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之別

出自：人教版語文八年級上冊《説“屏”》 作者：陳從周 浙江杭州人，古建築園林藝術家。例句：按屏的建造材料及其裝飾的華麗程度，分為金屏、銀屏、錦屏、畫屏、石屏、木屏、竹屏等，因而在藝術上有雅俗之別，同時也顯露了使用人不同的經濟與文化水平。

同義詞：雅俗之分

重雅輕俗，嚴雅俗之辯，在古代中國，有着悠久的歷史。但是，什麼樣的是雅，什麼樣的是俗？卻從來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標準，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身份，甚至不同的人物，都會有不同的雅俗觀。

從本源上講，雅俗間的區別，跟先秦的 “君子”“小人”之別關系甚為密切。君子與小人，是就人的品性進行劃分，而雅俗的區別則注重點在人的情趣上。孔子罵人，就徑呼之為“小人”，還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名言。最古老的君子的含義，主要指受過教育且有良好品德的人，而一般百姓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因而也跟那些無德之人被並稱為“小人”，這樣的劃分方式，帶有儒學倫理文化的色彩，但對後世中國的文化心理影響至為深遠。從東漢直到魏晉時期，士族興起，九品中正制作為選官的標準，對人品的要求最為關注。於是品評人物，成為當時十分重要的帶有政治意義的活動，當曹操被評為：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時，他本人即大為高興。劉備聽曹操説“天下英雄，唯使君（指劉備）與操爾”時，因為擔心曹操看透了他的心思，竟至於手足無措，筷子落地。在名士追求玄遠之旨的風氣驅動下，魏晉時評人，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清”“濁”論人，若被許有“清氣”，有“清神”，能“清談”，那麼，就有資格入“清流”，成為上流社會中受人尊重之人，否則，若有“濁氣”，則縱有天大的本領，也不會被上層“清流”接受。這其實是在氣質層面的雅俗意識。

由於最初的雅俗之別，就已經把 “義”和“利”牽扯進去了。因此，後世在論雅俗之別時，義利態度成為一種很重要的衡量指標：重義之士，即為雅士；重利之人，即是俗人。在以農為本的思想下，重農輕商在封建社會保持着其一慣性地位，因而，以謀利為主的商業活動，自古就被視為俗舉。唐代科舉考試中，商家子弟跟市井之徒一樣，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白居易還專門為這些寫過文章，為之鳴不平，但並不能動搖傳統的社會基礎。宋代時，城市經濟不斷髮達，商業活動也越來越繁榮，雅俗之辯也日益激烈。宋代戲曲《宦門子弟錯立身》中，對儒生愛上唱戲女進行嘲諷，很能説明問題。而且，雅俗之別，還促使宋代文化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一些正統文人，為了維護傳統文化的正統地位，不斷地對當時新起的俗文化樣式進行排斥和打壓，而且還一而再再而三地為“雅”文化樹立標準，希望借“圈定”雅文化以達到與俗文化相區別的目的。結果導致“雅”文化因受到禁錮而日益僵化並衰老，……

“真趣”匾為清代乾隆皇帝所書，如今懸掛於蘇州獅子林真趣亭內，匾的中間最上方刻有一方“乾隆御璽”朱文印。《蘇州園林匾額楹聯欣賞》一書中有記載曰：“1765年，乾隆三遊獅子林，見石峯俯仰多姿、石洞剔透空靈，環境優雅靜穆，寫下《遊獅子林即景雜嘆》七絕三首與七律一首，並賜此‘真趣’匾。”有關乾隆當年恩賜此匾的故事也非常有意思。乾隆巡視江南時，曾多次與眾臣子同遊蘇州，當然也少不了獅子林。據説，有一次，他見獅子林中假山堆疊、池水清幽、小橋別緻、曲徑迴轉，興之所至，揮毫寫下了“真有趣”三個字。隨他一同遊園的大臣、園子的主人黃熙感到這三個字過俗，卻又不好明説，靈機一動，當即跪奏，乞請乾隆將其中的“有”字賜給自己。乾隆很快就悟出了黃熙的意思，當即説“真有趣”三字去掉一個“有”字後正好與宋人王禹偁的詩句“忘機得真趣，懷古生遠思”的意境相合，便欽賜黃熙“有”字，從而為後人留下了這塊“真趣”匾。乾隆題“真趣”匾的故事，提醒讀書人在作書的時候都應該小心謹慎、仔細推敲，否則有時雖然只是一二字之差，但學養、味道、情趣卻已是雅、俗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