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士廉

山西忻州人，1909年4月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曾用名霍德甫。

1930年，霍士廉以優異成績考入忻縣中學，與進步同學一起積極開展革命活動，並建立了革命青年團。他們秘密研讀中國共產黨在一些進步刊物上公開發表的決議與論著等文件和文章，革命的要求更加迫切。於1931年夏發起了驅逐反動頑固校長的鬥爭，把反動頑固校長趕出了忻州中學。在霍士廉的帶領下，搗毀了國民黨縣黨部。這一舉動，震驚了國民黨在山西的統治者，霍士廉因此遭到通緝，從此被迫逃離家鄉，踏上了追求救國救民真理、尋找中國共產黨、獻身革命的道路。

正當霍士廉在忻縣、太原輾轉尋找黨組織，九一八事變爆發，引起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抗。霍士廉先後在忻縣、太原等地組織青年學生和農民開展了抗日反蔣鬥爭，並在這期間考入北京宏達學院。1933年9月，他受宏達學院地下黨組織派遣，回到山(西)陝(西)地區利用當地關係開展革命工作。他參加了國民黨黃河水利委員會在西安招考工作人員的考試，以優異成績謀得了職業掩護，為他和在咸陽、涇陽一帶工作的4名共產黨員獲得了活動經費。1935年麥收時節，由於叛徒出賣，西安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他在同事和當地羣眾幫助下才得以脱險。為尋找上級黨組織，在身無分文的情況下，他以沿途幫助人家割麥子等零活為生計，歷盡艱辛，進入陝北蘇區，1936年1月在延安與黨組織接上關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6月任中共陝北關中特委宣傳科長。

1938年5月，霍士廉與中央派往山東的一批幹部，在郭洪濤的率領下來到泰安。霍士廉被省委派往以魯北平原為中心的清河區擔任特委書記。他到任後不久，根據中央和省委的決定，將共產黨組織領導的“山東人民抗日救國第五軍”，改編為“八路軍山東遊擊第三支隊”，馬耀南任司令員，霍士廉任政治委員，楊國夫任副司令員。馬耀南、楊國夫率三支隊一部在膠濟鐵路以北開展平原抗日遊擊戰爭。在一次與敵戰鬥中，馬耀南犧牲，楊國夫接任三支隊司令員。霍士廉率三支隊一部在膠濟鐵路以南山區開展抗日遊擊戰爭，並護衞南北交通要道。10月，省委決定將清河特委所轄膠濟鐵路以南各縣劃出，另行成立淄博特委。此後，楊國夫、霍士廉根據徐向前、朱瑞的指示，率三支隊集中於膠濟鐵路以北開展平原游擊戰爭，進行了多次戰鬥，打擊了敵人，打退了國民黨反共頑固部隊的猖狂進攻，部隊逐步壯大，羣眾也漸漸發動起來。

清河特委建立以後，霍士廉還抓緊恢復和建立、充實或改組各縣黨的領導機構，並從部隊抽調一部分幹部加強地方工作。10月，清河特委在霍士廉主持下召開縣委書記和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對恢復建立和發展地方黨的組織，發動羣眾，壯大八路軍和地方游擊隊，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發動組織工、農、青、婦、自衞團等抗日救國羣眾團體等一系列工作作了研究部署，使各縣抗日工作廣泛地開展起來。到1939年7月以前，全區黨員已增加到900餘名。開辦了各種訓練班，培養幹部，充實各級領導機構。廣泛發動羣眾，建立、健全了工、青、農、婦等各級羣眾團體。建立、發展了縣、區地方武裝，普遍組建了抗日自衞團。建立了各級抗日民主政權。經過以上大量工作，逐步形成了清河抗日根據地。

1939年10月，霍士廉離開清河區，調任第一區黨委委員、政府工作部部長、統戰部長。1940年4月第一區黨委撤銷，成立魯南區黨委。第一區黨委所轄的一、二、五地委直屬山東分局領導，霍士廉到山東分局分管一、二、五地委工作。

1940年7月26日，山東省國大代表複選大會、山東省工農青婦文化各界成立大會、山東省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的聯合大會在青駝寺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300餘人。選舉產生了國大代表、省參議員；成立了山東省臨時參議會、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簡稱戰工會)、山東省民眾總動員委員會、山東省各界救國聯合總會。並選舉霍士廉為總動委會副主任、救總會會長。

1940年10月，山東分局為適應鬥爭形勢的需要，決定成立魯中區黨委，霍士廉任書記。魯中區黨委轄一(泰山)、二(沂蒙)、五(濱海)三個地委。不久，又成立了魯中軍區，他兼任軍區政委。從1941年到1943年上半年是山東抗日根據地最困難的時期。敵人瘋狂“掃蕩”、“封鎖”、“蠶食”，鬥爭形勢空前嚴峻。他領導魯中軍民，開展了艱苦的對敵鬥爭，堅持、鞏固了魯中抗日根據地。1941年6月，魯中區黨委召開地、縣委書記會議。他在會上就如何加強根據地建設，堅持對敵鬥爭問題作了報告，分析了逐步惡化的鬥爭形勢，提出了堅持對敵鬥爭的措施。會後，經各地認真傳達貫徹會議精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日軍為摧毀山東黨政軍領導機關及魯中抗日根據地，經過半年準備，以5萬餘人，在其飛機配合下，於1941年11月3日對沂蒙山區進行空前規模大“掃蕩”。13軍首先採取分進合擊，遠距離奔襲戰術，企圖圍殲。4日拂曉，日軍襲擊駐沂南縣西部馬牧池村的山東縱隊指揮機關。山東縱隊機關分散突圍到南牆峪。日軍又移兵指向南牆峪。下午激戰後，山縱指揮機關突圍到蘆山，後又轉移到新蒙縣。5日，日軍萬餘人分11路合圍駐沂南縣西南留田的第一一五師師部、山東分局、山東省戰工會領導機關，我軍進行頑強阻擊後，當夜勝利突圍。霍士廉作為魯中區黨委書記，為了堅持沂蒙山區的反“掃蕩”，依然與敵周旋在沂水蒙山間，有力鼓舞了魯中區廣大羣眾的鬥志。是月下旬，一一五師師部、山東分局、山東縱隊領導機關插入沂蒙山區，領導軍民開展反“掃蕩”鬥爭。在魯中及沂蒙各級領導和地方人民武裝配合下，經過50多天、150多次戰鬥，殲滅日偽軍2000餘人，取得了粉碎敵人這次大“掃蕩”的勝利。

1942年5月，在沂南薄板台、安樂莊(魯中區黨委駐地)，由分局副書記黎玉分工幫助，召開了魯中各地縣委書記、部隊團政治部主任會議。黎玉傳達了劉少奇對山東工作的指示和山東分局《四年工作總結》、《關於減租減息，改善僱工待遇，開展羣眾運動的決定》，組織討論，並作了部署。魯中區黨委在黎玉的指導下，開展以“減租減息，增加僱工工資”為主要內容的羣眾運動。為取得“雙減”工作經驗，指導全區工作，區黨委決定在埠前莊、馬牧池進行“雙減”試點。黎玉與霍士廉親自參加試點。由工作組向地主講解共產黨的減租減息政策，歡迎他們主動減租。霍士廉為推動魯中各級黨組織運用埠前莊、馬牧池的經驗，組織大批力量投入減租減息羣眾運動，使“雙減”羣眾運動在根據地內普遍深入地開展起來，進一步鞏固了魯中根據地。

1944年1月，沂山工委改為沂山地委，霍士廉被調任沂山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他率領黨政軍民堅持對敵鬥爭，開展“雙減”運動，通過運動整頓發展了基層黨組織和羣眾組織，改造了鄉村政權，逐步鞏固了沂山根據地。抗戰勝利後，領導全區軍民開展了剿匪反特鬥爭，特別抓了反奸訴苦、土改運動。他認真執行政策，注重調查研究，深入發動羣眾。廣大貧下中農分得了土地，翻了身，恢復發展了生產。因此，在解放戰爭中，沂山根據地要人有人，要糧有糧，大批青年參軍，廣大羣眾支前，成為支前的重要基地之一。在解放戰爭中，這一地區為奪取萊蕪、孟良崮等重大戰役的勝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2] 

1948年1月，霍土廉調任中共華東局秘書長。根據華東局的指示，他組織南下幹部工作團，為解放和接管浙江省及配備各級領導班子做了大量的工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霍士廉任浙江省民政廳廳長，省委、省政府秘書長兼政法委主任，分工負責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工作。期間，因政策把握得比較好，工作做得較深較細，有力地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從1952年起，霍土廉先後任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長、代省長、省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等職，主持省委常務工作和省政府全面工作。在深入農村調查中，他根據羣眾的反映，對浙江一些地區合作化運動中一度出現的“過快、過粗、過急”，“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冒進現象和“左”的偏差及時進行了糾正。“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實事求是地向來浙江視察或召開會議的毛澤東、周恩來彙報了當地能源不足，不適於大鍊鋼鐵，“個大多數農民羣眾不贊成辦大食堂”，龍泉、仙居等地徵糧過重，出現饑荒等方面的情況。毛澤東聽店對霍士廉説：“你是個老實人廠我相信你。”並在此後召開的七千人會議上，表揚浙江敢講真話。他兼任浙江大學校長時，對全校的黨員幹部講：“要依靠教授、副教授、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他們是教育骨幹。要尊重這些人的職權，相信他們的學識和經驗。

1965年10月，霍士廉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二政委。他這次來陝西工作，是在九十月間中央召集的各中央局負責人會議上提出的。毛澤東在討論中滿意地説：“霍士廉去行。”事後，毛澤東來到浙江視察，語重心長地對即將動身赴任的霍士廉説：“陝西是個好地方，但發展慢，特別是農業。”並囑咐他“好好把老百姓團結起採，把羣眾生活搞好。”到任後，他遵照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團結起省委一班人，帶領廣大黨員幹部羣眾展開工作。“文化大革命”，他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抵制和鬥爭，慘遭誣陷和迫害，在周恩來的關懷下才倖免於難，並從1976年開始逐步恢復了工作。先後任陝西省陝北工作組組長、陝西省農林辦公室黨的核心小組組長。1977年1月，霍士廉調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兼軍區第一政委。根據中央的要求和寧夏的實際情況，他從統一全區幹部思想入手，狠抓撥亂反正，大膽地起用了一大批尚未“解放”和未合理使用的領導幹部，使寧夏的工作呈現出新的局面。

1977年1月，霍士廉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軍區第一政委。他針對當時寧夏“文化大革命”後遺留問題較多，社會秩序較亂，派性鬥爭突出，一些幹部尚未解放和合理使用，經濟及其他諸項工作受到嚴重干擾等情況，經過多方調查研究，從統一全區各級幹部思想人手，狠抓撥亂反正工作，大膽地解放和使用一大批領導幹部，使形勢迅速好轉。他十分重視固原山區的建設，經常深入調查研究，為改變那裏的貧困面貌而不懈努力。他十分尊重和關心少數民族，認真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把民族團結擺在戰略位置，竭盡全力促進寧夏的穩定與發展。

1979年2月，霍士廉調任農牧漁業部部長。在一次黨組會議上他提出，農業要上去，要堅決貫徹執行黨確定的一要靠政策，二要靠科學的發展農業的方針，但關鍵是要抓緊培養提高幹部的素質和政策、科學技術知識水平。要求各級農業院校都要把培訓在職農業幹部作為重要任務去抓，各級農業部門有條件的還要開辦短訓班，有計劃地培訓在職的農業幹部，特別是縣、鄉主管農業的領導：要普遍輪訓一遍；對農村黨支部書記和村長也要採取開會的形式普遍進行輪訓，使黨的農業方針，政策家喻户曉。他多次深入到貴州、湖南、山西等貧困山區進行調研，倡導把有限資金集中使用，幫助老、少、邊、窮地區改變貧困面貌。

1981年3月，霍士廉調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此時他已年逾古稀，幾乎跑遍了山西全省所有的地、市、縣進行調查研究。他深入實際，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理順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破壞的各方面關係，妥善處理了許多複雜的思想問題和社會政治矛盾，糾正了歷次政治運動中遺留下來的大批冤假錯案；他花大力氣抓農村改革，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很快在山西全省全面推開。1983年2月，霍士廉從省委第一書記崗位上退了下來，擔任山西省委顧委主任。1985年，他任中顧委委員，仍始終關注着曾經戰鬥、工作過的省區的建設與發展。

1996年11月17日，霍士廉在北京逝世。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