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

一般有如下三個解釋 ^[1]  ：

①〈書〉台階。

②舊指官職的等級。

③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和對生產資料關係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團，如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等。

研究一個概念的演變，絕不僅僅只是考察其字面上的意義，正如劍橋學派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納所説的那樣：“研究概念變化不在於關注使用一些特定的詞彙來表達這些概念的‘意義’，而是通過追問運用這些概念能做什麼和考察他們相互關係以及更寬廣的信仰體系之間的關係。”考察“階級”一詞的含義，就要從“階級”這個概念在不同人和不同時期以及不同社會背景之下所表述的不同含義入手。

“階級”對應的英文單詞是“class”。它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以及不同論述者那裏，表達的含義存在諸多的差異。列寧曾對“階級”作過這樣的界定：“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在這裏，列寧的“階級”概念具有這樣一種特性，它首先是一個“集團”，並且與“社會勞動”相聯繫，它不具備個體的特徵。

在中國，“階級”一詞古已有之，它有以下幾種解釋：台階、尊卑上下的等級、官的品位與等級、階段或段落等。顯然，“階級”一詞在中國古代或近代的基本用途是區分類別、等級，其含義主要是官位俸祿的等級和社會倫理制度，即“禮”規定的等級秩序，與後來政治學或經濟學上的含義不同。

在社會學經典著作裏，“階級”首先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在《共產黨宣言》裏，社會學家把現實社會分為兩個階級，即富裕階級（Bourgeois）和貧困階級（Proletarians），認為“現時代”的一個特點，就是“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不同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作用的階級：富裕階級和貧困階級。”社會學經典作家是把人們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作為劃分階級的決定性標準的。

近代以來，中國人對西方各種社會學思想流派（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説）的瞭解，早先主要是通過對日語社會科學論著的翻譯來實現的，其形式要麼是通過歐洲語言原著的日語翻譯，要麼是通過日語的社會主義著作的引介，而這種語際跨越的過程，又是以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作為橋樑來實現的。因此，中國人理解的“階級”這個馬克思主義學説中的關鍵性詞語，是與日語中“階級”一詞的解釋意義聯繫在一起的。

1903年，較早在漢語中使用“階級”新含義的梁啓超，曾經對中西社會作了這樣的分析，認為“歐洲有分國民階級之風而中國無之”。梁啓超不承認中國社會存在階級現象。1902年9月，他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説》一文中，談到人類進化的歸宿時提到馬克思的觀點，指出：“故麥喀士嘲之曰：‘今世學者，以科學破宗教，謂人類乃由下等動物變化而來，然其變化之律，以人類為極點乎？抑人類之上，更有他日進化之一階級乎？彼等無以應也。’”在梁啓超這個時代的國人，對社會階級的認識，還只停留在一些學者對西方階級理論的簡單介紹上。

1903年2月，馬君武撰文介紹西歐社會黨人時，開始注意到西方現代階級的存在：“社會者，發達不息之有機體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階級，舉社會皆變為共和資本、共和營業，以造於一切平等之域，此社會黨人所公信也。”在馬君武看來，對於“社會黨人”來説，“資本家”（“資產階級”的早期雛形）和“勞動者”（“無產階級”的早期雛形）的社會地位是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是以擁有的財富（資本）多寡來加以區別的。這裏的“階級”是否具備政治意義，似乎不明確，至少馬君武沒有作出這樣的分析。因而，只能認為，馬君武意識裏的“階級”，還沒有形成一個特定政治社會集團，即還不是涵蓋政治鬥爭的“階級”概念。同時，馬君武還描述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認為“中國則家奴、農僕、僱工三者常兼包並容，而無顯然分劃之階級，至今尚然。”馬君武為什麼這樣認為呢？其原因，或許可能當時中國的現代意義上的階級分裂狀況還不太明顯，或許可能用西方的“階級”概念來套中國的情況，未必適當。但不論原因如何，此時國人對中國社會的階級認知，尚處在一個經驗性的經濟分析階段上。“階級”概念的起源與中共早期的理論認知

同年10月，日本近代社會主義運動的先驅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一書，由中國達識譯社翻譯成中文。在這本宣傳社會主義理論的著作中，幸德秋水認為，現代意義上的“階級”，產生於工業革命之後：“近世工業，一經興隆，瞬息之間，席捲地球，到處壓倒個人之小產業者，有如風掃落葉，遺片無留。業利全失，不得已棄其個人小器械，向大工場而趨，其所自得者，亦惟賃銀而已。加之封建之制度廢，土地之兼併盛，地方小農不得不競出都會，求衣食於賃銀。而自由獨立之勞動者，漸就絕跡，賃銀之勞動者，日益加多。於是社會分兩階級：專有生產機關，盡領有其生產之地主資本家為一級；食力以外，一無所有之勞動者為一級。彼疆爾界，鴻溝截然。此社會生產與領有之間，已現地主資本家與賃銀勞動者之衝突。”這段敍述，提示了西方現代意義的階級構成，主要是由僱傭勞動關係引起的，並且已注意到“衝突”的現象。但是，幸德秋水所述的是西方的對象，國人只是從這裏瞭解了“階級”，它還不是中國的經驗。

梁啓超在1904年描繪了其在紐約親見的現代西方的階級現象：“美國全國之總財產，其十分之七屬於彼二十萬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屬於此七千九百八十萬之貧民所有。故美國之富人則誠富矣，而所謂富族階級，不過居總人口四百分之一……此等現象，凡各文明國罔不如是，而大都會為尤甚。”但梁啓超此文的用意，並不是對這種現象的讚賞，而是對西方社會中階級貧富弊端的批判，尤其是對中國國情的憂慮而希望中國能避免這些弊端。這種希望在中國避免出現階級分化的想法，在孫中山那裏也一樣存在。1905年，孫中山再度到布魯塞爾訪問國際社會黨執行局時表示：“我們黃種的同志希望改進這種制度，使之同我們黨的原則更趨一致，防止往往一個階級剝奪另一個階級，如象所有歐洲國家都曾發生過的那樣……”在梁啓超、孫中山的觀念中，階級問題還不是一個社會問題，反過來説，分析或解決社會問題，似乎還用不上“階級”這個社會科學範疇。

1906年，宋教仁在《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一文中，提出了兩大階級——掠奪階級與被掠奪階級的説法，認為“現世界之人類，統計不下十五萬萬，然區別之，得形成為二大階級：掠奪階級與被掠奪階級是矣。換言之，即富紳Bourgeois與平民Proletaruns（原文如此——筆者注）之二種也。”在這裏意識到“富紳”與“平民”之間的關係是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這是一個關鍵性的認識。因為，這種認識顯示，在理論上，宋教仁已意識到社會結構因“階級”而分裂，分裂的代價必然是社會的矛盾與衝突，這樣，對“階級”的理解正在向現代的“階級”意義靠攏。與宋教仁同時，朱執信在提到俄國社會階級狀況時也稱：“俄國之經濟制度，尚未脱封建時代之狀態，其挾經濟上勢力者，大抵為貴族、僧侶、地主，而是三者固皆有政治上勢力之階級也。”這裏觸及到“階級”在政治層面上的意義，預示了“階級”一詞開始成為政治分析的用語。從經濟學分析用語，演變為政治學分析用語，是“階級”這個概念，在漢語世界內涵定型的關鍵認知。

晚清中國是一個社會動盪時代，不但社會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社會階層不斷地分化，尤其是經歷了洋務運動的早期工業化培育，新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代表者開始生成，革命與改良的政治主張為此而激戰，而且社會思潮也對傳統文化造成巨大的衝擊，尤其是經歷了戊戌變法的啓蒙思想洗禮，人們開始以新的觀念看待中國與世界；中西思想的交匯，大量的西學用語開始在思想界流行，許多概念在譯介與運用的交錯中，被用於對中國現實的分析，“階級”這個概念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一個概念能否被本土經驗所使用，能否在理論領域被運用，是這個概念形成解釋意義的標誌。“階級”這個概念，在晚清已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界、政治界分析中國社會問題的一個關鍵性用詞，儘管還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理論概念。

以“階級”概念分析中國社會問題，在20世紀初，思想界、理論界的運用還是相當膚淺的，對“階級”這個概念的理解也很模糊，並且大都沒有對“階級”這個概念給出一個明確的解釋，往往只是對西方社會中出現的階級現象作負面的評價，以此作為對“階級”概念的理解。直到20世紀20年代左右，“階級”這個概念才在中國固定下來，並得到普遍的應用。1919年，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kawakami，參照馬克思所描述的“階級”現象，給“階級”下了這樣一個定義：“馬克思所指的階級（kaikyū）是經濟利益對立的經濟階級。説得再具體一點，指的是佔有土地或資本等生產資料者與不佔有土地或資本等生產資料者之間的區別，以及由此產生的進行經濟壓迫和剝削者與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的區別。”同年5月，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吸收了Kawakami的觀點以及“階級”一詞的用法，全面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這篇文章所講的“階級”，是一種已經形成了的社會集團，並且有了階級自覺，他説“後來屬於一階級的，知道他們對於別的階級，到底是立於不相容的地位，階級競爭是他們不能避的運命，就是有了階級的自覺，階級間就起了競爭。”這個説法，已經與現代意義上的階級概念相去不遠了。

“階級”一詞在近代中國理論思想界的流行，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譯介有相當大的關係。1899年，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上，首次提到《共產黨宣言》“資產者與無產者”一節中的一段話；1919年《每週評論》第16期上，刊出摘譯的《共產黨宣言》中的幾段文字，但這些零散的譯文，不足以讓人們全面瞭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直到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出現後，有關階級的理論才在思想界被全面瞭解。當然，這不是唯一的途徑，例如，毛澤東後來回憶説：“記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總體而言，“階級”這個概念，經過1920年代流傳，逐漸成為思想理論界分析中國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理論範疇。

1929年的一本社會科學詞典給“階級”下了這樣定義：“各時代各國家的住民常常根據收入和得到生活資料的樣式而分若干集團。……這個集團就叫做階級。……階級的特徵是它的構成各員關於共通的經濟利害互相團結的，全體講來對於國家全體收入的分配是和他們鬥爭的他的階級是對立的（原文如此——筆者注）。為了階級利害的維持和增大的對抗，就發生政治的對抗了。因此階級就可用下列的説法：——階級是由經濟的及政治的利害的共通而結合的集團。”這一定義顯示“階級”有這幾個特點：第一，階級是特定的利益集團，這種利益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第二，階級是一個集團相對於另一個集團而言的，沒有不同利益的團體或個體的相互對抗關係，就無所謂階級；第三，階級與階級之間會因本階級的政治或經濟利益而發生階級鬥爭。詞典中的概念定義，代表的是一個時代的思想與知識的綜合，它在一般意義上，是這個時代社會思想共同認知。顯然，詞典的這種早期“階級”認知，儘管已經涉及“階級”這個概念的基本要素，也將這個概念與唯物史觀聯繫起來，如詞典在“階級鬥爭”條中稱：“這個階級鬥爭的原理是由於馬克思唯物史觀所結論的社會變革的直接動力。”但將“階級”這個概念精確化與理論化，有待於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尤其是中共革命理論與實踐的發展。

階級出現的原因

一是生產力的發展使階級的出現成為可能，而剩餘產品的出現成為階級產生的物質前提。時效波先生在2004年7月《齊魯學刊》中的《人的利己本能與人類社會發展》一文中，這樣表述：“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到原始社會（生存社會）末期，生產力水平相對於人類需求而言發生了質變，人們創造出的產品除了能滿足生存活命這一本能需求外還有剩餘。避免強體力勞動，不勞而獲成為可能，擺脱繁重乏味勞動也有條件並上升為人類又一主要需求，發展生產力獲得消費產品與擺脱繁重乏味勞動成了勞動者自身需求的矛盾統一體。獲得消費產品要求發展生產力，而擺脱繁重乏味勞動又是脱離勞動、懈怠生產力的表現。因此，也正是這一矛盾決定了發展生產力過程中人類自身間的矛盾鬥爭（階級鬥爭）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產生。 ^[2]  ”

二是社會分工的發展導致私有制的出現，私有制使階級的出現成為現實。 階級是以生產資料的佔有與否而區分的。歷史上已有奴隸社會的奴隸主和奴隸階級；舊社會的土地使用權和農民階級；以及現代社會的企業家和勞動者階級。這些都是因為在物質生產為主的社會中，財產分配不公平才產生階級的。在農業社會中，農民在生產第一線，但農民卻不佔有土地；在工業社會中，工人不佔有工廠設備。在知識生產領域中，知識製作，傳播的機器都是資本家所有，知識看似是知識生產者所有，但這種知識是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操縱監督下的知識，資本家通過強迫誘惑手段讓知識生產者超出必要勞動時間去無償生產價值，也就是剝削知識勞動者剩餘價值，所以在知識生產領域中也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

兩極世界理論在繼承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過程中分析指出，階級的產生原因不是勞動分工，而是農業發明後部落間或國家間以土地為根據的競爭關係。 ^[3] 

權力和權力配置關係是現代政治學的基本範疇，也是政治學整個大廈賴以建立的基礎。政治學認為，政治的本質是權力配置的關係。在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領域中，集中反映的就是各社會權力集團的利益及其相互關係。我們認為，階級是指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因社會關係特別是對財富的佔有關係而形成的社會政治共同體。

根據階級的概念，它具有以下三個顯著特徵：

（1） 階級是一個經濟範疇，首先是指階級這個人類社會共同體是在一定的社會結構體系中形成的，對財富的佔有關係是階級最本質的特徵，其餘的特徵都是由這一本質特徵延伸出來的，這就是階級內在的質的規定性。其次，區分階級的首要依據是社會地位的承認，即社會關係不同。因此，階級是一個社會範疇。

（2） 階級是一個社會範疇。人類社會不是從來就有階級的，“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社會結構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是與社會既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發展又不充分的情況相適應的。在原始社會後期，隨着剩餘產品、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現，社會生產力有所發展，人類才分裂為利益衝突的不同社會集團。其中，富人成為佔有社會財富的奴隸主；窮人即貧困者和戰俘淪為奴隸。從此，人類便進入了階級社會。

伴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經歷了古代社會、傳統社會、現代社會和後現代社會四個不同的社會形態，階級狀況也因此而不斷地演變和發展。不過，人類社會這種階級分裂現象也不是永恆的，“將被社會結構的充分發展所消滅”。

（3）階級是一個以社會關係為紐帶的政治主體。在階級社會的一定社會結構中，衝突的階級矛盾的存在和發展被國家調節，而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權力集團藉助於國家而成為政治上的行政機關，即成為擁有社會公共權力的政治主體。由於在社會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與統治者同時產生的其他階級則處於不同的政治地位。可見，階級從社會關係的承認中產生，並以社會關係為紐帶而成為政治社會的政治主體，參與政治過程。階級具有基於共同的社會地位而產生政治傾向的一致性；基於共同的生活方式而產生心理習慣的相似性；以及基於共同的歷史命運而產生理想追求的聚合性。

階級和階級結構，是以社會生產關係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為其劃分標準的。當代資本主義國家與早期資本主義相比，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僅是資產階級統治伎倆的調整，而且已經涉及到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而也直接影響到資本佔有形式、分配形式和階級結構等各個方面。

從19世紀末以後，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已不再是單一的、純粹的私人資本主義，而同時存在着“社會化”的公共經濟，因而成為公私“混合經濟”或稱“雙重經濟”，具有了新的特點。

1、國有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二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多次出現了國有化的浪潮。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有經濟的存在絕非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點綴和無足輕重的偶然現象。它已具有相當大的規模，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單一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的傳統模式。法國的國有企業曾經達到整個工業企業產值的31%，投資曾佔到工業企業總投資的49%，固定資產投資曾經達到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53%。20世紀80年代初期，英國分別在採煤、，造船、電力、煤氣、鐵路、郵政、電信等七大行業實行100%的國有化，同時對鋼鐵、航空業實行75%的國有化經營。發達國家國有企業的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在10%左右。其中，意大利為18%、法國為15%、英國為14%、德國為12%、美國為1%。國有企業投資額佔全國總投資的比重平均為20%，這意味着，單一的、純粹的私人佔有制的經濟模式已被部分改變。

2、合作經濟發展迅速。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還存在則大量的合作經濟。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羣眾為改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謀取或維護自身利益，按照自願、民主、平等、互利等原則在所建立的經濟組織和社會團體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濟形式。各種類型的合作社組織存在於工業、農業、建築業、商業、服務業、旅遊業、銀行保險業、教育、衞生醫療業、交通運輸業、漁業等多種經濟門類和社會事業部門。如日本的供銷合作社為農民和漁民銷售了95%的大米和90%的魚類產品；美國的供銷合作社每天提供價值達1.23億美元的食品和日用品；美國的合作醫療組織每天為22萬個病人提供醫療服務；信用合作社每天處理3億美元的支票。還有德國的工會辦有大量的企業，甚至包括大銀行等等。非常明顯的是，合作經濟同國有經濟一樣，打破了單一的純粹的私人佔有制的資本主義傳統模式，其資本佔有形式和資本佔有的內容都具有了社會化的特點。

3、 “利害攸關者經濟”的出現。20世紀 80——90年代，一種新的資本佔有形式拌隨着一個新的概念在英、美等國悄然出現。它幾乎是在人們不知不覺之中，使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的形式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革。所謂“利害攸關者經濟”是這樣的一種經濟模式，它將企業視為一個為其一切構成要素創造價值的生產製度和社會經濟體系。在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的傳統模式中，企業的目標和責任，就是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或資產所有者的利益，使其利潤最大化。至於企業的僱員、顧客以及其他利害攸關者不過是企業賺錢的機器和手段。私有財產權絕對不受限制。而利害攸關者經濟改變了私有財產絕對不受限制的傳統模式，不再把利害攸關者作為賺錢的機器和手段，而是作為同股東和資產所有者同等重要的獨特資源的貢獻者，並對其利益給以保證。

長期以來，由於私有財產權絕對不受限制，致使20世紀70——80年代的美國出現了“惡意收購”的浪潮，並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一些公司出於掠奪財產、牟取暴利的目的，常常以高價去收購一家公司的股票，然後改組公司高級管理層，改變公司的經營方針，最後將公私分割出賣或拿去套利。在這一過程中，收購方將會大量解僱被購公司的工人和職員，損害顧客、經營夥伴的利益，帶來了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和社會的極大不穩定。針對這種情況，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美國先後有賓夕法尼亞、紐約、威斯康辛等30個州相繼修改公司法。明確規定，企業除了要維護股東的利益外，也必須維護企業其他社會構成要素的利益；企業管理者有權採取措施拒絕“惡意收購”。如賓夕法尼亞州的新公司法包括4項新的條款：一是公司股東不論擁有多少股票，至多隻能享有20%的投票權，這就突破了“一股一票”的傳統模式；二是被收購公司有權在“惡意收購”計劃宣告18個月內，佔有股東出售股票給惡意收購者所獲的利潤；三是成功了的惡意收購者必須支付給被解僱工人26周的工資，作為轉業費用。四是公司管理者擁有對“利害攸關者”負責的權利和義務，而不是隻對股東負責。“利害攸關者經濟”作為一種資本佔有形式的新模式在美國很快就得到了普及。有的報刊雜誌甚至把賓夕法尼亞州的新公司法稱為“賓夕法尼亞式的社會主義”。這種利害攸關者經濟在西方已經發展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4、股份制經濟的新發展。早期股份制經濟的特點是股票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二戰以後，股份制經濟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股權分散化。英、美、法、德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採取一系列的措施推進股權社會化，大力發行“人民股票”。持股人數大量增加。一個資本家家族絕對控制一個大企業的現象正在逐步減少。如美國電報電話公司有股東250萬個，其中最大的股東只擁有不超過5%的股權。二是持股法人化。除了個人持股比例增加以外，法人持股也呈上升趨勢，由於公司法人所有權的主體是股東集體，而不是一個股東個人，資本佔有形式的社會化特徵是十分明顯的。尤其是一些退休基金投資控股的企業，已經具有生產資料社會佔有的屬性。三是股份制普遍化。股份制企業已成為西方國家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以美國為例，股份制公司的總資產已佔企業總資產的80%以上，銷售額佔全國銷售額的90%左右。許多股份制公司控制了國民經濟的命脈。

5、職工股份所有制的興起。職工股份所有制是一種由本企業職工擁有企業股票，進而擁有企業產權的所有制形式。主要分兩種情況：一是企業職工買下本企業的全部股票，成為企業資產的所有者（被西方學者稱為集體所有制企業）；二是企業職工買下企業的一部分股票，成為企業的股東，由此獲得相應的企業管理權、表決權和紅利分配權。職工股份所有制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興起，發展勢頭很快。眾多的調查資料表明，職工股份所有制能夠充分調動職工的積極性，較大地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它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能緩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因此受到廣大職工的歡迎，也得到政府和企業管理者的支持。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它已經形成一種歷史的發展趨勢。

1、 對國民經濟的計劃調節。過去人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對國民經濟實行計劃調節，這種觀點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尤其是二戰以後，日本、法國等國家都較長時間地實行了國民經濟的計劃調節，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計劃調節的實施，克服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經濟運行的無序狀態，使早期資本主義階段常常出現的大起大落的經濟波動趨於平緩。他們通過制訂經濟計劃，規定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目標，對整個經濟活動進行計劃引導和計劃調節。而國家為實現戰略目標所採用的相關政策，是對整個經濟進行計劃調節的主要載體，對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和規範作用。例如日本的“經濟奇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家計劃的引導。在1950——1970年的20年中，日本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共增長了5.4倍，從而躍居世界第三經濟大和國。20世紀80年代後，日本隊推出的“海外投資立國”的戰略計劃開始引導人們向國外投資，從而帶動本國經濟發展。在這一計劃的引導下，日本的企業界以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空前的規模對外直接投資，使日本很快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一債權國和貿易順差國。

2、 政府對本國經濟的干預與調控。美國政府沒有對本國經濟實行計劃調節，但從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開始，就對國家經濟實行干預和調控。20世紀30年代初，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爆發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大危機，成千上萬的企業破產，銀行倒閉，大量工人失業，凍死餓死的人不計其數。資本主義似乎已經倒了“山窮水盡的境地”。羅斯福上台以後，改變了過去自由資本主義的政策，轉而奉行凱恩斯主義，實施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很快取得了驚人的效果，恢復了美國經濟的活力。從此以後，西方國家普遍實行了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政策。他們主要依靠法制管理、行政干預和貨幣政策三大手段對經濟實行干預和調控，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當然過分干預也不行，西方的福利國家，美國里根總統和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改革）。美國信息產業、生物工程等高科技產業的迅速發展，都是與美國政府的政策引導和調控分不開的。

3、社會市場經濟的成效。二戰以後，原聯邦德國從戰爭廢墟中迅速崛起，但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蹟。這一奇蹟的產生，得益於“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推行。所謂“社會市場經濟”是指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既鼓勵和發展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同時又通過各種經濟立法和經濟政策等政府幹預措施，來防止市場自由競爭可能引起的壟斷、貧富兩極分化和經濟活動的無政府狀態，以便達到經濟穩定，而又均衡增長、就業充分、收支平衡、實現大眾福利等目標。其特點：一是保護競爭、規範競爭、提供公平競爭的條件；二是發展公用事業部門，創造社會、經濟基礎條件；三是協調勞資等各種利益關係，提供穩定社會的條件；四是政府通過各種政策調控宏觀經濟運行，創造穩定和平衡的經濟發展條件。

1、個人收入及財產的税收調節。税收是當代資本主義各國對經濟生活施加調節的基本手段，也是各國政府兼顧公平，防止貧富差距過於懸殊的經濟槓桿。例如，個人所得税是當代資本主義各國普遍推行的税種，他們都採用累進税制向低收入階層傾斜（包括各種免税），因此被稱為第二次分配。瑞典收入最高的前10位企業家平均年薪為411萬克郎，税前同普通工人收入的差距為37：1，税後下降到14：1左右。德國經過二次分配，最高收入階層與普通職工的平均收入之比下降為3.1：1，已經出現了均等化的趨向。此外，參與税收調節的還有遺產税和饋贈税等等。

2、 社會生活中的福利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的全面推行，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特點。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紛紛確立社會福利制度。總的特點：一是社會福利總會繁多，覆蓋面廣。就西歐、北歐國家而言，社會福利制度確實已經覆蓋了每個公民“從搖籃到墳墓”的一生。幾乎每個人都享有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養老保險。二是社會福利制度化、法制化，而不是可有可無的權益性措施或者臨時性政策。三是福利補貼惠及民眾，大大縮小了貧富差距，使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質量有了較大提高。

3、 僱員工資收入的社會保障。當代資本主義在收入分配方面兼顧“公平”的特點，在僱員工資收入方面也得到了印證。二戰以後，各國的剩餘價值率都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比重在上升。僱員工資的保障措施：一是進行最低工資立法，而且根據經濟的發展不斷提高最低工資；二是採用利潤分享制度，即勞資雙方共享利潤收益。如法國1967年政府立法規定：100人以上的企業必須實行利潤分享制，用利潤提成建立職工購買股份的專門儲備基金。又如1961年，美國汽車工業的僱主和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簽訂協議，規定生產工人每年分享抽税前公司利潤的15%，其中2/3用於增加工人收入，1/3用於工人購買公司股票。三是實行勞工保護和勞工福利制度，在勞資雙方的工資談判、解僱補償、帶薪休假，、縮短工時、職工福利等等都做了一系列的規定。如西方各國法律都規定，各行業企業職工工資每年由工會、職工及僱主聯合會談判並簽訂合同來決定，一旦合同簽訂，各方必須遵守，並要在政府登記註冊。各公司都規定有各種各樣的勞工保護和勞工福利制度。

4、 各國政府的反貧困計劃。為了保證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戰後西方各國紛紛推出了反貧困計劃。例如，近十餘年來：歐共體先後通過並實施了三個反貧困鬥爭綱領，又提出並啓動了第四個反貧困鬥爭綱領——“前進”綱領。美國也實施了近200個救濟貧民的項目，以提高平民的實際生活水平。

5、 覆蓋全民的公共教育。在當今世界中，接受教育的開支是一個家庭生活費用支出中的重要項目。為了提高國民的生活質量（扶貧的根本措施是教育），西方各國普遍推行了覆蓋全民的公共教育。中小學一般全面費，有的國家大學也免費（德國），有的雖然大學不免費，但國家也有要向學生提供學習補助金、交通補助金和助學補助金（瑞典）。

1、 對抗性出現緩和。在當代社會中，階層對抗雖然還存在，但階層對話與合作已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常見現象。勞資關係不再是單純的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以及對抗與鬥爭的關係。在壓迫、對抗依然存在的同時，也出現了平等共處，對話與合作。

2、 階層結構的多層次化。首先是兩大傳統對立的階級，即傳統意義上的資產者和無產者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而在兩大階級之間則出現了龐大的中間階層，使當代社會的階層結構具有了許多新的特點。

（1） 企業家階層的變化。傳統意義上的企業家是指那些擁有巨大的生產性或非生產性資產的家族企業。二戰以後，在現代企業家階層隊伍中，家族企業的比重在逐漸降低，作用也在逐漸減小。企業的股權出現分散化。另外，經理人大量產生，成了當代企業家階層中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一階層的出現，被學者稱之為“經理革命”。一方面，他們具有企業家的屬性，另一方面，他們也是具有專門科技知識、高超管理才能和實施出奇制勝的經營戰略的專家，是腦力勞動者和高級僱員。

（2） 勞動階層的變化。一是從事體力勞動的產業工人大量減少；二是工人的科學文化素質明顯提高；三是白領工人的數量大大增加；四是第三產業的工人比重迅速增大；五是相當一部分工人也佔有一定的生產資料。

（3）新中間階層的出現。戰後出現的“經理革命”、第三產業的發展及白領工人的劇增，給當代資本主義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出現了一大批難以準確定位的新中產階級階層。如“符號分析服務”人員、中小經理階層、政府中的中層公務員、大學教師、醫生、律師、會計師、美容師、服裝設計師、編輯、記者、各種工程師、管理人員等等。

（4） 階層結構的變動性。科學革命的深入，使資本不再僅僅是以財產權為形式的經濟資本，它還包含着可以轉換為經濟資本的文化、智能資本。因此，資產者與無產者的分野、富人與窮人的分野便出現了三種情況：一是資產者與無產者的分野不僅取決於擁有財產的多寡，同時還取決於對新知識、新技術的掌握情況（美國的比爾·蓋茨、“雅虎”的創立者楊致遠）；二是資產者與無產者的分野日益具有不確定性。昨天的無產者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成為有產者，而昨日的資產者也極有可能因為破產淪為無產者。三是資產者與無產者的界限出現了模糊難測的情況。一大批具有現代科學知識和較高文化素養，使用高技術設備，從事創造性勞動“知識工人”的比例越來越大（美國硅谷30萬科技大軍），微軟公司有僱員1.6萬人，其中，有2000僱員是百萬富翁，很難説清他們是有產者還是無產者。

3、 無產者的“中產階級化”。隨着西方國家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廣泛推行，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中間階層行列的人急劇增多。在美國中間階層約佔家庭總數的76%，在德國、瑞典等歐洲國家，大富豪、大資本家僅佔人口的比例的1%——2%，而貧困階層不足人口的5%，社會階層結構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另一方面，隨着科學技術的發達，體力勞動者的數量大大大減少，白領工人的比重已經超過藍領工人，加之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明顯提高，佔有企業股份的工人已相當普遍，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已經大量中產階級化。

現階段的中國社會，仍然處於社會發展的初級階段，壓迫者作為一個階層不存在。但是，還存在着階層差別和社會差別以及由此產生的具有不同利益和要求的社會集團，它們構成了我國社會現階段的階層結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又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2001年12月11日發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根據江澤民“七一講話”中“與時俱進”的理性主義理論品質和“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從專家的視角，對當代中國社會階層變動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認為當今中國的社會階層已經發生結構性改變。

我國解放初期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結構，已經變成了十大階層，各階層之間的社會、經濟、生活方式及利益認同的差異日益明晰化。這十大社會階層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户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根據各個階層對組織資源（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佔有情況，可把他們分成五種社會地位等級：即社會上層（高層領導幹部、大企業經理人員、高級專業技術人員及大私營企業主）；中上層（中低層領導幹部、大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中小型企業經理人員、中級專業技術人員及中等企業主）；中中層（初級專業技術人員、小企業主、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户）；中下層（個體勞動者、一般商業服務人員、工人、農民）；社會底層（生活處於貧困狀態並缺乏就業保障的工人、農民和無業、失業、半失業者）。

一是目的發生變化。馬克思和毛澤東的分析主要用來指導革命，比較強調階級關係之間的對抗性；而現階段的研究則是用來指導建設，主要是更好地協調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係，以便更充分地調動各種社會力量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經濟進一步穩定發展。二是原來的劃分標準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為依據，新的社會階層劃分標準，是依據各個階層對組織資源（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佔有情況為依據。

在據以劃分階層的三種資源中，組織資源（政治資源）仍然具有決定意義，而經濟資源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變得越來越重要，文化（技術）資源的重要性則在近十年上升得很快，它在決定人們的社會階層位置時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經濟資源。該報告採用了考察各階層中黨團員所佔比例的方式，對各階層的政治地位進行了測量，反映出各階層的政治地位有所變化。

第一， 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黨員比例明顯上升。1993年私營企業主中黨員比例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年進一步上升到19.8%。

第二，產業工人中的黨團員比例明顯下降。這與原來的產業工人隊伍發生分化有一定的聯繫。一些工人黨員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黨員實現了上升的社會流動，進入了其他社會階層，還有一部分處於下崗失業狀態。產業工人的一個新的主要來源是農民工，他們基本上都不是黨員，黨組織也很少在這批人當中發展黨員。

第三， 專業技術人員中的黨團員比例在經濟改革後有所波動，但總的來説，這一階層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執政黨較為重視從專業技術人員中提拔幹部和發展黨員。

報告説，綜合上述各階層的政治地位的變化情況來看，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在逐步地向擁有經濟資源和文化技術資源的階層（經理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傾斜，這是執政者要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必然選擇。但另一方面，執政者在人口比例較大的產業工人階層和農業勞動者階層中的社會基礎受到部分削弱。

4、社會階層結構從“金字塔型”發展到“洋葱頭型”，並逐步向“橄欖型”方向發展。

傳統社會階層結構是頂尖底寬的金字塔結構，在這種結構中，極少數人居於社會的上層，而絕大部分人則處於社會的下層。歷史經驗表明，在社會中間層規模大的社會，社會資源的配置差距一般都比較合理，經濟社會分配差距比較小，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矛盾和衝突一般都不會很大，這樣的社會最穩定，最可持續發展（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韓國應對能力最強，恢復也最快，就是因為該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社會中間階層。而印度尼西亞至今尚未從危機中恢復過來，除了其他原因外，缺少一個龐大的社會中間階層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判斷一個國家、地區是否實現了現代化，僅有3000美元的人均國民收入是遠遠不夠的，而具有現代化的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形態，才是更深刻、更本質的體現。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社會階層結構形態已經從傳統的“金字塔型”發展到“洋葱頭型”，社會中間階層有所增加（社會中間層不是某個階層的代稱，而是幾個具有相近或者相似特徵，特別是收入處於中等左右水平的階層的合稱。按照國際學術界的分類，社會中間階層主要由兩大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所謂老社會中間階層，包括中小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農；另一部分是所謂新社會中間層，主要包括大部分專業技術人員、經理人員、行政與管理人員、辦事員、商業服務人員和技術工人等）。但我國的社會中間階層規模太小，只佔就業人口的15%左右。這説明社會資源的分配還較為不平等。

造成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發育滯後的深層原因，主要是呈自發性狀態，制度安排和社會政策滯後和缺位。根據國際經驗，如果説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經濟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麼為培育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所需要的社會政策，就應當以公平為目標。這需要國家不僅關注經濟增長，也要注意制定相應的適於培育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社會政策，因為經濟政策不能替代社會政策，也不能自發產生社會政策所需要的結果。中國收入分配的現實是，階層差距和區域差距都在擴大。富有階層的存款佔個人存款總數的40%，但他們承擔的個人所得税還不到10%。可見，在社會階層分化的過程中，中國的社會政策還沒有起到應有的調節作用。

社會制度創新明顯滯後，也阻礙了階層之間的相對自由流動。其中最突出是户籍制度，它使廣大農民陷入結構性的機會不公平狀態。有關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以及其他各階層在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位置、地位、各自利益的表達和保障，以及相互利益的調協調和整合等問題，還沒有得到清晰、具體且符合公正原則和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需要的説明。國家這支“有形的手”必須發揮作用，培育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應該成為今後社會制度安排和政策選擇的核心，在此基礎上建構一個較為完整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政策體系。

中國社會各階層“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敵我關係”，因為作為階層而存在的各種社會集團，都是社會的成員，都是現代化事業的建設者。現階段研究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目的，與革命時代不同，已經不是為了鬥爭的需要去分清敵我友，而是為了實現各階層共贏。對於“工農聯盟”這個概念，應當根據新時代社會階層結構特徵加以擴展和發展。對於建設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來説，將來所需要的，已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工農聯盟”，而是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合作和聯盟。

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是穩定的、開放的、有活力的、各階層可以通過廣泛妥協和合作來實現共同利益，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共贏。

就階層的實質而言，它是個社會學範疇。“階級又是一個歷史的範疇。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在原始社會初期，由於沒有剩餘產品，不存在一個集團佔有另一個集團勞動的可能性，因而不存在階級。階級的形成是生產力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而又相對發展不足的結果。”（《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第214頁）

人們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中，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和對生產資料關係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團。

在中國和在西方，古代社會中的“階級”，就是指社會上存在的身份等級。

在中國的古典文獻中，“階級”既指官位俸祿的等級，也指社會倫理制度，即“禮”規定的等級秩序。《新書·階級》曰：“故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級分明。”《三國志·吳志·顧譚傳》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逾邈。”

沒有官位的“老百姓”，在古代通稱為“庶民”。“士”介於“大夫”和“庶民”之間，有的是拿俸祿的“食邑”的官，也有的是自食其力的“食田”的民，所謂“學而優則士”。所以古時有“士大夫”和“士民”的稱謂，但後來“士”通指“讀書人”。

在中國古代傳統的農業社會，“民”的劃分是“士民、農民、工民、商民”四民。《漢書·食貨志》曰：“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

在西方過去有文字的各個歷史時代，社會等級制度也是普遍存在的，可以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陪臣、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在每一個階層內部又有各種獨特的等級等。

對社會階層的研究和關注，是法國和英國近代史學的新傳統。此前，史學界解釋歷史變遷的主流觀念是：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最重要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政治變動，而這種變動的最終原因，應當到支配人們個體理性選擇或集體行動的思想動機中去尋找。法國和英國近代的部分史學家，對這種觀念提出了挑戰，他們的研究證明，歐洲歷史的動力，至少從中世紀起，是新興市民階層為爭取社會和政治的平等地位同貴族階級所作的鬥爭，並由此形成了“市民社會”理論和史學的新學派。

德國學者馬克思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新的理論變革。他證明了“1.社會階層的存在僅僅同社會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 2.社會階層的矛盾衝突必然要導致專政； 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社會階層差別和進入理想社會的過渡”。唯物主義認為，一切歷史的真正基礎是物質生產，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宗教、哲學等等。在此基礎上的發展，是歷史的動力；而從19世紀開始，隨着大工業的產生和推進，階層區別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化成兩大階層，即資產者和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