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事件

1973年3月，由糧食部副部長調到外交部已經工作近十年的周伯萍，被委任為中國駐希臘王國的首任特命全權大使。 ^[1] 

為落實希臘副首相馬卡雷佐斯訪華事宜，周伯萍於5月7日中午赴希臘外交部與希方聯繫具體行程安排。事畢時，已是當地下午的13點15分。當週伯萍乘車返回我國使館時，發現沿途警車、哨卡明顯比平常多得多，這説明當天雅典有重要國事或外事活動。周伯萍就問翻譯，翻譯也不是很清楚。回到使館後，周伯萍要翻譯去查一查新送來的請帖。碰巧，那天我使館一個剛學英語不久的值班人員一眼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的一張請帖，內容是邀請我國大使於5月8日下午12點到13點30分之間去他們使館出席國慶招待會的。捷克斯洛伐克駐希臘大使名叫科威克，其署名的第一個英文字母就是“K”，和科威特國名第一個字母相同，這個值班人員也沒看清具體日期就誤認為是科威特大使館當天的請帖。 ^[1] 

就這樣，周伯萍和使館翻譯都認為剛才路上見到的就是科威特正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收到請帖不去參加人家的招待會是外交上的失禮行為。此時，距13點30分只剩下10分鐘了，大家都有點慌了，也未看清請帖上的具體內容，周伯萍連衣服也未來得及換就立即登車趕去。沒有想到，他們竟稀裏糊塗地跑進了以色列駐希臘外交代表處，向以色列使館代辦祝賀了國慶。 ^[1] 

其實，當時中國與以色列還沒有互相承認，雙方根本沒有外交關係。由於在1971年召開的聯合國第二十六屆聯大會議上表決中國代表權議案時，以色列曾投了支持中國“驅蔣納我”提案的票，所以，看到周伯萍出現在以色列使館，在場的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當即問周伯萍大使：“大使先生，你到這裏來是否意味着中國已經承認以色列？”當時周伯萍還不知道自己走錯了地方，認為這是西方記者的無故尋釁，便簡單地將其頂了回去。但那位記者還是向美國國內發回了消息。 ^[1] 

直到第二天中午，周伯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國慶招待會時，羅馬尼亞駐希臘大使叫過中國大使館翻譯，告訴了他事情的真相：昨天是去了以色列駐希臘外交代表處祝賀國慶。周伯萍大吃一驚，這才明白自己闖下了大禍。 ^[1] 

一國大使在所駐國的一舉一動都代表着他的國家。周伯萍在得知真相後，不僅心情沉重，而且有着強烈的負罪感。於是，他從使館一回來，就立即決定採取三項補救措施：一、分別向希臘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國使節説明中國周伯萍大使誤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純系工作上的差錯，不是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二、立即向國內外交部報告情況，並作初步檢查；三、向使館全體同志如實通報，要求大家接受教訓，改進工作。 ^[1] 

外交部收到周伯萍的報告後，首先回電同意三項補救措施，並電召周伯萍回國。5月14日，周伯萍乘法國航班飛回北京，立即前往外交部報告事情經過。外交部根據周伯萍的認錯檢查，以及他及時的補救措施和迅速回國的態度，寫成具體報告，呈送周恩來。 ^[1] 

周恩來在看了外交部關於“雅典事件”的報告後極為震怒，説：“美國出了個‘水門事件’，主角是美國總統尼克松；中國出了個‘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門不幸！”後來，毛澤東在看這份外交部報告時，認為周伯萍等我駐希臘使館的工作人員是因為“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才發生了“雅典事件”，這就完全改變了關於“雅典事件”的定性，相關人員也沒有受到太大的牽連。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