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正派

宋詞流派之一，是南宋後期最大詞派。以“中正平和”之音，“典雅純正“之辭淨化詞，具有韻，精密清越，格調高雅幽潔，筆力清健冷雋的風格。雅正派的主要代表有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王沂孫、周密、張炎等人。他們寫詞所遵循的準則就是一個“雅”字，因而後人又稱他們為“雅正派”或“醇雅派”。所謂的“雅”，主要有兩點含義，一是在內容上，寫的是文人士大夫認為高雅的東西，寫豔情時避免過分淺露或猥褻；二是語言上力求典雅，極少用通俗口語。

他們避免了婉約派中的華豔輕浮，但對婉約派的脱離現實、追求形式、進究辭藻的傾向仍然繼承了下來，某些方面甚至有所發展。實質上他們也都是婉約派詞人，都深受北宋周邦彥詞風的影響。

南宋中後期，宋、金簽約相峙，朝中投降派主政，偏安江南，享樂之風又起。當時詞壇，除少數詞人追隨投降派沉湎聲色、粉飾太平外，辛派詞人繼續燃燒着愛國熱情，一批詞人轉向山水隱逸，另一批詞人則以姜夔、吳文英為代表，以周美成學成果為先導，走向潛心研究詞律、創作高雅清醇詞作的道路。他們既不滿婉約詞的香軟柔媚，感到有傷風雅，不合時代氣息；又不滿豪放派詞的粗豪激昂，以為有失韻度、不符詞體特點。

南宋後期文學，由於宋金媾和以後，經歷一段相對安定時期，愛國主義的歌聲逐漸衰退，格律派詞人興起。這一派，以姜夔為最著名。“白石脱胎稼軒,變雄健為清剛,變馳驟為疏宕”（賙濟 《宋四家詞選序論》 ），格調較高，音調和婉。他的〔揚州慢〕寫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反映了一些戰亂的感嘆，但缺少愛國的激情。史達祖〔滿江紅〕《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懷古》 ：“老子豈無經世術，詩人不預平戎策。”表達了一些憂憤。他以詠物詞著名，工於刻畫。姜夔替他的《梅溪詞》作序，稱為“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花庵詩選》引）。吳文英的詞，在修辭協律上用力，過於雕琢，不免晦澀。周密的詞，講求清麗，曾和吳並稱“二窗”(周草窗、吳夢窗)，詞風相近，但周並不象吳的晦澀。他選南宋詞為《絕妙好詞》 ，代表了雅正派的觀點。張炎的詞，表達南宋亡國後的淒涼哀怨。他研究聲律，在唱腔上用功。他提倡“清空”。姜夔、張炎的詞對後世影響較大。清代以朱□尊、厲鶚等人為代表的浙派詞人，就是推崇他們的。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極推重他們，稱：“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藴藉。”又稱：“張玉田詞，如並剪哀梨，爽豁心目。”此外，史達祖、吳文英、周密等南宋詞人，也得到清代詞人的推重。跟格律派詞相當的，有四靈派和江湖派的詩。“永嘉四靈”，學晚唐賈島、姚合的詩，悽清幽咽，境界太狹，抒情太偏。江湖派是受四靈派影響的詩派，其中最著名的詩人首推劉克莊，他在學晚唐體的詩裏面填嵌成語典故，可是還不能擺脱晚唐體的格局。

雅正派從風格上看，可分為以姜夔、史達祖為代表的姜派（清空派），以吳文英為代表的吳派（密麗派）。 姜派（清空派）。由姜夔開創，史達祖為羽翼，另有高觀國、孫惟信、劉鎮、吳詠、劉子寰、方岳、翁元龍、洪瑹、黃升等影從。宋末，周密、王沂孫張炎三大家繼起，聲勢尤盛，但詞亦成為更加高深典雅的文人詞了。姜詞清健空靈、幽冷疏宕、音韻高絕，深有寓剛於柔、運密於疏的特有風格。其代表作《暗香》 、 《疏影》最能體現其風格，其中亦寓家國興亡之感。張炎《詞源》 ：“白石詞，如《疏影》、《暗香》、 《楊州慢》 、《一萼紅》 、 《琵琶仙 》 、 《探春》 、 《八歸》 、 《淡黃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云：“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藴藉，清真之勁敵，南宋一大家也。”吳派（密麗派）。吳文英是繼白石之後的另一位雅正派大家。沈義父《樂府指迷》述吳論作詞之法雲：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一、二、四條與姜大體相同，強調第三條，則另闢隱秀幽邃一路，同周、姜有別。同時，他善於烹煉句法，雕琢詞藻，喜用麗字、實字、代字，穠麗博實，令人眩目。如其《八聲甘州》 （渺空煙四起）、 《霜葉飛》 （斷煙離緒）、《鶯啼序》 （殘寒正欺病酒）等詞，頗有李賀、李商隱之風。另外，他亦有風格疏快明朗的詞作。吳生前影響已大，追隨者就已有尹煥、黃孝邁、馮去非、樓採、李彭老等詞人；清代常州詞派及晚清詞論家對他評價尤高。

他們首先以音樂家眼光看待詞，以古典雅樂的“中正和平”之音，“典雅純正”之辭淨化詞，以使詞不失“雅正之道”。他們的詞作大都具有音韻精密清越、格調高雅幽潔、筆力清健冷雋的風格，確實與婉約、豪放詞風味相異，別具特色。前代評家早有明論，如高佑釲《陳其年湖海樓詞序》引顧鹹三語：“宋名家最盛，體非一格。蘇、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嫵媚風流，判然分途，各極其妙。而姜白石、張叔夏（張炎）輩，以沖淡秀潔，得詞之中正。”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雲：“北宋詞人原只有豔冶、豪蕩兩派，自姜夔、張炎、周密、王沂孫方開清空一派，五百年來以此為宗。”（王鳴盛語）一代詞宗夏承燾在《論姜夔詞》中，亦認為姜和“蘇辛、柳周兩派鼎足而三”（ 《文學研究》1957、1）。對該派詞，有人着重於內容而稱“風雅派”，有人着眼於形式命為“格律派”，結合二者，突出風格特點，似可借用前人語，名為“雅正派”。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派詞可稱之為“樂人之詞”。雅正派是南宋後期最大詞派。從風格上看，可分為姜派和吳派。

周邦彥洞曉音律，能自度曲。他新創的和自度之曲共五十餘調，論創調之多，不及柳永，但對後世的影響卻比柳永大。由於柳永所創之調中，有些屬於格調不高的“冶蕩之音”，而周邦彥所創之調，等名曲，聲腔圓美，用字高雅，更符合南宋文人雅士尤其是知音識律者的審美情趣，因而受到更廣泛的遵從和效法。宋末沈義父就説周邦彥“最為知音，且無一點市井氣”，主張作詞選調，應以周邦彥等人的“好腔”美調“為先”。周邦彥填詞按譜，審音用字，十分嚴格，不僅分平仄，而且嚴分平、上、去、入四聲，使語言的字音高低與曲調旋律節奏的變化完全吻合。宋吳文英等作詞嚴分四聲，就是以周詞為範式；而方千里、楊澤民的和陳允平的，嚴格按照周詞的律調音韻賡和作詞，字字趨從，聲聲不異，雖是誤入歧途，卻也從反面説明南宋部分詞人對周詞的極端崇拜，奉周詞為不可變更移易的金科玉律。南宋著名詞人吳文英論作詞之法，強調“音律欲其協”、“下字欲其雅”(沈義父)；周密、張炎等人的音律教師楊纘論，主張“第一要擇腔”，“第二要擇律”、“第三要填詞按譜”，“第四要隨律押韻”、“第五要立新意”，都是以周邦彥詞為準則、範式。

如果説蘇軾作詞如李白作詩，天才橫放，縱筆揮灑，自然流露，無具體的規範可循；那麼，周邦彥作詞似杜甫，精心結撰，“下字運意，皆有法度”（沈義父）。周詞的法度，集中體現在章法結構和句法煉字兩個方面。周詞的章法結構，是從柳永詞中變化而來。柳詞善鋪敍，但多是平鋪直敍，一般為時空序列性結構，即按情事發生、發展的時空順序來組織詞作的結構，明白曉暢，但失之於平板單一而少變化。周詞也長於鋪敍，抒情性與敍事性兼融，但他是變直敍為曲敍，往往將順敍、倒敍、插敍錯綜穿插，時空結構上體現為一種跳躍式結構，過去、現在、未來的時空場景交錯疊映，使結構繁複多變。後來吳文英詞作的章法結構，又從周詞變化而出。周詞的句法、煉字，除自鑄偉辭外，主要訣竅是融化前人詩句入詞，渾然天成，如由己出。推崇周詞的沈義父，説周詞的字句“往往從唐宋諸賢詩句中來”，“此所以為冠絕”。周詞融化前人詩句入詞，貼切自然，既顯出博學，又見出精巧，所以深為後人佩服。他的詞法度井然，使師法者有規則可循，有門徑可入。因此，後來“作詞者多效其體制”(張炎卷下)。

作為一種創作範式，周邦彥在詞的題材取向上對南宋姜派詞人也頗有影響，這也集中在兩個方面：戀情4-詠物。周詞的題材取向並不限於戀情、詠物，但這兩類題材對後世影響最大。 戀情詞，並不始於周邦彥，唐五代早已大量存在，但到周邦彥手中，戀情詞發生了兩大變化：一是自我化，二是雅化。所謂自我化，是變女性中心型為男性(詞人自我)中心型。以．前的戀情詞，失戀的主體多為女性，表現女性對男子的追求思戀；周詞中的失戀主體，則多是詞人自我，女性已成為他所思所戀的對象。温庭筠等花間詞人的戀情詞，寫的是一種普泛化的戀情，戀愛的雙方無確切的指向，戀人是符號化的，如“楚女”、“謝娘”之類，戀情是類型化的。柳永有些戀情詞，雖然也是以詞人自我為中心，但他所戀的對象似不具體，只是表達對異性佳人的渴望。而周邦彥的戀情詞則往往是寫詞人自我失戀的經歷，他的戀愛情事、戀愛對象有具體明確的指向。所謂“雅化”，是指自花間詞至柳永詞，有些戀情詞寫得過於直露、失於庸俗輕浮，而周邦彥的部分戀情詞，則寫得比較含蓄、高雅，並且將自己的人生失意融匯入戀情詞中，豐富了戀情詞的情感內涵。其後姜夔、吳文英等人的戀情詞，也多是寫自我的失戀或憶戀離散、去世的情人(多為妓、妾)，雅而不俗，其源即從周詞中來。

南宋姜派詞人，熱衷於詠物，或借詠物寄託身世之感，或借詠物寄託故國之思、亡國之恨。論其源流，也出自周邦彥。周邦彥寫的詠物詞比較多，而且善於將身世飄零之感、仕途淪落之悲、情場失戀之苦與所詠之物打成一片，為後來詞人的詠物重寄託開了不二法門。

（1056-1121）字美成，號清真居士。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北宋詞人。少年落魄不羈，後在太學讀書，宋神宗時因獻《汴京賦》為太學正。哲宗時任廬州教授、知溧水縣、國子主簿、秘書省正字。徽宗時仕途較坦蕩，先後為校書郎、議禮避榆討、大晟府提舉，為朝廷制禮作樂。晚年知順昌府和處州、南京鴻慶宮提舉。卒，贈宣奉大夫。南宋雅正派視其為宗主，使他成為聯通南北宋詞學源流的“聖手”。 他精通音律，就詞調之收集、考證、審定、創制來説，確有集大成功勞。他首先以四聲入詞，所制詞調音韻清雅、詞律嚴細，為歷代詞律家奉為圭臬。其詞既有花間、南唐、西江派詞之神髓，又有柳詞之體格，張、賀的豔麗，秦詞的清婉柔媚，深具曲麗精工、縝密醇雅、渾化圓融的藝術特色。他比賀鑄更善於採融前人詩句，進一步增強了詞的文學色彩。他擅長於下字運意的技巧，筆力頓挫，成為後人作詞之指南。

他創制不少新詞調，如《拜新月慢》 、 《荔支香近》 、 《玲瓏四犯》等。現存詞二百餘篇，多寫男女之情和離愁別恨，內容較為單薄，調子很低沉。其詞承柳永而多有變化，市井氣少而宮廷氣多，詞風也比柳永更典雅含蓄，且長於鋪敍，善於熔鑄古人詩句，辭藻華美，音律和諧，具有渾厚、典麗、縝密的特色。如《瑞龍吟》 （章台路）、《西河》 （佳麗處）等。其寫景小詞，富有清新俊逸的情調，如《蘇幕遮》等。他是大晟詞人的代表，是婉約派和格律派的集大成者，開南宋姜夔、張炎一派詞風，對後世影響很大。王國維《人間詞話》説：“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生平祥見《宋史》卷四，有《片玉詞》 。本書選其詞《瑞龍吟》 （章台路）、 《滿庭芳》 （風老鶯雛）、 《蘇幕遮》 （燎沉香）、 《六醜》 （正單衣試酒）、《蘭陵王》 （柳陰直）和 《西河》 （佳麗地）六首。

（1155-1221）字堯章，別號白石道人，又號石帚。饒州鄱陽（今江西波陽縣）9人。南宋詞人。他少年孤貧，屢試不第，終生未仕，一生轉徙江湖。早有文名，頗受楊萬里、范成大、辛棄疾等人推賞，以清客身份與張鎡等名公臣卿往來。今存詞八十多首，多為記遊、詠物和抒寫個人身世、離別相思之作，偶然也流露出對於時事的感慨。其詞情意真摯，格律嚴密，語言華美，風格清幽冷雋，有以瘦硬清剛之筆調矯婉約詞媚無力之意。他多才多藝，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詞格律嚴密。其作品素以空靈含蓄著稱。他的詞對於南宋後期詞壇的格律化有巨大的影響。具有現實意義的作品比較少。特點是辭句精煉，風格不庸俗。他既是江西詩派的先鋒詩人，又是江湖詞派的開山祖師。

代表作《暗香》、《疏影》，借詠歎梅花，感傷身世，抒發鬱鬱不平之情。王國維《人間詞話》説：“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黨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其《揚州慢》（淮左名都）是較有現實內容工作，它通過描繪金兵洗劫後揚州的殘破景象，表現對南宋衰亡局面的傷悼和對金兵暴行的憎恨。詞中“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幾句頗受人們稱道。他晚年受辛棄疾影響，詞風有所轉變，如《永遇樂》 （雲隔迷樓）、《漢宮春》 （雲日歸歟）等，呈現出豪放風格。《白石道人歌曲》中有十七首自度曲，並注有旁譜，是流傳至今的唯一完整的宋詞樂譜資料。姜夔上承周邦彥，下開吳文英、張炎一派，是格律派的代表作家，對後世影響較大。其詩初學黃庭堅，後學晚唐陸龜蒙，雖精心刻意詞句，但較少纖巧之痕，詩風清炒秀遠，如《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等。所著《詩説》頗有獨到見解。生平詳見夏承燾《姜白石編年箋校》等。有《白石道人歌曲》 、《白石道人詩集》 、 《詩説》 、 《絳帖平》 、 《續書譜》和琴曲《古怨》 。本書選其詞六首： 《點絳唇》 （燕雁無心）、 《鷓鴣天》 （肥水東流無盡期）、 《齊天樂》 （庚郎先自吟愁賦）、 《念奴嬌》 （鬧紅一舸）、《揚州慢》（淮左名都）、《暗香》（舊時月色）；詩一首：《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其一）》 。

（1248-1320），字叔夏，號玉田，晚號樂笑翁。先世鳳翔(今陝縣名)，寓居臨安(今浙江杭州)。六世祖張俊為南渡功臣，封循王。父張樞，精音律，與周密為結社詞友。張炎前半生在貴族家庭中度過。宋亡以後，家道中落，貧難自給，曾北遊燕趙謀官，失意南歸，落拓而終。有《山中白雲詞》 ，存詞約三百首。他的創作和詞論對後世有深遠影響，清代許多詞人都尊崇張炎，把他和姜夔並稱，是姜派最佳傳人和理論家。張炎為詞主張“清空”、“騷雅”，傾慕周邦彥、姜夔而貶抑吳文英。他的詞多寫個人哀怨並長於詠物，常以清空之筆，寫淪落之悲，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因他精通音律，審音拈韻，細緻入微，遣詞造句，流麗清暢，時有精警之處。但由於他過分追求局部的詩情畫意，在整體構思上不免失之空疏，故境界開闊而又立意甚高者並不多見。 張炎是最早的詞論家，著有《詞源》一書。在論述樂律部分，書中保存了有關樂詞的豐富資料，是一部有權威性的理論專著。他的創作主張，強調藝術感受、藝術想象與藝術形式，有許多經驗之談，至今尚可參考，但其觀點帶有門户之見，難免有偏頗之處。

張炎總結了整個宋代詞樂與詞的創作理論，他的詞學思想與詞的演唱理論，具有南宋末期詞壇復“雅”避俗的時代傾向，反映了南宋末期士大夫審美觀念。他以詞學思想與詞的演唱理論為基礎，構建了自己獨到的戲劇觀念：戲劇要有豐富曲折的故事情節與“戲諫”態度；演員要有特殊的容顏與天分；戲劇演員表演應該“識拍、道字、正聲、清韻、不狂”，才能達到表演的最佳境界。這又反映了文人學士審美趣味從雅到俗的轉變趨勢。因此，張炎的戲劇觀念在宋元之際具有特殊的價值。

張炎還受方回一祖三宗説的啓發，構建了一個宋代詞學的正派體系。張炎把正派系列接軌在北宋詞人周邦彥的門下，理由是：“學者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詞旨》 ）這正是黃庭堅強調的學習杜詩的原因，他説：“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要須讀得通貫，因人講之。百許年來，詩非無好處，但不用學。亦如書字，須要以鐘王為法耳。”（王正德《餘師錄.與趙伯充書》 ）張炎引用這句話，是説周邦彥詞同老杜的詩歌、鐘王字帖一樣，典雅而有法度，易學且不走樣。而他把周邦彥比作杜甫，為正派系列樹立一個創作上的典範。張炎論詞要訣還突出了姜夔對於江湖詞派的實際貢獻。姜夔在該派中具有開宗立派、示法後人的崇高地位，等同於江西詩派中的黃庭堅。而姜夔詞盡興率意、字句生硬的弊病，又在史達祖的句法、吳文英的字面中得到了糾正。史、吳位對江湖詞風的形成起了一定的輔助作用。張炎論詞要訣與方回一祖三宗説的用意是相同的，指出在唐宋詞中實際存着一個正派序列：周邦彥——姜夔——吳文英——張炎。代表作： 《南浦》 、 《高陽台》 、 《月下笛》 、《解連環》 、 《甘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