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森

霍布森主張國家制定干涉計劃，通過實施強有力的干預緩和社會矛盾，維護個人自由。他強調，強化國家作用的目的應是為了更多地緩和社會的不平等，更多地提供社會福利。為了實現公共利益，個人也應當服從統一體的規劃，服從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干預。他指出，社會政治問題的根源在於經濟問題。為了消除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必須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社會福利問題是改革的中心點。國家要發揮積極作用，制定全面的福利政策，興辦多種福利事業，實行失業救濟、免費醫療、老年撫卹和業餘教育，改變不合理的財富佔有和不平等的收入分配。

霍布森是較早研究帝國主義經濟和政治的思想家之一，正確地指出帝國主義形成的原因在於經濟而非政治和軍事。他提出帝國主義就是一個國家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對他國制度與生活的控制。認為幾個勢均力敵的帝國互相競爭和商業利益被金融利益或投資利益所左右，是現代帝國主義與老帝國主義的兩大區別。現代帝國主義是由追求私利的政界權貴、冒險家、大公司代理人、投資者等結成的聯盟。帝國主義奉行軍國主義和官僚政治，具有掠奪性和寄生性，破壞民主，踐踏自由，是現代民族國家最突出的危險。霍布森反對帝國主義，卻又幻想建立一種“國際帝國主義”，以非暴力革命的方式實現永久和平。霍布森的社會改良主張促進了英國“ 福利國家 ”政策的制定。

霍布森在早期著作中已陸續涉及社會有機體思想，而在1914 年出版的《工作和財富》一書中，他完整地表述了他的社會有機體思想。

社會有機體論反對把社會看成僅僅是個人的“聚集體”(aggregation) ，認為社會是一個具有超越個人的生命的有機體。霍布森主張，不應把社會僅僅看成是一批具有社會本能的、在其個人生活中具有“社會方面”的男人和女人，而是應當把它看成“一種羣體生活，它具有一個集體的身體、集體的意識和意志，而且有能力實現一種集體的、生死攸關的目標”。他進一步解釋説：“一定不能把社會解釋成一組社會關係，而是必須把它理解成一個集合有機體(collective organism) 。它具有本身的生活、意志、目標和意義，這是與它的個別成員的生活、意志、目標和意義有區別的。”他還説，社會的全部生活是通過組成它的單位的合作來進行的，“這些單位不是單獨地為自己工作，而是為一個整體工作，而它們各自的幸福是通過整體的正確運行而得到實現的”。

霍布森認為，根據對社會的這種理解，“對經濟過程就將不僅根據它們對個人生活的影響，而是根據它們對社會福利的影響來考慮”。因此，任何有理性的人民面對現代工業社會中的許多實際問題，如個人、階級、性別差異等方面的問題時，都必須認識到“只有關於人類本身是一個集合有機體的假説才能提供合理解決這些問題的希望”。如果把社會有機體觀點用於考察工業行為，那就要求人們對每一個行為或產品，“既要從個人的立場，也要從個人所屬的社會的立場來作出評價”，“由此就產生這兩個利益領域的和諧”，而表面上的整體和局部、普遍和特殊之間的矛盾也就可以解決了。總之，“通過把社會當作一個有機體來對待，生產和消費、成本和用途、物質福利和精神福利、個人福利和社會福利之間的矛盾統統獲得了它們最合適的、和解與和諧的方式。”

但是霍布森並不是想用社會有機體觀點來否定傳統自由主義關於個人自由的思想。他説：“社會工業生活的統一性不僅僅是一種融合的統一性(個人實際上消失在這種融合中) ，而是一種‘聯邦制’的統一性。在這種統一性中，‘聯邦制’將為個人保留其權利和利益。”但是，“政府”之所以保留這些權利，是因為“它也認識到一個個人自由的領域對於集體生活的健康是有幫助的，……國家承認個人目的和社會目的，或者更加準確地説，國家承認那些通過社會行動直接達到的社會目的和那些在個人中得到實現的社會目的”。根據這種理論，一方面，任何個人權利和個人利益都不是絕對的，社會的權利和利益是至高無上的。另一方面，個人及其願望和目的不會因為社會的利益而受到損害或被犧牲，只不過是個人“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他的個人努力和績效就其過程和產品來説是如何密切地與社會所有其他成員的努力和績效聯繫在一起的”。正因為如此，“他就會有意識地通過向共同之善自願作出貢獻的行為來實現個人的自由”。

在霍布森的這些觀點中可以明顯看出格林關於 “共同之善”的觀點的影響，這也是他與霍布豪斯相同之處。霍布森的社會有機體論決定他的思想始終貫穿着兩個方面。第一，必須首先從社會角度看經濟問題，認識到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相輔相成的。第二，只有通過維持和促進現代工業社會中各方面利益的和諧才能解決社會問題，保證社會持續進步。這兩個方面使他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贊成社會主義，卻又始終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保持距離。

牛津大學教授邁克爾·弗裏頓在《分裂了的自由主義》一書中對霍布森和霍布豪斯的思想作了總的評價。他認為，不管是前者的“自由社會主義”還是後者的“社會自由主義”“，兩位理論家顯然都不是指向一箇中間地帶，而是表明一個合理的和一貫的進步立場。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説，這一立場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已成為一個規範，它致力於使資本主義經過和平的和試驗的轉型而進入社會主義。從這一前景來看，其他進步的或革命的理論……是不適合英國的政治文化的。”我們可以説，弗裏頓實際上把“兩個霍布”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思想看成英國社會主義的正統。我認為這個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把這種思想看成歐洲大陸上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英國“變體”，而且這是新自由主義和工黨的中右翼思想趨同的產物。20世紀50 年代克羅斯曼的“修正主義”發展了這一思想，但這一思想又一直受到以比萬、福斯特和本為代表的左翼的反對。經過從金諾克和施密斯的努力，到布萊爾時代它才在工黨內奠定正統地位。 ^[1] 

著有《貧窮問題》、《社會問題》、《帝國主義研究》、《自由主義的危機》、《戰後的民主》、《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民主和變化中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