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

老李有一個完整而標準的家庭，上有父母下有妻小，兩個孩子一男一女，但他對自己的婚姻不滿，嚮往有“詩意”的生活。他的同事張大哥是典型的“老北平”，熱心於一切市井中的以及小職員之間的俗務。在張大哥的慫恿和安排下，老李把妻兒接到了身邊。然而自己從鄉下來的太太卻不懂北平的規矩，在宴會上處處成為笑柄，這讓老李痛苦不堪。本來疏遠而平淡的家庭關係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離婚的陰影時時籠罩在家庭上方。老李在失望於自身婚姻的情況下，對處於棄婦境地的房東家媳婦馬少奶奶暗生情緒，將心中理想的“詩意”寄託到她的身上。

突然，張大哥的家庭遭遇橫禍，他的兒子天真被抓，眾人眼中的“幸福家庭”陷入水深火熱。與此同時，老李同事吳家、邱家紛紛鬧起了離婚，家庭衝突和財政所的各種是非糾纏在一起。但無論是幻想中的幸福，還是現實中的折磨，老李都無法做出有意義的決斷，他為此找到的理由是：家庭需要責任。最後，張大哥的兒子被放了出來，幾對鬧離婚的夫婦全都偃旗息鼓，“臭腐”的社會也照樣運轉。只是，老李破滅了一切希望，辭去周圍人羨慕的一等科員職位，帶着太太、孩子重回鄉下。 ^[2] 

小説《貓城記》在《現代》雜誌登完，原是由良友公司放入《良友文學叢書》裏。然而事到臨期，現代書局又願意印《貓城記》了，而良友撲了個空。於是，良友向老舍約稿，立索一本代替《貓城記》的，老舍只得答應下來。老舍從暑假前大考的時候寫起，到七月十五，寫了十二萬字。離交稿的八月十五早了一個月。寫作時，老舍每天早晨七點開始，寫到九點，平均每日寫兩千字。 ^[3] 

老李：故事主人公，典型的小知識分子。他是個心思細膩的人，不願被永遠束縛在妻子的叫喊與生活的過分實際之中，總想要追求那麼點“詩意”。他環顧四周，將馬少奶奶當成詩意的寄託。他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想要個性解放但卻不敢真正追求。他不滿妻子，但也只敢採取冷暴力。在單位受流氓小趙的欺辱，只能悄悄咧着嘴大哭，卻不敢找小趙算賬。對馬少奶奶的喜歡，老李的懦弱就更加顯現了，他甚至將自己對於“詩意”的最後一絲希望寄託在馬先生回來是否與小馬太太離婚上，自己卻始終不敢爭取。他的怯懦、猶豫，以及受大環境影響下的敷衍、自我放棄，使得他的“詩意”一次次破滅。 ^[4] 

張大哥：老李同事。在張大哥眼中，沒有什麼事是不能用人情去解決的，他將託人情與請客變成一種藝術。兒子天真從小學起，託過多少次人情，請過多少回客已無法計算。後來，他竟把天真五次考中學的失敗歸咎於“人情沒託到家”。張大哥把人情運作當成最可靠的行事途經。正因為強大的人際網絡，張大哥的生活春風得意。可天真被捕這場橫禍，讓他的世界頃刻崩塌：一家之主的自尊心、為人做媒的熱心、極力保住職位的野心統統丟棄，生命中的一切失去了重心，活着只為保天真出來。可此時，以往相處親密的同事們面對張大哥的窘況，幾乎袖手旁觀。 ^[5] 

李太太：李太太是大字不識一個的標準農村婦女，他和丈夫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沒有任何感情基礎。老李也想要給太太讀點小説，但是可笑的地方她並沒反應，心裏只記掛着給兒子褲子補補，令老李啼笑皆非。作為一個典型的封建舊式女子，她以夫為天，哺育子女，即使在她察覺到老李對她的冷暴力和精神背叛後，她卻沒有能力與他辯論和挽回，只敢扇自己的嘴巴以獲取同情。

馬少奶奶：老李房東家的媳婦。馬少奶奶是個與李太太不一樣的女子，她的出現使得老李苦悶的人生增添了一絲亮色。她不僅長得美，還勇於追求自己的愛情與自由，顯得與眾不同。她代表着新式的女性，有獨立的尊嚴和思想，她不顧世俗與自己的家教老師私奔，馬先生也是馬少奶奶對於“詩意”的幻想。她追求自由戀愛下的婚姻，渴望獨立，但她卻被馬先生背叛，最後又不得已原諒了他。 ^[4] 

作者深入20世紀30年代，將社會轉型期知識分子所面臨的世俗生活與精神追求中的舉棋不定，傳統與現代中的左右掙扎，承擔國家社會責任還是為個人温飽生存出力之間的猶豫不決，形象而生動地展示出知識分子在特殊時代的心路歷程和艱難選擇。小説最後老李對馬少奶奶的“詩意”感破碎，放棄科員的飯碗離開北平，帶着妻兒和丁二回了鄉下。這一方面是對現有婚姻的徹底妥協，對傳統的迴歸；另一方面則意味着即使不能對社會國家有所助益，知識分子最終還是不可能做到同流合污，不會放棄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社會良知。老李放棄對飯碗和權力的依附，是對污濁現實的不肯妥協，是知識分子無聲的反抗，更是是知識分子在其生存現實中無可奈何的選擇。 ^[1] 

小説《離婚》是老舍反思北京市民文化和抒發人生悲感的重要作品。小説延續了老舍創作注重道德批評的思路，這既體現於對惡人小趙仗勢欺人的控訴中，也體現在關於老李仗義幫張大哥、丁二爺除暴殺小趙的俠義想象中，還體現在對張大哥某些妨礙公共理性行為的批評中。小説在張大哥、老李等人人生態度的對照書寫中，超越一般道德批評的界限，在存在論層面上探討人生觀問題，批判市民的庸人哲學，叩問詩意生存境界，並且抒發了逃離和反叛只能歸於徒勞的生命悲感。這種人生價值追問和人生悲感體驗，構造了小説的核心情節，形成小説的核心思想和核心情感，展示了老舍在超越現實功利的層面上對生命存在進行哲學性的思考。小説中的存在追問，立足於老舍對北京市民人生的深切關懷，熔鑄着老舍獨特的情感體驗。 ^[10] 

老李是典型害了“苦悶病”的小科員，也是在舊時代與新時代之間受到衝擊最深的也最無能為力的人，儘管這樣的人不懂人情世故，但卻始終在心裏保留一份“詩意”與真誠，這樣的“詩意”是美好的也是令人嚮往的，這樣的真誠也是在灰暗社會中難以尋覓的。所以老舍用近乎温柔的筆調描繪出老李的痛苦與彷徨，同時也用尖鋭酸苦的手法批判老李的軟弱與妥協，用幾近同情的語氣嘲諷了他的無可奈何，從而一個苦悶彷徨的小知識分子形象就這樣誕生了。他代表了一個時代的一羣人——老李們，這羣老李們可憐又可悲，他代表的不僅只是小説人物的悲劇，更是一羣人的悲劇以及這羣人所處時代的悲劇。 ^[4] 

小説中，日常生活的呈現使得老李這個人物的精神內涵既指向複雜的社會現實，也同時針對其人格中具有的傳統文化積澱進行了多向的思考。或者説，老李既是現實社會的鏡子，也是傳統文化的鏡子，集中折射了彼時知識分子的生活困惑、身份焦慮和精神苦惱。與魯迅等作家筆下的知識分子一樣，老李也是處於“反抗的絕望”與“絕望的反抗”之間的哈姆雷特型人格，只是不同之處在於，老李這個哈姆雷特型人格更多地表現於某種世俗精神結構層面，而非形而上的哲學結構層面。小説主人公老李在世俗生活與精神追求中左右搖擺，在傳統與現代中不斷掙扎，在為社會國家效命還是為個人小家庭餬口中猶豫不定，具有典型的社會轉型期知識分子的人格“分裂”特點。 ^[1] 

在小説的兩個主要敍述對象張大哥和老李身上，分擔着“實”與“虛”的敍述方式用途展示的任務，但各自又在虛實之間有所調劑。老張領導着所有的與婚姻相關的事實，他是一根“樁”，將所有鬧離婚的人牢牢地拴在了樁上。即使敍述到有關張大哥的抽象觀念，也都有一個具象展示方式：他的以婚治國的平衡哲學的表達，是藉助於顯微鏡、天平和汽車等具象物質來進行的。張大哥為兒女擔憂的心理過程，除了反常地放棄做媒活動、不見來客和罵人的行為表述，基本略去了從虛處落筆的心理分析成分，最終以心理磨難對形象的影響結束了這一過程。對老李的敍述卻總是和抽象概念的陳述聯繫着，其思維活動明顯地受西方近代以來“意識哲學”的現代認識論方式的影響。敍述者的措辭中不乏抽象的陳述“不敢浪漫而願有個夢想，看社會黑暗而希望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象一個永生的樂園，不許自己迷信，而願有些神秘。”怯懦、折衷、敷衍、妥協是敍述老李的關鍵詞。當然，老李也會做點上街買些食品和為朋友難事奔走的實事。 ^[8]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滿族正紅旗人。小説家、劇作家。曾先後任教於倫敦大學東方學院、齊魯大學和青島大學。1949年後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代表作有長篇小説《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劇本《茶館》《龍鬚溝》等。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