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形模式理論

雁形產業發展形態説(Flying Geese Paradigm)是指通過國外引進--國內生產--產品出口的循環使後起國實現產業結構工業化、重工業化和高加工度化的學説。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1932年提出來的根據日本棉紡工業的發展史實而提出。日本的產業通常經歷了進口→當地生產+開拓出口→出口增長四個階段並呈週期循環。某一產業隨着進口的不斷增加，國內生產和出口的形成，將四個階段在圖表上示出，圖形呈倒"V"型就如三隻大雁展翅翱翔，並稱之為“雁形產業發展形態”。

雁形產業發展形態説表明，後進國家可以通過進口利用和消化先進國的資本和技術、同時利用低工資優勢打回先行國市場。這種由於後起國引進先行國資本和技術，擴張生產能力，使先行國已有產業受到國外競爭壓力威脅的現象，叫做“反回頭效應”。如果後起國善於把握好時機，就能在進口--國內生產--出口的循環中縮短工業化乃至重工業化、高加工度化的過程。雁形產業發展形態説主要用來説明日本的工業成長模式。赤松要先生認為，本國產業發展要與國際市場緊密地結合起來，使產業結構國際化；後起的國家可以通過四個階段來加快本國工業化進程；產業發展政策是要根據“雁形形態論”的特點制定。

人們常以此表述後進國家工業化、重工業化和高加工度發展過程。在一國範圍內，“雁行產業發展形態”先是在低附加值的消費品產業中出現，然後才在生產資料產業中出現，繼而在整個製造業的結構調整中都會出現雁形變化格局。

日本學者山澤逸平先生將赤松要先生的“雁形產業發展形態”理論進行了擴展，提出了引進→進口替代→出口成長→成熟→逆進口五個階段。從而更加詳盡地展示出後進國家如何通過進口先進國家產品和引進技術，建立自己的工廠進行生產以滿足國內需求，不僅可供出口，而且後來居上取代“領頭雁”地位並最終實現經濟起飛。

經濟全球化的到來，中國要實現趕超的目標，僅靠傳統意義上的資源稟賦和廉價勞動力成本優勢是不夠的。要從挖掘“後發優勢”快速轉移到努力實現國際經濟博弈中的“競爭優勢 ”。這種優勢是產業和企業層面上的。因此，國際競爭力優勢需要強大的“競爭力資產”和 “優化的產業組織”作為支撐。在國際經濟學中，關於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國際貿易）和其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躍遷）之間的關係的研究已經得出較好的分析結論，有代表性的理論之一就是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的“ 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説”。赤松要分析日本棉紡產業的發展創造了市場條件，規模從大到小， 並最終使本國棉紡產業的規模經濟得到充分利用，使產品成本大大下降。由於後起國具有低 工資優勢，因而使日本的棉紡產品獲得了價格上的國際競爭力，開始迎來原本是“舶來品” 的棉紡產品的出口，海外市場得以開拓，並進一步失去本國棉紡產業的發展，整個產業發展過程就像三隻大雁在飛行，“雁行產業發展形態”由此而得名。 ^[1] 

在產業發展過程中，一般要經過三個“浪潮”：進口浪潮、國內生產浪潮以及出口浪潮。將赤松要理論和弗農理論兩者加以整合可以發現，儘管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變遷總是先行一步，但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制定正確的國際經濟戰略，採取切實可行的產業政策及相關支持政策，就可以求得所謂“後發優勢”。此即利用國際分工與競爭，可以迴避風險多、花費大的技術開發過程，可以利用先發國的資本和技術，也可以利用低成本優勢打回先發國市場，從而順利地實現其產業結構躍遷，乃至縮短工業化進程，完成其經濟發展的目標。 ^[2] 

後起國特定產業的生命週期一般由三個階段構成。即：進口— 國內生產（進口替代）— 出口（後又擴展為五階段，加上“成熟”和“逆進口”兩個階段）。

國內各產業生命週期均經過上述各階段，但次序由消費資料生產轉向生產資料生產，或由輕工業轉向重工業，進而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

隨比較優勢動態變化，通過直接投資等方式在國際間出現產業轉移，東亞的後起國追趕先行國的進程具有“雁形模式”的特徵。但“雁形模式”的形成是有條件的，當條件發生變化時，該模型也將轉換。即這一模式可以説明過去，不一定能説明將來；可以適用於東亞中小國家和地區，但不一定適用於發展中國家。 ^[3] 

“雁行模式"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學者赤松要在其《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原理》( 1932 年) 一文中提出的。該理論闡釋了日本經濟通過外貿和替代性生產而不斷由低級向高級波浪式發展的進程。工業化初期，日本主要出口絲綢、棉紗、棉布等消費品，換取工業發達國家的紡織機械等生產資料，以此裝備本國的紡織品生產；繼之，日本對進口紡織機械進行替代性生產，以此帶動日本機械工業發展；機械工業的發展又依次帶動鋼鐵、機電等產業發展；日本以在外貿中獲取的外匯購買先進技術並予以消化、吸收和推廣，逐漸建立起自主技術基礎和研究開發體系；日本各產業順次起飛的這一進程就被形象地稱做“雁行模式"。赤松要對日本棉紡工業從進口發展到國內生產，再發展到出口的歷史性考察，認為後進國家的產業發展應遵循“進口—國內生產—出口”的模式，使其產業相繼更替發展。 第一，第一隻雁是進口浪潮，由於後進國家的產業結構脆弱，國民經濟體系不完善，而市場又對外開放，這就使國外產品大量湧入後進國家的市場，這裏的市場基本上是進口產品。

第二，第二隻雁是進口所引發的國內生產浪潮。國外產品的進入，使後進國家的市場得以擴大，這裏後進國家可以充分模仿、引進和利用進口產品的生產工藝和技術，並使之與本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優勢自然資源相結合，不斷增加某些進口產品的國內生產。

第三，第三隻雁是國內生產所引致的出口浪潮。後進國家生產達到一定規模後，由於本國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優勢，加上生產到了一定階段，高新技術轉化率和轉化速度的提高，經營管理的改善，使原進口產品的生產具有比以往進口車更大的成本優勢，使其產品的銷售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大的競爭優勢和市場地位．以至形成了原有進口產品開始佔領國際市場的浪潮。後來，一些經濟學家將這一理論應用於解釋20世紀後半期東亞地區各國經濟順次起飛的態勢，即日本——“四小龍”——東盟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依次實現經濟追趕的區域分工和貿易模式。領頭雁日本依次把本國處於成熟期的產業如紡織、鋼鐵、化工、機械、造船、家電等產業通過貿易、技術轉讓和投資依次傳遞給“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使這些地區的上述產業迅速成長和發展並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對東亞地區的經濟起飛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2] 

1.雁形模式到雁羣模式：赤松要的“雁行發展理論“主要是針對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其主旨是發展中國家利用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和產品發展本國的產業，因此在貿易圈中勢必存在不同發展層次產業結構的國家，這同時也是產業梯度轉移的一個動力。但隨着東亞各國經濟的發展，“雁行模式”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戰。首先，“雁行模式”的挑戰一方面來自於“領頭雁”日本的投資策略。90年代以前日本主要對華投資主要集中在賓館、辦公樓等投資少、見效快的行業。90年代以後日本從自身利益出發在技術轉讓方面持謹慎保守的態度，向東亞國家經過引進日資過程，不僅沒有吸收和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反而導致了東亞各國產業結構的偏頗，出口產品結構的單一，造成了該地區產品結構的同化，出口競爭的激烈及經濟發展戰略的單一化，加深了經濟增長的對外依附性。另一方面日本對該地區的投資日趨類同,加劇了產業結構的單一化。並且有可能導致該地區出現類似上世紀拉美的“新型種植園化”， 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加劇和對日外資的依賴。另外，前面提到“雁行發展模式”的基礎是各國產業梯度差的存在。這個梯度差正隨着各國經濟的發展和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而日益縮小，客觀上造成了“雁行模式”的逐漸式微。最後，客觀的説，“雁行模式”的危機不單來自於作為“雁頭”的日本和“雁身”的nies、“雁尾”asean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其所受到的挑戰還來自於“雁身”和“雁尾”之間。因為這幾個地區之間的發展於同一發展層次的經濟體在對外出口上的競爭加劇。 應該説今後的一段時間東亞地區仍須保持“雁行模式”同時也創制出新的發展模式跳出這個模式。隨着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雁行模式”將被“大競爭格局”（也有學者稱為“羣馬模式”）代替。仍處於“後雁行模式”階段，但前景已日趨明朗，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就所謂的“羣馬模式”而言，在宏觀上，日本、四小龍、東盟國家與中國之間相互的水平分割關係正逐步增強並最終會主導地位；在微觀上則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龍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在東亞地區構建的網絡化跨國生產體系，即通過企業內部國際分割，將產品的設計、研究開發、銷售等環節在本地區上的優化配置。以此達到各國相互超越、相互牽引的效果。這個模式筆者認為對應“雁行模式”而言稱為“雁羣模式”更為合理。“雁羣模式”一方面強調各個經濟體，如中國、日本、 nies、asean之間的獨立性，使每一個都有可能成為羣雁中的一隻大雁；另一方面又利用跨國生產體系進行資源的整合，使每一隻大雁都不會脱離“雁羣”而成為孤雁，特別是跨國公司的內部國際化。 ^[2] 

2.雁形理論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的啓發。在國際上已有許多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理論模式，這些模式都是由各個國家、各個地區根據自身的制度和特點提出來的。理論模式，形式多樣，就其類型來説，大體上可分為經濟發展戰略模式和空間發展戰略模式兩大類，而它們又是互相交叉和相互關聯的。空間發展戰略又分為平衡發展戰略和不平衡發展戰略，不平衡發展戰略的思想基礎是：平衡是有條件的、相對的和暫時的狀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客觀的、絕對的、永恆的。因此，每個國家都會有一些地區比別的地區更富裕，一些地區會比其他地區發展得更快。企圖對全國各地都等同對待，或者對全國各地都投入等量的資本，若以此來編制規劃，無疑是不合理、不經濟的。因為這樣的規劃違背了經濟不平衡發展的客觀規律。在不平衡發展中，平衡的力量會發生作用，使地區發展不平衡趨向平衡。其中的一種重要的推動力就是區際間產業的轉移和結構的調整，推動地區平衡發展。而赤松的“雁行產業發展形態學説”以及其他的一些相關的理論説明了一個共同的理論問題，即不斷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是區域經濟增長的客觀要求，也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發達地區某些曾經是優勢的產業或產品，由於比較效益的變化，將逐漸喪失優勢，向不發達地區轉移，而這些產業或產品在不發達地區可以逐漸形成為優勢，並將產品反出口到原來的發達地區。產業結構的這種變化，即區際間產業的轉移，生產佈局在區際間的調整，可以使不發達地區避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曾經走過的一些路徑，通過引進、轉移，使經濟快速增長，從而有利於縮小不發達與發達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推動區間經濟平衡發展。

3.雁形理論到產業結構的轉移產業區域轉移可簡稱為產業轉移，是一種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自發的行為，是由於資源供給或產品需求條件發生變化後，某些產業從某一國家或地區轉移到另一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行為和過程，這是一個包含國際間與地區間投資與貿易活動的綜合性的要素與商品流動過程，是一個具有時間和空間維度的動態過程，是國際間或地區間產業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轉移國或地區與轉移對象國和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重要途徑。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發展模式，這一理論後來經過小島清的發展成為20世紀70年代日本向anies（亞洲新興工業國和地區）和asean（東盟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轉移，推動本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根據。對產業轉移理論作出貢獻的還有r.vernon（弗農，1966），他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產品週期論，對地域間或國際間產業與產品的週期性發展進程，以及由此導致的產業和產品的轉移作了系統的描述和理論上的總結。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產業轉移的理論有了新的進展，主要表現在產業轉移理論與國際經濟學及國際經營學理論的聯繫日趨緊密。在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kojima，1978）的延長線上，一些日本學者強調，產業轉移是產業結構調整國際化的載體（大西勝明，1999），因為產業結構調整總是伴隨着產業跨國轉移和企業跨國經營。牛丸元等（1999）進一步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h－o－s 模型來解釋赤松要的雁行模式和弗農的產品生命週期理論，認為產業發展的雁行狀態和產業的生命週期描述了一國或一地區的產業進化過程，但其實質是反映了比較優勢的轉移以及與此相關的產業轉移。在產業轉移的微觀層面的理論研究上，dunning（鄧寧，1988）用o－l－i模型來説明企業的對外投資和擴張行為，認為產業組織決定的所有權優勢（ownership－specificadvantages，o優勢），要素賦存結構決定的區域優勢（location－specific advantages，l優勢），交易成本決定的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 incentive advantages，i優勢），是解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的主要原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