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履泰

雷履泰舊居(40張)

雷履泰，生於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卒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山西平遙縣龍躍村（原細窯村）人，中國金融業泰斗——山西票號創始人，對中國金融業發展貢獻頗大。

日升昌票號(40張)

雷履泰（1770～1849），實業家，中國票號創始人。平遙縣細窯村人。出身農家，因家貧棄學經商。辦事幹練，頗有才華。清嘉慶年間，受僱於平遙縣城西達蒲村人李箴視，任平遙縣西裕成顏料莊總號掌櫃。受親友間異地匯兑的啓發，發現匯兑的商機，於道光元年（1821）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兑，果然營業旺盛，遂放棄顏料生意，專營匯兑，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隨着日升昌的匯兑業務的發展，日升昌的分號遂遍及全國各大商埠。

日升昌的興盛引發晉商廣泛投資票號，山西票號鼎盛時期一度執金融業牛耳。

日升昌的副經理毛鴻翽（huì）因不滿雷履泰的管理風格，轉而投身“蔚字號”，鋭意經營，與日升昌激烈競爭，遂使中國的票號業更加繁榮成熟。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以後，“日升昌”競爭力日衰，票號的霸主地位隨之失去。

辛亥革命後。因信用危機，“日升昌”於民國二年（1913年）停業清理，民國十四年（1925年）改組為“日升昌”錢莊。

雷履泰自幼讀書，後棄儒就商，辦事幹練，頗具才華。清嘉慶年間，他受僱於平遙縣城西達蒲村人稱“李二魔子”的李箴視，任平遙縣“西裕成”顏料莊總號掌櫃。“西裕成”顏料莊總號早期是製作和販運相結合的商號，在達薄村有頗具規模的手工制銅碌作坊，北京崇文門外草廠十條南口、天津、漢口、重慶等地也設有其分莊。當時，中國商品經濟發展迅速，商業資本異常活躍，各地商幫紛紛崛起。

由於晉人在外作生意的很多，年終結帳，往老家捎錢多讓鏢局起鏢運現款，不僅運費高，而且風險屢出，常有丟失，遂有人將銀錢交北京西裕成分號，由經理寫信給總號，在平遙總號取款。

起初不過朋友、親戚，兩相投兑，無匯費和手續費。以後鄉民感覺此法方便保險，皆求撥兑，並願付一定匯費。

雷履泰認為此乃生財之道，大有發展的必要，便繼承和借鑑歷史上的匯票經驗，開始兼營京晉埠際間商業匯兑，盈利頗豐。

道光初年，雷履泰與東家李箴視共商創設“日升昌”票號，逐漸放棄顏料生意，專營匯兑。

雷履泰此舉將我國只做存放業務的帳局銀錢業，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創建了專營存匯款和拆借資金業務的“票號”。

“票號”之名取意於經營匯票，因晉商創辦經營，故亦叫“山西票號”。在此之前，雖唐代就有匯票“飛錢”。宋、元、明、清民間也有匯兑，但作為匯兑制度和專營匯兑之信用機構，至此開始形成。雷履泰創立“日升昌”後，匯兑業務愈來愈多。作為商界能手，諳熟生財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推想到其它商埠的山西商人託鏢局起運銀錢亦有諸多不便，於是深入調查晉商所經營藥材、茶葉、夏布、綢緞、雜貨等進銷地點，親派精明、誠實、可靠的夥友，先後於漢口、天津、濟南、西安、開封、成都、重慶、長沙、廈門、廣州、桂林、南昌、蘇州、揚州、上海、鎮江、奉天、南京等地設票號分莊。雷履泰連絡晉商，招攬業務，此處交錢，彼處用款，從無空票。因信用可靠，不但山西商人與“日升昌”交往頻繁，外省、沿海一帶米幫、絲幫亦通過“日升昌”匯兑款項。由於雷履泰經營有方，“日升昌”門庭若市，業務蒸蒸日上。隨着通匯擴大，繼而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利潤大增，“日升昌”更是日升月昌，一片興旺景象。有鑑於此，山西商人紛起效尤，投資票號。從此山西票號業大盛，鼎盛時期，曾執全國金融界牛耳。

雷履泰作為“票號”創始人，總理“日升昌”業務，協理（副經理）為毛鴻翽。起初二人團結一致，相處融洽。以後，隨着“日升昌”業務繁榮，分莊增加，用人甚多，根基日臻鞏固，雷、毛兩位掌櫃之間產生了矛盾，且日趨尖鋭。雷履泰認為“日升昌”的產生與發展壯大為自己一人的功勞，躊躇滿志，唯我獨尊，分配人員，處理業務，每每頤指氣使，獨裁獨斷，從而引起毛鴻翽強烈不滿。隨着二人互相猜疑，發展到水火不容，雷履泰便以辭職要挾東家，迫使毛鴻翽辭職。

時介休蔚字號財東侯蔭昌擬組票號，即聘毛鴻翽為總理。

毛鴻翽在“蔚字號”鋭意經營，誓與雷履泰決一雌雄。雷履泰亦暗自加勁，毫不示弱。

他用資金，減息放款，加息存款，匯費少收等法，廣爭顧客。結果，兩人的這種激烈競爭，反使山西票號業迅速發展起來。

道光二十年（1840年），雷履泰70大壽時，“日升昌”在總號修建紀念樓，並將“拔乎其萃”四個金字大牌匾懸掛於樓中央，以褒揚其票號之業績。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以後，“日升昌”競爭力日衰，票號的霸主地位隨之失去。辛亥革命後。因信用危機，“日升昌”於民國二年（1913年）停業清理，民國十四年（1925年）改組為“日升昌”錢莊。

雷履泰夜夢“日升昌”

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改營票號，取名“日升昌”，意在生意興隆，如日初升，繁榮昌盛。“日升昌”這塊金字牌匾，令每位遊客讚不絕口，但關於“日升昌”這三個字的來源，卻有着一段美麗而又神奇的傳説。

一天傍晚，雷履泰吃過晚飯在鋪號內溜了一圈，回到房內靠着鋪蓋卷就躺下了，忽然見鋪面斜對門的木器廠內着了沖天大火，一時人們都大呼小叫着去救火，但當雷急忙趕木器廠前，原來竟是一座金碧輝煌賽似神仙住的天堂大院，推門進去，只見裏面更是珠光寶氣，碧瓦琉璃，真是一座流光溢彩的洞天福地，正在雷掌櫃目不暇接之時，忽見東方朝霞虹景裏，兩輪紅日噴薄而出，那金輝與宅院 相映，更是璀璨壯麗，令人歎為觀止。

忽然一聲只見天上開了一座大門，天界眾仙飄然而至，向西而去，這時許多神仙都頻頻招手，約他同去，於是雷履泰就覺得自己身如飄帶，冉冉登上仙界，當他回首坐談間，卻見妻兒正向他招手，正欲帶他們同去，不料眾仙中，一位黑臉天仙跨步上前擋住去路，雷履泰猛一激凌，翻身越起，竟是一個離奇的夢。

這時雷看看時辰，已交三更，回想夢中情景猶歷歷在目，夢中意向分明是一個事業飛黃騰達的吉兆，於是他想起這幾天一直為確定總號的名稱而反覆思索，但不甚滿意。他曾想過“廣聚源”、“興隆盛”等名號，後來都一一否定了。

因為這些名稱裏雖有財源廣進，永盛不衰之意，但似乎總缺少一種開創“票號”這一獨特行業的新氣派，新氣象。這時，一個嶄新的思想火花在他腦海中閃現出來，而且立刻匯聚成這樣幾個字，（二日並升光照 大地的情景）“日升昌”這個名稱太好了，東家聽了也一定會高興的。雷履泰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當他開門來到院中，東方的天色已經曦微，又一個晴天麗日來到人間。

為了適應新開張的“日升昌”票號業，東家李大全真的説妥買下“西裕成”斜對面木器鋪的地方，然後根據票號生意的需要設計修築這座“萬古流芳”的日升昌大宅院。

匯業經營，不欺童叟

往來帳目清末時期，平遙城內一位沿街討飯數十年的寡婦老太太，有一天持一數額為5000兩的日升昌張家口分號匯票，到日升昌總號提取銀兩。任櫃頭的一看簽發時間在同治七年（1868年），與取款時間相隔了30多年，趕緊跑到後廳詢問大掌櫃，兩人問清了匯票來歷，並認真查閲了數十年的帳簿，如數兑付了現銀。原來，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張家口經商做皮貨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餘，在日升昌分號匯款5000兩白銀，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屍體運回家裏，妻子哭得死去活來。換完衣服擇日出殯後，一個好端端的家庭開始敗落。妻子十幾年熬過來，一天，這位早已淪為乞丐的老婦，拿起丈夫留下的一件夾襖，從衣角摸到一張日升昌匯票，抱着試試看的心理，到日升昌兑取現銀。這件事之後，日升昌名聲大振，匯兑、存放款業務一天比一天紅火。

日升昌票號，其前身是西裕成顏料莊，在清朝乾隆年間已資財豐厚。財東是平遙西達蒲村李大全，嘉慶末年的一天早晨李大全和朋友（一位著名的算命先生名失傳），在平遙城皇廟趕廟會，突然算命先生指着一位風流後生説：“李老爺你若能把這後生收下日後定大發其財”。李大全問為什麼？算命先生答：“這後生外表風流成性，揮金如土，實是懷才不遇的奇人，他人不知且難供這後生開銷，只有像李老爺你這樣的財東才能供起後生的開銷，李老爺要信得過鄙人，年後定金銀無數”。李大全聽後説：“哪我就養活他一年看這後生是什麼奇才”。算命先生又説：“李老爺不過鄙人有話再先，這後生想去什麼地方、想做什麼你都要答應他”。李大全稍思後説：“只要他不犯王法”。隨後二人便把後生召喚過來，問後生叫什麼，家住哪裏，想做什麼。得知後生叫雷履泰，家住細窯村，想去京城，時過久李大全便派人把年青的雷履泰送到了西裕成顏料京城（北京）的分號。

日升昌票號的大掌櫃雷履泰雷履泰到達京城後無事可做，每日和富家子弟吃喝玩樂，並用二佰倆銀子買了一隻百靈鳥，大把的開銷銀兩使的西裕成顏料京城（北京）的分號收不贏支，分號告急，李大全從平遙總號撥銀給京城分號，時隔不久京城分號又告急説：“雷履泰將用二佰倆銀子買的百靈鳥送給他人，這樣的敗家子弟怎能養的起”。李大全命分號不要限制雷履泰，但要了解雷履泰在與什麼人玩，在做什麼？話説雷履泰將百靈鳥送給的不是別人正是大清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愛新覺羅·旻寧）太子，也就是後來的道光皇帝，雷履泰就用這隻百靈鳥打開了戒備森嚴的皇宮大門。

一日雷履泰進得宮去看見旻寧太子愁眉不展，便問其因。旻寧太子説：“由於年成不好，全國響馬四起。救災銀兩和糧草經常被搶盜，國庫空虛。父皇（嘉慶皇帝）為此大動龍顏”。雷履泰聽後説：“如太子能讓我面見皇上，在下有妙方防止現銀運送被盜搶”。旻寧太子聽後忙帶雷履泰面見嘉慶黃帝。雷履泰把“即不需要勞師動眾，又能防止現銀被盜搶的匯票”想法面奏了嘉慶黃帝。嘉慶皇帝聽後認為是個上策，但畢竟先朝先祖無此例，就下口諭以西裕成顏料莊名譽，向民間籌措銀兩放貸獲利，以資國庫空虛，就這樣誕生了中國笫一張匯票。在雷履泰的精明策化與經營下，清朝政府的默許支持下，年終只是上繳皇宮的税銀，就用騾馬馱着便排滿了京城十里長安街。

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日升昌票號成立，開創了中國銀行史上第一家票號。總號設於山西平遙西大街，財東李大全，經理雷履泰。

雷履泰創建的日升昌票號日升昌是第一家晉商票號。票號業做為一個新型行業，在當時既沒有現成的規制，也沒有成熟的模式，雷履泰作為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必須在實踐中摸索和創造。而當時擺在他面前的有兩個難題。一是匯兑標準，二是匯票防偽。

關於匯兑標準，這在紙幣流行的如今不存在問題，而在清代卻是難題。當時流行的貨幣，有銀兩，有銅錢。各地銀兩和銅錢的成色不一，份量不一。一直到民國，人們拿上銀元還要吹口氣聽聽響聲，這就是在辨認成色。在日升昌營業期間，南京的頃化銀含銀量達97.3%，而上海的豆規銀含銀量只有73%。於是，在南京票號存100兩銀子，到上海兑現就可能要支付110兩。而這一兑現標準，必須兼顧客户的滿意程度和票號的贏利比例，要害在於公正與利潤兼顧。用現話來説，就是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博弈。票號既然專門做匯兑生意，就必須要在公平上做足功夫，不然就沒有客户上門；同時又要保證自己的賺頭，不然鋪子就得倒閉。這就需要一個統一的匯率標準。用不同匯率來保證各地銀兩成色的平均，即“平色”，平色兑現後給票號留下的賺頭，叫“餘利”。雷履泰的一大貢獻，就是確立了當時“平色餘利”的恰當標準。恐怕他自己在制訂這個標準的時候也沒有想到，在後來日升昌的發展中，僅僅“平色餘利”，就一度佔到票號總盈利的四分之一（票號的利潤，主要有三大部分：利息、匯水、平色餘利）。用現代銀行業的術語來表達，這就是典型的套利業務（arbitrage）。

關於匯票防偽，這在今也是難題。日升昌的匯票，由票莊自己印刷製造。一旦出現假匯票，票號就會遭受信譽和經濟上的雙重打擊。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票號對匯票的印刷和安全性要求頗高。當時所採用的防偽技術，有密押、背書、微雕等方法，更有甚者還採用了水印技術。票號上的密押，類似於密碼。現存的檔案資料中，就有用“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十二個字來分別代表一年中的十二個月。過一段時間換一次密押。而這種嚴密的防偽技術，為日升昌創造出了一個神話：在它的百年曆史上，居然沒有發生過一次被誤領、冒領的現象。解決了防偽問題，才能取信於社會，創造“一紙匯票，匯通天下”的奇蹟。

雷履泰創建的日升昌票號以日升昌為代表的票號，形成了一套獨具中國特色，又與現代企業制度相近的企業結構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兩權分離、“頂身股”、嚴格號規、“酌盈濟虛，抽疲轉快”等制度架構、管理方法和運作模式。這些制度的源頭，大都起自雷履泰。當然，雷履泰也不是憑空創造，而是依賴於晉商在做生意中日積月累形成的制度體系和常規習慣。

“兩權分離”似乎是現代企業的起點，然而，考究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日升昌推行的兩權分離體制。那麼，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深究。日升昌的“兩權分離”同現代 企業的“兩權分離”不同處在什麼地方。

起碼從明代開始，晉商在經營實踐中就形成了“東夥合作制”。所謂“東”，就是資本所有人，俗稱財東；所謂“夥”，就是經營合夥人，俗稱夥計。東夥合作的緣起，在於有資本者未必有經商能力，而能經商者未必有本錢。正是東夥合作，奠定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體制。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説，從東夥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企業”就已經誕生。

日升昌票號舊址到日升昌時期，票號的組織結構為三種人：東家、掌櫃、夥計（這裏的夥計，是後來對學徒和夥友的俗稱，不包括掌櫃）。東家相當於董事長，大掌櫃以下，全部是東家的僱傭人員。掌櫃又分為不同層次，習慣上稱大掌櫃、二掌櫃、三掌櫃等等，掌櫃統領夥計從事具體經營活動。東家是出資人，其職責只有兩項，一是掏銀子，二是選掌櫃。可能是由於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積累而形成的慣例，晉商在所有經營活動中，東家一律不準插手，甚至連學徒都不能推薦。電視劇《喬家大院》的一個重大缺陷，就是給東家賦予了想象中的經營決策權。試想一下，如果東傢俱有傑出的經營能力，大掌櫃就是多餘；而如果東家缺乏經營能力，插手經營事務只會添亂。所以，久而久之在晉商中就形成了一條雖不成文卻人人都必須遵守的規範——東家不過問經營事務。只有出資人不插手經營，才能保證企業正常運作。甚至為了保障掌櫃的權力，晉商還形成了不允許“三爺”進票號的規矩。所謂“三爺”指東家的“舅爺”、“姑爺”、“少爺”。顯然，如果允許“三爺”插手，那麼，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出“外戚專權”，女婿就可能製造出商務“倒插門”，兒子就可能炮製出“逼宮戲”。其中的關節竅道，值得今人好好思索。電視劇《喬家大院》中的喬致庸，被描寫成了東家和大掌櫃一身二任的角色。筆者以為，這恰恰是現實中的企業兩權不分在文學作品中的折射。歷史哲學家克羅奇聲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誠哉斯言。關於日升昌的資料中，大掌櫃雷履泰甚至以後的歷任掌櫃都記載翔實，而東家李氏的記載則非常簡略，也説明了這一事實。“董事長兼總經理”，早在票號時代就已經被否定。

日升昌票號內部組織及管理內容當然，作為東家，大筆銀子出手，還不能介入經營活動，如何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損。這就靠東家的眼力了。當打定主意出資時，東家惟一要重視的，就是大掌櫃的選擇。選對了大掌櫃，你就等着拿銀子；而選錯了人，你就等着虧血本。異常隆重的大掌櫃聘任儀式，同帝王拜將差不多，擺酒席，請中人，蓋紅印，畫字押，反映出東家對大掌櫃的全權委託。所以，東家的標準形象，不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更不是精打細算扒拉着算盤珠子不放手，而是披着大氅拿着水煙袋悠哉樂哉。大掌櫃一上任，就具有獨立的經營權。其職權之大，可能會讓今人瞠目結舌。比如對資本的運用，對人事的安排，東家一概不能過問。不僅如此，為了不影響掌櫃的經營，東家不能在票號裏借錢，即使到票號視察也不能在號裏過夜。可以説，大掌櫃是整個票號發展和贏利的最為關鍵所在。而這種經營權利，也為大掌櫃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證。這種體制，恐怕會使我們當今的那些“小媳婦”型經理人羨慕不已。

大掌櫃是票號經營管理的最高領導，全權處理全號內外事務，從選用二掌櫃、三掌櫃和夥計，再到資本運作和具體業務安排，一概都是大掌櫃的事情。既有決策權，又有執行權，包括內部制度的制定與執行，人員的選用，分號的設立與管理，資金的調度與運作，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商務決策。所以，晉商的東家幾乎都是一個模樣，而大掌櫃卻各有特點，有雷厲風行者，有謹小慎微者，有出奇制勝者，有重視細節者，不一而足。大掌櫃下設二掌櫃，通常職責是協助大掌櫃處理全號事務，尤其是內部制度的實施以及員工考勤、生活安排和生意操作等等。大的票號，還有三掌櫃甚至四掌櫃，協助上一級掌櫃工作。這些掌櫃們，用現的話説就是高級管理層，是票號管理團隊的核心。其中的“一把手”就是大掌櫃。

日升昌票號匯票日升昌為了適應在全國甚至在外國開展業務的需要，在總號之下設立了大量分號。分號的設立由大掌櫃決定，人員由總號派出。所有分號不獨立從事業務，其業務一概由總號調度，所以，也不單獨考核分號的業績。從整體上看，票號是以大掌櫃為中心的垂直式集權組織模式。分號只是總號的分理店，完全不同於今的子公司或分公司。

“頂身股”是晉商的發明創造，有人把它比作當今的MBO（即管理者控股，但身股的獲得渠道不是購買，而是服務年資和表現）。這是當時特有的企業激勵體制，也是協調東夥利益關係的基本舉措。具體做法是：東家的出資為銀股，是票號的真實資本；掌櫃和夥計以人力入股，是為身股，俗稱“頂生意”。身股與銀股相對應，不交銀子，但是需要對東家投入的資本負責，是票號裏的“虛擬”股本。身股與銀股一樣，都享有同等分紅的權利。掌櫃和夥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表現取得一定的股份，如果服務年限增長及表現優異，則會追加股份。反之則會降職。這種頂身股制度，使票號在組織體系上利益一體化，形成了很強的向心力。晉商有言：“薪金百兩是外人，身股一釐自己人。”身股的作用在這一俗語中表露無遺。

日升昌票號運錢的鏢車身股如此重要，想獲得也十分艱難。獲得身股是從當學徒開始的，經過長達十年以上的磨鍊，才能取得頂身資格。商家選學徒，比丈母孃挑女婿還要嚴格，而且還要由與票號有業務關係的店鋪擔保。學徒出事，保人要承擔賠償責任。進號以後的三年學徒期，對於常人來説十分難熬。第一年幹雜活，以考察品德為主；第二年學業務，包括文化、寫字、珠算、票號業務、騎馬、蒙古語等；第三年跟師傅跑生意，在實踐中摸索提高。整整三年，不能回家，不準告假，髒苦累賤，一樣不缺。套一句現流行的調侃語來説，就是“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狗還晚，幹得比牛還多，身份比豬還低”。從裝水煙、遞毛巾到倒夜壺、疊被褥，對掌櫃要伺候得無微不至。現人們可能會以為這樣做有點過份，而且似乎不見得同經商技能有多大關係。實際上，正是這種生活小事的濡染，才能養成經商所需的眼尖手快、腦筋活絡、察言觀色、心機靈動。學徒期滿，解除了依附性的身份限制，就變成票號的夥友，但是還要經過七年班期做事，業績可觀，無錯無誤，才能取得身股。這十年期間，夥計從早上東方發白起牀，到晚上繁星滿天關門，在店裏是沒有座位的，所以才留下了“站櫃枱”的説法。許多學徒，在十分苛刻的條件中能堅持下來，靠的就是對身股的預期。

這十年，也是掌櫃觀察夥計、辨識人才的過程。民國初年，山西票號的最後一代大掌櫃李宏齡，曾用這樣一段話概括了這種職業訓練：“票號以道德信義樹立營業之聲譽，故遴選職員，培養學徒非常慎重，人心險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實驗無以知其究竟。”在具體的考察人才方法上，他還提出了一整套準則：“遠則易欺，遠使以觀其忠；近則易狎，近使以觀其敬；煩則難理，煩使以觀其能；卒則難辦，卒使以觀其智；急則易夾，急使以觀其信；財則易貪，委財以觀其仁；危則易變，告危以觀其節；久則易情，班期二年而觀其則；雜處易淫，派往繁華以觀其色。如測驗其人確實可用，由總號分派各分號任事。”票號內的許多中高層管理人員，都是這樣一步步走出來的。身股的數額不等，大掌櫃的身股數量，由東家確定。一般的山西票號，大掌櫃往往可以頂到一股，也就是十釐。有的票號比較特殊，限制整股，如大盛魁的大掌櫃，最高身股為九釐。也有個別票號，大掌櫃頂到十一二釐。從二掌櫃以下，身股為七八釐（掌櫃）到一二釐（夥計）不等。身股的多少，同經營中的職權大小相對應。由低到高，頂一二釐生意者，就可以接待客户，商洽生意，掌管雜事；頂三四釐生意者，可以上櫃，應酬買賣，決斷一般營業（對於這種可以上櫃的夥計，客户打招呼時就開始以“掌櫃的”尊稱），但大事不能做主；頂五釐生意者，就已經進入中層，可以定奪一些較重要的生意，獨立開展業務；頂七八釐生意者，就已經成了票號的台柱子，大宗交易可直接拍板，盤點分號，核算盈虧，甚至掌管全局；頂九釐生意以上者，非大掌櫃二掌櫃莫屬，他們通常不過問小宗貿易和日常營業，而是決斷重大疑難，進行戰略設計。

身股有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在本金虧損的情況下，頂身股者並不承擔相應的虧損責任，而有權利分紅。這樣，掌櫃和夥計不用承擔本金風險。從這一點上看，身股制度並不是資產製度，而是屬於利潤分成的激勵制度。為了給夥計示範，有些票號，對起過重要影響或創造巨大利潤的掌櫃夥計，還實行身股繼承製度。他去世之後，票號依然會給予他的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紅，最長可達七年。這種身股所起到的激勵作用是顯著的，夥計的利益與票號的利益緊密綁在一起，取得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效果，從而能更有效地激勵夥計們的工作熱情。

日升昌票號匯票票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號規也是嚴格的。所謂“家有家法，鋪有鋪規”。票號的規矩之多，為當時各行業所罕見，有許多規定，表面上看近似苛刻。比如，所有票號，都嚴格規定“十不準”，包括不準攜帶家屬，不準嫖妓宿娼，不準參與賭博，不準吸食鴉片，不準營私舞弊，不準假公濟私，不準私營放貸，不準貪污盜竊，不準懈怠號事，不準打架鬥毆。一旦有違反號規者，立即除名，俗稱“捲鋪蓋”。這種懲罰的嚴厲性，在於它是公認的行規，凡是某個票號犯事而捲了鋪蓋的夥計，其他任何票號都不會再錄用。也就是説，犯規除名等於宣告這個人經商生涯的終結。各個票號，還會根據自己的情況做出更細的規定。例如，除父母喪葬大事，不得請假；每月準寄平安家信，但不能帶東西銀錢；家信要交總號檢查並由總號轉交，不得私寄等等。這種幾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規章，強調票號對夥計的人身控制，在當時行之有效。

號規的嚴格，還在於不分高低，不講情面。日升昌天津分號的大掌櫃冀體謙，用現的話來説，屬於“資深高級經理”。他的弟弟冀體和，擔任百川通票號天津分號的二掌櫃。在晉商羣體中，都是響噹噹的人物。有個生意上往來的富商為了巴結冀體謙，給他重金買了一個青樓女子。冀體謙明知號規不準納妾，但自恃資格老，貢獻大，貪於美色，就把號規拋在腦後，將這位女子收為偏房，並囑咐夥計們保密。他的弟弟覺得不妥，勸説無效，就給父親寫信告知此事。父親令他儘快休妾。他依然置之不理，小日子過得蠻舒服。但好景不長，日升昌總號派梁懷文“巡邊”，發現此事，報告總號。總號當機立斷，立即下令冀體謙“捲鋪蓋”。冀體謙沒想到總號會動真格的，灰溜溜地帶着小妾回家。更沒想到他的老父親動了真怒，拒絕他進門，宣佈斷絕父子情分。他只好另租一個地方，勉強度日。冀體謙幹了一輩子票號，沒有其他謀生技能，而日升昌的除名，等於斷了他在任何商家重新就業的門路。青樓女子奢侈生活過慣了，受不得清苦，吞金自殺。冀體謙人財兩失，雞飛蛋打，徹底淪落。有這樣的前鑑，票號夥計都會掂量輕重，沒有人敢於輕易違規。至於票號的具體經營業務，我們在這裏就不談了。在當時，這樣一種治理結構，帶來的是日升昌生意興隆。資本的嗅覺是靈敏的，日升昌給晉商提供了一個樣板。很快，晉商紛起效尤，在平遙、介休、祁縣、太谷、榆次等地湧現出了大批票號，有的票號（如合盛元）的分號甚至設到日本的東京、大阪、橫濱、神户以及朝鮮的新義州等地。梁啓超曾感嘆説，山西票號“執中國金融界牛耳”。日升昌，作為票號的領頭羊，得到了“天下第一號”、“匯通天下”的讚譽。到雷履泰70歲壽誕時，山西商會專門為這位票號先驅贈予一匾，上書“拔乎其萃”四個大字，以表彰他票號之功。

雷履泰故居始建於道光年間，距今已有180多年的歷史了。故居坐北朝南，裏外三進的院落構築得四平八穩，穩重端莊，不事張揚的感覺，故居內部裝修細緻精巧，每一塊石刻、浮雕，都有着考究的工藝。房面闊三間帶前廊，是由下為窯洞，上為木結構樓房組成的建築，房頂為雙坡硬山瓦頂，雀替、掛落裝修完整，前後兩院廂房左右各三間，呈三三對應式。整院建築用料考究、堅固實用、建築工藝樸實無華，建築造型雄偉壯觀，充分反映了一位金融家豐厚的家財和務實的創業精神。院子的地形，裏院比外院高，“前低後高，世出英豪”科學地講，是排水好 ，採光好。整座院子裏面，種花，種草，不種樹。在當地民俗中，在院裏種樹也是有講究的。

值得一提的是每間房屋中的頂樑柱與北方地區常見的位置不同，不在一般的房屋正中部位，而是全部豎立在貼牆的地方，在四分之一處頂住房梁，如此大大增加了房屋內的使用空間。

地址：平遙古城上西門街11號門票：古城內實行套票，120元/張。包含古城牆、日升昌、縣衙、清虛觀、城隍廟財神廟、明清古街、百川通、協同慶、天吉祥、雷履泰故居、中國商會館、同興公鏢局、古民居博覽苑、華北第一鏢局、中國鏢局、蔚盛長、匯武林、文廟、報紙珍藏館、蔚泰厚20個景點。不能單獨買票，持有學生證的可以購買半價學生票。

交通：在古城內，步行即可到達。

生存和發展，一開始就擺到日升昌和雷履泰面前。對於這兩個敢吃螃蟹的公司，既沒有現成的經驗也沒有成熟的模式，他們必須在實踐中摸索和創造。作為晉商的後代，他們不乏創新的基因。直到有一天，這兩個小額貸款的金種子在三晉大地生根開花結果，雷履泰們才不再感到孤獨，他會登上他們無數次穿行的平遙城樓，對着他們後人綻放笑容。

作為封建商人、商界能手，雷履泰長於順流而動、頗善經紀。他能抓住時機轉營票號，不僅開創了中國金融史上專管存放款和匯兑業務的金融機構，而且在總結前人經商經驗的基礎上，於實踐中逐漸摸索、制定出諸如“兩權分離”、“頂身股”、“嚴格號規、精選培訓”、“制約互利”、“抽疲轉快”等經營方法、原則和規章制度。山西票號業的蓬勃發展，對中國金融業以及商品經濟和信用制度的發展具有積極促進作用。

票號鼻祖雷履泰，不!應該是中國現代金融業的鼻祖，雷履泰開創了一項偉大的事業，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的貢獻是非常大的。“三爺不用”（少爺、姑爺、舅爺），票號鼻祖雷履泰當年制定的這一制度，在當今也是行之有效的。在當時的經濟環境、文化背境下，雷履泰創立的制度之嚴謹、周密，可以説是完全的，尤其內控管理不比今的銀行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