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改革

一方面，隋文帝作為雄圖大略的政治家，北周既不能統一天下。又迅速走向腐敗而亡國，其歷史教訓需要總結，以為借鑑，從而勵精圖治，以適應長期分裂的祖國的統一和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另一方面，隨着隋朝的建立和鞏固，階級結構、階級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自為以楊氏為首的漢族關隴士族集團和漢化的鮮卑族士族集團，以及北齊滅亡後降周的（太行）山東士族集團和南朝滅亡後降隋的南方士族集團，雖然失勢沒落。畢竟還在各地政治上經濟上有着相當大的實力和影響，仍然是新的統治集團營壘中一個不能不依靠的組成部分，在新政權內部需要給他們一個適當的位置；同時，他們還仍然佔有很多部曲、奴婢，蔭庇着眾多的附户、蔭户、浮客，嚴重地影響着政府的賦役財政收入，需要清理和整頓。此外，一般庶族地主以隋統一後政治形勢為契機，經濟力量在迅速增長，也要求相應的政治地位。農民是基本羣眾，是地主階級及其地主階級政權剝削的基本對象。要調動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就必須緩和地主階級與農民之間的階級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既要地主階級能夠接受，又要減輕剝削。隋文帝出於順應這種新的形勢要求。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頓和改革。 ^[3] 

隋文帝廢除不合時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體制基本上是效仿原來西周時期的《周官》即《周禮》的形式，很原始、極混亂。六官制，稱謂複雜，職掌不明，辦事效率低下。楊堅恢復了漢魏時期的體制，基本上確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楊堅在中央設立三師、三公、五省。三師、三公只是一種榮譽虛銜。掌握政權的是五省，即內侍省、秘書省、門下省、內史省和尚書省。內侍省、秘書省在國家政務中不起重要作用。內侍省是宮廷的宦官機構，管理宮中事務。秘書省掌管書籍曆法，事務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內史省、門下省、尚書省都是最高政務機構。內史省負責決策，門下省負責審議，尚書省負責執行。這就是後來被唐朝繼承的三省制。

尚書省下設吏、民、禮、兵、刑、工六部。每部設尚書，總管本部政務。具體辦事機構就是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調動；民部，掌管全國的土地、户籍以及賦税、財政收支；禮部，掌管祭祀、禮儀和對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國武官的選拔，和兵籍、軍械等；刑部，掌管全國的刑律、斷獄；工部，掌管各種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開始的時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個辦事機構。六部的長官為尚書。六部的設置成為後代封建國家中央政權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確，組織嚴密，加強中央集權。對唐及以後歷代王朝影響都十分巨大。隋文帝建立的這一整套規模龐大、組織完備的官僚機構，表明封建制度已發展到成熟階段。自隋定製，一直沿襲到清朝。 ^[3] 

隋初，楊堅在確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機構後，又對地方機構進行了改革。南北朝以來，由於郡縣設置過繁，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齊、北周制設州、郡、縣三級地方機構，開皇三年，楊堅從河南道行台兵尚書楊尚希的建議，廢郡，改為州、縣二級制。州設刺史，縣設縣令。

公元590年隋文帝楊堅詔府兵入州縣户籍，兵農合一始此。楊堅對於地方機構也進行了改革。他採納度支尚書楊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閒、並大去小”的建議，將原來比較混亂的地方官制從州、郡、縣精簡為州、縣兩級，撤消境內500多郡。同時，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將一些郡縣合併。大大節省了政府的開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減輕了人民的負擔。為了更好地行使權力，控制地方，楊堅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員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權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錄用僚佐。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進行考核，以決定獎懲、升降。後來，又實行三年任期制。楊堅簡化了地方行政機構，廢九品宮人法，初創科舉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選三個文章華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後來，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舉人擔當。這種選拔政府官員的制度，使各個階層有才華的人都有機會為政府效力。楊堅開創建立的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留存長達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廢除，但當時的美英等國稱奇並借鑑了這種選拔制度作為政府文員的聘用方法。

北周的法律既殘酷又混亂，“內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楊堅掌握北周政權時就曾經進行過改革，親手刪定《刑書要制》，但不太徹底。隋朝建立後，開皇元年隋文帝下令命高熲等人蔘考魏晉舊律，制訂《開皇律》。開皇三年， 隋文帝又命蘇威、牛弘修改新律，刪除苛酷條文。《開皇律》將原來的宮刑（破壞生殖器）、車裂（五馬分屍）、梟首（砍下頭懸掛在旗杆上示眾）等殘酷刑法予以廢除。規定一概不用滅族刑。減去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罪千餘條，保留了律令五百條。刑罰分為死、流、徒、杖、笞五種。基本上完成了自漢文帝刑制改革以來的刑罰制度改革歷程，這就是封建五刑制。《讀通鑑論》這樣贊評道：“古肉刑之不復用，漢文之仁也。然漢之刑，多為之制，故五胡以來，獸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至於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絞、斬、梟、磔，又有門房之誅焉，皆漢法之不定啓之也。政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為杖，改杖為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垂至於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復奏制度是從開皇十五年形成定製的，隋文帝規定凡判處死刑的案件，須經“三奏”才能處決死刑。《隋書 刑法志》：“（開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決。”隋文帝還下詔：“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復治。” 《開皇律》對後世律法影響深遠，隋文帝修訂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繼承了。

隋文帝楊堅推行均田制，整頓户籍。實行了“大索貌閲法”要求官吏經常檢查人口，根據相貌來檢查户口，使編户大增。和實行“輸籍定樣”在第一個的基礎上確定户口數，編制“定簿”，以此為依據來收取賦税。開皇三年，清理出陰漏丁男44，3萬人 共計 164，15萬口。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閲，户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為户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這些舉措防止地方豪強和官僚勾結，營私舞弊。將從豪強手裏依附的人口解放出來，增加了國家的勞動力，調動貧苦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國家掌管的納税人丁數量大增。

在隋朝政府各地都修建了許多糧倉，其中著名的有興洛倉，回洛倉，常平倉，黎陽倉、廣通倉等。存儲糧食皆在百萬石以上。貞觀11年，監察御史馬周對唐太宗李世民説：“隋家儲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隋朝已滅亡了20年，隋文帝已經死了33年，可那時的糧食布帛還未用完。1969年在洛陽發現了一座隋朝糧倉——含嘉倉遺址。面積達45萬多平方米，內探出259個糧窖。其中還有一個糧窖還留有已經炭化的穀子50萬斤。由此可見的隋朝的富裕與強盛。

隋文帝統一了幣制，廢除其他比較混亂的古幣以及私人鑄造的錢幣，改鑄五銖錢，世稱“隋五銖”。“隋五銖”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 禁用古錢和雜錢。五株錢“所在流市，百姓便之”使貨幣得到統一。開皇時，又規定以古尺一尺二寸為一尺，以古鬥三升為一升，以秤三斤為一斤，採冀州刺史趙哭所定的“銅鬥鐵尺”。“車書混一，甲兵方息。”頒行全國，度量衡在隋文帝時重新統一。“隋氏混一南北，凡齊、周之故老，梁、陳之舊臣，鹹薈粹一朝，成文章之總彙。”除此之外，隋文帝還曾頒佈“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戰亡之家，給復一年”等仁政措施。隋文帝鑑於前此幣制的混亂，“除入市之税”，“縣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礴，這都有利於商業的發展。 ^[4] 

主要是對府兵制度的改革，要點是府兵的組織系統和兵役制度兩個方面。當府兵者除保留軍籍外，還同其家屬編入州縣户籍，與民户一樣申請土地。平時生產，每年輪番到京城擔任守衞，戰時打仗。府兵家屬不再跟隨府兵調動而流寓無定，有利於社會生活安定和增加生產，這種“寓兵於農”的制度，使府兵制得到了鞏固和擴大，加強了中央對軍隊的控制。 ^[5] 

隋文帝的太陵始建於隋仁壽四年，實際上是楊堅與獨孤皇后的合葬墓。陵冢高27，4米，呈覆鬥形，夯築而成。底部面積為26560平方米。陵冢頂部平坦，呈長方形，東西長48米，南北寬38米。陵冢底部四周已被挖掉3~5米，現殘存東西長166米，南北寬160米。陵冢周圍原築有夯土城垣，現已基本毀壞，唯北城尚有殘牆，長約130米，最高處1。2米，殘存寬5。5米。夯層清晰，夯窩明顯。經初步鑽探，陵垣東西長756米，南北寬652米，總面積49。29萬平方米。垣牆的四角及中部都發現有大量的磚瓦殘片，應是當時建有闕樓和城門的殘跡遺存。 ^[6] 

開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以長安城“雌殘日久”，在城東南龍首山創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名叫大興城。城內有東西二市，東市名都會，西市名利人。因系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餚，華戎雜錯，去農從商，爭朝夕之利，遊手為事，竟錐刀之末”成為當時最大的商業都市。 ^[4] 

隋於漢長安城東南筑新城，名大興城，在今西安城及城東、城南、城西一帶。即唐長安城。隋朝開國之初，都城仍在長安舊城，因久經戰亂，殘破不堪。而且宮室形制狹小，不能適應新建的統一國家都城的需要。加之幾百年來城市污水沉澱，壅底難泄，飲水供應也成問題。因此，隋文帝放棄龍首原以北的故長安城，於龍首原以南漢長安城東南選擇新址。開皇二年（582）正月，命宇文愷負責設計建造新城--大興城，翌年三月竣工。宇文愷參照北魏洛陽城和東魏、北齊鄴都南城，把龍首原以南的6條高坡視為乾之六爻，

並以此為核心，作為長安城總體規劃的地理基礎。"六坡"是大興城的骨架，皇宮、政權機關和寺廟都高高在上，與一般居民區形成鮮明對照。岡原之間的低地，除居民區外，則開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了城市的水域。大興城充分利用地形的優勢，增大了立體空間，顯得更加雄偉壯觀。大興城的平面佈局整齊劃一，形制為長方形。全城由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組成，完全採用東西對稱佈局。外郭城面積約佔全城總面積的88，8%，居民住宅區的大幅度擴大是大興城建築總體設計的一大特點。大興城在當時的世界上是最為巨大的城市，是漢長安城的2，4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比同時期的拜占庭王國都城大7倍，較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達城大6，2倍。

在此之前，從秦漢一直到南北朝，都城之中的城市格局，沒有章法，沒有佈局，皇宮、官署、民居，交錯相處，十分雜亂。至大興城之後，都城的均衡對稱格局開始形成，街道整齊劃一，南北交錯，東西對稱，大街小巷，井井有條。皇宮、皇城、民居三個部分相對分開，界線分明，既安全，又實用。

大隋開皇盛世氣象恢宏磅礴，隋文帝下令修建首都大興城（即後來長安城），大興城的修建不僅是中國古代城市建設規劃高超水平的標誌，也是當時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的綜合體現。大興城乃當時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設計和佈局思想，對後世都市建設及日本、朝鮮都市建設都有深刻的影響……隋文帝於公元584年命宇文愷率眾開漕渠。自大興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漢代漕渠故道而東，至潼關入黃河，長150多公里，名廣通渠。這是修建大運河的開始。大運河連接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連接了兩個文明。使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逐漸成為一體。 “鴻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鹹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鹹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參蹤盛烈。”這就是隋書裏的“開皇之治”。 隋文帝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量地減少了國家的財政開支，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開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逾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廓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隋文帝初登基時全國人口400萬户，隋煬帝登基時已達890萬户，以一户六口計，全國人口不下5000萬，這個數字大約直到唐玄宗時才達到。直到唐太宗死後，唐高宗繼位，計户口380萬户。唐玄宗時，全國760萬户，4100萬人。隋開皇九年已墾田地1944萬頃，大業中期已墾田地5585萬頃。唐天寶十四年已墾田地1430萬頃。隋煬帝登基就有890萬户，而唐太宗直到駕崩才有380萬户，國力之差距可以想見。

隋文帝開創的“地廣三代，威振八紘”的大隋王朝存在的時間有37年（即從581年到618年），建立正式行政區域實施有效管轄的範圍超過了以往。唐朝到630年也未完全恢復隋朝的疆域。隋朝的軍隊殲滅或重創了突厥、吐谷渾、契丹、高麗……拖延阻止了異族的強大與崛起，取得空前輝煌的勝利。 ^[4] 

《劍橋中國隋唐史》：“隋朝消滅了其前人的過時的和無效率的制度，創造了一個中央集權帝國的結構，在長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區發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識，這一切同樣了不起。人們在研究其後的偉大的中華帝國的結構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時，不能不在各個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國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隋朝京城及各地的糧倉，大的可儲糧千萬石，小的也儲糧幾百萬石，都儲滿了穀物。長安、洛陽和太原的國庫中，儲存的絹帛各有數千萬匹。隋文帝臨終時，天下倉庫的積儲可供全國五六十年正常使用。

《中國通史簡編》（范文瀾）：“隋文帝主要的功績，在於統一全國後，實行各種鞏固統一的措施，使連續三百年的戰爭得以停止，全國安寧，南北民眾獲得休息，社會呈現空前的繁榮，秦始皇創秦制，為漢以後各朝所沿襲，隋文帝創隋制，為唐以後各朝所遵循，秦隋兩朝都有巨大的貢獻，不能因為歷史短促，忽視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 ^[4] 

陳光崇：隋書列舉了隋文帝的主要政績以後，稱讚他為“近代之良主”，並且指出他素無學術，誅廢功臣，聽信讒言，用法嚴峻等缺點。雖不失為持平之論，但不能説明隋文帝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4] 

隋文帝致力於鞏固國家的統一。南北朝以來，由於中原地區生產力的發展，文化的繁榮，給予國內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的深遠的影響。隋文帝在處理國內民族關係上，對周邊各民族政權，儘可能使他們臣服，維護國家安定。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