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賢殿

集賢殿是官立書院，主要職能是為政府修書。

開元五年（公元717年），唐玄宗收集天下典籍，在東都紫微城乾元殿整理，設各種專職整理和管理人員。

開元六年（公元718年），乾元殿更號麗正修書院，改修書官為麗正殿直學士，並於長安大明宮光順門外亦設一麗正修書院。

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東都麗正修書院移至明福門外，改名“麗正殿書院”。

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東都紫微城明福門外、西京大明宮光順門外，兩所麗正修書院均改為集賢殿書院。 ^[1] 

集賢殿書院，也稱作集賢書院，其前身是乾元麗正院（又名麗正修書院或麗正殿書院）。

乾元修書院的舊址是武則天時期建造的氣勢雄偉、建築華麗的明堂。

開元初年，玄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為修圖書史，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開始大規模修書。

開元五年（717）唐玄宗巡視洛陽，先是“削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繼而“常以元日冬於乾元殿受朝賀”，後來“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設立了東都乾元修書院。

開元六年（718），唐玄宗“及還京師”，而後“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因此乾元修書院改為麗正修書院。

開元十三年（725），四月五日，唐玄宗召集張説等大臣商討封禪之事，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稱“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集賢”，意為“羅致賢才”），於是下詔改集仙殿為集賢殿、麗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並授張説集賢院學士，知院事。 ^[2-3] 

至此唐朝設立在東都洛陽的皇家圖書館正式被命名為集賢殿書院。 ^[4] 

集賢殿書院始於唐代開元年間，由唐玄宗頒詔，建立於東都（今洛陽）的明福門外，是官方最早稱為“書院”的機構，它相當於一個國家大型圖書館。書院雖然不是後來意義上的那種聚徒講學機構，但它為保存和傳播文化典籍、開展學術研究、以及向國家舉薦和選拔經世致用之才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開創之功。

人員編制：

學士（五品以上），知院事一人，副知院事一人，判院事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待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孔目官各一人，專知御書典四人，知書官八人，寫御書一百人，拓書六人，書直八人，裝書直十四人，造筆直四人等等。

供職於集賢殿書院的管理人員、修書人員，一部分是專職的，終身執着於編纂、整理及校勘典籍的工作；另一部分也同時兼職其他官職甚至重要官職。

據《舊唐書·本紀第十》記載：“壬辰，集賢學士裴濆撰《通選》三十卷，以擬昭明太子《文選》。”“辛卯,敕秘書省,集賢院應欠書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諸道繕寫。”由此可見，集賢殿在藏書修書方面貢獻巨大。

在圖書的管理上，依類共分經、史、子、集四庫，分別用紅、綠、碧、白四色來區分，各庫又分若干類。經、史、子、集四庫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除此之外，每當書籍儲藏時，兩都城各存一套，其本有正有副，且“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這種以圖書自身裝橫來區分其類的方法，達到了古代圖書收藏制度的高峯。

除分類典藏外，國家藏書機構為表明圖書歸屬權，還正式啓用了藏書印。

集賢殿除收集整理各種圖書典籍、修撰國史時政外，還負有為朝廷“制詔書敕”的職責。

渾天儀鑄成後，將其“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然風雨侵襲，日曬雨淋，“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傳，遂藏於集賢院”。

書院經費十分充足。 ^[5] 

中國古代的書院遍及全國各地，數量達7000餘所。據統計目前至少有400餘所書院以學校、圖書館、博物館等形式留存下來，成為各地的文化教育場所及重要的文化景觀，服務於今人，造福於社會。 書院教育歷時1000多年，是我國教育發展史上的一顆燦爛的明珠。可以説，書院是我國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結合得最為完美的地方。走進任何一所書院都能感受到那無法言説的莊重和人文氛圍。那些“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風致趣聞，給人一種舒適、爽朗的感覺。置身其中，拂去歷史的塵埃，古老的書院就會浮現在我們面前。

唐開元年間，國家富庶，經濟和文化空前昌盛，史稱“開元盛世”。開元五年（717年），唐玄宗任命學士馬懷素為修書使，專門負責國家圖書，並且組織了一批文士在乾元殿整理編輯國家藏書，又借來民間流傳的異本，派人抄錄，使圖書更加豐富。還委派了官員負責管理，設立了乾元院。轉年，乾元院改名麗正修書院。後來，在京都長安的光順門外、東都洛陽的明福門外，也設立了麗正書院。

開元十三年，唐玄宗召集張説和學士們設宴飲酒，唐玄宗非常高興。當眾宣佈：“朕和眾賢士在這裏飲酒歡樂，就叫集賢殿吧。”於是麗正書院更名叫集賢殿書院。任命張説擔任集賢院學士，管理書院事務。收藏的圖書多達53915卷，唐朝學者自己著作的書，即有28469卷，真可以説浩如煙海，盛況空前。所有的書籍都抄寫正、副兩份，分別在長安、洛陽的集賢書院兩處收藏。集賢殿書院除負責收存圖書外，還向朝廷推薦賢才，並提出政策方面、文化方面的建議。

書院，畢竟是皇家用來收集貯藏書籍的寶庫，是推廣和應用知識的地方，是經常同皇帝打交道的無比榮耀的機構，所以是讀書人非常羨慕的所在。於是，一些私人也把自己的書齋書室誇耀為書院。開元年間曾經擔任過集賢院學士的徐安負，退休後回到原籍浙江龍游，修建了自己收藏圖書、讀書治學的地方，便取名為九峯書院。

就這樣官方的文化機構，逐漸演變成了私人讀書治學處所的名稱。直至唐朝滅亡的一個半世紀的時期中，湮沒無聞的不計，有記載可查的，先後建立的大約有30多所書院。

為什麼讀書人對“書院”情有獨鍾呢？原來從漢朝起，私人講學授徒的地方一直稱為“精舍”，或者叫“精廬”。自從東漢時佛教傳入了中國，到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起來，佛教的經師們借用名稱，把傳經授徒的地方也叫做精舍、精廬。這一混起來，弄得僧俗不分，釋儒難辨，不知道精舍、精廬是哪一家的。這種現象令自視為正統的儒學先生們頭疼不已，不情願同僧侶們共用這一名稱。感到用書院來命名治學讀書、講學授徒，比較恰當，於是，最終用書院的稱謂，完全取代了先前的精舍、精廬的稱呼。

“書院”之稱雖然出現了，但並不普遍，也還不是教育性質的場所，只能説書院尚處於萌芽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書院除了文人學士自己在這裏讀書治學以外，還附帶着教授子弟，或收徒講學。有了學生，於是兼有了教學職能。如江西永豐的皇寮書院，本來是吉州通判劉慶霖來到永豐定居之後“建以講學”的。陳袞建立的江西備安東佳書院，收集書籍上千卷，供來學者閲讀，子弟到了弱冠年齡，都來這裏就學。這時候書院已經具備了雛形。

五代十國時期，政權林立，連年戰亂，官方辦的官學受到嚴重破壞，但是，卻為民間私人興辦書院提供了機緣。人們要讀書求學，沒有官學可入，可以進入書院學習，這就為書院發展創造了條件。像河南的太乙書院、江西的梧桐書院、匡山書院、廣東的天衢書院，出現的書院數量雖然還不是很多，規模也不算大，但是已逐漸完成了向私立教育機構的轉型，而且孕育着蓬勃生機，日益顯示出書院在文化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從這時開始，書院在社會不斷展示其魅力，吸引名師講學，吸引眾多的弟子入書院攻讀。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