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百方針

“雙百”方針是黨和國家關於發展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的基本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基本精神是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雙百”方針符合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促進藝術發展科學技術發展進步，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和科技興旺的方針。“二為”是指文學藝術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就是為工農兵、知識分子、幹部和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熱愛祖國的人們服務。社會主義是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所在，“為社會主義”服務也就是為人民服務，“二為”方針並不限制藝術家的創作性，而是鼓勵文藝工作者在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前提下，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產品，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貢獻。 ^[2] 

新中國成立之初，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蓬勃發展，一片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但同時，由於受教條主義、官僚主義等影響，也出現了思想文化領域中的個別同志不能科學區分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甚至科學技術問題，對一些文化、藝術乃至學術問題動輒上升到政治高度，採取貼標籤、扣帽子、打棍子等錯誤方式加以處理，造成了不良影響，也阻礙了科學文化建設的推進。也許是早就預料到了這些問題的出現，毛主席在科學文化建設中不僅倡導和確立的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且將其作為新中國科學文化建設的重要遵循確立下來並長期堅持。“雙百”方針並不是一下子提出來的，而是有一個發展形成的過程。1951年3月，由我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創建的延安平劇研究院改組而來的中央文化部戲曲改進局京劇研究院將要擴建成立中國戲曲研究院，就請毛主席題詞。3月下旬，毛主席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設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中國文字改革研究、中國語文教學研究三個委員會。負責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工作的陳伯達向毛主席請示工作方針，毛主席講了四個字：“百家爭鳴”。第二年創刊的《歷史研究》雜誌，更是以此作為辦刊方針。隨着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髮展，“百家爭鳴”逐步成為整個科學文化工作的重要指導方針。

隨着新中國科學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在深刻總結古今中外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毛主席水到渠成地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將其確立為黨在科學文化領域的重要指導方針。1956年4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專門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八個問題中的第五個提了出來，明確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這是他第一次把“百花齊放”與“百家爭鳴”並列放在一起，是新中國科學文化建設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次講話。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詳細闡釋了“雙百”方針：“‘百花齊放’是羣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5月2日，他在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時再次強調了“雙百”方針：“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説春秋戰國時代，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並進一步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説，不去幹涉他們。”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正式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繁榮文學藝術、發展科學文化的指導方針進行公開強調，標誌着“雙百”方針正式成為黨在科學文化領域的重要指導方針，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科學發展的重要思想理論指南。

毛主席對“雙百”方針非常重視，並一次次提醒、告誡大家要堅持好、貫徹好。1957年1月27日，他在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最後一次會議的講話中談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時説，這個方針，我看還是對的，是合乎辯證法的。從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 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醜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台戲。2月27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後來被確定題目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中，進一步詳細闡述了“雙百”方針。不僅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並揭示了對科學、真理探索的曲折性：“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承認，只能在鬥爭中曲折地發展。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而且進一步強調：“對於科學上、藝術上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的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我們認為，採取這種態度可以幫助科學和藝術得到比較順利的發展。”“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醜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只有採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説理的方法，才能真正發展正確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不僅進一步強調了“雙百”方針決不是暫時性、可有可無的，是一個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方針，是認識真理、發展繁榮科學文化的必由之路，要求全黨要增強堅持“雙百”方針的自覺性、主動性，深刻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者決不應該害怕批評，更再次宣告了“雙百”方針在理論上、實踐上的極端重要性，為如何更好地堅持“雙百”方針指明瞭前進方向、做出了科學部署。

1957年3月8日，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他再次談到“雙百”方針，批評有的人因為怕放出不好的東西來而不認可、不執行“雙百”方針，語重心長告誡大家：“解決思想問題，不能用專制、武斷、壓制的辦法。”進一步解釋了為什麼要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指出怕放的人“就是沒有看到大多數知識分子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希望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經過他們去教育中國幾億人民。”進一步鼓勵大家要不怕批評，要積極、主動地堅持、貫徹好“雙百”方針。正是在毛主席的倡導和堅持下，越來越多人認識到了堅持“雙百”方針的重要性、迫切性，我們黨在探索中逐步走出了一條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正確道路。

毛主席不僅一直堅定地堅持“雙百”方針，而且再三做那些因為“雙百”方針貫徹執行中出現問題而持懷疑、否定的人的工作，提醒其不要好心辦壞事，告誡全黨要長期堅持下去。1957年3月12日，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要人家服，只能説服，不能壓服。壓服的結果總是壓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對付敵人可以這樣，對付同志，對付朋友，絕不能用這個方法。”再次強調了“雙百”方針是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方針，要求真正做到説服而不是壓服。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也一直堅持並多次提醒不要忘了“雙百”方針。1973年11月21日，他在閲署名“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批評江青的來信後作出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見是好的，要容許批評。”來信提出八點意見，其中第八點意見就是：“要加強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設立統管全國文藝工作的機構，重申和切實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一直到了1975年7月14日，他在同江青談話時仍特別強調：“對於作家，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幫助。”“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可見他對“雙百”方針是一直堅持的，並且對違反“雙百”方針的言行一直在進行批評、糾正。正是在毛主席的堅持下，“雙百”方針成為新中國科學文化建設的重要方針，對發展繁榮新中國的科學文化事業發揮了並持續發揮着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後，“雙百”方針作為社會主義科學文化建設的重要方針繼續得到堅持，並被給予了富有時代特色的解讀。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更多次強調必須長期堅持“雙百”方針，使得“雙百”方針繼續成為社會主義科學文化建設的重要遵循。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並發表講話強調指出：“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營造積極健康、寬鬆和諧的氛圍，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充分討論，提倡體裁、題材、形式、手段充分發展，推動觀念、內容、風格、流派切磋互鑑。”2016年5月17日，他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繁榮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方針。要提倡理論創新和知識創新，鼓勵大膽探索，開展平等、健康、活潑和充分説理的學術爭鳴，活躍學術空氣。要堅持和發揚學術民主，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不同風格學派相互切磋、平等討論。”正是在習近平總書記再三強調和帶頭堅持下，“雙百”方針的旗幟在新時代高高舉起，推動着新時代的科學文化建設發生歷史性鉅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