，起義隊伍離開了。婦女們不甘受辱，紛紛在寫完血書後，穿戴好盛裝，自縊而死，以死捍衞賽德克族羣最後的尊嚴，場面異常悲壯。

日軍進入霧社後，下令燒燬村寨。繼而進山圍剿，由於山高林密，地形複雜。於是日本人不顧《日內瓦公約》的規定，喪心病狂地向霧社周圍的山上投放了剛研製出的毒氣彈。500名賽德克勇士在彈盡糧絕，喪失戰鬥力之後，不願落入敵手的他們，毅然選擇了死亡。“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他們在被賽德克人譽為“神樹”的杉樹下集體自縊而死，場面異常慘烈。

20世紀40年代，有人在山中採藥時，無意中在一個山洞中發現了一具扭曲的遺骨，遺骨手中還握有一杆獵槍，當日本人得知這是莫那魯道的遺骨時，竟殘忍地將作為標本用於實驗。抗日戰爭結束後，人們找到英雄的遺骨，在南投縣為其修建了陵園，藉以緬懷英雄。雖然霧社起義已過去了90多年，但是這場起義卻永載台灣抗戰的光輝史冊，它是賽德克人用生命捍衞民族尊嚴的典範，它更是台灣少數民族中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它不僅是台灣人民抗日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華民族抵抗外敵侵略不可忽視、分割的的一部分！

“霧社起義”是反抗日本殖民當局殘酷統治和壓榨政策的一次大爆發。霧社參加起義的諸部落只有千餘人，卻敢於起來反抗殖民當局。面對兇惡的殖民者，寧可戰死也不投降。這充分説明了包括台灣少數民族在內的台灣民眾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不屈不撓精神。日本當局為了儘快地鎮壓起義，不惜動用包括毒氣彈在內的武器對付只有非常簡陋武器的起義民眾，更加顯示出日本在台灣統治的殘暴。“霧社起義”對殖民當局的打擊也是很大的。當局使用毒氣的行徑，遭到島內島外的同聲譴責。台灣農民組合、民眾黨都發表聲明、傳單譴責使用毒氣是非人道的行為；上海反帝大同盟發表宣言支持霧社人民的起義。當時的總督石冢英藏和台中州知事引咎辭職。

“霧社起義”是中華民族反侵略鬥爭史、台灣人民抗日史上光輝的一頁！

之後，霧社一帶重建為“大同村”（原賽德克族羣謝塔喀羣已被滅絕），成為台灣全省重要文史遺蹟之一，村中多有紀念建築供人訪古憑弔。

在霧社入口公路左邊斜坡有一座“觀櫻台”，是春天賞櫻之極佳眺望點。“觀櫻台”畔豎起一座高大石坊，名為“褒義坊”，額題“碧血英風”，坊柱刻對聯兩副，其一曰：

抗暴殲敵九百人壯烈捐生長埋碧血

褒忠愍難億萬世英靈如在永勵黃魂

“褒義坊”後建一座巨大的“霧社起義殉難紀念碑”，即400位烈士埋骨之所。紀念碑四周遍植松、杉和櫻樹，已鬱然成林。 ^[5] 

我媽媽本來是要上吊的，把孩子先給他丟在懸崖山谷裏面去，然後孩子死了，她要上吊自殺這樣的。

日本人的卑劣伎倆打動不了塔多·莫那，他與族人們早已抱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信念，就在馬赫坡的這個巖窟裏，1930年12月8日，打完最後一顆子彈的賽德克勇士與自己的親人們一起，唱着古老的靈歌飲酒訣別，所有的人都從容地洗淨面龐，整好衣衫，走進養育自己的叢林，在被祖先奉為神靈的大樹上引頸自縊。他們死時都用布矇住自己的臉，因為祖訓説這樣就能轉世重生，還做山林的後代，還是泰雅人的子孫。

莫那·魯道和他率領的賽德克抗日族人用這種極為悲壯的方式，合上了“霧社起義”這一台灣少數民族抗日鬥爭中最為慘烈的一頁。當日寇終於邁進叢林站在對手面前時，這一具具生命早已遠離的軀體卻依舊讓他們驚恐戰慄。

在神樹下自盡的還有花岡兩兄弟和他們的家人，他們是在日式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泰雅青年，他們有着日本式的名字，但身上流淌着的依然是泰雅人的熱血;在本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他們毅然返回族羣，跟隨族人一同赴死，用自己生命的絕響，讓日本殖民統治者“理蕃”、“奴化”的企圖成為了泡影。

日本人沒能征服霧社起義的勇士，卻將瘋狂的報復發泄在倖存下來的賽德克人身上。他們挑起賽德克族部落間的仇恨，借刀殺人，製造了幾乎把參加抗日起義賽德克人斬盡殺絕的“第二次霧社事件”，之後又將僅存的二百多人驅離家園，強制遷往川中島。

日本人預先設了兩個集中營，我們的人在裏面，這個集中營的周圍，日本人叫我們自己的人用竹子把整個集中營圍起來，日本人完全是用高壓的手段，當然是限制你的行動，後面看到的遠方是我們的家鄉，看到後邊的山，知道是我們的家鄉在那邊，心情很不好，很多人都上吊自殺。

霧社起義四年之後，一位獵人在密林深處的岩石縫中，發現了莫那·魯道，這位抗日英雄高大的身軀雖已化作了累累白骨，但懷中卻還緊緊摟着一支斑駁鏽蝕的步槍。

對莫那魯道恨之入骨的日本人聞訊後隨即將遺骸運回，先在公眾場合暴屍展覽、以泄其憤，後又將其送到台北帝國大學當作研究標本，一直到台灣光復後許多年，人們才打聽到莫那·魯道遺骸的確切下落，這位賽德克人抗日首領在殉難四十四年之後才得以魂歸故里。

霧社起義雖然因遭到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殘酷鎮壓而失敗，但這次有組織、有計劃、有充分準備的武裝暴動已成為了一面旗幟，始終激勵着台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者的鬥爭。此後，台灣的少數民族武裝抗日活動風起雲湧、此起彼伏，從未間斷，直至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

莫那·魯道殉難與霧社起義已經過去了90多年，賽德克同胞浴血抗日的英雄壯舉，至今仍被後人所傳誦。如今，烈士們的英靈已化作了不朽的山魂，縈繞在霧社這片浸透着血與淚的土地上。

1930年的“霧社起義”，爆發在日本佔據台灣已達三十五年之後。日本當局在台灣經過武裝鎮壓、編制户籍，頒佈"番務監視規程"，在高山族地區完成了九百日裏（一日裏約合四公里）的道路網，配備有總數多達5400多名警察的“番地警官駐在所”遍佈各地以後，因之認為殖民統治在台灣和高山族人民中已有了一定基礎的時候。而位於台灣中部的"霧社番"在當時日本政府的心目中，又恰恰認為是歸順得最好的高山族部落。“這模範地的人民以必死的悲壯決心，發起動亂，必定是（我們）在政治上有了重大的缺陷”。

日本國會眾議院議員濱田國松在1931年1月26日下午全會上的質詢辯論中所説的一樣：“馬赫坡社（霧社部落中十一個社之一）是台灣幾十幾百個番社中的模範番社。據我所知，凡是由眾議院派到台灣視察的人，都要按照（台灣）總督府的安排，被引導去參觀霧社，看看這個後來起來反抗的馬赫坡社。因為當時認為它是模範番社，是台灣的番社中最好的番社。”

關於“霧社起義”的原因，當時的有些國會議員曾經進行過調查分析。他們認為“松田先生（指當時的國務大臣松田源治）所有的資料總不會超出警察的報告，而警察的報告是不會不利於他們自身的立場的，這是很當然的事情”。因此議員大都依據自己蒐集的材料進行質詢。這也多少使我們能夠在官方材料以外，又從側面多瞭解一些“霧社起義”的情況。這裏也許可以比日本的官方記載更多一點接近事實的真相。

此外，日本眾議院議員淺原健三根據河上丈太郎和河野密所調查，指出導致這次"事變"的起因有六點，即:

1.在役使高山族人民搬運木材時，日本警察對待他們十分苛酷，使賽德克人心中為不滿。

2.在役使以後，又不按原約付給工資，更加激化了他們的反感。

3.在裁撤賽德克警察的時候，採取了不公正的待遇。

4.“警察掠奪番人所生產的所謂蕃產物，也是這次事變的起因。”日本警察經常在高山族地區掠奪高山族人民的物產，使得高山族人民本來已十分貧乏的生活變得更加窮困，更引起了他們反抗的決心。

5.日本的台灣總督府在高山族地區強迫推行儲金制度，硬性規定每人必須有若干元的郵政儲金。對於無錢儲蓄的人，則強迫他們廉價出售“蕃產物”，以此達到儲金的目的。到起義前夕，馬赫坡社“其數已達每人廿四元”，被認為是“進步的蕃社”。

6.強迫賽德克族人民自山區遷到平地，並且禁止他們種植過去大量種植的甘薯和小米，使他們的生活陷於極度困難之中。

濱田國松議員在聽了淺原的質詢後，過了兩天，在眾議院的全會上，又發言為之補充，指出：“除了（淺原）議員所列舉的以外，還有包含有很多理蕃政策上和理蕃事務上的頹廢不振的事實。”他認為淺原是從被壓迫者的這一角度觀察起義爆發的原因，而他卻要從“不偏不倚的全面觀察來看”，還可以發現很多其它的原因，即“第一是警察官與蕃婦的關係；第二是在押犯的待遇問題；第三是罷免精通蕃情的官吏；第四是區長與警察分離問題；第五是日月潭工程；第六是削減台灣總督府的撫育費”，“其他如強制劃一教育，革除頹風陋俗，這種種理蕃政務上與事務上，直接的或間接的，一般的或局部的都有了頹廢不振”，濱田主要是從殖民統治的立場來“檢討”“理蕃政策上與事務上”的問題。

關於這方面，貴族院議員湯地幸平都把它們歸諸於日本警察的綱紀鬆弛和基層官員的不諳高山族情況。湯地在質詢中説：“生蕃的蜂起的中心原因是綱紀弛緩”。他認為起義的“根本的原因”是日本警察“綱紀弛緩”，結果是“大多數的警察，在蕃地服務中與蕃婦通姦”。他説：“生蕃壯丁的品行是比較端莊的，比日本人還端莊，這一點還希望日本人多多仿效蕃人。”“生蕃姑娘是番丁們將來要娶作妻子的，但（日本）警官往往濫用職權將他們姦污，這是番丁們寧願冒着死亡的危險也要反對和防止的。這是我經過研究所有調查之後所得出來的結論。”

其次，湯地幸平又指出"管轄霧社的霧社分駐所主任是一個很壞的巡官，是一個“生番最討厭的人”，他不僅強迫奴役賽德克族人民，而且往往要貪污“番人的工資”。一天理應給四角的工資，而霧社分駐所主任卻“只給生番二角，其餘二角則吞沒私用”。並且每日還到距霧社不遠的埔里街上豪逛，橫行霸道，使得人人為之側目。而且作為上級的“能高郡守”（即能高區長），又是一個對高山族人民的“心理狀態和風俗習慣沒有理解的人”，其所作所為當然不會受到高山族人民的歡迎。

對於這些即使是從統治者角度所進行的檢討，由於議會中競爭的關係，所以政府一側也不願完全承認。當時的殖民地大臣松田源治在貴族院全會上回答湯地幸平議員的質詢時，特地聲明政府對於霧社“事變”原因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依據政府的調查，起義的原因有三個，即“第一為勞動關係；第二為與巡警的爭執關係；第三為不良蕃丁因陷於自暴自棄，而企圖砍取日本人的腦袋，由於上述原因才引起了事變”。這“勞動關係”就是指高山族人民從事的無償勞動很多，在建造霧社小學的學生宿舍時，要高山族人改過去習慣的拖運木材為用肩扛運，加之工資的"一部分仍在拖欠"，是觸發起義的原因之一。其次“與巡警的爭執”係指起義的二十天前（10月7日），一個日本巡警吉村為砍伐木材的事情經過馬赫坡社時，受到該族頭目莫那·魯道的長男邀請飲酒，因而發生爭執鬥毆，引起莫那·魯道等怕受到極刑的報復一事。“不良蕃丁的自暴自棄”係指荷戈社青年比荷·沙波曾被萬大社的人收為養子，後來因故脱離關係，“陷於悲觀，日夜懊惱，遂成自暴自棄”。

而更主要的是這個荷戈社青年闢荷·瓦里斯曾因反抗日本統治，全家被殺，只有他因在鄰家才倖免於難.，“因此平日懷怨官憲，常常抱着如有機會就要殺戮日本人的念頭”。松田源治提出事變的這三個原因，並竭力為霧社分駐所主任佐家和小笠原區長開脱，目的在於減輕殖民政府的責任，以免因“霧社起義”事件而引起更多的迫使有關責任者引咎辭職的連鎖反應。

從議員的質詢和國務大臣的答覆中，儘管已列舉了不少引起霧社起義爆發的原因，羅列了一些日本警官欺壓高山族人民的事實。但是他們都不敢也不能觸及起義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殖民統治者與被殖民統治者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事實也證明，只要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繼續其統治，這種反抗鬥爭就不會停息。即使殖民者對其統治政策進行各種各樣的修補，也不可能阻撓或平息這種反侵略反壓迫的英勇鬥爭。 ^[4] 

《賽德克·巴萊（上）：太陽旗》

《賽德克·巴萊（下）：彩虹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