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起軒詞鈔

晚清文廷式著。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號雲閣（亦作芸閣），別號純常子、羅霄山人、薌德。祖籍江西萍鄉，出生於廣東潮州，少長嶺南，為陳澧入室弟子。光緒初，在廣州將軍長善幕中，與其嗣子志鋭、侄志鈞（二人即長敍之子，瑾妃、珍妃胞兄）交遊甚密。光緒十六年（1890），成進士，授編修。二十年大考，光緒帝親拔為一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讀學士，兼日講起居注。文廷式志在救世，遇事敢言，與黃紹箕、盛昱等列名“清流”，與汪鳴鑾、張謇等被稱為“翁（同龢）門六子”，是帝黨重要人物。中日甲午戰爭，他力主抗擊，上疏請罷慈禧生日“慶典”、召恭親王參大政；奏劾李鴻章“昏庸驕蹇、喪心誤國”；諫阻和議，以為“辱國病民，莫此為甚”。光緒二十一年（1895）秋，與陳熾等出面贊助康有為，倡立強學會於北京。次年二月，遭李鴻章姻親御史楊崇伊參劾，被革職驅逐出京。這一時期，文廷式益潛心時務，其《琴風餘譚》、《聞塵偶記》，記甲午、乙未間時事、人物，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革職歸裏後，撰有《羅霄山人醉語》，痛感“中國積弊極深”、“命在旦夕”，提出“變則存，不變則亡”，鼓吹“君民共主”，傾向變法，但又以為不可急切從事。戊戌政變後，清廷密電訪拿，遂出走日本。二十六年（1900）夏回國，與容閎、嚴復、章太炎等滬上名流，參加唐才常在張園召開的“國會”。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清廷復下令“嚴拿”。此後數年，文廷式往來萍鄉與上海、南京、長沙之間，沉傷憔悴，寄情文酒，以佛學自遣，同時從事著述。這時期所著雜記《純常子枝語》40卷，是其平生精力所萃。 ^[1] 

文廷式15歲學詞，晚年自言“三十年來，涉獵百家”，“志之所在，不尚苟同”。他批評浙派“以玉田（張炎）為宗”，“意旨枯寂，後人繼之”，“以二窗（吳文英號夢窗、周密號草窗）為祖禰，視辛（棄疾）劉（過）若仇讎”（《雲起軒詞鈔序》）。他強調比興寄託，推尊詞體，與常州詞派相近，曾謂“百年詞派屬常州”（《繆小山前輩張季直修撰鄭蘇龕同年招飲吳園別後卻寄》詩其三）。但又不為所囿，曾批評常州派推崇的詞人周邦彥“柔靡特甚，雖極工緻，而風人之旨尚微”（《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文廷式詞存150餘首，大部分是中年以後的作品，感時憂世，沉痛悲哀。如《高陽台·靈鵲填河》、《風流子·倦書拋短枕》等，於慨嘆國勢衰頹中，還流露出對慈禧專權的不滿，對當道大臣誤國的憤慨。在《木蘭花慢·聽秦淮落葉》中抒寫男兒請纓，揮劍龍庭的壯懷，《翠樓吟·聞德佔膠州灣而作》中，以三國時的陳登自比，寄託其報國救世之志，都激盪着愛國的豪情。晚期詞作，飄零之感與憂時之情交織，出塵避世的情緒日趨明顯。如《清平樂·春人婀娜》，曲折地表明瞭他不想參加反清革命的態度。文廷式的一些豔詞，風格接近花間詞風；其撫時感事，言志抒懷之作，則以蘇軾、辛棄疾為宗，或慷慨激越、抑鬱幽憤，或神思飄逸、清遠曠朗，大都借景言情，託物詠志，兼有豪放俊邁，婉約深微的特點。其代表作《祝英台近·翦鮫綃》、《摸魚兒·恁啼鵑苦催春去》、《永遇樂·落日幽州》、《鷓鴣天·萬感中年不自由》、《水龍吟·落花飛絮茫茫》諸作，都被譽為神似東坡、逼肖稼軒之作。在近代詞壇上，文廷式詞自成一家，朱孝臧稱其“拔戟異軍成特起”，“兀傲故難雙”（《疆村語業》卷三）。

文廷式詞，有門人徐乃昌刊本《雲起軒詞鈔》；江寧王氏娛生軒影印家藏手稿本；龍榆生重校集評《雲起軒詞》並附錄《文芸閣先生詞話》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