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丘

雍丘六年留青冢

位於通許縣後七步村的曹植墓，是明成化六年被發現的，此後因黃河氾濫，曹植墓園幾經廢修。現在的曹植墓園，是1998年河南省文物局撥出專款修的。2000年10月，曹植墓被國家旅遊局列為“三國旅遊熱線”重要景點。

在曹植生命的最後十二年裏，曾兩封雍丘，在此度過了6年時光。雍丘，變成他生命中一個“地標”。

雍丘，是今河南杞縣。杞縣古稱“雍丘城”，為杞國的都城。杞在此地立國1000餘年，境內有眾多的夏、商、周文化沉積。

杞國很古老，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夏初。商湯滅夏，封夏的後代於杞。西周末，杞為宋滅，杞武公從雍丘遷都至齊、魯之間的淳于（今山東省安丘縣東北）一帶，重建杞國，於公元前445年被楚國滅亡。

與杞國有關的，最有名的典故就是“杞人憂天”。杞人發出“天問”，卻被嘲笑千年，有點不公平。

現在的杞縣，並無和曹植相關的東西，倒是鄰近的通許縣，既有曹植墓，又有前七步、中七步、後七步等村名。這是為什麼呢？

翻開《河南省地圖冊》，三個七步村均在通許縣境，但緊挨杞縣。“通許歷史上縣的建制很晚，杞縣的建制則很早，七步村在歸通許之前曾歸過杞縣。當年雍丘王曹植的封地，主要在杞縣，也包含周邊一些地區。”通許縣七步詩社社長、潛心研究曹植多年的傅文治先生説。

難怪杞縣也把曹植視作自己的驕傲。

曹植223年被封為雍丘王，在雍丘一直待到227年，改封到浚儀（今開封），228年，曹丕死後，魏明帝曹睿又把他打發回雍丘，在雍丘前後待了六年。之後遷到東阿（今山東東阿）和陳地（河南淮陽）。

經歷了頻繁的遷徙，曹植就如一葉浮萍，隨風飄蕩。他在《轉封東王謝表》中講到“左右貧窮，食裁餬口，形有裸露”。

曹丕父子之所以這麼對他，説來話長。

曹操妻妾眾多，總共有25個兒子。他最喜歡“以船載象稱重”的曹衝，但曹衝13歲就死了。兒子們勸曹操節哀，曹操卻説：“他死了，是你們的運氣。”卞夫人為曹操生了四個兒子（丕、植、彰、熊），曹丕、曹植很早就開始競爭儲君。

曹植，字子建，“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志向與才情都不同凡響，特受曹操寵愛。211年，年僅20歲的曹植被封為平原侯。三年後，改封臨淄侯。

兄弟之爭，早年曹植稍占上風，幾次差點被曹操立為太子。

但曹植“任性而行，飲酒不節”，曹丕卻“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善於使用各種手段侍奉曹操，粉飾自己。曹操也擔心重蹈袁紹廢長立幼招禍的覆轍，決定立曹丕為世子，同時作為補償，增加曹植封邑，從五千户變成萬户。

之後曹植犯了兩個錯，他擅自乘車在馳道上行走，還打開司馬門出宮，這是嚴重的僭越。曹操大怒，“植寵日衰”。

多疑反覆的曹操，曾給過曹植表現機會。赤壁之戰後，駐守襄陽的曹仁被關羽圍困，曹操任命曹植為中郎將，帶兵前去救援，可是曹植飲酒大醉，不能執行任務，曹植徹底失寵。

曹操是一個無情的政治家，為曹丕考慮，開始剪除曹植的羽翼——殺他的謀士楊修，殺他的岳丈崔琰，殺他的妻子崔氏。

但更大的危機來自哥哥曹丕代漢稱帝后，曹植作為曾經的對手和潛在的危險，曹丕父子對其深懷忌憚。

曹植的生命由飛揚走向消沉——被誣告、被貶爵、被改換多個封地，自茲開始了他長達12年“苦難的歷程”。

自通許縣城向東行約12公里，自東南至西北，三個村落相依相連，掩映在綠樹叢中，曹植墓就位於後七步村。

村中後七步小學旁邊，一個約1000平方米的大院子裏，滿是新植的小楊樹，一地白蒿，散發出濃郁的香氣。曹植墓圓圓的墳冢上長滿茸茸的綠草，孩子們在墳前嬉戲。墓旁立有一通“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曹植墓”碑，為2000年公佈。

站在墓前，難免想起他人生的種種。

他少年時即通聲律，善歌舞，精跳丸擊劍，“世間術藝，無不畢善”，十餘歲即“善屬文”，成年之後才情非凡。文學批評家鍾嶸指出：“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禎、王粲為其羽翼”，充分肯定了曹植在建安文學中的骨幹地位。

鍾嶸《詩品》提到：“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古代禮服上花紋）。”又説：“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這種評價，“相當高”。

南朝詩人謝靈運曾説過一句流行語：“天下人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曹植被稱為“八斗之才”，由此而來。

明代文學家胡應麟認為：“古今人才早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早慧。兼斯二者，獨魏陳思。”

曹植現存詩歌90餘篇，賦45篇，還有章、表、書、論、頌、碑、贊、銘等各種文體的著述。

站在詩人墓前，想到他41歲便如流星劃過天空，不免黯然。

傅文治先生説：“曹植墓被發現是在明成化六年（1470年），那年夏天，黃河決口，波濤湍急，曹植墓所在的土崗被大水包圍。冬天，大水退去，崗上出現一個巨大的洞，洞中有石門，從外面閂着。洞壁均塗成硃紅色或乳白色，正中豎一石碑，上刻魏曹植之墓。墓側有一隧道，通向數里之外的長智（現長智鎮）。人們這才知道，曹植後來葬在這裏，有人捐資為曹植修了祠堂。”

曹植墓被發現9年後，即1479年，邑人婁良（明正統七年進士，官至副都御使）告老還鄉，與當地人商議，重修了曹植祠。因原先祠堂廟宇面積太小，就平整土崗，填實土溝，建成祠堂一座，祭祀曹植。又修了大殿，以祈求皇帝萬壽無疆，賜福於民。還修了講堂、禪室、廂房、廚房，次第相連，氣勢宏偉。

到了明萬曆八年（1580年），侍御蘇民望看到曹植陵墓“僅存坯土，人畜踏踐，過者憫傷”，就做了個修復的批示。

時任通許縣令的王喬吳，在這一年的農曆三月十五至四月十六，用時一個月，重修了墓和陳思王陵祠，“建堂四楹，復宇重門，廣隘有度。龕主劂中，以妥以侑……繚外以周垣，扃以層關，栽植柏、槐、榆、柳，以為蔭翼。”但規模比百年前婁良所修，小了很多。

現在陵園內，還保留着一通王喬吳撰寫刻立的“通許縣創建陳思王陵祠記”石碑。

此後近五百年間，黃河幾經氾濫，祠堂、廟宇幾經廢修，泥沙淤塞，土崗幾乎成了平地。最後一次黃河發水，給墓北留下一個600多平方米的坑塘，形成東西北三面環水之勢，墓冢只剩下一個小土堆，東西寬20多米，南北長20多米，高3.4米。

上世紀40年代，舊祠堂被拆除，於墓冢南部修建了一座小學，即如今的後七步小學。

通許縣文化局的陳維先生説：“現在的墓園是1998年省文物局撥出專款修的，圍牆從坑塘南沿將墓冢和坑塘隔開。2000年10月，曹植墓升為‘省保’，同時被國家旅遊局列為‘三國旅遊熱線’重要景點。”

現在的曹植墓園，已非昔人吟詠的“欲訪遺蹤披蔓草”、“蒿滿空祠雁響哀”那樣荒涼，但與墓主人赫赫聲名，還有點兒落差。

站在通許曹植墓前，讓人犯糊塗，曹植死在淮陽，那兒有一處“思陵冢”。山東省東阿縣魚山也有一處曹植墓，加上這一處，曹植夠得上“狡兔三窟”，這是怎麼回事？

先説河南淮陽城南三里的“思陵冢”。232年二月，曹植“以陳四縣被封陳王，食邑3500户”。當年11月，卒於此，留“思陵冢”。

曹植229年至232年間，被封東阿王，常登魚山，《三國志·曹植傳》稱：“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葬在魚山是他的遺囑。

曹植兩度被封在雍丘，在雍丘生活長達6年，此地又是著名的《七步詩》誕生地，通許七步村也留下曹植墓。

三處説法，各有依據。但因為有《三國志·曹植傳》為依據，東阿好像更名正言順。

傅文治不認可這種説法：“正史有時也不足為憑。以曹操為例，據《三國志·魏武帝紀》及曹操的《遺令》，均明白地説是曹操死後葬於高陵（今河北省臨漳縣境內），但那兒未找到曹操墓，當地也無傳説。在曹操故鄉（今安徽亳州）卻盛傳亳州城四門出殯，曹操被埋72疑冢的故事。”

證別説之“偽”不如證自己之“實”。傅文治先生講述了他多年的“探索發現”。

我們前文已交代了明成化六年（1470年）曹植墓發現的全過程，因黃河決口墓穴才露出，顯示出墓主煞費苦心的“自我保護”心理。若是假墓，有無必要？

再從當時墓葬形制入手進一步考察，東漢以來，上層社會崇喪言孝，厚葬之風甚盛。曹操倡導薄葬，並身體力行，特地頒佈了一道《終令》，提出選瘠薄土地，墓穴要深，不封土，不豎碑，不陪葬金銀。後七步村曹植墓的墓葬形制，與此基本相符。墓外無碑，墓中有一“石”，石上只有墓主名字。墓建在崗巒之中，隱於地下（崗內），不封土，符合“不封不豎”、墓穴深等規制要求。

真正引起傅文治興趣的，還是明代婁良的一段離奇記錄。

婁良在《重修觀音寺碑記》記載：“……門之南，深遠不敢入，其隧達於長智……”就是説，在大水衝出的洞穴中，密封得嚴嚴實實的曹植墓門的南側（或叫對面，因為墓坐北朝南），有一條很深很長的隧道，這條隧道一直通到四公里之外的長智。

這條隧道，1470年被發現，九年之後婁良撰寫碑記時，“今冢隧猶存”。墓冢與隧道，是婁良詢之所説和親眼所見。

再説婁良，通許人，幼家貧而孤，明正統七年（1442年）考中進士，官至副都御使，巡撫甘肅等地，後因年邁從甘肅涼州告老還鄉。他為官清廉，甘涼遠近軍民遮道泣送，追送數百里。返鄉後，居住在鄉下草屋，死後就葬在通許縣城東三里崗。傅文治認為：“婁良節操高尚，所撰碑記是真實可信的。”

明以後，還有資料印證隧道的存在。清詩人劉懿春在詩中寫道：“冥冥荒隧暮雲邊，歲月推移幾度年。”上世紀80年代，通許縣政府地名辦公室在編修《地名資料彙編、地名錄》時得知：“解放前長智學校東北角崗丘有一洞穴，極為深邃，據傳是曹植生前避難藏身的地方……”

傅文治對此進行調查後認為，堆積崗丘的土方來自挖掘四公里長的隧道，這條隧道的入口在曹植墓內，出口便是“長智學校東北角那個洞穴”。隧道的作用，應是用於修築曹植墓以及供曹植的後人祭奠曹植時行走的暗道。這樣才能保證曹植墓的隱蔽性。

曹植墓隧道有四公里長，不是小工程。如能保留，比安徽亳州曹操構築的地下運兵道更長。如果曹植墓僅是一座衣冠冢，如此大費周章，解釋不通。

由於明代隧道早毀，能證實此事的只有包括碑記在內的書證資料，長隧之謎，已成懸案。圍繞後七步村曹植墓存在的諸多謎團，只能有待將來的發現。

傅文治的考證在通許縣引起共識，他刊發於《中原文史》上的考證文章，也引發一定的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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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縣位於河南省東部，隸屬開封市，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縣，轄21個鄉鎮、564個行政村，人口103萬（2002年），總面積1258平方公里。

截至2005年12月31日，杞縣轄8個鎮、13個鄉：城關鎮、五里河鎮、付集鎮、於鎮鎮、高陽鎮、葛崗鎮、陽固鎮、邢口鎮、裴村店鄉、宗店鄉、板木鄉、竹林鄉、官莊鄉、湖崗鄉、蘇木鄉、沙沃鄉、平城鄉、泥溝鄉、柿元鄉、西寨鄉、城郊鄉。縣人民政府駐城關鎮。

杞縣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106國道縱貫南北，S325省道橫跨東西，北依310高速公路、隴海鐵路，東距京九鐵路90公里，西至京廣鐵路和鄭州國際機場70公里。

杞縣歷史悠久，人傑地靈，文化積澱豐厚，歷代名人輩出。

古有商代名相伊尹，漢朝著名謀士酈食其，東漢洛陽令董宣和著名文學家蔡邕、蔡文姬等歷史名流。

近代有原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著名記者、原新華社社長穆青等知名人士。

杞縣歷史文化遺產豐富，現有省、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1處。保存較為完好的有孔廟大成殿、撫辰樓、文昌祠、天帝、廟，水東烈士陵園等。

古多杞柳，西周稱杞國，秦置雍丘縣，五代改杞縣。縣因古國名，國因柳名。

杞國，是中華大地上一個古老的方國，其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夏朝初年。西周末杞為宋滅，杞武公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杞國從雍丘（今河南杞縣）遷都至齊、魯之間的淳于一帶，重建杞國，於公元前445年被楚國滅亡。杞國雖小，但它對華夏文化的形成和傳播卻有很大的貢獻。

杞文化源遠流長，它的源頭可追溯到5000年前太昊（伏羲氏）和神農氏（炎帝）時候，那時中國的部落聯盟可分為東西兩大集團，一是以東夷族著名領袖太昊為首的東夷部落聯盟；二是以神農氏為首領的姜姓羌戎族部落聯盟。後來太昊集團帶着大汶口文化，西進建都於陳（今河南淮陽）；神農氏則帶着河南仰韶文化東進，並佔領了太昊故地的陳，爾後又繼續向東北（山東）推進，約在公元前3000年，神農氏與東夷族的補遂氏發生大戰（史稱中國第一戰），補遂氏戰敗，神農氏部落聯盟進駐曲阜一帶，並控制附近的部落。通過這兩大集團的西上東進，加速了兩大部族的接觸、融合。公元前26世紀，黃帝與炎帝為爭奪中原在坂泉發生大戰，炎帝為黃帝所敗，黃帝初步建立了對中原各部落的領導地位。此時，山東的汶泗流域和魯西南地區出現了初步融合的東夷文化，仰韶文化的風姓已繁衍分化為以少昊及蚩尤為首的兩大部落聯盟，蚩尤控制了魯、冀、豫邊沿地區後向西爭奪中原，因此，蚩尤與黃帝在涿鹿之野發生了大戰，蚩尤戰敗而死。後來少昊與炎帝結盟，歸黃帝指揮，黃帝便在泰山舉行由各族參加的聯盟大會，他的領導地位進一步得到確立，加速了各族的融合，為華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公元前25世紀，少昊的後裔顓頊，在東西部多族文化相融合、眾部落聯盟統一的情況下，西進到冀、魯、豫地區被推為共主，號高陽帝，建都帝丘（今濮陽市東南），由太昊到顓頊，至堯、舜，東夷族的大汶口文化與羌族的仰韶文化互相接觸、融合，初步形成了華夏文化。綜上所述可知，沒有當時水平較高的東夷文化，沒有東西文化的接觸、摩擦、交流、融合，就沒有華夏文化的形成，也就沒有後來的杞文化。

公元前20世紀至公元前21世紀的唐堯時期，中國發生了一次特大洪水，原來活動於菏澤、濮陽一帶的唐堯、虞舜，率領部眾往西經太行山逃往山西南部，另一部分則逃往沂蒙山區，因此，在那裏出現了原居於夏族的姒姓國和顓頊後裔的妘姓國。至夏太康失國，少康在復國的過程中，在沂蒙山區又出現了一個來自夏族的姒姓國羣，如斟鄩、斟灌、婁等國，杞國的先代就是這些姒姓國羣的一部分。這些深入到夷人腹地的姒姓國羣，乘着夏初的政治風潮，挾帶着深厚的華夏文化（即河南龍山文化）從西邊走來，入鄉隨俗吸納當地帶有濃重東夷文化風貌的山東龍山文化，逐漸醖釀形成為有特色的杞文化。可見杞文化是對東夷文化的繼承，是華夏東西文化融合的產物。

杞縣城，古稱“雍丘城”，是杞國的都城。杞在這裏立國1000餘年，它在這裏留下許多文化足跡。在杞縣境內有眾多的夏、商、周文化沉積。《商代杞國文物考》説：“杞縣屬各代黃河氾濫區，但近年來考古工作者仍在杞縣段崗、牛角崗、西伯牛崗、竹林、白暢崗、鹿台崗等地發現有不少的二里頭文化和商文化遺址。特別是朱崗遺址西距雍丘城約2公里，是一處二里頭文化和商代文化遺存，説明這裏是夏人和商人活動的地區，應當就是或至少部分應是杞人在這裏留下的物質文化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