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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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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簡稱“滇”或“雲”,是人類重要的發祥地之一,生活在距今170萬年前的雲南元謀猿人,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我國和亞洲最早人類。夏、商時期,雲南屬中國九州之一的梁州。秦朝以前,曾出現古滇王國。秦漢之際,中央王朝在雲南推行過郡縣制。西晉時期,雲南改設為寧州,是全國十九州之一。唐宋時期,曾建立過南詔國、大理國等地方政權。
1276年,元朝在雲南設立行中書省,“雲南”正式成為全國省級行政區劃名稱。1382年,明朝在雲南設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管轄全省府、州、縣。清朝沿襲明朝制度,在雲南設承宣布政使司,下設道、府、州、縣。1950年2月24日,雲南完全獲得解放。 [1] 
中文名
雲南歷史
外文名
History of Yunnan

雲南歷史遠古時期

  • 舊石器時代
主詞條:元謀人
雲南省是人類重要的發祥地之一,生活在距今約1400萬年到800萬年之間的臘瑪古猿,在中國被稱為祿豐古猿開遠古猿等。他們是從猿到人的過渡性生物,會使用天然工具。臘瑪古猿也被稱為正在形成中的人。舊石器時代的早、中、晚期的古人類及其文化遺址均在雲南有發現,具有代表性的如下:
元謀人,屬於在雲南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早期猿人的代表,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早的直立人。 [2-4] 
昭通人,年代應為晚更新世,是雲南省首次發現的早期智人(古人)化石。 [5] 
在雲南發現的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新人(或稱智人)的化石主要有:西疇人、麗江人、昆明人等。發現的西疇人牙齒的特徵較為接近現代人,屬晚期智人。 [6]  麗江晚期智人則表現出蒙古人種的特徵,與現代人十分接近。此外,在雲南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蹟重要的還有:“昆明人”、“蒙自人”、“姚關人”等。 [7] 
  • 新石器時代
雲南的新石器時代,約在距今7000到3300年間。其遺址和出土地點在雲南有着廣泛的分佈,迄今共發現近400處。 [8]  從雲南出土遺址的自然環境看,有河湖台地、湖濱地區的貝丘遺址洞穴遺址3種人類居住選址的類型。 [7] 

雲南歷史夏商周時期

夏、商時期,雲南屬中國九州之一的梁州

雲南歷史秦漢時期

主詞條:滇國
先秦時期,雲南是著名的馴馬產地 [9]  。“昆明”人主要分佈於滇西地區,而月氏系統的“叟”人則更多地分佈於滇中甚至更為東部的地區。 [10]  雲南主要有哀牢、昆明、滇等族。
前3世紀,楚國大將莊蹻進入滇池地區,建立滇國 [11]  。漢初時期,雲南族羣眾多,且經濟形態有農耕和遊牧,發展水平不一。 [12] 
秦統一中國後,修“五尺道”,在雲南派官“置吏”,標誌着中央王朝對雲南正式統治的開始。 [12] 
漢元封二年(前109年),西漢武帝時期,開西南夷,滇王降,賜滇王王印,設益州郡,領縣27個。王莽時期,南中地區發生動亂,王莽派大軍十萬 , 經過十多年的征討,平定動亂。王莽任命文齊為益州太守。
東漢在今保山永昌郡,亦屬益州部,對雲南的統治進一步深入,中國在雲南西部地區的疆域已大體奠定。 [13]  中央王朝繼續向雲南移民,到東漢末年,漢族移民已在雲南形成巨大勢力。為控制漢族移民,邊郡官員在移民中選拔和培植一批“豪族大姓”。中平元年(184 年)黃巾起義爆發,雲南大姓聚眾稱雄,割據一方。

雲南歷史魏晉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今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被稱為“南中”。三國時南中部分奴隸主貴族據地自雄,諸葛亮率大軍渡瀘,平定南中,並調整郡縣建置。
晉朝泰始七年(271年),改置寧州。太康三年(282年),復省入益州,置南夷校尉。太安二年(303年),復置寧州。東晉咸和八年(333年),李雄李壽率兵攻佔南中,李壽被封為“建寧王”,爨琛交州刺史。鹹康四年(338年),分置安州。鹹康五年(339年),爨琛降晉,晉王朝封爨琛為寧州刺史,並承認其世襲地位,從此漢族豪族爨氏統治雲南400年。 [14] 
漢晉時期,有較多的移民進入雲南,所形成的小聚居區,主要在郡縣治地與交通沿線。 [15]  這時雲南廣泛使用鐵器,實行移民屯田,滇中、滇東北等地出現了新的封建生產關係的因素。
南北朝,梁大同年間,改置南寧諸州,承聖末年,雲南成為西爨與東爨之地。 [13] 

雲南歷史隋唐宋時期

主詞條:南詔大理國
隋代消除割據勢力,雲南重新置於中央政府的直接統治之下,唐初繼之,基本上恢復了漢晉時期的郡縣規模。隋開皇十七年(597年),復開南中,仍置南寧州,領羈縻數十州,後又領於益州都督府
唐武德元年(618年),設南寧州,後改為南寧都督府;武德七年(624年),設雟州都督府;貞觀六年(632年),復置戎州都督府;麟德五年(664年),設姚州都督府。 [12]  在雲南建立了一大批羈縻府州,唐朝未能在雲南實行屯墾戍邊的政策。唐朝主要採用羈縻政策,依靠當地的酋長夷帥建立統治 。 [14] 
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洱海地區的蒙舍詔部落首領皮羅閣兼併五詔,建立南詔國,被唐朝賜名“歸義”,皮羅閣封為雲南王,南詔時期的疆域東接貴州,西抵伊洛瓦底江,南達西雙版納,北接大渡河;東南界今越南,西南界今緬甸;西北與吐蕃為鄰,東北與戎州相望的廣闊疆域。南詔內修制度,築拓東城。次年建都太和城。天寶元年(742年),置戎州督羈縻三十六州。天寶九年(750年),南詔佔領雲南全境,稱臣吐蕃,僭國號曰大蒙。
唐朝對南詔佔據爨地十分不滿,雙方發生爭執與衝突。唐朝調動大軍先後在瀘南和西洱河地區對南詔發動了兩次大的征討,結果慘遭失敗。貞元十年(794 年),唐朝與南詔在點蒼山結盟,南詔背棄吐蕃迴歸唐朝 。唐朝以南詔為 “雲南安撫使司” , 由劍南西川節度使兼任 “雲南安撫使” 。 [14] 
南詔建立後,大規模移民,把20餘萬户白蠻遷至永昌地區,把烏蠻自山林深谷遷至西爨故地。 [12] 
879年,鄭買嗣殺南詔王建大長和。光化四年(901年),鄭買嗣奪位,自立為王,改國號大長和。後唐天成三年(928年),楊幹貞大義寧。後晉天福二年(937年),段思平聯絡三十七部滅大義寧國,建立大理國政權。大理國政權基本上承襲了南詔以來的疆界,行政區劃設有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實行封建農奴制專政。大理國政權在雲南的統治基本與中原的宋朝相始終。大理王向宋朝稱臣納貢,其首領先後被宋朝封為雲南八國郡王、 大理王等,併成為南宋王朝抵禦蒙古貴族西部戰線的助手。大理國政權始終保持着對宋王朝的臣屬關係

雲南歷史元明時期

雲南歷史元朝

1253年,忽必烈率大軍乘革囊渡金沙入雲南,滅大理國,1260年,設“大理國總管”。1276年,忽必烈選派賽典赤·贍思丁來雲南建立雲南行省,任賽典赤為“雲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省會中慶路(昆明),清查户口,編定賦役,自此昆明取代大理成為雲南的政治中心,雲南完全納入了元朝的統一治理範圍,“雲南”一名便正式作為行省一級的機構出現在歷史上。 [12]  此後元朝封也先貼木兒為雲南王,1290年封皇孫甘麻剌梁王,雲南王鎮大理,梁王管轄全省,雲南實際上存着行省與諸王府兩套政權。
元王朝在雲南行省之下設置路、府 、州、 縣等各級行政機構。除“蠻夷”聚居的地區實行土官制度(宣慰司 、宣撫司土知州等)而外,基本上實行和內地一樣的行政區劃和政治制度。至元二十年(1283 年),開始在雲南建立軍事屯田,軍事屯田的任務主要由蒙古、色目、契丹等民族組成的軍隊承擔。 [14] 
蒙古、回回移民入滇, 即將制炮術、採礦術、醫藥、天文曆法等一些先進知識隨同帶入。 [16]  伊斯蘭教在雲南進入空前發展時期。回回人亦與當地人進行通婚和融合。 [12]  元代以前遷入雲南的漢族移民,主要聚居在郡縣治地。 [15] 

雲南歷史明朝

主詞條:三徵麓川
明朝建立後,明朝先後五次派遣使者入滇勸降,兩次使臣被殺,勸降無果。洪武十四年(1381年)8月,朱元璋發佈徵雲南詔令,命傅友德徵南將軍藍玉為徵南左副將軍、沐英為徵南右副將軍。9月,自南京出發,兵分兩路,從北、東兩個方向大舉向雲南挺進。洪武十五年正月,昆明城被攻破,洪武十五年閏二月,大理城被攻破。至此,雲南全境基本平定。 [17] 
明朝政府調整了對雲南的管理方案,大量撤縣幷州 [18] 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立了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實施了“土流並治”,“移民實滇,開發生產” [19]  ,平滇軍隊、戍邊屯墾衞所軍卒及其家屬大多落籍雲南。 [13]  洪武中期,明朝進行了大規模調軍雲南,屯種聽徵、組建衞所、屯田鎮戍的軍事移民活動。。明代初年,雲南户口有59576户,到萬曆初年已增至471048户,其中軍户總計335426户。 [14] 
雲南內地設府、州、縣,實行以流官為主的統治,在邊遠地區則建立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御夷”府州等,全由土司管轄。礦冶業迅速發展,銀、銅的產量居全國第一。 [17]  [12] 
明初開始,隨着中央政權統治的深入,入遷的人口源源不斷,除少數偏遠的民族聚居區外,“夷化”過程基本中斷。進入雲南的漢族以聚居的形式分佈於各重要地區,並在與當地各族的交流來往中發揮主體作用和影響,經相互融合而形成具有鮮明地方特點的雲南漢族羣體, [16]  “夷人”漢族移民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幫助、相互融合為形成 “雲南人”。
明代雲南西南的“白夷”(傣族)貴族思倫發、思任發、思機發數次積聚力量,試圖建立“麓川王國”,與明朝抗衡。明朝分別於1441年、1443年、1448年發動了征伐麓川的軍事行動嘉靖年間(1522-1566),緬甸洞吾王朝對雲南西部邊疆的侵略活動愈演愈烈,侵佔了滇西大片土司地方, 並進犯姚關。1583年,明朝廷命鄧子龍等率軍前往雲南抵抗。在今施甸姚關地區打敗緬軍,阻止了其進一步的侵犯。後十餘年,明朝軍隊與洞吾軍隊長期征戰於隴川猛卯、猛密、蠻莫、孟養之間。 [20] 
明末,以李定國為代表的大西軍,曾擁護流亡皇帝永曆帝以昆明為根據地為抗擊清軍。

雲南歷史清朝時期

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吳三桂進攻雲南,永曆帝及其隨員逃至緬甸康熙元年(1662年),永曆帝朱由榔及其子被吳三桂從緬甸逮回,絞死在昆明金蟬寺,明朝最後一代王朝覆滅。清康熙年間,吳三桂的叛亂被粉碎。
清朝沿襲明朝制度,在雲南設承宣布政使司。滇南的元江府、 普洱府等地, 明代王朝勢力尚未深入。清兵入滇,元江土知府那嵩抗清失敗,順治十七年(1732年)改設流官。雍正二年(1724年)威遠改土歸流,雍正九年(1731年)設置普洱府。雍正十年(1732年)設置他朗通判。 [14] 
雍正年間鄂爾泰推行“改土歸流”,邊疆部分地區仍保留土司制度。清代前中期對雲南地區實施的府州升降、衞所裁併和改土歸流等行政、疆域調整,在雲貴地區系統地建立起中央行政管理和社會控制體系,併為外來移民的全面進入和深入開發創造了重要條件,對雲南社會歷史產生重大影響 [21] 
雍正時期雲南布政司領府23、直隸同知1、州31、土府、州各1,主要統治重心區域的行政設置基本沿襲前明,但土司、土官的建制數目比明代明顯減少。 [22]  康熙六年(1667年)至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間,雲南地區有16個府級行政單位發生建置變動,調整面達到雍正朝全省府級數的66.7%。 [23]  雍正四年、五年(1726、1727年),原隸四川的東川、烏蒙和鎮雄三府經改土歸流後分別劃入雲南, 基本奠定了現代滇東北行政區劃格局。 [24]  到嘉慶年間雲南共領府14、直隸州4、直隸廳4。
乾隆朝對雲南農業的開發 [25]  ,保證了雲南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發展,促進了雲南人口的穩步增長。 [26]  清朝時期大量移民入滇,康熙朝開始在雲南實行的“放本收銅”政策 [27]  ,帶動了交通業、商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使漢文化在雲南得到廣泛和深入的傳播,雲南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與中原結成一個整體。 [16] 
鴉片戰爭後,法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將雲南劃為法國的勢力範圍蒙自、蠻耗、河口等地被劃為商埠,從領土主權礦產開發到經濟貿易等各個方面對雲南邊境進行侵略。 [28]  法、英兩國對雲南的強侵豪掠,使得雲南邊境告急。
鹹、同年間,雲南發生回民杜文秀起義, 滇西、滇中、滇南均有戰火。清朝末年,雲南省為300餘萬兩,歲出約需600餘萬,每年除由部庫撥款及各省協濟160餘萬元,尚不敷100餘萬。
1910年,滇越鐵路全線通車,改善了雲南對外交通運輸條件,推動了雲南經濟尤其是礦業的發展。錫成為雲南對外貿易的支柱產品,錫業代替銅業成為雲南礦業的命脈,促進雲南煤業的發展。礦業中心從滇東北地區轉移到滇越鐵路沿線地區,形成滇越鐵路沿線礦業帶,滇越鐵路沿線礦業帶也成為近代雲南礦業最發達地區。但通過滇越鐵路,法國滇越鐵路公司獲取了高額利潤 [29-30]  [31-32] 
宣統三年(1911年)10月30日,發動了昆明起義(重九起義),組建雲南大漢軍政府,同月27日、及11月1日先後爆發了騰越、滇南起義,三次起義都取得了勝利,全省迅速光復。

雲南歷史民國時期

民國創立,省自為政,協餉停止,在民國初期及蔡鍔任軍都督時期,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開源節流, 整頓財政。 [28]  民國四年(1915年)2月25日,蔡鍔唐繼堯等領導發動了護國運動。民國十七年(1928年),廢道設省。民國政府對雲南土司採取懷柔政策,並未進行強制性改土歸流。 [33] 
民國十八年(1929年),蔣介石任命龍云為雲南省政府主席等,以龍云為首的雲南地方實力派統治在雲南確立。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雲南成為全國抗戰的大後方,是安置內遷企業和發展戰時工業的基地,雲南先後派出20萬雲南軍隊開赴台兒莊、武漢等前線抗戰,投入10萬多民工搶修滇緬公路。1942年,日軍佔領東南亞後,雲南聯結東南亞的滇越鐵路、滇緬公路相繼中斷,雲南對外貿易量鋭減。雲南作為戰略物資的重要輸入線,傳統驛運有所恢復 [34]  [35]  緬甸淪陷後,開闢中印航空線,同時開築中印公路。
1944年5月開始,中國軍隊浴血反攻,相繼收復騰龍地區。
抗戰勝利後,1945年10月,蔣介石免除龍雲的雲南省主席職務,龍雲逃亡香港。 [36]  中共雲南地方黨組織全面開展了組織、發動民眾,武裝奪取政權的鬥爭,組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桂滇黔邊區縱隊”。

雲南歷史新中國成立後

主詞條:盧漢雲南起義
1949年,在黨的統一領導下,解放了61個縣城,建立了14塊根據地。同時,解放軍野戰軍揮師南下。12月9日,盧漢率部在昆明起義,雲南宣告和平解放。
1950年2月24日,雲南完全獲得解放。3月,雲南省人民政府成立。
1951年3月,雲南省第一個專區級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寧洱專區成立。 [37] 
參考資料
  • 1.    建置沿革   .雲南省人民政府[引用日期2018-05-21]
  • 2.    胡承志. 雲南元謀發現的猿人牙齒化石[J]. 地質學報, 1973(1):67-73.
  • 3.    周國興, 胡承志. 元謀人牙齒化石的再研究[J]. 古脊椎動物學報, 1979, 17(2):57-70+96-97.
  • 4.    李普, 錢方, 馬醒華, et al. 用古地磁方法對元謀人化石年代的初步研究[J]. 中國科學, 1976, 19(6):579-591.
  • 5.    鄭良. 雲南昭通發現的人類牙齒化石[J]. 人類學學報, 1985(2):105-108.
  • 6.    陳德珍, 祁國琴. 雲南西疇人類化石及共生的哺乳動物羣[J]. 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1978(1).
  • 7.    李昆聲, 胡習珍. 雲南考古60年[J]. 思想戰線, 2009, 35(4):1-12.
  • 8.    王大道:《再論雲南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類型》,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雲南考古文集一慶祝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週年》,雲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頁
  • 9.    《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載: “(滇池) 池中有神馬,或交焉,即生駿駒,俗稱滇池駒。日行五百里。”
  • 10.    範舟. 先秦時期的雲南遊牧文化[J]. 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v.29;No.143(04):139-145.
  • 11.    楚將莊蹻率軍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 12.    呂文利. 論中國古代邊疆治理中的“雲南模式”*[J]. 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4).
  • 13.    李壽, 蘇培明. 雲南歷史人口述略[J]. 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7(3):26-32.
  • 14.    林超民. 漢族移民與雲南統一[J]. 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3):106-113.
  • 15.    方鐵. 雲南古代民族關係的特點及形成原因[J]. 社會科學戰線, 2013(7):130-136.
  • 16.    古永繼. 元明清時期雲南的外地移民[J]. 民族研究, 2003(2).
  • 17.    楊開院. 雲南明初的轉折—漢族移民入滇史略[J]. 今日民族, 2017(10):54-57.
  • 18.    把現在的昭通市和曲靖市大部地區劃給四川來管理,把現在曲靖市東部地區劃給貴州來管理。
  • 19.    《太祖洪武實錄》卷186 :洪武十七年, 將內地一些富家大室遷移至滇;二十年, 又“詔湖廣常德、辰州二府, 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 往屯雲南” 。
  • 20.    陸韌. 明朝統一雲南、鞏固西南邊疆進程中對雲南的軍事移民[J].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05, 15(4):68-76.
  • 21.    清代前中期雲貴地區政治地理與社會環境
  • 22.    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 下冊, 中華書局1987年版, 第777、782、783頁.
  • 23.    資料出處為嘉慶《重修一統志》卷475《雲南統部·建置沿革》、光緒《滇南志略》卷1-6。
  • 24.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475《雲南統部·建置沿革》。
  • 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檔乾隆朝奏摺》之《署雲貴總督愛必達奏: 為循例借帑開渠引水,以利民生事(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 》:雲南跬步皆山,不同舟楫,田號雷鳴,民無積儲,一遇荒歉,米價騰貴。凡系水利,有關民食者,皆及時興修,不時疏濬,總期有備無患,須要因地制宜,可謀成斷,不應惜費。如難奏效,亦不必強作。
  • 26.    馬亞輝. 乾隆時期雲南的農業開發[J]. 昆明學院學報, 2012(1):102-107.
  • 27.    (清)蔡毓榮:《籌滇第四疏·議理財》:康熙二十一年, “三藩之亂”剛平, 為解決地方財政困難、穩定社會, 雲貴總督蔡毓榮疏言“鼓鑄宜廣” 、“礦硐宜開” , “聽民開採而官收其税” , “利不專於官而與民共之”。
  • 28.    武曉芬. 清代及民國雲南鹽政變化與地方經濟的關係[J]. 中國經濟史研究, 2004(3).
  • 29.    唐明炎等:《蒙自關始末》, 《紅河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 第17頁:據滇越鐵路公司的報告, 全路投資為15846萬法郎, 而每年的收入達6720萬法郎, 其中純利潤達1000萬法郎以上, 這條鐵路平均每公里的收益是越南西貢至河內的南北鐵路的3.6倍。
  • 30.    雲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續雲南通志長編》中冊, 第1013頁載:滇越鐵路運價較國內各鐵路為高, 且一律以越幣核算,故自金價騰貴, 其收費亦隨之增加數倍, 又貨物過越南時, 雜費甚多, 不堪苛擾, 是皆本省對外貿易之莫大障礙, 而輸出貿易, 受害尤為重大。
  • 31.    譚剛. 滇越鐵路與雲南礦業開發(1910-1940)[J].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10(1):69-81.
  • 32.    譚剛. 箇舊錫業開發與生態環境變遷(1890-1949)[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2010, 25(1):16-25.
  • 33.    王明東, 李普者, 陳樂平. 民國時期雲南土司及其邊疆治理研究[M]. 2015.
  • 34.    李珪.雲南近代對外貿易史略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42輯)[Z].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89其中由大理、麗江經迪慶、西藏到印度的馬幫運輸空前活躍,往來運送商品的馱馬由1942年前的3000 多匹增到10000多匹,雙程貨運量達到了1000多噸,每年僅出入中甸的財貨總值達1000多萬元半開。
  • 35.    朱偉. 論近代雲南馬幫形成的動因機制[J]. 蘭台世界, 2012(10).
  • 36.    汪朝光. 蔣介石與1945年昆明事變[J]. 近代史研究, 2009(3):63-76.
  • 37.    周少青. 雲南民族區域自治實踐中的協商民主[J]. 民族研究, 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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