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

隋文帝之父楊忠，曾被北周封為“隨國公”。楊堅世襲爵位，即位後立國號為“隨”，但其認為“隨”有走的意思，恐不祥遂改為“隋”。 ^[15]  隋朝是西晉後漢族重新建立的大一統朝代。由於皇室姓楊，又稱楊隋。

北周宣帝奢侈浮華，沉湎酒色，政治腐敗，自稱“天元皇帝”，還同時擁有五位皇后 ^[14]  ，其中就有楊堅長女楊麗華。 ^[13]  外戚楊堅乘機將北周重臣外遣，朝政逐漸由他掌握。大象二年（580年）北周宣帝死後，身為關隴門閥之首的楊堅聯合劉昉、鄭譯矯詔以外戚身份輔政。 ^[12]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靜帝禪讓帝位於楊堅，北周覆亡，楊堅改國號為隋，即隋文帝，年號開皇， ^[15]  定都長安，第二年，以長安舊城狹小，在長安城東南的龍首原築大興城，第三年遂遷人新長安城。 ^[168] 

參見：隋滅陳之戰

隋文帝意圖南下消滅南朝陳，採納高熲的策略，干擾陳的農業生產，破壞陳的軍事儲積，使陳損失慘重。隋文帝於隋與突厥之戰勝利後，開皇七年（587年）十月廢除西梁。 ^[16]  次年發動滅陳戰爭，隋文帝命晉王楊廣為行軍元帥、秦王楊俊、河清公楊素為副帥、高熲為參謀、王韶為司馬，兵分八路攻南朝陳。 ^[164] 

楊素率水軍從巴東順長江東下，與荊州劉仁恩軍聯合佔領延州（今長江西陵峽口、湖北枝江附近）等上游陳軍防禦。由公安東援建康之中游陳軍也被楊俊軍阻於漢口一帶，為下游隋軍創造有利條件。下游隋軍主力乘陳朝歡度元會（即春節）之機分路渡江。行軍總管韓擒虎、賀若弼兩軍鉗擊建康，與宇文述軍包圍建康。開皇九年（589年）二月，隋軍攻入建康，俘陳後主，陳亡，江南三十個州，四百多個縣，二百多萬人口都進入了隋朝的版圖，南北方在分裂三百年後終於再次實現統一。 ^[165] 

開皇十年（590年）九月，隋派使臣韋洸等人安撫嶺南，冼夫人率眾迎接隋使，嶺南諸州悉為隋地，隋朝完成了全國統一。 ^[166] 

參見：開皇之治

從輔政時開始，隋文帝便提倡節儉生活，積久成為風習。當時一般士人，便服多用布帛，飾帶只用銅鐵骨角，不用金玉。隋文帝教訓太子楊勇説：從古帝王沒有好奢侈而能久長的。你當太子，應該首先崇尚節儉。他實行節儉，因而對民眾的剝削大為減輕。他實行誅殺，因而豪強官吏不敢過分作惡，也就有助於節儉政治的行施。隋文帝在位《隋書》説他“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鹹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宴如也”。隋文帝政治上的成就，對將近三百年亂局的結束是有重要意義的。 ^[17]  隋文帝倡導節儉，節省了一定政府開支、廢除了一些不必要的苛捐雜税並設置穀倉儲存食糧。隋文帝成功地統一了歷經數百年分裂的中國，從此在大多數的世紀裏都保持着隋朝建立的統一。 ^[18] 

政治方面，隋文帝一方面躬行儉樸 ^[19-21]  ，一方面採取了許多有利於鞏固政權的措施。由於隋文帝明白”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之道理 ^[22]  ，所以由他統治時開始，就提倡生活節儉，宮中的妃妾不作美飾，一般士人多用布帛，飾帶只用銅鐵骨角，不用金玉。隋文帝曾想用胡粉和織成的衣領，居然搜遍宮殿，都找不到。躬行節儉，使人民負擔得以減輕，有利於各項措施的推行。任用官員不限門第，唯才是舉，通過考試以取士。隋文帝整飭吏治，曾派人巡視河北五十二州，罷免貪官污吏二百餘人，裁汰了地方冗員約十分之三。他還寬簡刑法，刪減前代的酷刑 ^[23]  ，制定隋律，簡要刑律，“以輕代重，化死為生”。 ^[24] 

原漢長安城久經戰亂，殘破不堪，而且宮室形制狹小，不能適應新建的統一國家都城的需要。加之幾百年來城市污水沉澱，壅底難泄，飲水供應也成問題 ^[129]  。因此，隋文帝放棄龍首原以北的漢長安城，於龍首原以南漢長安城東南選擇新址建新長安城 ^[130]  。582年一月，隋文帝命宇文愷負責設計建造新城，因為隋文帝曾被封為大興公，因此取名大興城，隔年三月竣工 ^[131]  。

大興城參考北魏洛陽城和北齊鄴都南城，城池平面佈局整齊劃一，形制為長方形。全城由宮城、皇城、裏坊三部分組成，完全採用東西對稱佈局。裏坊面積約佔全城總面積的88.8%，居民住宅區的大幅度擴大是大興城建築總體設計的一大特點。城址落於龍首原上，北臨渭河，南依灞水與滻水，地形南高北低，城南崗原起伏。龍首原以南的“六坡”視為幹之六爻，依次稱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根據《易經》，初九高坡代表“潛龍勿用”。九二高坡是“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132]  。“大人”代表德位兼備的人，所以建設宮城作為帝王之居。九三高坡代表“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隨時警惕居高位而不驕，處下位而不憂，所以興建皇城讓文武百官健強不息、忠君勤政的理念。九五高坡代表“九五至尊”，屬“飛龍”之位，不欲常人居之。

所以在這條高崗的中軸東西向，對稱地建築東面的大興善寺（佛教）與西面的玄都觀（道教），希望能借用神明鎮壓九五高坡的帝王之氣。由於代表皇宮的紫微宮居於北天中央，所以皇宮只能佈置在較低處的北邊，然而北邊有渭河相倚，也比較適合防禦 ^[133]  。“六坡”成為大興城的骨架，皇宮、朝廷和寺廟與一般居民區形成鮮明對照。岡原之間的低地，開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城市的水道。這樣充分利用地形的優勢，增大立體空間，顯得更加雄偉壯觀。

隋朝經濟沿襲北魏的均田制，頒佈均田法，定丁男分田八十畝、永業田二十畝。婦女則分露四十畝。又減免賦役，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如改成丁年齡為二十一歲，受田仍是十八歲，服役少三年。又改每歲三十日役為二十日，減調絹一匹（四丈）為二丈等。此外隋文帝下令重新編訂户籍，以五家為保，五保為閭，四閭為族。 ^[170]  開皇初有户三百六十餘萬，平陳得五十萬，後增至八百七十萬。為積穀防饑，隋朝廣設倉庫，分官倉、義倉。官倉作糧食轉運、儲積用，義倉則備救濟之需。文帝又致力建設，在原長安城東南營建新都大興城；開鑿廣通渠，自大興引渭水至潼關，以利關東漕運。

學術文化方面，隋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廣求圖書。他鑑於前代長期戰亂，官書散佚，所以下詔求天下之書，凡獻一書縑一匹。經一、二年，圖書大備，整理後凡得三萬餘卷。 ^[167]  為廣置人才，隋朝廢除了九品中正制，開始採用分科考試的方式選拔官員，也促進了教育、文學的發展。為明全國教化，恢復華夏文化之正統，下詔制訂禮樂，以提升國家的文化素質。

軍事方面，鑑於南北朝晚期，突厥藉強大的軍事力量，不時侵擾北周、北齊。故隋立國後，隋文帝便派兵攻打突厥，後來更採用離間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為東西兩部，彼此交戰不已，隋則得以消除北顧之憂。 ^[169] 

正由於上述措施的推行，在隋文帝統治的二十多年間，政治較為清明，人口顯著增加，府庫較為充實，外患較少，社會呈現繁榮景象，史稱“開皇之治”。 ^[25-28] 

隋文帝晚年頗受諸子的困擾。先是軟禁三子秦王楊俊；接着在開皇二十年（600年），將長子太子楊勇貶為庶人，改立次子楊廣為太子；仁壽二年（602年），隋文帝將四子蜀王楊秀貶為庶人。 ^[29] 

仁壽四年（604年）七月，隋文帝卧病在牀，楊廣寫信給楊素，請教如何處理隋文帝后事和自己登基事宜。不料送信人誤將楊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隋文帝大怒，隨即宣楊廣入宮，要當面責問他。正在此時，宣華夫人陳氏也哭訴楊廣在她來途中意圖非禮她，使隋文帝頓悟，拍牀大罵：“畜生何足付大事! 獨孤誤我!”急忙命人傳大臣柳述、元巖草擬詔書，廢黜楊廣，重立楊勇為太子。楊廣得知此消息後將柳述、元巖抓入獄，並讓右庶子張衡入隋文帝寢殿侍疾並將隋文帝周圍的侍從打發走。不久後隋文帝駕崩。楊廣即位，是為隋煬帝。 ^[30] 

隋煬帝在位前期國力仍然強盛，為了鞏固隋朝發展，繼位之初的隋煬帝便決定興建首都大興城，營建東京洛陽， ^[1]  開鑿溝通中國南北的隋唐大運河，修馳道與築長城保護歸附外族。這些都提升了位於關中的隋廷對北方地區、關東地區與江南地區的掌控力，使隋朝各地的經濟、文化與人民能順利交流，還誕生出經濟重鎮江都（今揚州）。 ^[9]  帶動中原與南北各地區經濟社會文化交流與商貿發展，並對四周展開徵討，擴大了隋朝版圖。政治制度上，還改革官制與租調製度，並開始設進士科，最終形成科舉制， ^[44]  這些都屬創新的典章制度。美籍漢史學家費正清在《中國：傳統與變遷》中寫道：“在隋文帝和楊廣的統治下，中國又迎來了第二個輝煌的帝國時期。大一統的政權在中國重新建立起來，長城重新得到修繕，政府開鑿了隋唐大運河，為後來幾百年間的繁華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偉的宮殿，中華帝國終於得以重振雄風。” ^[137] 

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派楊素、宇文愷等人於洛陽興建東京（大業五年改為東都 ^[32]  ），以掌控中原與江南經濟，在洛陽周邊的洛口、回洛等地興建國家糧倉以備荒年時所使用，洛陽宮城（紫微城）建成， ^{[2]  [33]}  由於每月要役使民丁兩百萬人，隋煬帝又注重洛陽的完善奢華，因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3] 

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遂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洛陽。洛陽宮城（紫微城）建成後，同年下詔遷都洛陽， ^[2]  新的洛陽城有宮城、皇城和外郭城 ^[135]  ，以洛陽為中心，修建了貫通南北的隋唐大運河。 ^[134] 

隋煬帝營建的洛陽城，是為洛陽宮城（紫微城），南對伊闕，北倚邙山，東逾瀍河、洛水縱貫其間，都城分郭城、宮城（紫微城）、皇城（太微城）、東城、含嘉倉城、園壁城和耀儀堀，規模宏大，佈局有序。洛陽宮城和皇城偏隅郭城西北部的獨特佈局，整齊劃一、以裏見方的棋盤狀裏坊佈局而在中國都城建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34]  隋煬帝修建洛陽城，具有統治國家的戰略考慮，該城到五代、北宋時仍在使用，前後沿用500多年。 ^[57] 

隋朝的政治和軍事中心位於關中和中原地區，在平定南朝陳期間，為了運兵南下，開始修建運河。平定陳後，隋廷為了提防之舊有勢力及將江南的糧食運送到政治、經濟中心的中原地區，又以洛陽為中心開鑿了貫通南北的隋唐大運河，並且在兩岸築御道，種植柳樹護岸。所開的運河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濬前代業已乾枯的舊溝，只有一小部分才是真正以人力開鑿的。最終形成以洛陽為中心，首尾相連的幾條運河。 ^{[124]  [125]} 

584年，隋文帝為了將關東資源便利的運至關中，引渭水自長安開通到潼關的廣通渠，但砥柱仍阻礙關東漕運。587年，為了興兵伐南朝陳，循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的邗溝興建山陽瀆，自山陽（今江蘇淮安縣）至揚子（今江蘇儀徵縣）入長江江都（今江蘇揚州）。隋煬帝時大規模發展運河，605年開通通濟渠（又稱汴渠）。西段自今洛陽西郊引谷水、洛水入黃河。東段自滎陽汜水鎮東北開始，循夫差所開運河故道，引黃河經汴水、泗水達淮河，經過汴州（今河南開封）、宋州（今河南商丘）、宿州等城市。同年又發十餘萬人再度修築山陽瀆，整治取直，中間不再繞道射陽湖以直達長江。610年，開築江南運河，自京口（今江蘇鎮江）引長江經吳州（今江蘇蘇州）至餘杭（今浙江杭州）的錢塘江。長八百餘里，廣十餘丈。至此完成運河南段，隋煬帝還準備渡浙江遊會稽山。由於北伐高句麗需要運輸龐大物資，608年，發河北地區諸郡民夫百餘萬人開通永濟渠，引黃河支流沁水南至黃河，北接衞河直達涿州（今北京），完成運河北段。 ^[126]  涿州便成為東征高句麗的人員與物資的集中地。 ^[124] 

由廣通渠，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運河組成的隋唐大運河長達2700餘公里，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餘杭（今浙江杭州）。611年，隋煬帝乘龍舟自江都（今江蘇揚州）直達涿州。普通民船一晝夜走一百里，自江都到涿州不過一個多月，南北水路交通比陸路確是便利得多。洛陽位居運河中心，西接長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為天下貨物集散地；江都形成江南貨物集散地，成為隋唐經濟重心；運河沿岸也如雨後春筍般的發展出數座商業城市。隋唐大運河為經濟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建成後六百餘年時間之內成為溝通南北雙方的重要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紐帶。 ^[128]  南北朝以來南北橫析的地形。至此打破，它們對統一基礎的奠定，無疑有幫助。隋以後，它們更成為唐帝國的經濟命脈。 ^[127] 

大運河將中國眾多水系連接起來，形成貫通南北的運輸網絡；帶動沿岸城市的發展，興起了許多工商業城市，促進各個地區的文化發展與民族融合，這使得中華文明加速成為有機體的整體東方文明。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至餘杭（今杭州） ，又以通濟渠，永濟渠，邗溝，江南河為四個組成部分，連接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加強了南北地區的經濟文化政治交流。 ^{[35]  [155]}  隋朝時洛陽由於水路暢通，居天下之中，四通八達，加之隋煬帝調遷全國大量商賈和百姓入住洛陽城，洛陽人口達到五十萬以上。 ^[136] 

然而，由於隋煬帝急促興建大運河，消耗大量人力財力，為人民帶來很多負擔。而且他的目的不是利國利民的思想，所以功不抵罪。 ^[146]  掘河的民夫，經久不息地勞動，加上疾病侵襲，死亡人數佔全部一半以上。 ^[36]  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開鑿通濟渠的同時，帶後宮、諸王、衞隊等大量人羣沿運河巡視南方，沿途之上，花費許多資金，徵調許多人民 ^[37]  。

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巡視北方時，徵調北方人民經太行山開鑿馳道達幷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並向附屬的突厥啓民可汗要求突厥民眾協助開鑿馳道。 ^[38] 

隋文帝時期，在朔方、靈武等地修築長城。大業四年（608年），隋煬帝出巡榆林動員壯丁百餘萬人，於榆林至紫河（今內蒙古、山西一帶）開築長城以保護突厥啓民可汗。 ^[39-40] 

大業五年（609年），隋煬帝西巡，到達焉支山後召開了一場“萬國博覽會”， ^[41]  會上吐屯設向煬帝獻地數千裏，煬帝大悦，以之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調發戍卒，大興屯田。此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資治通鑑》評價：“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42-43] 

參見：隋末民變、瓦崗寨起義

然而由於隋煬帝急功好利，剛愎自用，不體恤下情，這些對經濟和民生造成了破壞，激化了社會矛盾。徭役繁重，刑法殘酷，以及窮兵黷武、紛繁的對外戰爭，例如大業八年（612年）到大業十年（614年）的三徵高句麗，更成為隋末農民起義爆發的直接原因。各地區也紛紛出現了水災、旱災和瘟疫，老百姓到了“人相食”得地步。但與此同時，隋煬帝還三下江南，六巡塞北，耗盡了民力。政治腐敗，“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反抗已經不可避免了，最終引起隋末危機。 ^[31] 

大業七年（611年），山東、河南大水成災，漂沒四十餘郡，王薄率眾於長白山（今山東省鄒平縣）發動叛變，抵制隋煬帝三徵高句麗，唱出著名的《無向遼東浪死歌》。當時民變範圍大多集中在山東地區，不久被隋軍鎮壓。大業九年（613年），劉元進據吳郡，自稱天子，向海明也在扶風稱帝，但他們沒堅持多久，同年就被剿滅。直到楊素的兒子楊玄感於黎陽（今河南省浚縣）舉兵起義，達官子弟踴躍參加，帶動全國各地紛紛發動叛變，隋朝統治集團也開始分裂。 ^[46] 

河南有翟讓、李密的瓦崗起義軍。大業十二年（616年），翟讓在李密建議下，攻破要塞金堤關（今河南省滎陽市），打下滎陽諸縣。義寧元年（617年），瓦崗軍又攻破距都城洛陽的糧庫興洛倉。由於李密擅長作戰，翟讓讓位給他。李密自封魏公，國號魏，以洛陽洛口為根據地。隨後佔領回洛倉，直逼都城洛陽城下，然而內部猜忌使得李密殺翟讓等人，最後投降越王楊侗。 ^[47] 

河北有竇建德的起義軍，大業十二年（616年），竇建德領導河北叛軍轉戰河北各地，佔據河北冀州部分地區，兩年後自封夏王。與此同時高曇晟、高開道也在河北的懷戎、漁陽割據。江淮地區以杜伏威、輔公祏較強。大業九年（613年），兩人在齊郡（今屬山東省）舉兵叛亂，隨後南下江南。大業十三年（617年），佔領高郵，切斷江都（今江蘇省揚州市）與北方的聯繫。杜伏威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 ^[45] 

參見：江都之變、李淵

隋朝在此局勢下迅速土崩瓦解。早在616年，隋煬帝命越王楊侗留守東都洛陽，自己率眾前往江都。他下令築丹陽宮，計劃遷都丹陽（今江蘇省南京市）。跟隨他的大臣衞士多是關中和中原人，不願意長居江南，加上江都糧盡，人人都想逃回中原。大業十四年（618年）4月11日，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與裴虔通等人發動兵變，殺隋煬帝，擁立隋煬帝侄子楊浩為帝。 ^[48]  不久宇文化及又殺楊浩自行稱帝，國號許，年號天壽，設置百官。 ^[173]  隔年被唐將李神通與夏王竇建德聯合剿滅。

大業十三年（617年）5月，太原留守、唐國公李淵於晉陽起兵，十一月佔領長安，擁立隋煬帝第三個孫子代王楊侑為帝，改元義寧，即隋恭帝。李淵自任丞相，進封唐王。 ^[49] 

大業十四年（618年）6月12日，李淵逼迫隋恭帝禪位，6月18日，李淵正式稱帝，國號唐，建立唐朝，是為唐高祖。 ^[50]  洛陽都城留守“七貴”在得知隋煬帝死訊後於6月22日擁立隋煬帝次孫越王楊侗為帝，改元皇泰，即隋末帝，次年（619年）5月23日，王世充廢黜楊侗，兩個月後弒之，隋朝亡。唐並之崛起。

參見：隋朝行政區劃

隋滅陳後，疆域東起遼河、北抵大漠、西至敦煌、南據交趾，大業元年（605年）又吞併林邑 ^[51]  ，不久林邑復國 ^[52]  ，大業五年（609年）時隋朝一度吞併吐谷渾 ^[53]  、伊吾 ^[54]  ，全國共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萬有餘。西到且末，北到五原，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國勢號稱極盛。 ^[177] 

隋朝行政區劃有兩次重大變化。隋代地方上分為州、郡、縣三級，隋文帝基本統一天下後，鑑於從東漢末年開始的州郡縣三級制已經混亂不堪，廢除天下郡置，改為州縣二級制，以州直接統縣，隋煬帝時又改州為郡。隋煬帝繼位後，不久將所有的州改為郡，實行郡縣二級制，全國190個郡，1255個縣。隋朝州的長官每年年底都要進京述職，稱為朝集使。朝廷則派司隸台官員或別使巡查省地方。 ^{[55]  [174]} 

江都（揚州）、餘杭（杭州）、巴陵（岳陽）、新安（歙縣）、彭城（徐州）大致位置，並不完全重合，僅作參考。

參見：三省六部、隋朝官制

隋文帝即位後，廢除北周附會《周禮》六官所建立的官制，代之以新的職官制度：“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等省，御史台、太常、光祿、衞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等監，左右衞、左右武衞等府。” ^[56]  以強化中央集權和恢復漢族王朝官制的傳統。尚書、門下、內史三省制是隋代中央官制的核心。三師、三公雖然地位崇高位居一品但實際上只是榮譽。隋代尚書省的地位很高，《隋書·百官志》説“尚書省，事無不總”，反映了它作為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的地位與權力。 ^[174] 

隋煬帝圍繞封爵勳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勢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來實施的“關中本位政策”，通過限制、削弱關隴集團的勢力和影響，以整飭吏政，加強了中央集權，擴大了統治的社會基礎。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盡成熟及過急的推進，未能與建立民生順遂、團結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結合起來，最終爆發嚴重的統治危機。 ^[58] 

南北朝時期為了選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舉明經”等科舉制度，但是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仍然繼續實施。開皇七年（587年），隋文帝正式設立分科考試製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選官不問門第。科舉制度初期設諸州歲貢，規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選送三人，參加秀才與明經科的考試，大業二年（606年），隋煬帝增設進士科，科舉制度正式形成。當時秀才試方略、進士試時務策、明經試經術，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分科選才制度。 ^[59] 

當時以明經最為高級，進士試居次。當時選士制度只稱為秀才科，與唐之科舉仍有一段距離。秀才科可謂科舉的開端，亦為不完善的考試製度，對實際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變了門第壟斷官職的局面。科舉制度順應了歷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應有的地位的要求，緩和了他們和朝廷的矛盾，使他們忠心擁戴中央，有利於選拔人才，增強政治效率，對中央集權的鞏固起了積極的作用。 ^[59] 

北周律法有時松，有時嚴，不好掌握，導致刑罰混亂。隋文帝即位後，於開皇元年（581）命高熲等人蔘考北齊、北周等舊律，制定法律。開皇三年（583年），又讓蘇威等人加以修訂，完成了《開皇律》。《開皇律》以北齊《河清律》為底本、參考北周和南朝梁的律典，簡化律文，博取南北法律優點而成。史稱“刑網簡要，疏而不失” ^[60]  ，規定對十惡者要嚴懲不貸。《開皇律》分十二卷，500條，刑罰分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種二十等。廢除了鞭刑、梟首、裂刑等酷刑，是唐代及其以後各代法典的基礎。 ^[61] 

參見：隋朝軍制、府兵制

軍事制度方面，隋朝分置諸衞，統率軍府宿衞的制度源自西魏北周時的十二大將軍制，設置司衞、司武官，統率府兵宿衞宮禁；又有武侯府統率府兵巡警京城，各置上大夫。隋初沿北周之制，隋文帝設置中央管理機關為十二衞，此即十六衞的前身。十二衞分為左右翊衞、左右驍騎衞、左右武衞、左右屯衞、左右候衞和左右御衞。十二衞負責戍衞與征戰，戍衞分為內衞與外衞。有戰事時，皇帝詔命行軍元帥或行軍總管為戰時指揮官，組成作戰組織。例如隋滅陳之戰因為戰區較大，行軍元帥有隋煬帝、楊俊及楊素，由隋煬帝統一調度。

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將十二衞擴充成衞統府的制度，這是為了擴張軍事力量、加強中央侍衞力量以及分散諸將權力 ^[111]  。衞統府有十二衞四府，合稱十六衞或十六府。新成立的四府分別為：左右備身府和左右監門府。十二衞負責統領府兵與宿衞京城；四府不統府兵，左右備身府負責侍衞皇帝；左右監門府分掌宮殿門禁。十二衞率領外軍，屬於左右翊衞的驍騎衞軍、左右驍衞的豹騎軍、左右武衞的熊渠軍、左右屯衞的羽林軍、左右御衞的射聲軍和屬左右候衞的佽飛軍。左右翊衞兼領內軍。內軍指左右翊衞的親、勳、翊三衞統轄的五軍府和另屬東宮的三衞三府之兵，均由達官子弟擔任 ^[112]  。

隋文帝對府兵制也有所改革。將北周官職品級制度和文臣武將都納入同一個等級系統內。開皇十年（590年）頒佈關於將軍户編入民户的命令，軍人除了自己本身軍籍，還可以同家屬列入當地户籍，按均田制授田，免除租庸調，並按規定輪番到京城宿衞，或執行其它任務。這個命令減輕中央朝廷經濟負擔，並且使軍人能夠和家屬同住，也擴大朝廷兵源，堪稱兵農合一。 ^[113] 

隋文帝將全國各地區劃劃分為若干軍事區域，設總管負責該地區軍事，平時備邊防患，戰時奉命出征。總管下設總管府，分上中下三等。另外尚有四大總管：晉王楊廣鎮幷州、秦王楊俊鎮揚州、蜀王楊秀鎮益州、韋世康鎮荊州。隋朝共設有三十至五十多個總管，以長安為中心分為東西南北四大軍區，駐守天下諸州以抵禦外患。並且以北部邊疆地區為重點，鎮守要害。軍區共有：北及西北八府，主要防禦突厥汗國；東北七府，防禦突厥汗國和契丹；中西部八府，拱衞畿輔，扼守江源；東南九府，守南方形勝險固之地；另有防禦吐谷渾的疊州，鎮爨族之南寧；之後又增加遂、瀘二府以防備當時的西南各部落。後來唐朝也繼承這種做法，並且發展成“道”的軍區或監察。

隋朝推行均田制，整頓户籍。實行了“大索貌閲法”要求官吏經常檢查人口，根據相貌來檢查户口，使編户大增。和實行“輸籍定樣”在第一個的基礎上確定户口數，編制“定簿”，以此為依據來收取賦税。

隋朝在各地都修建了許多糧倉，其中著名的有興洛倉，回洛倉，常平倉，黎陽倉、廣通倉等。存儲糧食皆在百萬石以上。唐朝初年監察御史馬周對唐太宗説：“隋家儲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 今未盡。”隋朝已滅亡了20年，隋文帝已經死了33年，可那時的糧食布帛還未用完。1969年，在洛陽出土了一座隋朝糧倉——含嘉倉遺址。面積達45萬多平方米，內探出259個糧窖。其中還有一個糧窖還留有已經炭化的穀子50萬斤。由此可見的隋朝的富裕與強盛。 ^[156] 

隋朝倉儲布帛動輒數千萬匹，説明當時紡織業是相當發達的。何北、山東歷來是紡織業中心。北齊曾在定州（河北定縣）設置綢綾局。相州的絲織品“雕刻之工，特雲精妙，士女被服，鹹以奢麗相高”。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紋布，隋文帝看了覺得太精緻了，命焚之於朝堂，表示不提倡生產這類細綾。而青州（山東青州）自古就有“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之稱。隋代四川的織錦業，仍保持着全國先進水平，蜀郡“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麻布的紡織方面，在豫章郡“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雞鳴布”。 ^[162] 

隋代是中國瓷器生產技術的重要發展階段。其突出的表現是，在河南安陽、陝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質堅硬，色澤晶瑩，造型生動美觀，這是中國較早出現的白瓷。隋代青釉瓷器的生產則更廣泛，在河北、河南、陝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並發現了多處隋代窯址，江南為手工業發達地區。隋朝瓷器的發展也帶動了當時經濟的發展。

隋代青瓷的燒造技術有了進一步提高，選料比較精細，捏練技術有所改進，使瓷土得到較好溶解，膠體物質增加，胎體較薄，燒造過程中變形和損壞率有所降低。安陽出土的開皇十四年（594年）張盛墓和仁壽三年（603年）卜仁慕中，有許多生活用具、俑羣和明器等，是用青瓷燒造的，代表了當時青瓷的發展水平。白瓷的燒造技術在隋代也有突出的進步。隋代工匠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掌握了提煉或控制胎料和釉料中鐵的成分的方法，因此燒造出色調比較穩定的白瓷。在西安出土的大業四年（608年）李靜訓墓、大業六年姬威墓以及張盛墓中就有近百件白釉瓷器，這批白瓷，胎質堅硬，色澤晶瑩，造型生動美觀。 ^[162] 

楊素所督造的五牙大戰船，船上有五層樓，高百餘尺，左右前後設置六個拍竿，高50尺，可以拍擊敵船。煬帝遊江都時所乘的船，種類很多，有龍舟、翔螭、浮景、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等。其中尤以龍舟製作最精，高 45 尺，闊 50 尺，長 200 尺；船身分為四層，上層有正殿、內殿和東西朝堂，中間兩層有 120 個房間。這些船都“飾以丹粉，裝以金碧珠翠，雕刻奇麗”，可見製作技術是很高的。 ^[162] 

南、北兩朝，錢幣輕重極為紊亂。南陳有五銖、六銖、鵝眼等錢，嶺南諸州用鹽米布交易，都不用錢。北齊有常平五銖錢，製造甚精，但市上盛行私鑄錢，種類繁雜。北周有永通萬國、五行大布、五銖三種錢幣，與齊舊錢雜用。河西諸郡也用西域金銀錢，官不禁止。大抵各地方都有私鑄錢，朝廷法定的錢幣只算是各種錢幣中的一種。隋文帝即位，力求錢幣統一，新鑄一種五銖錢，各市都置樣錢，不合樣的錢不許入市，世稱“隋五銖”。前朝舊錢一律廢除。585年，新五銖錢通行全國，百姓稱便。滅陳以後，陸續在揚州（治江都，江蘇揚州）立五爐，在鄂州（治江夏，湖北武漢市）立十爐，在益州（治成都，四川成都市）立五爐，依定樣鑄錢。隋文帝刑法嚴厲，不許私鑄錢流行，基本上保持錢幣的統一。隋煬帝時，私鑄錢又盛行，一千錢只重二斤，後來只重一斤，甚至翦鐵片、裁皮革、糊紙錢混入銅錢中使用。錢賤物貴，幣制大亂，一直亂到亡國。 ^[176] 

商業的繁榮由於政治上的統一，全國市場擴大，特別是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商業貿易也出現了繁榮景象。東西兩京是當時最大的商業都市，也是國際貿易的重要城市。西京長安有東西兩市：東市名都會，西市名利人。因為是國都所在，所以城內“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華戎雜錯”。不少居民“去農從商，爭朝夕之利；遊手為事，競錐刀之末”。東都洛陽有三市：東市名豐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遠。通遠市“二十門，分路入市，市東合漕渠。市週六裏，其內郡國舟船，舳艫萬計”。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市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少數民族和外國商人紛紛要求入豐都市交易，得到煬帝的允許，於是“先命整飾店肆……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這一記載反映了在商業繁榮背後的虛偽和社會的不公平。 ^[163] 

此外，四川的蜀郡，江南的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等郡，以及南海、豫章、荊州、蔡州、岐州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商業城市。 ^[162] 

隋朝的對外貿易，主要有西北陸上和東南海上兩路，而西北陸上貿易尤其發達。為了發展西北陸上的商業貿易，隋煬帝派裴矩駐於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人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當時以敦煌為總出發點的西北陸上交通貿易通道有三條：一是“北道”，在天山北路，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到拂菻（敍利亞）；二是“中道”，即天山南路北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過葱嶺，又經鏖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到達波斯；三是“南道”即天山南路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越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到達北婆羅門（印度北部）。其中北道和中道到達拂菻、波斯等西亞、歐洲各國，是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東南海路，主要是與南洋諸國以及日本、朝鮮半島的貿易往來。南海是海上貿易的重要城市，這裏“多犀象、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不僅是進出南海諸國的最大口岸，也是通往西亞、歐洲海路上的主要港口。 ^[163] 

585年，隋文帝令州縣官檢查户口，自堂兄弟以下親屬必須分立户籍，檢查後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熲奏行輸籍法，令州縣官每年依朝廷所定式樣檢查户口一次，《隋書·食貨志》説，從此地方官無法作弊。北方第一次檢查，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此後歷年檢查，每年所得新附，人數不多。至609年，隋煬帝又一次大檢查，得丁二十四萬餘，新附口六十四萬餘。這次所得，約合585年所得的半數，其中還有得自江南的新附，足見隱漏的户口不是很多。假設北方歷年所得新附口數，為一千萬左右（約二百萬户），也還遠不合606年的户口數。除非606年户口數出於構，否則激增一倍以上的户口，其中很大一部分應在南朝士族勢力最大的江南地區。如果這個推測還不算遠離事實的話，那南朝陳舊境户數當在三百萬以上，口數當在一千五百萬以上。這是從未有過的户口數，説明長江流域經東晉、南朝將近三百年的開發，已經擁有約等於黃河流域三分之一的人力，經濟上升，成為中國封建經濟的重要構成部分。 ^[80] 

凡屬於朝廷所有的户口，都得負擔朝廷規定的課役。户口增多，朝廷正常的收入也增多。592年，史籍敍述隋朝廷的富饒説“度支官奏稱，府庫都藏滿，不能再藏，只好堆積在廊廡下”。隋文帝別立左藏院來容納絹匹，並令人口稠密的河北、河東地區，本年田租減三分之一，調全免。這種富饒景象，據史書所記，曾一見於西漢文、景時期，經七百多年，再見於隋文帝時，實行節儉政治的皇帝，歷史上確是極稀有的。 ^[80] 

隋文帝前期主張調和儒佛道思想，並且主張樸實文學，反對南朝豔麗的文學思想。他提倡儒學，把儒家學説提升到治國不可或缺的地位，鼓勵勸學行禮 ^[85]  。各地紛紛廣建學校，中原地區學者眾多，儒學一時興盛 ^[86]  。南北朝儒學流派不同，説經各有義例，到隋朝時沒有統一的經典，使得科舉制度在明經考試方面仍然困難。到隋文帝晚年，他崇尚刑法，公開助佛反儒。

601年，隋文帝認為學校多而不精，故下令廢除所有學校，只保存京師國子學，名額限七十人。劉炫上書切諫，隋文帝不聽。同時下令營造寺塔五千餘所。隋煬帝時雖然恢復各地學校，然而儒生的地位仍未改善。此時最著名的儒生有劉焯、劉炫，二劉學識豐富，受當時儒生景仰。然而劉炫乘隋文帝購求書籍的機會，偽造書百餘卷，題名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騙取賞物。劉焯也因計較束脩，聲名不佳。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的舉動，使得不少儒生抹黑隋朝統治者 ^[87]  。

王通是隋末大儒與隋朝著名的思想家，諡為“文中子”。他主張執政者應該先德後刑才能讓人心服 ^[88]  ；提倡儒道佛三教應該共同相處，而不是互相抵制 ^[89]  。又主張天人之事與天地人三才不相離等思想 ^[90]  。他著有《太平十二策》、《續六經》與《文中子中説》。他的孫子王勃是初唐四傑之一，而他的弟子魏徵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他的學説，對後來宋代的程朱理學影響深遠。

當時的佛教其中最興盛的天台宗主張止觀説，而禪宗主張頓悟説。止觀又稱為寂照、明靜，主張止息一切外境與妄念，專注於特定對象，併產生對於該對象的正智慧 ^[91]  。頓悟為“明心見性”法門，即是主張頓悟。主張凡事通過正確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領悟要領，從而指導正確的實踐而獲得成就 ^[92]  。

南北朝時期，南北經學有差別，所朝《隋書·儒林傳》記載：南人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隋朝繼承北朝學風，知名學者有隋朝初年的牛弘、還有後來的劉焯、劉炫當時並稱“二劉”，王通等。

牛弘著有《五禮》，劉焯著有《五經述義》，劉炫有《五經正名》。王通曾聚集第子的有子河汾之間，世人稱他為“文中子”，著一”《中説》。降朝政治上的大一線出了思想上的統一，因此王通提出“三教歸一”的口號，主張以儒為主，授引信道人儒，預言了三教融合和相互吸收的發展趨勢。 ^[160] 

由於隋朝時間較短，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不大。雖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風的要求，但是後繼中斷，古文運動需要到唐朝中葉才成功的發展起來。當時有專門研究音律學的著作，也有不錯的散文與詩歌。在南北朝時，南朝文學講究聲律和彩色，北朝文學講究質樸且實用。由於南朝豔麗的文學征服了北朝，使得隋朝文學大多承襲梁陳學風，沒有新的突破。 ^[93] 

而隋朝南北著名文士，總數居然不過十餘人 ^[94]  。杜正藏所著的《文章體式》，有助於學習南朝文學，號為“文軌”。甚至連高句麗、百濟也學習杜書，稱為《杜家新書》。這使得南朝文學流行到外國，影響較大。584年，隋文帝下令要求樸實文學 ^[95]  。李諤建議不能依文藻華麗而錄取人才。然而隋煬帝又提倡華麗的南朝文學，他醉心於南朝的豪華，“三幸江都”，“好為吳語”，“貴於清綺”、“宜於詠歌”的南朝文學，正合他的口味。隋煬帝也是一個文學家，最有名的是《江都宮樂歌》。每作詩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評議才發表出來，可見他是南朝文學有力的提倡者 ^[94]  。

史學方面，在隋朝以前的史書，或由官方撰寫，或由民間人士自行撰寫。其思想比較自由，質量也佳，但由於不容易採用到史官所藏書籍，通常只有紀傳沒有志書，不能説是完整的國史。593年，隋文帝宣佈禁止民間私撰國史，評論人物。自此歷朝國史都改為官修，雖然官方修史公正性不足，但由於任用專業史臣撰寫，由朝廷提供的資料也比較充足，在隋唐以後成為朝廷專門的事業。 ^[94] 

現今可考的最早的韻書《切韻》由陸法言執筆編寫完成。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韻學與目錄學的成就尤為卓越。開皇初年，顏之推、蕭該、長孫訥言等八人和陸法言討論音韻學，一致認為四方聲調分歧很大，南北用韻不同。以前諸家韻書，定韻缺乏標準，都有錯誤。陸法言記錄了諸人議論的要旨，於601年寫成《切韻》五卷。這部書統一書面的聲韻，反映了當時漢語的語音，是中國最早的音韻書，該語音系統完整的保存在後來的《廣韻》、《集韻》等書中。 ^[96] 

目錄學方面，隋朝有名的有佛教的《大隋眾經目錄》，道家的《道經目錄》，費長房所撰的《歷代三寶記》與釋彥琮所撰的《隋仁壽年內典錄》。隋廷收集南、北兩朝所存書籍，編有《隋大業正御書目錄》。唐朝魏徵就是依此編寫出《隋書·經籍志》，成為隋以前著述的總錄，在目錄學上的地位與班固的《漢書·藝文志》相同。 ^[84] 

自南北朝以來，佛、道、儒統稱三教，佔據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隋文帝主張調和宗教與儒學，採用三教並重的策略 ^[97]  ，並容儒教、佛教與道教以相輔治國 ^[98]  。由於國家開放，流行於西亞的祆教也在中國廣為流傳。

當時主流的佛教派系有天台宗、三論宗和三階教。天台宗講究將“教”、“觀”兩者發揮到極致並圓融一體，認為法界無相，萬物一體。止觀是主要修行方式。三論宗因研究《中論》、《十二門論》、《百論》而著稱。主張世間、出世間的萬有諸法，是從眾多因緣和合而生，是眾多因素和條件結合而成的產物 ^[102]  。

隋朝早期佛教進入極盛階段，這是因為皇帝與佛教的淵源密切。北周武帝滅佛時，智仙隱藏在楊家，預言隋文帝日後會做皇帝，重興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對羣臣宣稱“我興由佛法” ^[99]  ，所以積極提倡佛法，晚年甚至排斥儒學，佛教一度成為隋朝國教。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剛即位，招請隱居僧侶出山，號召佛徒“為國行道”，並且聽任人民出家。隋文帝還改變後周鎮壓佛教的政策，詔令全國恢復佛教。聽任民眾出家，鼓勵建造佛像，由官方組織抄寫佛教經典保存於寺院。在他當皇帝的二十多年間，度僧尼23萬人，立寺3792所，寫經46藏，13286卷，造像106560軀。根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在隋文帝崇佛政策的帶動下，“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佛教經典如此之多，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 ^[172]  隋煬帝時，朝廷對佛教採取了積極扶持的政策，隋煬帝還向天台宗智者大師受戒，成為佛家弟子 ^[100]  。

隋朝共修建寺塔5000餘所，塑造佛像數萬，並且翻譯數萬佛經，使佛經流佈多於儒經數百十倍。隋文帝十分崇佛，僅頭兩次在各州興建舍利佛塔就有83所之多，其中以大興善寺最有名 ^[103]  。又令計口出錢，營造佛像；修治舊經四百部。隋煬帝修治舊經六百十二藏，二萬九千餘部，成立翻經館及翻經學士，下令裝補故經，並寫新本，共譯經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 ^[104]  。

然而皇帝也對佛教嚴加控制，例如江南區域遠離中原，儒家思想的束縛影響較小，思想相對開放自由，故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觀念。 ^[171]  隋朝把江南佛教有影響的名士集中起來，以便支配，並下令“沙門致敬王者”。

儘管道教在爭地位高低時反對佛教，但統治階級對宗教信仰，基本上是採取調和態度的，不僅道、佛兩個宗教可以調和，而且宗教與儒學也可以調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不贊成梁武帝重佛輕道，在所作《茅山長沙館碑》裏卻説“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齊名士張融遺囑，要家人給他左手拿《孝經》、《老子》，右手拿《小品法華經》。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遺囑要屍體著道士冠服，上面覆蓋大袈裟；明器有車馬（漢人舊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門中作法事，道人在左邊，道士在右邊。他們要求的飾終儀式，正反映對三教的調和思想。隋文帝依據這種傳統思想，表示三教並重，實際是重佛輕道尤輕儒。隋煬帝居東、西兩都或出遊，總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隨從，稱為四道場。他想從道士得到長生藥，令道士潘誕鍊金丹，六年不成。他責問潘誕。潘誕説，要有童男女膽汁骨髓各三斛六鬥，可以煉成。他聽了發怒，殺潘誕。 ^[101] 

隋朝的繪畫藝術也有很高的成就。傑出的畫家有展子虔、董伯仁、鄭法士等20多人。展子虔以畫台閣、車馬、人物見長，他的《遊春圖》是中國國內已知的現存最古的名畫，被認為是山水畫的始祖。 ^[138] 

隋朝繪畫仍以人物或神仙故事為主，但山水畫已發展成獨立的畫科。展子虔與董伯仁齊名，同時被召人朝，相互取長補短，形成了新的風格。他們除畫寺院壁畫外，還畫卷軸畫，專長於人物、車馬、樓閣及山水配景。現存展子虔的惟一遺作《遊春圖》，是用勾勒刷法，着大青綠，注意遠近關係和山樹人物的比例，能夠於咫尺之中，具備千里之趣。 ^[161]  這證明了隋朝的山水畫已經徹底解決“人大於山，水不容泛”早期幼稚階段，使山水畫進入青綠重彩工整細巧的嶄新階段。成為卷軸山水畫興起的代表作。 ^[139]  畫中山水佔了重要的地位，反映出山水畫獨立發展的趨向。元代湯垕所著的《畫鑑》，指出《遊春圖》是山水畫的始祖。 ^[161] 

鄭法士、田僧亮、楊契丹都是隋朝的宗教畫家。他們曾經同時在長安光明寺小塔作壁畫，鄭畫東壁、北壁，田畫西壁、南壁，楊畫外面四壁，當時人稱為“三絕”。有一次鄭法士要求看楊契丹畫稿，楊引鄭至朝堂，指着宮殿、人物、車馬説：“此是吾畫本也。”可見他們的畫反映現實生活的能力是很強的。于闐（今新疆和田）畫家尉遲跋質那，當時人稱他為“大尉遲” ^[140]  善畫西域人物，畫面上有陰影暈染，即所謂“凹凸法”。這種畫法始於南朝的畫家張僧繇，對後來的繪畫影響很大。 ^[161] 

隋朝書法巧整兼力，不離規矩。初唐大家的風範規模，在此已經初步形成。著名的書法家有丁道護、史陵與智永。墨跡則有千字文與寫經。隋代的書法以碑刻為大宗，《龍藏寺碑》、《啓法寺碑》、《董美人志》等碑刻顯示書法風格。隋末唐初尚有書法家虞世南，與歐陽詢、褚遂良、薛稷合稱“唐初四大家”。

隋朝的音樂，初期受北方少數民族音樂的影響，宮廷樂歌。也都雜有“胡聲”。隋平陳後，得宋、齊的舊樂，設置清商署來管理。場帝時，設置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等九部樂。至於樂器如曲項琵琶、豎頭箜篌、篳篥、答臘鼓和羯鼓等，都是從北方少數民族和西域流傳過來的。 ^{[141]  [160]}  在當時已經知道音階有七音而非五音而已 ^[142]  。

隋朝的音樂家有牛弘、鄭譯、萬寶常等。而著名的是萬寶常，他原是後梁人，跟父親歸降北齊，後來他的父親想要逃回江南而被殺，他也被沒人官府充當樂户，過着奴隸的生活。到隋朝時，他曾指出鄭譯所作音樂的缺點。他還寫成《樂譜》64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創造。後來萬寶常因受到大官僚蘇威等人的排斥，得病餓死。臨死時，由於氣憤，遂燒去自己的著作，只被人搶出一小部分。 ^[160] 

何妥也是隋朝著名的音樂家。何妥是何國（位於今烏茲別克）人，他還擅長哲學。592年，以國子博士受命制定正樂，當時諸重臣議論紛紛，萬寶常也參與討論，然而一時沒有結果 ^[143]  。最後何妥用計讓隋文帝採用黃鐘宮而解決了糾紛 ^[144]  。何妥又為隋煬帝作御車“何妥車” ^[145]  。著有《樂要》、《周易講疏》等書籍。當時隋文帝受胡音與南朝“亡國之音”困擾，為了制定正樂召集牛弘、辛彥之與何妥等人整頓音樂，產生符合隋朝一統天下的國樂。當時重臣鄭譯、蘇威與何妥等人討論許久而沒有定論 ^[143]  。萬寶常雖然表達意見，然而身份低下，其建議不被採用。不過他取得隋文帝的同意，以他所提的“水尺律”來調製樂器。他的音樂在當時被説成是“西域之樂，乃四夷之樂，非中士所宜行也。”《隋書·音樂志》也把八十四調誤認為是鄭譯的理論，實際上這是萬寶常的研究成果。

隋朝科技情況如下（右圖為趙州橋）：

自十六國時起，黃河流域漢族民眾長期遭受非漢族統治者的歧視和虐待，要求恢復漢族政權。漢士族也並不滿足於自己的政治地位。曾經取得統治權的各族，失勢後陸續融合到漢族裏，與漢族成為一體，政治要求也就一致了。宇文氏成立政權，主要依靠漢族，本身並無宇文部落作根基。周武帝滅北齊後，漢族勢力更有極大的增加。 ^[175] 

隋文帝父親楊忠，系出華陰楊氏，是士族中高門，宗兵（楊氏私兵）多至三千人。這些條件使得一羣關西士人在周宣帝臨死時，便合謀引他入宮輔政，總攬大權。他的主要謀士李德林和高熲（音窘 jiǒng） 都是山東士人，他通過二人取得山東士族的支持。581年，隋文帝滅周，建立隋朝。隋文帝在輔政時，革除周宣帝所行暴政，刪削《刑經聖制》，改作《刑書要制》，用法較為寬大。又令漢人各複本姓，廢棄宇文泰所給鮮卑姓。這都是符合漢族人願望的。周臣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起兵反抗，都很快被消滅，因為隋文帝已獲得民眾的歸心。他即帝位後，首先取消北周官制，恢復漢、魏官制。宇文泰定官制，模仿《周禮》，表示上繼西周，實際是想行用一種與漢，魏官制完全隔絕的制度，同時令百官穿着鮮卑服裝，稱呼鮮卑姓字（如隋文帝姓普六如，字那羅延），希望漢族在復古形式下，逐漸鮮卑化。隋文帝恢復漢、魏官制，就是表示真正恢復了漢族政權。 ^[175] 

參見：隋與突厥之戰

突厥沙缽略可汗因其妻為北周千金公主，以為北周復仇為藉口，聯合原北齊營州刺史高寶寧，於十二月攻佔臨榆鎮。並聯絡各部，準備大舉攻隋。開皇二年（582年）春，楊堅調整部署，於幷州置河北道行台尚書省，以晉王楊廣為尚書令；在洛陽置河南道行台尚書省，以秦王楊俊為尚書令；在益州置西南道行台尚書省，以蜀王楊秀為尚書令；並不斷調兵遣將加強北方各要地守備，以御突厥。在元景山部擊敗陳將陸綸水軍，攻佔損口、沌陽，南朝陳被迫歸還胡墅、遣使請和後，又詔令高熲撤軍，與陳朝結好，準備發兵北擊突厥。楊堅利用突厥各可汗間的矛盾，採納奉車都尉長孫晟建議，實行“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的策略，先後派出使臣結好西面的達頭可汗和東面的處羅侯（沙缽略之弟），以分化、削弱沙缽略的力量。 ^[105] 

開皇二年（582年）五月，沙缽略可汗率本部與阿波可汗等各可汗兵40萬突入長城，分路攻掠北方要地。隋軍曾分別在馬邑、可洛峐擊敗來犯突厥軍，但未能阻止其攻勢。十二月，突厥大軍深入到武威、金城、天水、上郡、弘化、延安等地，大掠牲畜、財物等。在周槳之戰隋軍頑強抗擊沙缽略主力後，突厥達頭可汗不願繼續南進，引兵自去。長孫晟乘機通過沙缽略之侄染干詐告：鐵勒等反，欲襲其牙帳。沙缽略恐其後方生變，遂撤兵北返。 ^[105] 

隋朝經三年防禦作戰，爭取了時間，基本上完成了反攻準備；而突厥則因隋之分化、離間政策，內部矛盾加深，加以災荒嚴重，其勢愈加不利。三年春，沙缽略再率各可汗兵南犯。四月上旬，楊堅下達“清邊制勝”詔令，命衞王楊爽等為行軍元帥，率隋軍主力20萬人分道反擊突厥，以從根本上擊破沙缽略，穩固北部邊防。隋軍先後在白道、高越原、靈州、和龍等地各個擊敗突厥各部，並乘機説服阿波可汗歸隋，進一步促成突厥內亂，使沙缽略與阿波等相互攻戰不止。四年春，達頭可汗降服於隋。秋，沙缽略因屢為隋軍所敗和阿波軍不斷攻擊，也向隋求和稱藩。隋軍反擊突厥獲勝，北部邊患基本消除，解除了南下滅陳的後顧之憂。 ^[105] 

大業元年（605年），因契丹人侵擾營州。隋煬帝詔令通事謁者韋雲起監領突厥兵去討伐契丹。突厥啓民可汗派二萬騎兵，聽命於韋雲起指揮討伐契丹。韋雲起把兩萬突厥騎兵分為二十營，分四道一同進發。每營相距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韋雲起命令沒有公事派遣不得馳馬，行軍途中一個突厥紇幹違犯了韋雲起的軍令，被韋雲起斬殺並持其首以示眾。從此突厥將帥拜見韋雲起，皆膝行股慄，莫敢仰視。

契丹本是依附突厥的，所以對突厥騎兵並沒有多少猜忌防範之心。韋雲起率軍進入契丹境內後讓突厥兵士詐稱他們是借道去柳城（今遼寧朝陽南）與高句麗人做交易，並嚴令有敢泄露營中有隋使者斬。契丹人不加防備，韋雲起率領突厥軍前進到距契丹營地一百里的地方又假裝轉向南方以矇蔽契丹人。夜裏又率軍折了回來繼續向契丹營地進發。離契丹營地只有五十里的地方韋雲起命令部隊結陣而宿。天剛剛微亮，契丹還處在夢鄉之中。韋雲起命令二萬騎兵一起急馳突然向契丹大營發起進攻。結果可想而知，戰果輝煌。“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契丹人從此對隋朝服服帖帖，朝貢不斷。

韋雲起把俘獲的契丹女人和畜產的一半賞賜給突厥人，把其餘“勝利品”都帶回隋朝。隋煬帝聞訊後大喜，招集百官高興地説：“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奇譎，才兼文武，又立朝謇諤，朕今親自（推）舉之。”韋雲起被升任為治書侍御史。

韋雲起孤身一人前往突厥借兵兩萬並運用計謀擊潰契丹人，堪稱有勇有謀。這樣的事蹟在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古人云：“以蠻夷伐蠻夷”計之上者也。隋煬帝只派一人，就取得俘獲敵人四萬人的輝煌戰果。用突厥人打敗契丹人，把中國“以胡制胡”的戰略方針發展到極至。

高句麗位於東北亞，隋滅南朝陳後，高句麗平原王即備戰防禦隋軍來犯。開皇十七年（598年）高句麗嬰陽王率眾萬餘人攻遼西。隋文帝藉此發動大軍三十萬，分水陸兩路進攻高句麗。然而路徒險惡，死傷慘重，隋文帝只好退兵。隨後嬰陽王遣使請和，雙方和平。

後來隋煬帝繼續走隋文帝受挫的舊路，大業三年（607年）由於高句麗與突厥聯盟，隋煬帝於大業八年（612年）、大業九年（613年）與大業十年（614年）對高句麗發動三次大規模戰爭。其中第一次東征高句麗遭受慘敗，浪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加重人民負擔，導致日後隋末民變的發生。

百濟於隋文帝開皇初年遣使入隋，封為餘昌為“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 ^[120]  。隋滅南朝陳時，有戰船漂入海中，百濟供給豐厚物資送回，並派使祝賀隋朝統一。隋煬帝攻高句麗時，百濟亦曾在境內調動軍，聲言會協助隋軍，實際上卻是對高句麗保持友好，有意在兩國之間圖。新羅於開皇十四年（594年）遣使入隋，隋封其王真平為“高祖拜真平為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 ^[121]  。

隋煬帝在鎮壓楊玄感起兵後，不顧內外危機四伏，於大業十年發動第三次攻高句麗之戰。二月，隋煬帝下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三月，幸涿郡。七月，到達懷遠鎮時，由於國內紛亂，所徵之兵多數未能按期到達。右驍衞大將軍來護兒在畢奢城（今遼寧大連金州區）大敗高句麗軍，並乘勝向平壤進發。時高句麗因連年傾國之力與隋朝作戰，已困弊不堪，無力再戰，又見隋軍突破重重防線，高元大懼，乃遣使請降，並將叛隋投奔高句麗的兵部侍郎斛斯政送還。明帝接受了高元的投降，且國內烽煙四起，遂於八月初四班師還朝。

隋代琉球可能是琉球羣島，也可能是台灣島及澎湖羣島，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曾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到達琉球。因言語不相通，抓住一人，取其布甲而還。次年，煬帝又派朱寬到琉球去招降，琉球不從。於是派遣賁郎將陳稜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泛海擊琉球國。

隋軍大海航行一個多月後才抵達琉球國，陳稜率大軍順利登岸。陳稜曾經從南海諸國招募士兵，其中有崑崙人能懂琉球語，於是陳稜派其招撫。琉球不從，拒抗隋軍。陳稜命張鎮周為先鋒進攻琉球人。琉球國王歡斯渴刺兜遣兵與隋軍抗戰，被張鎮周頻頻擊敗。陳稜率主力進至低沒檀洞，琉球小王歡斯老模率軍出戰，被陳稜擊敗並斬了歡斯老模。於是隋朝大軍分為五軍一路攻至琉球國都。琉球國王歡斯渴刺兜被迫親自將出戰又被隋軍擊敗。隋軍隨即攻入琉球國國都，並乘勝追擊至流求軍柵，攻拔之。隋軍斬殺了琉球國王歡斯渴刺兜，俘獲其子島槌，並摧毀琉球的宮室。“二月乙巳，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 ^[106-107]  陳稜把琉球俘虜帶回隋朝。隋煬帝大喜，把琉球俘虜賞賜給百官，加賞陳稜為右光祿大夫，張鎮周為金紫光祿大夫。

大業四年（608年）冬，隋煬帝授右翊衞將軍薛世雄為王門道行軍大將，命他在西域伊吾國內修建一座伊吾城，並派吏部侍郎裴世矩共同前往經略。薛世雄乃大隋名將，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深得明帝喜愛。隋煬帝曾誇獎他：“世雄廉正節概，有古人之風。” ^[108] 

薛世雄與突厥的啓民可汗約定聯合集兵進攻伊吾國。薛世雄率軍出玉門後，啓民可汗因顧失約沒有到。薛世雄將軍並沒有退縮而是毅然決定孤軍穿越茫茫沙漠直搗伊吾國，此時正直冬季西北地區正處在天氣惡劣風沙猖狂之時。薛世雄進兵神速，勢如天降。伊吾人根本就沒想到隋軍能來，所以都沒做防備。當聽説薛世雄率軍已越過沙漠，兵臨城下之時。伊吾人驚恐萬分，不得不請求投降。薛世雄震服伊吾後，就在漢代舊伊吾城東築了一座新城號“新伊吾”，裴世矩告諭西域諸國：“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築）城伊吾耳。 ^[109]  ”薛世雄命銀青光祿大夫王威率領一千多名士兵戍守伊吾屯墾戍邊。然後率軍班師回朝。隋煬帝大悦，薛世雄因功進位為正議大夫，並賜物二千段。

隋朝在伊吾國設立了伊吾郡和柔遠鎮，薛世雄興建的“新伊吾城”成為隋朝控制東西交通要道上的一個重要軍事據點。

參見：隋與吐谷渾之戰

吐谷渾比突厥人文明一些，處在半遊牧半定居階段。其首都在青海湖西四十五里的伏俟城。控制着絲綢南路河西走廊主幹線青海道，此路是當時連結亞、非、歐三大洲的世界最長的陸路交通幹線。吐谷渾人還佔據着西秦故地。

負責西域事物的裴世矩在《西域圖記》中説：“伊吾、高昌，鄯善，亞西域之門户也。總溱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煬帝要暢通絲綢之路深知佔據吐谷渾之地的重要性。大業三年派遣吏部侍郎裴世矩引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入朝，明帝親自與他們積極策劃打擊共同西域貿易的競爭者吐谷渾。

大業四年（608年），隋煬帝再次運用“以胡制胡”之戰略，派裴世矩遊説鐵勒諸部，使他們攻擊吐谷渾，吐谷渾被突襲而大敗。吐谷渾可汗伏允向東逃走，逃入西平境內，遣使向隋朝請降求救。明帝派遣安德王雄領兵出澆河，許國公大隋名將總領軍事的宇文述率軍出西平“應降”。宇文述率軍浩浩蕩蕩的抵達臨羌城，吐谷渾可汗伏允面對隋朝大軍心驚膽戰不敢投降，率領殘部向西逃竄，宇文述統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引兵追擊，接連攻下曼頭、赤水兩座城，斬三千餘級，俘獲吐谷渾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回師。

大業五年（609年），明帝總領六軍親征吐谷渾，命銀青光祿大夫劉權率軍出伊吾道，與吐谷渾軍相遇，吐谷渾人被痛擊狼狽逃跑。隋軍追至青海，虜獲千餘人，乘勝攻下吐谷渾國都伏俟城。明帝命令劉權繼續率軍進攻佔吐谷渾，曼頭、赤水兩座重要城池，並在赤水大破吐谷渾，擊潰吐谷渾軍主力。伏允率眾保覆袁川。明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吐谷渾可汗伏允僅僅率數十騎潛藏於泥嶺之中而逃走，吐谷渾仙頭王率男女十餘萬來歸降，其中六萬餘人被斬殺。

隋煬帝的此次親征，徹底的征服、佔領了吐谷渾。徹底的打開絲綢之路，暢通了中國與西方的聯繫。震服了西域各國，從此西域各國對中國朝貢不斷。 ^[110]  隋書贊曰：“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裏，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

隋朝出現了萬國來朝的局面。楊廣即位後，奉行的對外政策是：“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 ^[114]  在他恩威並施的着力經營下，四夷歸順，八方來朝。 ^[115-116]  大業年間，隋煬帝為了宣揚國威，對外開放，隋與西域、中亞地區、南洋諸國以及朝鮮半島、日本等地的聯繫密切，加強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138] 

大業二年（606年）突厥啓民可汗染干來東京洛陽朝賀後，“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里”。 ^[6]  在西域的44個酋長國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 ^[117]  北面的突厥、契丹，東面的高麗、百濟、新羅、倭國，南面的林邑（今越南）真臘（今柬埔寨）等政權，也先後遣使來洛陽朝覲通好。一時東京洛陽使節紛至，胡商雲集，店肆林立，成為世界中心，“蠻夷嗟嘆，謂中國為神仙。” ^[118]  隋煬帝對此也頗為自得。 ^[119]  但在闊氣排場之下，則是對民脂民膏的大肆揮霍和人民負擔的急劇加重。

隋與西域、中亞地區的交通頗為發達，比西漢的“絲綢之路”有了進一步發展。以敦煌為總出發點，通往西域中亞的道路有三條：一條是北道，即天山北路。從伊吾（今新疆哈密）經突厥可汗庭（今巴爾喀什湖南），渡北流河水（今中亞錫爾河）到拂菻國（今敍利亞）。一條是中道、即天山南路北道。從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經焉耆、龜茲（今庫車）、疏勒，過葱嶺（帕米爾），由中亞到波斯（今伊朗）。一條是南道，即天山南路的南道。從鄯善經于闐（今和田）過葱嶺到北婆羅門（今印度北部）。隋煬帝時，曾深李是出使波斯。後來又深韋節、杜行滿出使中亞各國。當時，西城商人多至張掖交易。隋煬帝令裴矩前往武威和張掖設立驛館。按待西城商人和使者。大業中，中亞、西亞地區30餘國相率遣使翻貢。可見隋朝的強盛和影響之深遠。隋朝特設西域校尉，專門接待他們。 ^[159] 

隋朝時，與南洋諸國的關係也有發展。當時，隋朝以南海（今廣州）為主要進出口岸，與南洋各國發展海上貿易。東南亞各國的商人云集南海。隋與林邑（今越南）來往較多，仁壽年間雙方發生過戰爭，但大部分時間友好相處，林邑使者來隋朝貢不絕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派常駿、王君政出使赤土（今泰國），受到赤土國十分隆重的接待。這是中國與赤土聯繫的最早記載。此後，赤土、真臘（今柬埔寨）、婆利（婆羅洲）等十餘國先後遣使來隋，受到隋朝熱情接待。 ^[159] 

林邑地處今越南中南部，且多珍奇寶物，大業元年煬帝委任劉方為罐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負責征伐林邑，在此之前劉方已平定交趾。

大業元年（605年）一月，劉方率舟師主力至海口（林邑入海處）。林邑王梵志派兵據險抵抗，被隋軍擊潰逃散。三月，劉方率軍進至闍黎江，林邑人據南岸立欄柵，意圖阻止隋軍渡江。劉方命令兵士盛舉旗幟，雄擊金鼓而進。隋軍旌旗招展鼓聲震天，強大的陣勢與軍威完全把林邑人驚懼了從而潰逃。劉方隨即指揮大軍渡過闍黎江。行至三十里，林邑人乘坐着大象，從四面八方圍聚而來。妄圖與隋軍決戰，威震住隋軍。劉方忙命令士兵們用強弩射擊大象，大象被紛紛射中受傷而潰亂逃跑，林邑人的軍陣被受傷的大象踐踏衝亂。劉方乘勢指揮精鋭之兵發起進攻，林邑軍潰散。隋大軍全線發起猛攻，大獲全勝，只是抓着的俘虜就以萬計。此次戰役波瀾壯闊場面宏大，隋軍驍勇善戰表現出無畏無懼的英雄氣概。

劉方率大軍一路向南追擊，屢戰屢勝，戰無不勝。於是濟區粟，度六里，前後逢賊，每戰必擒。隋軍進至大緣江，林邑人又據險為柵，被擊破之。並追過了馬援銅柱以南。隨後隋軍又向南追擊了八天，終於抵達林邑人的國都。夏季，四月，林邑王梵志被迫棄城奔逃到海上。劉方率隋軍進入林邑都城，繳獲林邑人都是用金子鑄成的廟主牌位十八枚。“獲其廟主金人，污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劉方命令刻石記錄了這次征伐的功績後班師還朝。

隋軍此次過於深入南方，作戰長達數月之久，從冬季打到夏季。班師回朝途中正處炎熱的夏季，隋軍士兵不適應南方悶熱潮濕的氣候，加上長途跋涉，士兵們很多染上疾病，死去十之四、五。劉方將軍也染上了病不幸死在回軍途中。楊廣得知消息後痛心為之惋惜，下詔褒獎贊美劉方將軍。詔曰：“方肅承廟略，恭行天討，飲冰湍邁，視險若夷。摧鋒直指，出其不意，鯨鯢盡殪，巢穴鹹傾，役不再勞，肅清海外。致身王事，誠績可嘉，可贈上柱國、盧國公。”

隋朝初期，朝鮮半島三國高麗、百濟和新羅都是其藩屬國，它們通使朝貢，接受冊封。日本也有非經常性的通貢往來，不過它在與隋皇朝的交往中，往往不願被視為藩屬國家，而是想竭力維持一種對等的地位。 ^[122] 

隋時，朝鮮半島有高麗、新羅、百濟三國分立。開皇初年，高麗王高湯每年遣使人隋，關係友好，隋文帝加封高湯為大將軍、高麗王。隋平陳以後，雙方關係疏遠。開皇末年和大業年間隋與高麗曾發生戰爭。但隋朝與新羅、百濟基本維持和平友好關係。開皇初，百濟王餘昌遣使來隋貢方物，隋文帝加封餘昌為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大業年間也常遣使來隋。開皇中，新羅王金真平遣使來隋貢方物，隋文帝加封金真平為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大業年間每年遣使朝貢。 ^[159] 

隋朝與倭國（日本）的關係也有發展。開皇二十年（600年）倭國王多利思比孤遣使來隋。大業三年（607年）多利思比現又遣使者小野妹子來隋朝貢，並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次年，場帝派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國，受到隆重款待。以後倭國又派展者隨裴世清返陰貢方物。這樣的友好往來，增進了兩國的友誼。進了經濟文化交流。 ^[159] 

隋朝還和歐洲許多國家進行商業交往，在打通絲綢之路後，大大刺激了中原和西域的交流，中原的商品還遠銷歐洲，羅馬、波斯等許多西亞、歐洲國家的商人居住在大興城，很多歐洲國家的使節前往大興城朝拜。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