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夫難妻

王府一家從京城北平回鄉不久。王府老爺在京城做官時，與一同僚關係甚好，兩家夫人同時懷孕，互相指腹為婚。果然一家生男，一家生女。故王家千金從小訂婚。長大以後，對方少爺是個紈絝子弟,結夥嫖賭，不思上進。王府聞風，後悔莫及。王小姐死也不肯下嫁如此郎君。此時適逢滿清皇帝退位，不少官員辭職返鄉，王府乘機返回原籍，小姐也退了這樁婚事。

回鄉後，王小姐已過佳齡，急於找婆家。聽説劉家是大户,也急找媒婆。媒婆收了王家厚禮，雖然小姐年齡大些，隱瞞幾歲，劉家也不知情。媒婆陪伴王家眾人去劉家“相親”,雙方對彼此的門户都很滿意，不久成婚。婚禮之日，十分隆重，王府的“十里紅妝”,使多少年輕姑娘傻了眼。熱鬧而又繁瑣的結婚儀式，使新郎新娘暈頭轉向，王小姐在矇頭的紅巾裏看不見場面，但從聽到的熱鬧的喧笑聲中知道排場很大，但也隱隱感到身旁的新郎腳步不穩，有點忐忑不安。好不容易進入新房，遵照母親的教導，做好親朋鬧新房的思想準備。好奇怪，新房裏很寧靜。等了不知多長時間，新郎才掀了新娘的紅面巾。新娘見到了新郎，只見新郎面目清秀，但無血色，骨瘦如柴。新娘這才知道，自己的夫君已經病入膏肓，悲哀的淚水止不住地流淌。

導演：

張石川

鄭正秋

編劇：

鄭正秋

攝影：

依什爾

演員：

丁楚鶴（飾王小姐）

王病僧（飾劉公子）

雖然從1895年12月28日起，世界各國公認的電影時代正式開始了。但中國人自己拍攝電影，學界基本認定是從1905年才開始。這一年，北京豐泰照相館主人任景豐因對拍電影感興趣，便自購攝影機等器材，真正開始拍攝影片了。豐泰照相館攝製的第一部影片，是由京劇演員譚鑫培主演的京劇《定軍山》，其中“請纓”、“舞刀”、“交鋒”等場面，是利用露天廣場日光拍攝的。攝影師是該館技師劉仲倫，攝製三天，共拍成影片三本。這部短片就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戲曲片，也是中國人自己攝製的第一部電影。

而中國人自己攝製的故事片卻姍姍來遲，直到1913年秋，才由張石川、鄭正秋等人組成的新民公司，由鄭正秋執筆為亞細亞影戲公司編寫了一個抨擊社會現實的電影劇本，即《難夫難妻》（又名《洞房花燭》），並與張石川聯合導演了這部影片。鄭正秋認為戲劇必須是改革社會，教化羣眾的工具。這個觀點也體現在他編寫的《難夫難妻》劇本之中，並選擇以自己家鄉廣東潮州的封建買賣婚姻習俗為題材。劇本故事從媒人撮合説起，經過種種繁文縟節，直到把互不相識的一對男女送入洞房為止。具體地説，就是按照當時盛行的文明新劇的結構形式編寫，大致是五場戲；一、乾家的家長共同商量要為長大了的兒子髻令娶親；二、乾家託媒人説親，媒人接受委託；三、媒人花言巧語，勸説坤家的家長把女兒標梅嫁給乾家，坤家的家長表示同意；四、乾坤二家擇吉日成親，大喜之日，一對素不相識的少男少女，像傀儡一樣，任人擺佈，結拜天地，送入洞房；五、一對少年夫妻（髻令標梅）成婚之後，過起了他們“難夫難妻”的艱難生活。

影片中七個主要人物圍繞“結親”一事進行活動，構成了一個頗為完整的、饒有趣味的故事。它明顯地區別於在此之前拍攝的《定軍山》等戲曲短片，也有別於外國人在中國攝製的《西太后》等短紀錄片。但《難夫難妻》也存在着早期影片明顯的幼稚性和簡單化。如影片演員都是來自新劇舞台，他們的動作和表情完全是誇張的，導演技術也極其幼稚。據導演之一張石川后來回憶拍《難夫難妻》時説：“我和正秋所擔任的工作，商量下來，是由他指揮演員的表情動作，由我指揮攝影機位置的變化。——這工作，現在最沒有常識的人也知道叫做導演，但那時卻還無所謂‘導演’的名目。我還記得，好像一直到後來辦明星電影學校的時候，《電影雜誌》編者顧肯夫君將“director”一字翻譯了過來，中國電影界才有了導演這一名稱。”（按：“導演”一詞，實為陸潔所譯。）又説：“導演的技巧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過，攝影機的地位擺好了，就吩咐演員在鏡頭前面做戲，各種的表情和動作，連續不斷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膠片拍完為止（當時還沒發明四百尺和一千尺的膠片暗盒）。鏡頭的地位是永不變動的，永遠是一個遠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動作表情還沒有告一段落，那麼，續拍的時候，也就依照這種動作繼續拍下去。”由此可見當時拍戲的幼稚和缺乏經驗。

據當年參加拍片的民鳴社劇團的演員錢化佛回憶説：“民國二年（1913年）的秋天開始拍攝，規定每天早晨八時起化妝，九時拍攝。化妝也只是脂粉，沒有其他東西。還有道具、服裝，完全由民鳴社劇團搬來應用，以省開支。佈景簡陋極了，牆壁當然是模板搭的，壁上的衣鈎咧，自鳴鐘咧，都是畫出來的。甚至有些新式几椅，租價太大，便託紙紮店扎束。外景十有八九在郊區一帶拍攝，所費不多……。”

據上海電影史料記載：“國產故事片《難夫難妻》（又名《洞房花燭》）在新新舞台放映，時為1913年9月29日至10月1日，片長30分鐘。”這在當時，已經算是很長的了，因為有故事性，通俗易懂，頗受觀眾歡迎。

由於歷史侷限，第一部故事短片質量欠佳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是土生土長的中國故事片。影片通過一對少男少女在封建買賣婚姻下的不幸命運，抨擊了這種制度的不合理，這種主題是可貴的。鄭正秋為中國電影片種、樣式和創作方法開了個好頭。這部影片是中國現代影片的開山之作。

鄭正秋在這部影片攝製完成之後，因與張石川在藝術觀點上不合，毅然離開了亞細亞影戲公司，又把精力放到創辦大華新劇活動上。直到十年之後的1922年，在張石川辦電影遇到危機時，鄭正秋才又應邀回到電影創作崗位上來。他從此為電影事業獻身，成就輝煌，成為中國電影事業的墾荒者之一。

雖然中國的戲曲源源流長，但現代話劇的形成竟然也是與中國電影同步前行的。電影與話劇均為“舶來品”，中國人最早看到的電影是外國人帶來放映的“西洋影戲”，中國話劇的初創也是受到當時日本興盛的“新派劇”所感召，春秋社的發起人如曾孝公、李叔同等人均是一些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

當時，人們一般稱這種剛剛輸入的戲劇樣式為“新劇”，取“新型的戲”之意，區別於舊戲，把“新劇”叫做“文明戲”。“文明戲”的“文明”二字則是熱情的觀眾贈予的美稱，表示“進步或先進”的意思。文明新戲在當時社會成為了一個流行的名詞。1911年至1912年是文明戲的全盛時期，辛亥革命成功後，宣傳與鼓吹革命思想的文明新戲團因其與羣眾聲氣相投而受到普遍歡迎。

當時著名劇團有春秋社（曾孝公、李叔同）、新民社（鄭正秋等）、民鳴社（經營三、張石川）等，後兩家的主要成員都是中國早期電影的骨幹。新劇的演出劇目多半以讚美江湖豪俠、自由婚姻或揭露官場腐敗等為內容。社會大變動時期，人們來到劇場，不只是為看戲，更為聽到議論，知道新的事實。而政權更迭，使統治者一時無暇顧及新劇藝人們的活動，這就給予當時的新戲以較大的自由，使他們可以滿足觀眾的要求，編演出一系列往日不敢演或不能演的新劇。即使有幼稚、粗糙或不妥的地方，也被看戲人原諒了。

到1917、1918兩年，文明戲已趨於衰敗，因為文明戲演出並不嚴格遵守劇本，後來甚至完全棄擲劇本不顧，只是簡單地利用一點情節，在表演上，不排練、不試演，有時甚至演員上場後還不清楚情節，據説一出叫《秋瑾》的戲開幕前演員還突然大喊：“哎呀，這個秋瑾是男、是女啊？”那時候，“文明戲”這一稱號則已經有蔑視、鄙夷、貶斥的意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