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淳

陸淳(?～806)，後因避唐憲宗名諱而改名質，字伯衝，號文通，唐吳郡（郡治在今江蘇吳縣）人。唐代儒家學者，經學家。陸淳曾任左拾遺，轉太常博士，遷左司郎中，後又改為國子博士，歷任信台兩州的刺史，徵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淳與柳宗元、呂温等人友善，同屬於唐憲宗永貞(805～806)年間一批有心進行政治改革的人士。柳宗元以執弟子禮於陸淳為榮，"恆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柳河東集》卷三十一《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且極稱其學曰："有吳郡人陸先生質(淳)，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泊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柳河東集》卷九《陸文通先生墓表》)

陸淳曾師事啖助和趙匡治《春秋》之學。認為《左傳》長於敍事，宣揚《春秋》大義不如《公羊傳》和《轂梁傳》。他曾綜合啖助、趙匡關於《春秋》的學説，編撰成《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春秋集傳辯疑》十卷、《春秋微旨》三卷，清乾隆間的四庫館臣評價為"考辨三家得失，彌縫漏闕"，所發論點"多異先儒"，開宋儒疑經風氣(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春秋類》)。朱熹贊陸淳：“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個意思。”（《朱子語類》卷八十三）。

陸淳的《春秋》學三部著作今存，收在清《古經解匯函》中，另尚有《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均已佚。

唐代中葉，學術界興起了一個新《春秋》學派。這個學派以啖助、趙匡為先驅，陸淳集大成，對當時學術界產生過很大影響。宋人陳振孫以為：“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推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沒也。”清末皮錫瑞也説：“《春秋》雜採三傳，自啖助始。”又説：“今世所傳合三傳為一書者，自唐陸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趙匡之説，雜採三傳，以意去取，合為一書，變專門為通學，是《春秋》經學一大變。宋德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總序認為，清代以前兩千年經學“凡六變”，其中唐代的“孔（穎達）、賈（公彥）、啖（助）、陸（淳）”為上承章句之學，下啓宋明理學的第二變。這些評價表明了啖趙陸學派在儒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新經學啖助開路解《春秋》陸淳集成　啖、趙、陸雖然是中唐有影響的學者，但史籍對他們的生平、學術關係的記載卻語焉不詳，往往引起混亂。為了行文方便，我們先從陸淳説起。

陸淳，字伯衝，吳郡（今江蘇蘇州）人，是梁代名儒陸澄的七世孫，後因避唐憲宗李純諱，改名質。他自稱“世以儒學著時”，可知其家以儒學為業。《舊唐書》卷189下本傳説他“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關於他與啖助、趙匡的關係，歷來人們的認識都含混不清。除此一説外，《新唐書》卷200説趙、陸皆為啖助弟子，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3認為匡師助、陸師匡、助。今考呂温代陸淳寫的《進集註春秋表》，其中説：“臣（按：指陸淳）不揣蒙陋，裴然有志，思窺聖奧，仰奉文明，以故潤州丹陽縣主簿臣啖助為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臣趙匡為益友，考左氏之疏密……”在這裏，陸淳明確地稱啖助為“嚴師”，趙匡為“益友”，這是關於他與啖、趙二人關係最為明白的材料。另據柳宗元《陸文通先生墓表》説：“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泊趙匡，能知聖人之旨。”可知啖、趙二人，一為陸淳之師，一為陸淳之友。事實上，啖為師，趙為友，陸淳已作了明確的回答，已不存在什麼問題了。還有一點，陸淳在《春秋集傳纂例》卷1《修傳始終記》中簡述啖、趙二人的生平時，稱啖助為“啖先生”，稱趙匡為“趙子”，稱啖助之名時説“諱助”，而稱趙匡之名則直接説“名匡”，尊敬的程度大不同，也可以作為啖助為師、趙匡為友的旁證。 陸淳的老師啖助，字叔佐，出生於唐太宗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趙州（今河北趙縣一帶）人，後遷居關中。他學識淵博，對儒家經典造詣頗深。唐玄宗天寶末年，客居於江東。後來因中原地區發生了安祿山、史思明之亂，他再沒有回到關中故里。在江東，他以文學入仕，做過台州臨海縣尉、潤州丹陽主簿。任滿後，就在丹陽住了下來。他繼承了先儒那種安貧樂道的精神，雖窮居陋巷、粗衣蔬食，仍處之泰然。在這裏，他潛心於《春秋》學研究。他不滿意於前人對《春秋》的理解，認為前人“傳已互失經旨，注又不盡傳意，《春秋》之義幾乎泯滅”，於是發憤著述，“考核三傳，捨短取長，又集前賢註釋，亦以愚意裨補闕漏，商榷得失，研精宣暢，期於浹洽”，從唐肅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到唐代宗大曆五年（公元770年），歷時十年，成《春秋集傳集註》。·之後，他又“撮其綱目，撰成《統例》3卷，以輔《集傳》，通經意焉。”

陸淳跟隨啖助學習，是在唐代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據陸淳説，他拜啖助為師，“秉筆持簡，侍於啖先生十有一年。”按：啖助於大曆五年（公元770年）去世，時年47歲。上推11年，即上元元年。據陸淳説，他在啖助“述釋之間，每承善誘，微言奧指，頗得而聞”，可知，陸淳師從啖助，對啖助的學術方法、學術思想，特別是對啖助的《春秋》學有深入的瞭解，並深受其影響。

兩《唐書》説陸淳自幼師從趙匡，而沒有提到他師承啖助。事實上，陸淳師從啖助，證據已很充分了。而説陸淳師從趙匡，卻沒有多少證據。趙匡，宇伯循，天水（今甘肅天水）人，從師著名學者蕭穎士，大曆元年（公元766年）開始在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陳少遊處任幕僚。做過殿中侍御史、淮南節度判官、洋州刺史。他也是一位《春秋》學者，與啖助的學術觀點非常相近。從文獻記載看，陸淳與趙匡並非師生關係。那麼，趙匡與啖助之間是不是師生關係呢？據陸淳《修傳始終記》，大曆五年，即啖助完成《春秋集傳集註》那一年，趙匡正在陳少遊幕府供職，前往浙中，途經丹陽，曾到啖助居住處去拜訪，討論《春秋》經學，“深話經意，事多響合”，二人談得很投機。趙匡打算回來時再到丹陽拜訪啖助，“當更討論”，但不幸的是，啖助在這年去世。從這段記載看，趙匡與啖助在大曆五年以前並未謀面，因此，二人之間也不存在師生關係。

啖助去世後，留下了《春秋集傳集註》及《統例》的遺稿。陸淳認為應該將它整理出來，使啖氏《春秋》學發揚光大。於是，他與啖助之子啖異將遺稿抄錄出來。陸淳又想到了與啖助學術觀點相似的趙匡。這時，陳少遊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趙匡已隨節度使府遷鎮於浙東。於是，陸淳與啖異一起，帶着啖助的遺稿去造訪，請趙匡幫助整理。趙匡對啖助的遺稿進行了加工、補充，然後由陸淳進行最後編纂，統一體例，到大曆十年（公元775年）完成了這項工作。關於這個過程，陸淳在《修傳始終記》中有過記述：

是冬也（按：指大曆五年冬），趙子隨使府遷鎮於浙東。淳痛師學之不彰，乃與先生之子異躬自繕寫，共載以詣趙子。趙子因損益焉，淳隨而纂會之，至大曆乙卯歲（即大曆十年，公元775年）而書成。

可知對啖助遺稿的整理歷時五年之久，趙匡、陸淳都傾注了心血。

陸淳的任宦生涯，是從任淮南節度使府從事開始的。據《舊唐書》本傳説：“陳少遊鎮揚州，愛其才，闢為從事。”據《舊唐書》卷126《陳少遊傳》，陳少遊鎮揚州在大曆八年。又據《修傳始終記》説，他受陳少遊推薦，詔授太常寺奉禮郎，這是大曆十年左右的事。此時他的《纂例》已成。陳少遊生前又曾向朝廷推薦陸淳，拜為左拾遺。陳少遊死於興元元年。呂温《祭陸給事文》中也説：“德宗旁求，始賓明庭。”説明陸淳是在德宗即位後入朝的。由上可知，陸淳入朝任左拾遺，不晚於興元元年（公元784年）陳少遊死時，而不早於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德宗即位。

《舊唐書·柳登傳》載，貞元六年十一月，德宗親行郊享之禮，“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禮。時冕（柳冕）為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即陸淳）、工部郎中張薦皆攝禮官，同修郊祀儀注，以備顧問。”由此可知，在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以前，陸淳已任倉部郎中，併兼禮官（太常博士），與柳冕等人一起制訂郊享禮儀，備皇帝顧問。這時陸淳很受德宗的信任，他身為禮官，對朝廷禮儀非常熟悉，曾著《類禮》20卷，惜已不存。貞元十一年七月，陸淳參加了關於礻帝拾禮的討論，這時他官左司郎中。

這以後，陸淳又因“細故”改任國子博士。改官的原因已不得而知，可能與朝廷內部鬥爭有關。呂温《代國子博士進集註春秋表》中説：“輒集註《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年，研覃三紀，元首雖白，濁河已清。”按一紀12年計算，三紀為36年，陸淳跟啖助學習《春秋》是從上元二年（公元761年）開始的。由此推算，36年以後，正是德宗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這一年，他正在國子博士任上，向德宗進獻《集註春秋》。由於書中新穎的研究方法，切合現實政治的學術主張，給當時學界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因此，它立即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特別是受到政治革新派人士的熱烈歡迎，如柳宗元、凌準、韓泰、呂温等人。在後來的政治實踐中，他們將陸淳的《春秋》學思想作為實行政治革新的理論武器。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把陸淳引為政治上的同道。後來，陸淳又外出，任過信州（今江西上饒）、台州（今浙江臨海）刺史。

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23日，德宗病死。正月26日，順宗李誦即位，王叔文一派從而執掌朝政。他們迅速安排本派人物佔據了朝廷中的顯要職位，並招集一些素負重望的人回京。陸淳從台州回到京城，任給事中。陸淳回京，與王叔文集團在朝廷中得勢有直接關係。與陸淳拜給事中的同一天，柳宗元任禮部員外郎。《舊唐書·王叔文傳》稱陸與王叔文、韋執誼、柳宗元、劉禹錫、韓泰等永貞黨人結為“死交”。同年三四月間，唐順宗立廣陵王李純為皇太子，陸淳被徵為太子侍讀。他為避太子名諱，改名陸質。這一年，他獻上《古君臣圖》，即《舊唐書》本傳所載的《君臣圖翼》25卷，已佚，無法考證它的具體內容，當即有關君臣之道的。這時，柳宗元與陸淳居處很近，柳宗元對陸淳執弟子禮，向他問學。 從史料記載看，陸淳任太子侍讀並不是很受尊崇。當時順宗身患重病，經過激烈的鬥爭，宦官與保守派集團立李純為太子。王叔文集團預謀另立皇嗣的計劃失敗，因此，李純對王叔文集團沒什麼好感。陸淳被改革派派去做太子侍讀，原打算通過他對太子施加影響，但事與願違，更引起李純的反感。《舊唐書·陸淳傳》以貶斥的筆調記述了這一過程：“時（韋）執誼得幸，順宗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上（指李純）在春宮，執誼懼，質已用事，故令質入侍，而潛伺上意，因用解。及質發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義，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説明他與李純的關係並不融洽。

貞元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被憲宗逐出朝廷，王叔文等人發動的永貞革新宣告失敗。兩天後，陸淳去世，門人私諡為文通先生。

啖、趙二人的著作已經亡佚。陸淳的著作，今存有三種：《春秋集傳纂例》10卷、《春秋集傳辨疑》10卷及《春秋集傳微旨》3卷。這與柳宗元説的陸淳有“《春秋集註》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不合。事實上，《春秋集註》即《纂例》，其他二書卷篇不合，當為後人傳寫割析而致。這三種書集中了啖、趙、陸三人的《春秋》學研究成果，並在啖助舊稿的基礎上作一分為三處理而成的。據他在《春秋集傳辨疑·凡例》中説：

《集傳》取捨三傳之義，可入條例者於《纂例》諸篇言之備矣。其有隨文解釋，非例可舉者，恐有疑難，故纂啖、趙之説，著《辨疑》。

這就明白地説了《纂例》、《辨疑》是綜合了啖、趙二人的研究成果，並加以擴大而成的。但其中也包含了陸淳個人的心得，書中多處標明“陸淳曰”即是明證。至於《春秋集傳微旨》，則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説，而斷其是非。他在自序中説：“其有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這雖近義而意實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終是，”介於疑似之間者，並委曲發明，故曰微旨。可知這部書為陸淳自撰。但每條必稱“淳聞於師曰”，以示不忘本。總之，從三書來看，《纂例》以啖説為多，《辨疑》以趙説為多，而《微旨》則較多地保留了陸淳的觀點。事實上，三人的觀點大同小異，無法分述。而啖、陸二人的觀點更為接近。下面就將三人的學術思想合在一起論述。

在《春秋集傳纂例》第1卷中，陸淳以8篇文字，比較詳細地敍述了啖、趙及本人對《春秋》及《三傳》的理解。這是他們學術觀點的總結，也是他們著作的綱領。

首先，孔子修《春秋》的用意究竟是什麼？過去《左傳》學者認為是為了“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以上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公羊》學者認為是為了“將以黜周正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穀梁》學者則認為是為了“明黜涉、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啖助卻認為，三家之説都“未達乎《春秋》之大宗”，因此不可能真正理解夫子作《春秋》的深刻用意。他認為，《春秋》之作，是為了“救時之弊，革禮之薄”。他具體論證説：

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㒏，救㒏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

夏文化以“忠”為其特色，殷文化以“敬”為其特色，周文化以“文”為其特色。到了春秋時代，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表明以“周禮”為主要內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應有的社會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權輔正，以誠斷禮”，正是以“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從宜救亂，因時黜涉，或貴非禮勿動，或貴貞而不諒，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所以説孔子作《春秋》是為了“救周之弊，革禮之薄”。

這樣，啖助把前人的種種《春秋》宗旨説統統打倒。前人多認為《春秋》之旨在於復興周禮，而啖助卻強調《春秋》之作在於用夏政求周失。他説：

《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啖助認為在這一認識上，杜預所言全失，而何休所説“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然話是説對了，但“用非其所”，即不從“性情”上去説，卻從“名位”上去説，這樣，就沒有把握關鍵所在。啖氏所説的關鍵之點，不是“改革爵列，損益禮樂”，不是從外在的虛文出發，而在於“立忠為教，原情為本”。

所謂“立忠為教”，是説孔子作《春秋》，在於樹立“忠道”進行教化，所謂“原情為本”，是説孔子所倡的“忠道”源於人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思想動機，將目的與手段分開，強調“權”、“宜”，這樣，對經文的闡釋、對人物的評價比純粹用事實、用效果、用“禮法”去衡量，要靈活得多，主觀隨意性也更大。闡釋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評判標準及價值觀任意發揮，寄託自己的政治主張，以舊瓶裝新酒。這種“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被啖助等人用於《春秋》學研究。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左氏引用孔子的話批評晉文公“以臣召君，不可以訓”，陸淳《微旨》則説：“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則晉侯請王以狩，忠亦至矣。”這樣，通過發揮歷史人物的心理動機，宣傳“尊王”的“忠道”。所以陸淳説：“凡事不合常禮，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

對於啖助所論的《春秋》宗旨，趙匡略有異議。他認為“《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興常典、著權制。如凡是郊廟、喪紀、朝聘、搜狩、婚娶違禮則譏之，這是“興常典”。至於“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因為《春秋》之作，目的在於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也就是通過“例”、“體”而寓褒貶。他説：“故褒貶之指在乎例，綴敍之意在乎體”“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可知趙匡比啖助更強調“褒貶”。

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後，就對“三傳”進行嚴厲的批評。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三傳並不完全否定。雖然用了比較尖刻的言詞大肆批評，但還是有所肯定的。他們認為，古人對《春秋》的解説，本來都是口口相傳，自漢以後才有章句，著於竹帛。關於《左傳》，他們認為它博採當時文籍，敍事尤其詳備，能使百代之下詳知春秋歷史本末，通過它的敍事去探求《春秋》經文的意旨。何況它“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亦以原情為説，欲令後人推此以及餘事”，因此“比餘二傳，其功最高”。在這裏啖助等人並沒有完全抹殺《左傳》敍事詳贍的功勞，甚至認為它比公、谷二傳對《春秋》的貢獻更高。但是，他們又批評《左傳》“敍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即對《春秋》經旨的闡述遠遠不夠，而且是非混雜，讓人難以把握。

關於公、谷二傳，啖助等人認為，最初也是以口相傳，後人根據先儒口授的大義，將它散配入經文之下，因此乖謬頗多，並沒有把握其綱領。不過，他們認為，其大指還是子夏傳授下來的，所以，二傳從“傳經”這一方面説，比《左傳》要嚴密，即“《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釋，往往約深”，對聖人微言大義的發明，往往有得。但是，他們又批評二傳“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麴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囗駁不倫，或至矛盾”，太拘泥穿鑿於文句，遇有説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聖人夷曠之體”。啖助特別批評二傳處處以“一字褒貶”之説釋經。他雖然不反對《春秋》寓褒貶，但認為其中也有“文異而意不異”的，“褒貶”説並不普遍適用。所以，他批評二傳“繁碎甚於左氏。” 在解經時，他們大膽對三傳的經説提出質疑。如《纂例》卷2釋“望”，陸淳記趙匡説：三望之名，公羊雲泰山、河、海也，而左氏、穀梁無其名。説左氏者雲“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説穀梁者雲“泰山、淮、海”。據禮篇雲，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魯之封內。公羊雲山川不在其封內則不祭，而云祀河、海，則三家之義皆可疑也。對三傳及各注家之説，不盲從，經過自己的考證，得出了自己的判斷，説明三傳不可盡信。

除了批評“三傳”之外，啖助等人對兩漢以來釋“三傳”者也進行了抨擊。在當時學術界中，《左傳》杜預注，《穀梁傳》範寧注，《公羊傳》何體注最為流行。要否定前人的失誤，就首先要向杜、範、何三家開火。啖助等人認為，註疏之學“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説俱不得其門也”，即三家沒有找到正確的途徑，去理解聖人的深意，在註解過程中糾正誤説，以“王道”作為指歸。他們進而指出：“兩漢專門，傳之於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他們對傳注的批評可謂夠嚴厲的了。

再次，啖助等人在指出了“三傳”及註疏的失誤後，得出結論説：“傳已互失經指，注又不盡傳意，《春秋》之義幾乎泯滅。”三傳沒有把握“聖人”作經的宗旨，而註疏又沒有發揮出三傳的大意，致使《春秋》的真正目的被掩蓋了。因此，他們要捨棄傳注、直求經意。他們認為，《春秋》經文並不像有的傳注者理解的那樣“文義隱密”，如果這樣的話就無人能解了。啖助説：《春秋》之文簡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仇讎不若，詭辭迂説，附會本學，鱗雜米聚，難見易滯，益令後人不識宗本，因注迷經，因疏迷注，黨於所習，其俗若此。傳注者把本來“簡易著明”的一部《春秋》經弄得晦澀難懂。不僅如此，《春秋》一經而分三傳，每傳自兩漢以來又各有許多家注，注又有疏，強調“疏不破注”，不離師説，家法、師法門户之見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擊，搞亂了人們的視聽。平心而論，啖助等人對兩漢以來經學的批評是有道理的。經學作為官方扶持的學術，其末路流於繁瑣、晦澀，異説紛陳。

唐初雖有《五經正義》統一經學，但只是對文句的解釋有了一個統一的標準，談經學者“不復知有《春秋》徽旨”。啖助等人抨擊傳注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一種更加簡便的解經模式，“但以通經為意”，不講家法，不根師説，兼取三傳，合而為一。啖助説：予所注經傳，若舊注理通，則依而書之；小有不安，則隨文改易；若理不盡者，則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則全削而別注；其未詳者則據舊説而已。所謂“理”，實際上是他們這一學派的一種主觀方法。藉助於他們標舉的“理”，以此作為標準，去衡量前人傳注的是非，“考核三傳，捨短取長”，直接為《春秋》作注。

因此，他們主張凡是與《春秋》無關的傳注，應予刪削。在回答“無經之傳，有仁義誠節、知謀功業、政理禮樂、謊言善訓多矣，頓皆除之，不亦惜乎”的責難時，啖助回答説：此經《春秋》也，此傳《春秋》傳也。非傳《春秋》之言，理自不得錄耳。非謂其不善也。且歷代史籍，善言多矣，豈可盡入《春秋》乎！這樣，經學更加簡明，較少繁雜蕪穢之弊。今觀現存陸氏三書，確實做到了這一點。這也是啖、趙、陸的《春秋》學能風靡中唐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啖、趙、陸新《春秋》學的出現，與中唐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關係。

兩漢以來，儒家經學一直以章句與註疏作為主要形式。儒家義理被淹沒在訓詁義疏的海洋之中，學者把明章句、通訓詁作為“窮經”的目的，把畢生的精力耗費在裏面，使儒學失去了原來切近社會、重視實踐的活力，而且學者成了書蟲，不再考慮、關心社會，關心生民。特別是魏晉南北朝，經學成為少數門閥士族的傳家之學，世代相傳，儒家文化喪失了它的大眾性一面。部分學者死守章句，不知變通。因此，經學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的形勢。到隋末唐初，這種章句之學已開始受到批判。

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説》，以闡明儒家之道為己任，而對儒家文化的內在精神作出自己的理解，提出“通變之謂道”，“道能利生民”，主張通變，重視生民，使儒學能切合現實，解決社會的實際問題。到了中唐，逐漸形成一股懷疑思潮。面對唐王朝建立後逐漸發展的社會矛盾，部分學者對舊的章句之學的傳統觀念和方法表示懷疑，提倡富於批判精神的一家獨斷之學。劉知幾《史通》就是這一學派的代表，這股懷疑思潮，是唐代中後期儒學復興運動的前奏。啖助、趙匡、陸淳等人的《春秋》學，正是這一思想的繼續。他們的經學研究具有“通經致用”的時代特點。

趙匡在《舉選議》中批評那些遠離實用的章句之徒説：疏以釋經，蓋整蹄耳。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其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民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他看不起那些“口問義、誦疏文”的讀書人，認為這是白費精神去學習那些無助於自己，無益於社會的業務。陸淳曾對呂温説：良時未來，吾老子少，異日河圖出，鳳鳥至，天子鹹臨泰階，請問理本，其能以生人為重，社稷次之之義發吾君聰明，躋盛唐於雍照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

在陸淳看來，國家政治的根本在於“生人為重，社稷次之”。這樣，陸淳等人在章句訓詁盛行於世的時代，獨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們的主張代表了對兩漢以來經學的反動以及向儒學原旨復歸的歷史潮流。柳宗元曾概括陸淳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啖助也説：“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靈也”。他們繼承了儒家的“仁政”理想，並將其貫穿在《春秋》學研究之中。如在《春秋微旨》捲上解釋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一條經文，陸淳不採三傳舊説，認為“天生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賢非德之人不應居於統治地位。如果“捐軀以守位，殘民以守國”，這是三代而下“家天下”的惡果，不是儒家提倡的理想制度。他實際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道”，對專制制度進行批判。

又如在《春秋集傳纂例》卷6《軍旅例第十九》中，陸淳記啖助之語説：觀民以定賦，量賦以制用，於是經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經綸，武足以禦寇。故靜而自保，則為禮樂之邦，動而救亂，則為仁義之師。……今政弛民團，而增虛名以奉私慾，危亡之道也。同書同卷《賦税例第二十一》陸淳記趙匡説：賦税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故志之。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故君子慎之。這類理解，是對儒家原始精神中“民本主義”思想的發揮。啖、趙、陸等人解《春秋》不僅比較注意發揮“仁政”“民本”思想，還對春秋霸業進行否定。事實上，孔子、孟子對齊桓、晉文等霸主“尊王攘夷”之功還是有所肯定的。但啖助等人為什麼要對春秋霸主進行抨擊呢？原來自安史之亂以後，唐代形成藩鎮割據局面，對中央鬧獨立。唐德宗建中年間，以朱滔為首的河朔四鎮自比春秋諸侯，模仿春秋盟會形式叛唐稱王。

啖助等人否定霸業，正是針對困擾唐代政治的藩鎮割據。在《春秋集傳纂例》卷4《盟會例第十六》中，趙匡抨擊諸侯盟會：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他們強調“王綱”“賢君”的重要性，對盟會全盤加以否定，實際上否定了霸業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當前的藩鎮割據的合理性。唐代建立以後，隨着時代的發展，社會積累了許多矛盾。到了中唐，朝廷中出現了一股要求變革的勢力，“永貞革新”就是這股變革勢力的一次大亮相。

“變革”思想在意識形態中有所反映。啖、趙、陸的《春秋》學主張中，就充滿了通權達變的思想。他們反對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思想，主張“反經合道”、“變而得中”，肯定變革是事物發展的常規，從而得出在政治上應積極變法的結論。

在《春秋集傳纂例》卷6《改革例第二十三》中，趙匡説：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況淫君邪臣從而壞之哉！故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政治生活中不斷出現各種弊端，必須通過變革來加以革除，使天下重歸於治。變革與否，是治亂所繫的重大問題。從中可以看出興亡的跡象。如果説柳宗元等人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麼啖助等人則走在學術變革的前沿，他們的變革思想，為改革派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四、重義理開宋學先河，是與非待後人評説

啖、趙、陸的《春秋》學研究，是從漢學向宋學過渡時期的產物。他們本人被當時看作“異儒”，他們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

不僅柳宗元師事陸淳，大和年間著名學者劉口《春秋》對策，許多觀點與他們的精神一致。陳商、陸龜蒙等都信仰陸氏學説。

因此，啖助等人的《春秋》學出現，帶動了整個經學的蜕變，是《春秋》學史的一個轉折點。通過這次蜕變，經學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復了面向現實的能力。從文化意義上説，啖助等人的《春秋》學研究，是韓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學復興運動的前奏，併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啖助等人的經學革新，對後代特別是宋代《春秋》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反映在以下幾個轉變上。

第一，從章句訓詁向義理的轉變。啖助以前的《春秋》學研究多拘泥於對字句的闡釋，較少對義理的探討。事實上，《春秋》作為儒學“五經”之一，研究者必須對其中隱含的義理作出自己的闡釋。經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為社會政治提供理論依據。而政治形勢又是不斷變化的。因此，意識形態中的觀念也要不斷變化，否則會成為僵死的教條，難以佔領人們的精神領域。經學義理化，有助於建立起一個不斷適應形勢變化的意識形態體系。因為總體來説，談義理比講訓詁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與自由度，使經學更有實用價值。

第二，從《春秋》三傳分立走向三傳統一，變專門之學為通學。自漢代以來，《春秋》分為三派，左氏偏重於補充史實，公羊氏則着重對“微言大義”的闡發，穀梁氏介於二者之間，三派互不相容，壁壘森嚴，互相排斥，互相攻擊。即使一傳之下，也有若干家，如一個《公羊傳》，就有胡毋氏、董氏、嚴氏、顏氏等不同的派別，使《春秋》學成為聚訟之學，讀書人莫知誰是。啖助等人研究《春秋》，不再死守傳注，而依自己的理解直接去解釋經文，即“舍傳求經”。但他們並不完全棄傳注於不顧。

對於三傳，史實取左氏最多，義理則不論左、公、谷，合則留，不合則別出胸臆，另作解釋，以期融為一家之學。啖助、趙匡、陸淳這種“會通三傳”的《春秋》學出現以後，三傳分立的時代就基本結束了。自啖、趙、陸開創新《春秋》學派之後，繼起者大有其人。盧仝著《春秋摘微》，韓愈贈詩説“《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始終”，可知台傳注經更為徹底。馮伉有《三傳異同》，劉軻有《三傳指要》，韋表微有《春秋三傳總例》，陳嶽有《春秋折衷論》。這類書意在調和三傳，對它們進行裁決，目的是“幸是非殆乎息矣”。由此可見，會通三傳或捨棄三傳，是中唐以來《春秋》經學的總趨勢。

宋代學者繼承了啖助、趙匡、陸淳的治學傳統，在《春秋》經學研究中往往棄傳就經或輕傳重經，注重以經求經，直尋《春秋》大義。如孫復、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張洽、程公説、呂大圭、家鉉毅等，是其中較為著名的人物。

皮錫瑞説：“宋人説《春秋》，本啖、趙、陸一派，而不知啖、趙、陸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傳而外，陸淳、啖助可兼治’。程子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朱子曰：‘趙、啖、陸淳皆説得好。’吳澄曰：‘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啖、趙、陸的《春秋》學方法的影響還波及到五經。北宋初，李之才教邵雍學《易》，就先給他讀陸淳等人的著作。啖、趙、陸的《春秋》學雖然得到部分勇於創新的學者的熱烈喝彩，但是，他們受到的批評也是很嚴厲的。如歐陽修等人在《新唐書》啖助等人傳贊中評論説：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拙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日‘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困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團，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垢前人，合成説，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這番嚴厲的批評，從某些方面擊中了啖助、趙匡、陸淳等人《春秋》學的要害。他們雖然克服了過去經學中繁瑣、拘泥的弊病，卻往往又走入另一個極端，造成解經時的主觀隨意性。這種主觀隨意性在今存陸氏三書中多有反映。因此，對他們的經學研究的評價，應該一分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