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渠

《水經注· 水注》載：“按陸機《洛陽記》”，六澄之《水初記》言：城之西面有陽渠，周公制之地也。昔周遷殷民於洛邑，城隍狹，卑陋之所耳；晉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又廣之，以封呂不韋以是推之，非專周公可知矣。（陽渠）亦渭九曲瀆。《河南十二縣境薄》雲：“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西至洛陽。”陸、劉二位將漢代以前，自西周以來洛陽城的建設演變情況進行了詳細闡述，其論斷業已得到近年來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所證實⑦。他們並且把東漢時期的城西陽渠追溯到西周時期，説是周公所制。同時又將周國所制溝渠與西周初期遷殷頑民，營建成周城密切連不起來。《水注經》作者酈道元認為，城東“九曲瀆”又是陽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水注經·谷水注》又載：“故李尤《鴻池陂銘》：鴻池之陂，聖王所規，開源東注，出自城池也。……（陽渠）左合七里澗……陽渠水流經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陽渠水又東經亳殷南。”很明顯，酈氏引用李尤之作，主要是證明城東陽渠的年代、起源、位置、流向和創始人鄧歷史關係，李尤認為鴻池陂北岸之水（陽渠），是聖王（指周公）所規劃的，開渠東注，出自成周城，東流經過鴻池北岸。同時，《水注經》作者又將親眼看到的北魏時期的洛陽城陽渠，自上而下沿途的地理環境和地形地貌進行連貫性的詳細敍述。勘探資料表明，漢魏洛陽城東陽渠的東、西兩段陽渠渠道，從其地理位置和筆直的走向來看，二者眼本是一條東西向完整的渠道，途徑鴻池陂北側通道，並且是經過認真規劃設計，一次性人工開挖形成。這一現象正如李尤所言，由於前述陸、劉二位對城西陽渠觀點完全吻合。因此可見，東漢三位學者作著時，對洛陽城和城東、城西陽渠的間色和情況有着較為準確可靠的傳聞，甚至可能東漢初期還有人親眼目睹過西周時期周公所制溝渠的遺蹟，他們所言洛陽城歷史演變情況和城東、城西陽區的存在情況，都被近年來考古發掘、勘探和研究工作所證實。當然，他們所説陽渠是周公所建也是較具有説服力的。北魏酈道元所著《水注經》時，距東漢幾位學者作著時間僅有兩百年左右，從中還可以看到，作者瀏覽了大量文史資料，並且做了大量實地科學考察，東漢至北魏期間，洛陽城上下陽渠修建宮城，基本上相互接踵不斷，對其創始年代的傳承説法也是較為確切可靠地。因此，我們認為陽渠的始建年代，當在西周時期。

西周時期成周城的營建與陽渠的始建。關於西周初期對邑的營建,《尚書》等文獻及出土青銅器銘文均有記述。《漢書·地理志》河南郡下班固對雒陽與河南的自注稱:“雒陽，周公因遷殷民，是為成周，居敬王。河南，故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鄭玄《詩·王城譜》也説：“周王攝政五年，成王在，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即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均以為成周在漢魏洛陽故城處。據《讀史方輿記要》河南下引陸機《洛陽記》：“洛陽城周公所制。秦封呂不韋為洛陽十萬户侯，大其城。漢魏益增修之”。考古發掘資料表明，漢魏洛陽故城遺址上發現規模較大的西周城址，歷經東周、秦漢，城之規模不斷擴大；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四代，又相繼建都與此⑨。從時間，地望以及城之演變情況與諸多古代學者，又把陽渠追溯到西周時期，説是周公所制。尤其是前述東漢李尤的《洛陽記》，把這一西周城址和東漢陽渠都説成為周公所制。那麼，我們根據歷史文獻資料和現實考古發掘、勘探、研究資料，對二者關係分析如下：東漢時期洛陽城的上東門（北魏建春門）和上西門（北魏閶闔門）東西相對，均位居西周時期成周城北側，已發現的城東陽渠出自建春門外打到北側；《水經注·谷水注》載：“陽渠（城西）水南暨閶闔門，漢之上西門。其水北高渠，枝分上下，歷石橋東入城。”這裏的陽渠水“南暨”、“北乘”分明是兩股水流，形成了江流關係，那麼“南暨”之水從各方面自然條件分析，當屬自而東抵達閶闔門之水，《水注經》中所指城西陽渠還是此水，與建春門外的城東陽渠東西對應，均位於西周城址北側，二者東西貫通，可能既是西周時期周公所制溝渠。若是，周公所制溝渠則沿西周時期城址北垣外東西通過，與城址形成密切關係。而且是不謀而合。西周時期城址和周公所制溝渠應當是同一時期的產物，而且是經過統一認真謀劃的結果。因此，古人“周公卜宅雒邑，營建成周”之説是完全成立的。另外，在西周初期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為鞏固新政權，利用殷頑民的遷徙改造機會，大力營建城池，興修水利工程，也是極為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這時期溝渠的設計規劃、建造，一方面成周城提供充足的水條件，另一方面有加強了成周城防護作用。這兩方面都應當是成周城建設的先決條件。因此來説，西周時期成周城的建設和周公所制溝渠，是相輔相成的建設關係，溝渠建設是成周城的必備工程。東周時期洛陽城在西周時期成周城的基礎上向北擴建，西周時期溝渠被割斷一分為二。東漢以後，在西周、東周、秦漢城址的基礎上，一次次維修加固沿襲使用。陽渠也在西周時期溝渠的基礎上隨之不斷引修改造利用。

東漢時期有關陽區的修建工程，文獻中明確記載的共有三次。第一次，《後漢書·王梁傳》載：“建武5年（公元29年）梁代歐陽 ，為河南尹，穿渠引谷水（即今澗谷水）注洛陽城下，東瀉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看來，王梁主持的這次興修的陽渠工程，是漢光武帝定都洛陽後，引進的首次與城市建設配套的水利建設工程。文獻中並詳細技術了陽渠的流程、走向和工程成效，按照有關資料分析，這次工程應當是在西周時期周公所制溝渠的基礎上，再次全線開挖，其工程效果不佳，造成水流不暢，以失敗而告終。簡報中顯示，城東陽渠東殷，渠淺且窄，底部無淤泥流水痕跡，當時此次工程的真正遺存。第二次，同上書《張純傳》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純代杜林為司空。明年，穿陽渠，引洛水為漕，百姓得其利。”《水經注·谷水注》綜述這兩次修鑿陽渠之事曰：“漢司空漁陽王梁之為河南尹，將引谷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以坐免；後張純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贍。”張純這次修鑿陽渠，是繼建武五年王梁鑿渠之後的又一次興修陽渠工程。文獻中可以看到，這次穿鑿陽渠，應當着重對城南陽渠和東去之水（亦稱陽渠）進行了疏導，從而打到了堰洛通槽之功效，為洛陽城的政治、經濟發展，起到了促進的作用。這次所謂似與上次王梁修鑿渠道有所不同。第三次，《水經注·谷水注》在記述建春門外石橋時曰：“橋首建兩石柱，橋之右柱銘之‘陽嘉四年（135年）乙酉壬申，詔書以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止。’使中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樑柱，敦敕工匠，盡要妙之巧，攢立重石，累高周距，橋工路博，流通萬里云云……”文獻中顯示，陽嘉四年（公元135年），漢順帝下詔書興修上東門外漕渠和石橋。可建這次陽渠修鑿工程，規模空前之大，成效顯著，當在建武五年王梁鑿渠的舊跡上，重新對城東陽渠加寬、加深改造的結果。簡報稱城東陽渠西段較東段寬且深壑西段陽渠侏儒鴻池陂，並打斷東段陽渠現象，足以證明屬這次工程所為。這次修造陽渠工程結果表明，城東陽渠中途改道，通過鴻池陂與洛陽城南張純所修漕運渠道會和，東通洛水、黃河，已形成“東通河濟、南引江淮”之漕運網絡，使洛陽城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更加繁榮昌盛。 魏晉時期陽渠的修建工程。繼東漢數次陽渠修建改造之後，洛陽城東、城西陽渠規模，行經路線及其性質已基本確定。城西陽渠主要為引谷入洛工程，以保障洛陽城城市供水的需求；城東陽渠主要為堰洛通漕工程，以承擔洛陽城水路運輸之重任。城西陽渠的引谷入洛工程，文獻中曾多次涉及到千金，千金堤、千金渠、千金塢、五龍渠、代龍渠、九龍渠、長分橋、張方溝、石巷水門等工程的修築情況，實在東漢時期穿鑿陽渠的基礎上，再次進行整修、加固、改造、利用工程，並且大多是引咎入洛工程中的局部作為，其中也有涉及到抗洪排泄的需求的工程。《水經注·谷水注》引《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谷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竭。積石為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雲：太和五年二月八白庚戌造築此堨，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曆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正是這一時期其中一次工程的真實寫照。有關城東陽渠的漕運工程，《水經注·谷水注》載：“陽渠……，亦謂之九曲瀆，河南十二縣境薄雲，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西至洛陽。又按博暢《晉書》雲，都水使者陳狼（協）鑿運渠，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門。”可見，西晉時期的九曲瀆，有事東漢時期的陽渠。陳狼（協）主持這次穿鑿漕渠的工程，是西晉時期一次較為重要的大型興修漕渠工程，其工程當在東漢陽嘉四年通漕工程的基礎上，進行的一次深撈、清淤、疏通工程。 北魏遷洛之初，就十分重視這一歷史性大型水利建設工程。文獻中曾有記載修復千金等引谷入洛河堰洛通漕工程。《水經注·谷水注》載：“晉永嘉之後,‘積年，渠 頹毀，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修復故”正是這一時期整修陽渠工程的一個例證。陽區的廢氣時間。從北魏楊衙之《洛陽珈藍記》和酈道元的《水經注》中獲悉，這一時期陽渠還在頻繁使用。隨着北魏遷都，洛陽城也隨之而廢，歷史數百年的陽渠也不例外，也已逐漸荒廢，慢慢被邙山沖刷下來的淤積土所填塞。簡報中提到，唐宗以後就看不到陽渠遺蹟了。

東漢時期文獻統稱陽渠。曹魏、西晉時期，洛陽城陽渠的稱謂，仍可分為城東、城西兩部分。城西部分有陽渠千金渠、五龍渠、代龍渠、九龍渠等稱謂繁多。只於千金 ，千金堤、千金塢、九龍堰、長分橋、張方溝、石巷水門等，當屬這一時期的陽渠上的一些附屬建築設施。這一時期的這些稱謂隨時隨處而不同。城東部分，有陽渠、九曲瀆的稱謂。關於九曲瀆的名稱，《阮嗣宗集》詠懷詩第六十四首有“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基，遙遙九曲間、徘徊欲何之。”詩人以見景生情之手法，充分表達了內心的感情。從詩中可以看到，當時站在上東門（北魏建春門），可以一眼看到首陽山，其間溝壑縱橫、垂暮眼簾。陽渠北側的南北向自然溝，與陽渠成江流或交叉關係，亦正是詩中表達的“九曲間”的再現。為此，筆者又專門踏察過這一區域內的邙山陽坡地形，結果發現自漢魏洛陽城漢上東門遺址至首陽山之間，規模大、流源長的自然泄洪溝正好有九條。東漢人可能因此而得名稱之為“九曲”。九曲瀆名稱與其地名密切相關。《水經注·谷水注》載：“陽渠……亦謂九曲瀆。”引《河南十二縣境薄》雲：“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至洛陽。”又引傅暢《晉書》雲：“都水使者陳狼（協）鑿渠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們。”因此看來，城東陽渠在西晉時期稱為九曲瀆，這種稱謂當屬短期現象。北魏時期，城東、城西統稱陽渠，環城陽渠和城南漕運渠道有“谷水”之稱。陽渠不稱七里澗，七里澗和七里橋關係極為密切，七里橋橫跨七里澗。《洛陽珈藍記》在敍述沿陽渠的裏坊、寺院以及其他名勝時，提到七里橋。“崇義裏東有七里橋，以石為之，中朝時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七里橋東一里，郭開三門，時人號為三門，離別者多雲‘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朱超石《與兄書》雲：“（七里）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晉書·武帝紀》：“泰始十年（275年）十一月立城東七里澗石橋。”《太平寰宇記》引陸機《洛陽記》：“城東有石橋，以跨七里澗。”陸機曾為成都王穎入洛，被擊敗，人死如積，塞滿七里澗。酈道元以為“即是澗也。”漢魏洛陽城東約2公里的石橋村，村民戚永安（70歲）告訴我們，傳説石橋在今村南，20世紀70年代平整土地時，在村南曾發現過大量的是自、流沙等，為一南北向溝狀。我們認為，戚永安所説，方能正是七里澗遺蹟。七里澗應與陽渠成匯流關係。唯清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稿本》曰：“七里澗，在故洛陽城東二十里。《水注經》鴻池陂在洛陽東二十里，其水東流合於七里澗。……”。

眾所周知，古今中外的任何時代，水源都是城市建設中至關重要的問題。段鵬琦先生在《漢魏洛陽與自然河流的開發與利用》中，根據洛陽城周圍的地形、自然環境和水利條件，對漢魏時期洛陽城的用水水源問題，做出了認真詳細的分析，認為這時期引谷入洛的陽渠建設工程，即是為滿足當時城市用水的需求，而進行的水利建設。當然，西周時期周公所建城西溝渠也不例外，同樣是為成周城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並且漢魏時期引谷入洛工程的陽區建設，是以此為基礎的。那麼，西周時期成周城以東周公規劃建造的溝渠又作何用途？漢魏時期又是怎樣的呢？大家知道，“民以食為天”是中國數千年曆史上，歷代帝王所遵循的不破真理。西周時期周公規劃成周城東溝渠的目的主要是發展農業生產，以農業灌溉提供充足的水資源。洛陽盆地四周環山，盆地內有洛、伊、瀍、澗（谷）四水。洛河自西而東從盆地中穿過；瀍、澗（谷）二水於盆地西部納入洛水；古時伊河於盆地中部會流於洛河。伊、洛河為盆地內的兩條主要河流，自然把盆地分為三大塊。伊洛河之間夾河地帶，地勢低平，水資源豐富；伊洛河南北兩岸各有一帶高地，它們依山面河，由山麓至河岸，海報高度逐漸緩緩下降，高低幅員遼闊，但水源貧乏，給歷代人們生產、生活帶來極大不利因素。《水經注·伊水條》載：“伊水（伊闕東北流，枝津右出焉，東北引溉，東會合水，同注公路澗，入於洛，今無水。《戰國策》曰：東周欲為田，西周不下水，蘇子見西周君曰：今不下水，以病之，東周必複種稻，種稻而復奪之，是東周受命於君矣。西周遂下水，既是水之故渠也。”《水經注· 水注》曰：“考王封周桓公於是為西周，及其孫惠公；封少子於鞏，為東周，故有東西之名矣。”這一歷史故事説明，東周時期伊洛河南岸一帶高地上已有枝津渠的存在，並被廣泛用於農業灌溉，該渠的行徑路線之長，輻射了伊洛河南岸大片高地，為當時該地區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力的灌溉條例，使人們的生產、生活條件都得到很大改善，同時使東周時期的統治政權也得到了鞏固。東漢初期，光武帝即位，建武五年（公元29年）使王梁在西周時期周公建造的溝渠基礎上，再次修建陽渠，其目的應當與周公所建溝渠用途相同。漢順帝時，陽嘉四年（公元125年），城東陽渠經過大型修整改造，途徑鴻池陂於洛，從此改變了城東陽渠的用途，成為洛陽城的重要漕運渠道。以後數代一直沿襲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