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經天

1904年農曆五月廿四日，雷經天生於廣西南寧津頭村雷家大院（今南寧市青秀區津頭街道 ^[3]  ）。他少年時就讀於廣西省立第一中學，受當時民主思想和家庭的薰陶，積極參加社會活動。

1919年，16歲的雷經天被選為南寧學生聯合會會長。五四運動爆發後，他積極參與領導南寧學生召開大會，聲援北京學生的正義鬥爭。1923年雷經天考入廈門大學理科，又成為廈門大學學潮領導人。

1924年他轉入上海大夏大學。翌年五卅運動爆發，雷經天勇敢地投身到反帝愛國鬥爭的洪流，被推舉為大夏大學學生會代表，繼而代表上海市學聯參加全國學聯，又代表全國學聯參加上海工商學聯合會。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鬥爭中，雷經天成為一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並由惲代英、賀昌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後，雷經天擔任大廈大學黨團支部書記，並參加滬西區委，繼續領導進步學生與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進行鬥爭。

1926年初，組織上派雷經天到廣州黃埔軍校任入伍生團黨代表秘書、軍校政治部宣傳科長。1926年7月，他奉派到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政治部任宣傳科科長，參加北伐戰爭。

1927年初，調任第六軍政治部九江留守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調任武漢第三十六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成為國民革命軍中的一員將領；“寧漢合流”、汪精衞隨蔣叛變革命，中共中央軍委調雷經天到葉挺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六十團任黨代表，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在會昌戰役中，雷經天受重傷，轉到上杭任第二十四師黨代表。起義部隊於潮汕失敗後，他轉到香港、澳門治傷。

這時，中共廣州暴動委員會書記周文雍被捕。中共廣東省委派雷經天急赴廣州接替周文雍參與起義的準備工作，制定設法營救周文雍的“智取”方案：第一步，將生薑、辣椒炒成的飯菜送進監獄，讓周文雍吃後發高燒，迫使監獄長將周文雍送往市立醫院留醫；第二步，在周文雍被送往醫院過程中，實行武裝劫持。由於準備充分，周文雍被迅速準確地營救出來。

次日，廣州和香港的報紙紛紛刊登“無牌小汽車，劫走共黨周文雍”的消息，迅速傳遍省港。

1927年12月11日，雷經天任廣州工人赤衞隊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率領黃包車伕和工人赤衞隊攻佔廣東省長公署。13日浴血觀音山，掩護戰友撤退。但是，1928年1月初，中共廣東省委作出了《關於廣州暴動問題的決議案》，指責“雷榮璞同志臨急欺騙潛逃，應即以開除黨籍”。

1928年春，周恩來趕到香港，代表中共中央宣佈撤銷廣東省委決議案，雷經天重新獲得黨籍。

1928年1月底，雷經天被委任為中共廣東省委特派員，由交通員謝生樺帶路去北海、欽州。由於旅費不夠，沿途乞討，步行回到廣西同正縣謝生樺的家裏。在反動派的嚴密監視下，雷經天一路行來，見縫插針，點燃革命火種，在同正縣建立黨的臨時縣委。回到南寧後，雷經天艱苦地恢復黨團組織，領導了邕寧農軍游擊隊，還派雷子震到右江與餘少傑、嚴敏接上了關係。6月，他參加了在貴縣心圩街召開的中共廣西特委擴大會議，被選為廣西特委常委，負責領導南寧及右江各縣黨的鬥爭。7月建立了中共南寧臨時縣委和共青團南寧市委。8月，中共南寧臨時縣委改為中共南寧市委，胡奕卿任書記。10月，在梧州的廣西省臨委機關遭敵人兩次破壞，雷經天到梧州找不到臨委領導，赴香港向廣東省委彙報工作。同年秋冬，南寧的黨團組織也連續遭到敵人殘酷破壞，胡奕卿等重要幹部被捕犧牲。

1929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廣西省委，文沛任書記，雷經天、朱錫昂、聶根、胡福田等為委員，在南寧中山路重建中共廣西省委機關，省委秘書處設在南寧津頭村雷家。這時，雷經天的公開身份是南寧中山路光昌汽燈店老闆。後來，南寧反動軍警偵悉雷經天的行蹤，1929年3月4日凌晨，派兵圍捕南寧津頭村中共廣西省委秘書處。雷經天在羣眾掩護下，藏身屋後枯葉漂搖的蓮藕塘裏脱險。4月，中共中央決定廣西省委改組為特委，文沛任書記，雷經天、聶根、朱錫昂等為委員。由於文沛赴港未回邕，雷經天代理書記，堅持領導廣西全省鬥爭。一天，敵人突然包圍津頭村，搜捕雷經天。羣眾馬上通知雷經天。雷經天經過化裝，走了出來。看守路口的敵人問：“你是不是雷經天？”雷經天説：“不是。”敵人又問：“你知道他在哪？”雷經天説：“在他家裏。”雷經天指了指自己的家。敵人上當忙於搜查雷家大院，雷經天得於在津頭村民的掩護下機智轉移。

1929年7月3日，國民黨左派將領俞作柏、李明瑞利用蔣桂矛盾倒桂成功，率部進駐南寧，開始主政廣西，邀請中共方面派員來廣西合作。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不失時機地調派鄧小平、張雲逸、陳豪人（陳希周）等四五十名黨員來到南寧，通過正確的上層統戰和秘密兵運鬥爭，我黨迅速控制了3支武裝部隊，推動廣西工農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

雷經天通過統戰活動，於8月中旬在南寧主持召開了廣西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並當選廣西省農會籌備處主任委員，韋拔羣當選為副主任委員。

大會制定了農運鬥爭的策略，決定擴大農會農軍，創辦《廣西農民》。會後，又爭取俞作柏委任一批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擔任右江和左江地區各縣縣長或農運特派員。在雷經天領導下，廣西特委有力地推動着廣西農民運動的發展。

9月10日至14日，中共廣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雷經天家正屋西邊廂房裏秘密召開。會議傳達和貫徹了黨的六屆二中全會精神，雷經天以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的身份在會上作《廣西黨的工作報告》。

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提出了組織工農紅軍、武裝奪取政權、創立蘇維埃政府、土地革命等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黨代會結束後，雷經天擔任中共右江工委書記，奉命帶領一批黨員到右江平馬成立右江農協辦事處，他在1942年的《自傳》中寫道：“佈置開闢右江蘇區的工作，武裝右江各縣的農民，整編農民赤衞軍合為第四大隊，舉行暴動，襲擊反動的駐軍及民團，驅逐各縣長，奪取政權。各縣成立臨時革命委員會。”可見，以雷經天為主任的廣西省農協右江辦事處“當時在羣眾中頗有威信”，右江地區的工農武裝運動已成燎原之勢。

10月初，俞作柏、李明瑞發動討蔣戰爭失敗，廣西形勢突變。10月8日，黨派雷經天返右江佈置起義準備工作。10月下旬，鄧小平、張雲逸率領廣西警備第四大隊和教導縱隊抵達百色。

雷經天在鄧小平等人的直接領導下，加速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

10月28日，雷經天指揮恩隆、奉義兩縣農軍配合廣西警備第四大隊，一舉圍殲駐平馬、田州的敵視工農運動的廣西警備第三大隊兩營，俘虜敵人1000多人，繳槍700多支，掃除了百色起義的障礙。

然後採取果斷措施，收徼了平馬、田州、果化等鎮商團武器，為百色起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12月11日，從南寧來的革命軍隊和右江農軍，在鄧小平、張雲逸、陳豪人、雷經天、韋拔羣等的領導下，舉行百色起義，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和右江工農民主政府。雷經天被中共中央指定為紅七軍前敵委員會委員。

同日，右江地區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恩隆縣平馬鎮召開，來自右江地區11個縣的代表和紅軍士兵代表出席大會，雷經天被推選為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

12日中午，右江蘇維埃政府在平馬召開慶祝大會，雷經天在會上宣佈右江蘇維埃政府成立。當張雲逸莊嚴地把右江工農民主政府大印授予雷經天時，會場爆發出響徹雲霄的歡呼。

雷經天作為中共右江特委書記和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主持右江蘇區的各項建設。他帶領幹部，深入發動羣眾，先後建立了9個縣委和18個區委、16個縣革命政權，建立了右江赤衞軍總指揮部和15個縣赤衞軍，約1.5萬人，還建立了5個縣總工會、7個縣婦女組織和青年組織。

雷經天協助鄧小平在東蘭武篆進行土地革命試點，在舊州屯黨員中開辦土改訓練班，在平馬開辦黨政幹部訓練班。

雷經天和鄧小平、陳豪人等領導人分別給學員講課，培養了一批土地革命骨幹。

在雷經天的直接領導下，1930年1月，右江蘇維埃政府發出《土地問題決議案大綱》；5月頒佈《土地法暫行條例》和《共耕條例》，在條件成熟的東蘭、鳳山、奉義、恩隆、思林、果德等縣，開展分田、分地、分山場，切實照顧貧苦瑤民和高山漢民的利益。

在領導建設右江革命根據地過程中，雷經天堅持黨的民族平等政策，注意培養任用少數民族幹部。蘇維埃政府還吸收先進婦女參加黨政軍工作，給婦女婚姻自由的權利，使右江各族婦女真正獲得瞭解放。

針對右江地區土匪眾多的情況，雷經天領導的各級蘇維埃政府積極擴大赤衞軍，配合紅軍，或剿或撫，使右江蘇區的土匪“大部分是肅清了，或者是爭取過來了，只有少數零星小股跑到邊界去活動”。

雷經天作為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為發展和鞏固根據地建設而作出了巨大貢獻，深受右江人民的愛戴。

雷經天的革命生涯曲折坎坷。1928年、1930年和1931年曾3次被錯誤地開除黨籍，但他對黨忠貞不渝，堅定共產主義信念，永遠跟隨革命隊伍前進，對黨對革命前途沒有絲毫的動搖。

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命令“紅七軍離開右江革命根據地，向東發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據地，阻止兩廣軍閥，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證以武漢為中心的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最後打下廣州完成南中國革命”。為此，右江各縣的地方武裝要全部編入紅軍，地方幹部統統調入軍隊工作。

雷表示反對，被扣上“富農路線和生活腐化問題”，被紅七軍前委撤銷右江特委書記和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職務。

1930年9月，紅七軍前委決定放棄右江蘇區，主力北上會合朱毛紅軍。對此，雷經天他反對把赤衞軍全部編入紅七軍北上，要求留下部分地方幹部和赤衞軍保衞右江革命根據地，因而被戴上“反對擴大紅軍”、“本位主義”、“右傾保守”等帽子，被撤銷右江特委書記和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職務。11月，紅七軍召開第一次黨代會，他還被錯誤地開除黨籍。雖受到嚴重的政治打擊，但他並未因此消極，跟隨紅七軍轉戰桂黔湘粵等省，以一個普通戰士身份參加戰鬥，並以淵博的知識、豐富的經驗和堅定樂觀的態度開展宣傳鼓動工作，以博大的胸懷對待革命生活與個人委屈。因雷經天滿臉鬍子，戰士們親切地稱他為“馬克思”。

1931年，紅七軍在江西永新縣禾川小學召開第二次黨代會。會上批判了李立三“左”傾錯誤，並給雷經天平了反，恢復了他的黨籍。平反後的雷經天主編紅七軍政治部的《火爐》雜誌，辦得生動活潑，富有鼓動性，深受指戰員們的喜愛。

1931年秋第三次反“圍剿”勝利，雷經天任紅七軍肅反委員會秘書，由於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又被錯誤當作改組派的懷疑對象遭到逮捕，第三次被開除黨籍，送到中央國家政治保衞局審查。所幸的是，負責審案的鄧發局長和夫人陳慧清瞭解雷經天的歷史，留他在保衞局做審計工作，才免遭殺身之禍。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雷經天被編入中央軍委幹部團當戰士。這個沒有黨籍的“老黨員”懷着堅定的信念隨部長征，他先當文書，再當偵察員，後來當伙伕，揹着大鐵鍋和部隊跋山涉水。路過廣西時，有戰友老鄉勸他：甩掉“黑鍋”，回廣西去，那裏的同志是瞭解你的。雷經天卻平靜地説：“回廣西，我個人身上的‘黑鍋’是放下了，但因我受牽連的同志就會背上更重的‘黑鍋’，問題就更復雜了。”過雪山時，他身體垮了，倒在雪地裏起不來，他對老戰友覃士冕説：“無論遭到什麼困難，我都不能離開隊伍。黨走到哪裏，我就跟到哪裏。”老戰友莫文驊正好路過，看見栽倒在雪地裏的雷經天，給了他兩塊生薑擦身，雷經天擦後竟奇蹟般地爬了起來，跟上隊伍翻過了雪山。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雷經天被任命為中央糧食部秘書科長。

1945年4月，雷經天在列席黨的“七大”期間，中共中央審查他的歷史結束，6月2日，中組部作出《關於雷經天同志黨籍問題的決定》：“雷經天並無改組派嫌疑，相反政治上是堅定的。

因此在重新研究了雷經天同志的歷史及諸同志的證明後，中央組織部認為過去開除其黨籍是錯誤的，並修正一九三五年中央黨務委員會對他重新入黨的決定，恢復其一九二五年五月的黨籍。”10多年的冤屈得到了昭雪。

1937年7月9日，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成立，謝覺哉、董必武先後任院長，雷經天先任審判庭庭長，10月任代院長。

1937年10月10日，雷經天主審宣判了轟動延安的“黃克功槍殺劉茜”案。黃克功15歲加入紅軍，參加過井岡山斗爭和長征，時任“抗大”第6隊隊長。黃克功以“資格老，功勞大”提出戴罪立功要求；幹部羣眾提出依法償命和從輕發落的不同意見。作為審判長的雷經天，堅持依法審理，及時向毛澤東報告了案情和懲處意見。在公審大會上，雷經天宣讀了毛澤東給他的親筆信和對黃克功的判決書。

毛澤東來信説：“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到如此程度，他的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請你在公審會上，當着黃克功及到會羣眾，除宣佈法庭判決外，並宣佈我這封信。”雷經天主持審理的這樁蘇區首例大案，在我黨我軍歷史上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1939年1月，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雷經天當選為高等法院院長。他為創立邊區的司法機構和制度殫精竭慮，正確提出邊區審判工作準則、工作方針、工作任務，確立審判制度、調解制度，建立健全了司法機構，制定改造犯人的目的，為初創敵後抗戰司法工作制度作了積極探索，提出“八大辦案原則”：“廉潔、明辨、公正、正直、果敢、強毅、詳細、謹慎”，讓全邊區的司法幹部嚴格執行。

他身先垂範，做出表率，作報告都是自己動手準備，親自辦理重大案件，詳細修改每份判決書。他還主持邊區法院建立了審判制度和調解制度，確立了“調解為主，審判為輔”的新方針，廣泛推行民間調解。為防止審判偏差，在各縣組織裁判委員會，集中討論決定各縣重大案件。

同時，還建立巡迴審判制度和調解制度，確立以“調解為主，審判為輔”的方針。由於民間調解的廣泛推行，邊區司法工作得到切實改進，對於穩定邊區社會秩序，發展邊區社會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

雷經天還創立了邊區監獄管理的新制度：“教育改造為主”、“組織案犯參加勞動進行思想改造”的工作方針。新監獄管理制度促使案犯知罪認罪，爭取重新做人，取得顯著的社會效果。來邊區參觀的國際學聯代表説：“邊區監獄是一所成績顯著的學校。”

在延安，雷經天領導邊區法院依法辦案，切實保障邊區人民的人權、財權，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很大貢獻。邊區人民給予雷經天很高的評價：“法院院長雷經天，辦案公道人人誇。”1941年邊區政府授予雷經天“特等勞動模範工作者”稱號。雷經天為新中國司法制度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1945年黨的七大閉幕的第三天，雷經天任八路軍三支隊政委（司令員文年生），率警備第1旅和八路軍總部警衞團，從延安南下湘粵桂邊區開闢遊擊根據地。

日本宣佈投降後，正在南下途中的南下第3支隊奉命去東北。1946年，雷經天被調到張家口，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秘書長。7月，長期在華南堅持抗日游擊戰爭的東江縱隊在司令員曾生率領下，自廣東經海路到達膠東，加入山東野戰軍序列。

雷經天被調到山東，任東江縱隊政治委員和黨委書記。1947年8月，東江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兩廣縱隊，曾生任司令員，雷經天任政委和黨委書記。

1948年9月，參加濟南戰役。11月，參加淮海戰役。1949年3月，第3野戰軍兩廣縱隊調歸第4野戰軍建制，參加南下作戰。12月，廣西解放後，雷經天調任廣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0年6月，調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中南分院院長。在雷經天擔任院長的兩年裏，中南分院共審理6000多起重大案件。

1953年他因兩次具體定案失誤，被無限上綱遭受錯誤指控，受到留黨察看、撤銷本兼各職的嚴厲處分。1954年4月，雷經天調任武漢漢口港務局副港長，他懷着對黨的赤膽忠心，忍辱負重，努力工作，成績顯著。

1956年6月，他調到上海華東政法學院擔任院長、黨委書記，全面負責學院的黨政領導工作。最為歷史所銘記的是：雷經天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堅決不搞“反右擴大化”，因此沒有完成打“右派”的計劃，保護了一批幹部教工，令人敬佩他的革命膽識。

在華東政法學院工作期間，雷經天十分重視教學工作，要求院領導選擇一門課程，一面學習，一面指導，作為教改的試點。他要求幹部深入教研室，具體抓好教學。他領導全院制定向科學進軍的科研工作規劃，調動了教師科研的積極性，促進了教學質量的進一步提高。

他顧全大局，抽調大量的骨幹教師和職工，輸送給新建的上海法律學校和濟南法律學校。他關心羣眾，愛護幹部，克己奉公，反對特殊化。

當時，學校分派了較好的樓房給他住，他婉言謝絕。外出開會，他也不坐小轎車，而和大家一起坐大客車。炊事員生病，他還親自去探望。

1958年3月，廣西由行政省改為自治區，雷經天作為特邀代表，回邕參加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慶典。9月，上海財經學院、華東政法學院、復旦大學法律系、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和上海歷史研究所合併組建上海社會科學院，雷經天出任上海社會科學院第一任院長。

這時，他的肝癌已到晚期，他用凳角頂住肝區仍堅持工作。在醫院彌留之際，雷經天拒用珍貴藥品，他對醫護人員説：“我不行了，藥品都留給其他同志用。”

1959年8月11日清晨，雷經天懷着一顆赤誠的心，懷着一個從未有過動搖的信念，離開了他熱愛的黨和人民，享年僅56歲。12日，中共上海市委為雷經天舉行公祭、悼念。

歷史前進到1984年12月31日，經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同志親自批示，中央紀委正式批准，撤銷了1953年和1954年對雷經天的所有錯誤處理決定。雷經天的歷史問題，終於在30年後得到徹底平反。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雷經天説：“母親對兒子的懲罰不見得都是對的，但她是為了自己的兒子好，這個願望總是一致的。”雷經天正是以共產黨人高尚無私的精神境界，依靠對黨矢志不渝的信念，依靠忍辱負重的博大胸懷，堅定不移地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畢生。

雷經天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法治建設的創始人之一。他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法制建設做出了貢獻，為黨的法治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

回顧雷經天的一生，他有過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豪邁，有過指揮若定、決勝千里的氣魄，有過掌聲雷動、繁花似錦的榮耀，也有過階下為囚、蒙冤遭難的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