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的貓

在一個陰雨天，一對在意大利旅遊的美國夫婦留宿在旅館裏，丈夫躺在牀上看書，太太站在窗邊眺望風景，無意中看見窗外有一隻貓蜷縮在一張水淋淌滴的綠色桌子下躲雨。懷着惻隱之心，太太決定把那隻雨中的貓抱回房間。然而等她下去以後，貓卻不見了蹤影。太太大失所望地回到房間。這時有人敲門：一位侍女站在門口，懷抱一隻大玳瑁貓，説是旅館老闆送給太太的。小説到此戛然而止。 ^[2] 

小説寫於20世紀20年代初，當時美國的女性地位正經歷着巨大的變化，新女性重新定位自己在家庭和社會的角色，她們要求和男性平起平坐，不再扮演受男性庇護並服從於男性的傳統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實際上，新女性更象男性，無論是外貌還是行為都是個“假小子”：她們留短髮，穿短裙，並像男人一樣打高爾夫、駕駛汽車、抽煙喝酒;她們性格開放，工作熱情，追逐享樂。《雨中的貓》充分反映了海明威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對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進行的深刻思考。 ^[2] 

海明威1921年結婚時才21歲，不願擔負家庭的責任，所以一直反對妻子哈德莉生孩子，然而哈德莉因為長海明威8歲，結婚時已29歲，急切地想有個孩子，為此，夫婦常爭吵。這一年，哈德莉又懷孕了，在這以前，哈德莉懷過孕，但因為海明威的強烈反對而被迫流產。哈德莉第二次懷孕已經30多歲了，她知道在這個年齡生孩子已經不年輕了，所以執意要把孩子生下來。而此時海明威才23歲，職業寫作生涯剛剛開始，他不願為孩子所累，但又無可奈何，因為哈德莉畢竟是自己的妻子。由於哈德莉懷孕生子，海明威經濟上不堪重負，所以他心情煩躁，從內心深處厭煩哈德莉，這些情感都投射在小説《雨中的貓》裏。 ^[2] 

海明威稱小説女主人公為“美國太太”，這就意味着這位“妻子”代表着所有美國女性，她的命運也就具有了普遍性。小説中這位美國太太“像個男孩子那樣，頭髮剪得很短”，這正是當時新女性的典型裝扮。而不顧外面下着雨，拒絕丈夫的幫助，執意要親自去抱回雨中的貓，甚至忘了打傘，這種企圖扮演傳統的男性所擔任的“拯救者”的英雄角色也是典型的新女性的作為。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新女性卻不再滿足扮演“男人”的角色，渴望迴歸傳統女性的形象，想把“頭髮留起來”，梳到腦後，“扎得又緊又光滑，在後腦勺扎個大結兒”，希望“現在是春天”，自己能有“一隻小貓”（春天是繁衍後代的季節，一隻小貓的寓意是嬰兒，也就是説她渴望做一個母親）。小説中女主人公作為新女性的代言人對傳統女性角色的渴望反映了女性在重新定位自己，希望能在傳統女性角色和新女性角色之間獲得一種平衡。然而這種願望卻遭到了男性的否定：丈夫對妻子渴望得到“貓”（孩子）的冷漠態度表現了男性對女性傳統角色的否定；旅館老闆送回一隻大玳瑁貓這個行為從某種程度上否定了“妻子”扮演“拯救者”新女性角色的企圖。所以，不管是丈夫的冷漠不為還是旅館老闆的所為都是男性對女性有所作為的否定。在兩性世界，男性因為站在女性的對立面，羈絆着女性無法實現完滿，在顛覆對方的同時也毀了自己，從而引起兩性世界的坍塌。 ^[2] 

文中塑造的男性形象，無論是丈夫還是旅店的老闆都是這個男權社會的典型代表，他們輕視女性，踐踏女性的情感和需求，主宰女性的命運和生活。 ^[3] 

作為一位無名無姓的平凡生活中的女性，在生命的旅途中，面對內在的需要（慾望）和外在的誘惑，美國太太無從選擇也無力選擇，只能在喃喃私語中給自己製造一個虛幻的世界以尋求暫時的滿足。女人之所以對貓情有獨鍾，正是由當時社會條件下特定的女性審美特點和感性要求所決定的。在這種情形下，她們只有為自己找尋另一個“他者”，為自己的情感找到一個宣泄口，企圖從保護比自己更弱小的動物中暫時找到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女人天生的母性和同情心將她與貓自然而然地維繫到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説，“女人尋貓”這一個功能級符素不妨還可以看作是一種父權制下的母女認同關係，是一種女性權威的建立，是女性通往潛在力量的道路。

由於貓的所指意義是社會賦予的，由其所處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環境產生。所以美國太太在看到雨中的貓並開始尋找它的那刻起，身份已經從“太太”變成了“女子”，從清晰地隸屬於男人回到身份不甚明瞭的獨立女子狀態，貓這時便是美國太太在自我意識支配下主動追求的符號。“不管怎樣，我想有隻貓，”她説，“我想要只貓。我現在就要只貓。如果我不能留長髮，也不能有別的樂趣，有隻小貓總可以吧”。雨中的貓激發了美國太太尋找迷失的自我的慾望，這是女性對自己命運理解和思考的必然結果。在意識到自我之後，對貓的追求左右了美國太太的思想。回到從前的女子身份後，她復甦了或者説開始了對生活的新憧憬。她渴望銀器、蠟燭、漂亮衣服、在腦後打一個大大的結的髮式等等。這些豐富多彩的功能級符號頗具女性意味，指示女性在靈魂深處期待能夠主宰自己的生活，渴望滿足自我。 ^[4] 

然而，美國太太的希望最終還是落空了。貓終究不可得，在被渴望灼痛的無奈裏，她重又回到窘境之中。小説中海明威似乎對自己的女主人公寄予了同情，讓飯店的女侍給她送去了一隻大玳瑁貓。故事到此為止似乎滿足了女人的尋貓願望；但是，此貓非彼貓。小説中甚至沒有提及雨中的貓的顏色，它只是一個不真實的虛幻的影像，指示着女人對自己的願望處於一種模糊的、大致的、不甚明瞭的狀態。在以旅館老闆為代表的男性看來，以美國太太為代表的女性的渴望與追求已經得到了解決：女人要貓，就給她一隻，只要是貓就行，是不是她看到的那一隻又何妨？然而，這種“過盡千帆皆不是”的憂愁和無奈，是試圖與世界溝通的美國太太所面臨的一種不願接受的挫敗感，是一種被動的接受，或者説不能選擇。這隻玳瑁貓就代替雨中的貓，成為被動接受的符號。所以，從文本表面看來，從美國太太“尋貓”到“旅館老闆派人送給她一隻大玳瑁貓”，女性的願望似乎得到了滿足，但是貓這一符號的指稱意義被漠視，女性的內心要求和感受被忽略，她苦心構築的通往外界的橋樑坍塌了，她所承受的是一種欲求無法投遞的悲哀。美國太太與丈夫之間的怨恨與隔膜在簡潔的文字中力透紙背，同時我們也能感受到在表面的同情背後潛藏着的疏遠、冷漠與異化。 ^[4] 

貓則是男權社會里女性的象徵，作者從女主人公對貓的情感變化描繪了她們內心的需要和苦悶，她們漂泊在社會的邊緣，渴望得到社會的理解和接納，然而卻又只能做一個無奈的被動接受者，內心鬱悶、寂寞、無聊和壓抑，心靈嚴重扭曲。小説將扭曲的人性表現得淋漓盡致，也將男女的不平等的社會現象，男女雙方力量懸殊的對抗展示得一覽無遺，暗示着故事不言自明的不幸結局。 ^[3] 

《雨中的貓》是海明威為數不多的以女性為主角的作品。在這部小説中，海明威從女性的視角細膩地描繪出了她們內心的渴望和苦悶、需求和言行，傳達出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附屬地位和渴望改變處境的強烈願望，甚至她們自我意識的逐漸覺醒和對社會的抗爭，使得作品的女性主題更顯含蓄深刻、發人深思，也隱含着海明威對女性的理解和態度。 ^[5] 

海明威在《雨中的貓》中藉助花園、大海、廣場，房間、樓梯、門和窗等空間場景來建構小説情節的框架，同時充分展示出不同場景所藴含的象徵意象和深層話語內涵，生動體現了海明威“冰山風格”的語言魅力，凸現小説兩性衝突的主題。作者巧妙運用這些空間場景的象徵及其原型意象的再現，拓展了作品的意義空間，從而把主人公無法言傳的、複雜而微妙的內心變化表達得淋漓盡致，使讀者深刻理解到美國男權社會中女性的內心仿徨、困惑和掙扎，以及對自由和獨立的渴望與不懈追求。 ^[6] 

乍看題目《雨中的貓》，讀者多會將其想象成一個主要講述雨中的貓的遭遇的故事，也許還會將其想象成一個以第一人稱的擬人手法敍事，反映保護動物、愛護生命等主題的小説。然而，這種想象與標題的真實含義其實相去甚遠。“雨中的貓”固然是文章出現的一個真實角色，但它更是故事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和對女主人公的映射。女主人公因為不經意地發現了窗外雨中的貓而外出冒雨尋貓，未果失望而歸，卻意外收到了旅店老闆派人送來的貓。全文因貓而起，止於得貓，故事完整生動。然而，這個孤獨無助的美國少婦並非心血來潮愛上了貓，而是在這隻躲在窗下避雨的流浪貓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和它都一樣的孤寂無援，渴求温暖關愛；同時，她也想借下樓找貓之機吸引她丈夫的注意力。然而，作者並不以含義更直白的如“一個寂寞的美國婦人”或“不幸的婚姻”等為標題，因惟有原題，更能讓讀者展開想象的翅膀，並更能涵括作者所要反映的以男女不平等為中心的包括人際關係、家庭、婚姻等的系列社會問題。

由此可見，《雨中的貓》這一題目高度體現了“冰山原則”的特點，它濃縮了作品的中心思想，映射了女主人公的不幸境遇，並留有餘地，言簡意賅。 ^[7] 

海明威的“冰山原則”在故事的情節安排上也可見一斑。在《雨中的貓》講述的故事中，女主人公首先是因無聊呆坐窗前而發現了一隻在雨中的貓，心生憐憫而冒雨出門尋貓，丈夫則一直閒躺在牀上看書，對妻子的舉動視而不見。妻子空手而歸後，向丈夫表達了她想要實現的簡單的種種願望，丈夫毫不客氣地一一否決。最後，峯迴路轉，旅店老闆派人送來了一隻大取帽貓—儘管並不是原來雨中的那隻小貓，海明威在故事的描寫中並不介入個人的評論影響讀者的感受，但他精心設計的故事情節的發展卻令讀者不知不覺地意會了他的個人看法，並在內心與他產生共鳴。《雨中的貓》敍述的故事簡單明瞭，但因作者巧妙安排的故事情節而起伏跌宕，意味深長，作品中丈夫一直看書，而陌生的旅店主人看到女主人公冒雨尋貓而給她送傘，以及最後給她送來了一隻“替補”的貓，這三個情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近乎白描式的記敍、簡單的對話，卻更凸顯了小説中女主人公與丈夫的形同陌路的惡劣關係和不平等地位，使讀者更為她的處境感到同情和憤慨，也更痛恨和鄙視她丈夫的獨斷專權、惟我獨尊。 ^[7]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在《雨中的貓》裏，女性人物無名氏顯得對“她那個自我中心主義和萎靡不振的丈夫”極為不滿：這是海明威的妻子哈德莉在抱怨。 ^[8]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國小説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899年7月21日生於芝加哥市郊橡膠園小鎮。父親是醫生和體育愛好者，母親從事音樂教育。6個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二，從小酷愛體育、捕魚和狩獵。中學畢業後曾去法國等地旅行，回國後當過見習記者。第一次大戰爆發後，他志願赴意大利當戰地救護車司機。1918年夏在前線被炮彈炸成重傷，回國休養。後來去加拿大多倫多市星報任記者。1921年重返巴黎，結識美國女作家斯坦因、青年作家安德森和詩人龐德等。1923年發表處女作《三個短篇小説和十首詩》，隨後遊歷歐洲各國。1926年出版了長篇小説《太陽照常升起》，初獲成功，被斯坦因稱為“迷惘的一代”。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