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

1913年，入杭州鹺武小學讀書，開始擁有私人閲讀空間，閲讀古典説部和《水晶鞋》《木馬兵》等外國童話。

1919年，考入宗文中學。

戴望舒(3張)

1922年8月，首次公開發表文學作品小説《債》，載《半月》第1卷第23期；9月，與張天翼、施蟄存、葉秋源，李伊涼及馬天騷等在杭州成立蘭社。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學文學系。師從田漢，在校期間，學習中外文學和革命理論，參加實際鬥爭。

1925年6月，上海大學被封；同年秋，轉入震旦大學學習法語。

1926年，與施蟄存、杜衡等人創辦《瓔珞》旬刊，發表詩作《凝淚出門》。

1927年寫的《雨巷》。1928年發表《雨巷》，並與施蟄存、杜衡、馮雪峯創辦《文學工場》。

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我的記憶》。

1932年，任《現代》編輯；11月初，赴法國留學，先後入讀巴黎大學、里昂中法大學。

1935年春，被裏昂中法大學開除回國，開除原因一説是在中法大學學習一年多時間，不上課，不按時交作業，年終也不參加考試，到了期限即回國；一説是在西班牙旅遊期間參加反法西斯遊行，法國警方通知中法大學當局，這個學生不能再留法國；3一4月，乘船回國到上海。不久，與施絳年解除婚約。先開始籌辦《現代詩風》雜誌。

1936年6月，與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結婚。 ^[3] 

1936年10月，戴望舒與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馮至等人創辦了《新詩》月刊，這是中國近代詩壇上最重要的文學期刊之一。《新詩》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現代派詩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場所。

1937年1月，第3本詩集《望舒詩稿》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抗戰爆發後，戴望舒轉至香港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創辦《耕耘》雜誌。

1938年3月，一起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5月，抵達香港；8月，主編《星島日報·星島》副刊。

1939年3月，“文協”香港分會成立，為適應環境，改稱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留港通訊處”，戴望舒當選為首屆幹事，同時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學組負責人，《文協》週刊編輯委員；7月，和艾青主編《頂點》；10月，參與“文協” 香港分會、中國文化協會、中華漫畫界協會香港分會、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聯合舉辦的“魯迅逝世三週年紀念會”的策劃和籌備工作。

戴望舒與家人(5張)

1941年底，因宣傳革命，被日本人逮捕入獄。

1942年7月3日，獄中獲釋，創作作品《我用殘損的手掌》。 ^[10] 

1943年1月，給穆麗娟寄“離婚契約”；5月30日，與楊靜（麗萍）在香港結婚。 ^[3] 

1946年3月，全家赴上海；8月，經周煦良介紹，任暨南大學教授，教西班牙文。

1947年7月，因參加教授聯誼會、支持進步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被暨南大學解聘；8月，任上海市立師範專科學校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唐詩研究和中國古代小説史，同時兼任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教授，教音韻學。

1948年5月，因參加教授罷課，被上海市立師專校長串通地方法院，污陷控告，説是香港漢奸文人，出票傳訊，被迫離滬，攜妻女再度赴港。 ^[3] 

1949年2月，與楊靜離婚；3月，離港抵北平；6月，參加在北平召開的中華文學藝術工作代表大會。後擔任新聞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法文科科長，從事編譯工作。

1950年2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45歲。安葬於北京西山腳下的北京市萬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親筆書寫的“詩人戴望舒之墓”。 ^[3] 

戴望舒一生與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緣，他的初戀是施蟄存的妹妹施絳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第二任夫人是楊靜，然而三位女性卻並沒有哪一位能與他相持一生，最後只留下令詩人的一生難以釋懷的愛情悲劇。

戴望舒與家人(4張)

1927年，大革命失敗，戴望舒、杜衡到松江縣施蟄存家避難。這個時期，戴望舒愛上了施蟄存的大妹妹施絳年。施絳年雖然比他年幼5歲，卻因受到良好的教育，懂得感情，開朗、活潑、富有個性，不像戴望舒那樣既衝動又憂鬱內向。兩人性格上的差異造成彼此感情上的不平衡，再加上戴望舒童年一場天花後臉上留下的瘢痕，也使施絳年不悦，這給他們的愛情蒙上了陰影。1928年，戴望舒以跳樓相逼，施絳年無奈只得接受戴望舒。1931年，兩人訂婚，施絳年此時實已愛上他人，便以希望戴完成學業以保證以後經濟無礙催促他出國讀書。第二年，戴守約前往法國留學。在法國沒過多久便傳來施絳年移情別戀的消息，戴望舒傷心不已，無心學習。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證實施絳年已移情別戀，他便當眾打了施絳年一記耳光，然後登報解除婚約，結束了這段長達8年的苦戀。

沉浸在失戀傷痛中的戴望舒，當時住在劉吶鷗的江灣公園的公寓，與穆時英一家捱得很近，為了撫慰戴望舒愛情的傷口，穆時英將自己的妹妹穆麗娟介紹給戴望舒。小他12歲的穆麗娟的清純、秀麗一下就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從感情的困厄中掙脱出來。1936年，兩人在上海舉行了盛大的婚禮。穆麗娟是仰慕他的才華與他走到一起的，兩個人本應該有很好的婚後生活。不幸的是，戴望舒根本不懂得怎樣去愛一個女人，在家只顧自己讀書寫字，很少與妻子交流。直把一顆愛着他的心降到冰點，離開他時，他才後悔，再次以死相逼，然而這回也沒能把妻子逼回來。1940年冬，戴望舒無奈離婚協議上簽字，再次陷入到愛情的悲劇之中。 ^[4] 

1942年，戴望舒與同在大同圖書印務局的抄寫員楊靜相識，並很快進入熱戀。儘管楊靜的父母竭力反對，但楊靜是個充滿個性的女孩，她衝破種種阻力，毅然與大她21歲的戴望舒結了婚。楊靜從小長在香港，嬌小美麗，活潑好動，結婚時才16歲，由於彼此性格和年齡的差異，加之婚前缺乏深入瞭解，婚後不久便出現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瑣事吵架。1948年末，楊靜愛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並向戴望舒提出離婚，戴望舒做出了種種努力希望挽回，然而楊靜心意已決無法挽回，戴望舒只得一直不在離婚協議上簽字。楊靜無奈之下與姓蔡的青年相偕出走。

戴望舒作品(2張)

喜歡看書和買書是文人的共同愛好，戴望舒嗜書如命。喜歡書的文化人，即使因為囊中羞澀，買不起書，光是看一看，摸一摸，也會感到其樂無窮。戴望舒最喜歡逛塞納河左岸的書攤，他説：“就是摩挲觀賞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滿足的，況且薄暮的塞納河又是這樣的窈窕多姿！”戴望舒留學法國期間，雖然衣食無着，人在異鄉，但只要手上有錢，總會量力而行，日積月累，竟然買了不少書。好友施蟄存對此豔羨不已，寫信給戴望舒時説：“聽説你有許多書運來，甚想早日看見。”施蟄存也經常委託他幫忙買書，兩位好朋友在面對好書時，總是不可遏止地想着要去擁有它。施蟄存講到戴望舒在信中所講的巴黎書業的盛況時，總是會發出可憐兮兮的嘆息：“我只恨無錢，不然當寄你三四百元給買大批新書來看看也。珍秘書之嗜好至今未除，希望繼續物色，雖無書寄來，目錄也好。 ^[5] 

《少女之誓》法國沙多勃易盎著、《鵝媽媽的故事》法國沙.貝洛爾著、《意大利的戀愛故事》、《兩次戰爭間法國短篇小説集》、《意大利短篇小説集》、《小城》等作品 ^[6]  。

雨巷(4張)

戴望舒能在文學史上留名最大的原因是他所創作的優秀的詩歌，他本人也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因為其風格獨特的詩作被人稱為現代詩派“詩壇領袖”。1927年，他的詩《雨巷》顯示了新月派向現代派過渡的趨向，而1929年所創作的《我的記憶》則成為了現代詩派的起點。（錢理羣） ^[7] 

戴望舒詩歌中的憂鬱情思為基點，詩歌中所藴含的既有古典意味的生命感受。首先，戴望舒的愛情詩在表現愛情的隱私性以及表現愛情時多運用女性意象方面，明顯地受到晚唐詩人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説是對温、李詩歌相思主題的現代連釋。同時，愛情成為詩人人生體驗的主要內容之一，這體現了戴望舒詩歌的現代性。綜言之，戴望舒的愛情經歷是現代的,愛情特質是現代的，但他所賦予的表現形式卻是古典的、傳統的。其次，戴望舒詩歌中的悲秋主題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詩人以詠秋的傳統題材來呈現現代人寂寞與青春煩憂的感傷情懷，加強了詩歌的審美張力。而理解隱藏在悲秋主題背後的死亡意識則能更好的理解詩歌中的憂鬱情感。分析戴望舒的《致螢火》等詩篇，我們還可以發現詩人的死亡想象與書寫方式屬於典型的道家文化系統。最後，戴望舒詩歌中的田園鄉愁與牧歌情懷是一種傳統的人間情懷的流露，深具東方詩的神韻，而漂泊的、倦行的旅人形象不僅受到中國古代詩歌羈旅者形象的影響,同時尋夢者與夜行人形象又明顯地帶有西方象徵主義的影響，構成了一個帶有現代性意味的創作母題。作為一位深受中西文學和文化影響的詩人，戴望舒積極尋找中西詩歌藝術的融合點，創造出了屬於自己民族的現代詩。戴望舒在新詩的民族性建構方面的一些經驗和做法啓示現當代作家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現代中國新詩的創作，應該以民族文化審美心理機制為基礎，以民族精神為靈魂,來吸收外國文學的藝術營養，建構具有現代這一時代特色的中國文學的民族性。（李偉超） ^[8] 

戴望舒紀念碑牌位於法國里昂大學的校園內，碑牌位於一叢丁香花旁，紀念牌上用中文寫着：“紀念中國詩人戴望舒里昂中法大學學生”。1932年-1934年，戴望舒在此學習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