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洪恩

陸洪恩, 中國指揮家，1919年4月1日生於上海。他自幼酷愛音樂, 曾在徐家彙天主教堂管風琴師湯履道指導的唱詩班上擔任獨唱, 並隨湯先生學習鋼琴。1937年, 陸洪恩考入上海國立音專, 師從丁善德教授主修鋼琴, 是班上最優秀的學生；同時隨湯履道一起向音專應尚仁教授學習聲樂。陸洪恩與李德倫、秦鵬章、韓中傑等結為同窗好友。他們都是一代精英人才, 日後皆成為創立新中國指揮藝術事業的先鋒與干將。

1941年, 陸洪恩自上海國立音專畢業。經黃貽鈞先生介紹, 成為導演費穆創辦的上海藝術劇團小樂隊的成員。該樂隊在黃貽鈞的領導下, 為費穆排演的話劇《楊貴妃》和多部電影配樂。陸洪恩在樂隊中擔任鋼琴演奏員。陸洪恩和黃貽鈞從此志同道合, 情趣相投, 親如手足, 休慼與共。陸洪恩多才多藝, 引起費穆導演的極度關注。於是他大膽委託陸洪恩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説《罪與罰》改編為話劇劇本, 供其劇團排演。陸洪恩果不負眾望, 經他改編的劇本, 由費穆導演在中國首演獲得成功。當年的影片《三毛流浪記》聞名遐邇, 該影片音樂由王雲階、陸洪恩和秦鵬章編寫, 其中有幾首樂曲則由陸洪恩指揮錄製完成。在此期間, 陸洪恩還擔任過《時事新報》的記者, 發表過不少樂評和專訪文章。然而在“冒險家樂園”的舊上海, 陸洪恩還不得不在飯店、酒吧、舞廳充當“洋琴鬼”, 方才勉強養家餬口。解放前, 陸洪恩擔任上海實驗電影工廠的音樂負責人。

1949年5月27日, 上海解放, 同年10月1日, 新中國成立，陸洪恩終於迎來了能全面施展其才華的新時代。

1950年, 經黃貽鈞推薦, 陸洪恩入上海交響樂團任定音鼓演奏員。陸洪恩以其非凡的才智與勤奮刻苦的精神, 無師自通, 練就了一手演奏定音鼓的絕招 (如360度弧度演奏法) 。同年, 黃貽鈞、陸洪恩、秦鵬章為趙丹主演的影片《武訓傳》配樂, 陸洪恩還擔任該影片配樂的鋼琴演奏。但正式放映的影片片頭, 赫然顯示的字幕僅為:“音樂黃貽鈞陸洪恩”。豈料影片《武訓傳》於1952年遭遇全國規模的批判。陸洪恩迫於政治壓力, 也出於為黃貽鈞解圍的仗義之舉, 在報刊上公開發表檢討文章。而秦鵬章因影片漏登其大名反而倖免於難。

此後不久, 陸洪恩借武訓之口用上海話作打油詩一首自嘲:“弟本姓武, 小名曰訓。死已百年, 骨肉無存。忽有導演, 動我腦筋。搞七念三, 拍成電影。還有壽頭, 是黃貽鈞。嘰裏咕嚕, 替我配音。弄到結果, 大出毛病。人民日報, 一篇社論。全國轟動, 罵我山門。我在陰曹, 亦受批評。活鬼闖禍, 帶累死人。下次創作, 千萬小心。文藝方向, 為工農兵。如再弄錯, 勿講面情。罰入地獄, 九十八層。當牛作馬, 永不超生。”可見, 陸洪恩並未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沮喪;此次批判, 客觀上也未對陸洪恩藝術事業的前程構成威脅。相反, 社會和公眾對陸洪恩的認可、賞識與重用卻與日俱增。

1953年, “軍樂司令”羅浪在上海組建軍樂培訓班, 由錢仁康、陳傳熙、黃貽鈞、陸洪恩、吳國美 (陸洪恩夫人, 鋼琴家) 擔任教員。作家曲王西麟, 指揮家劉進恩、程壽昌、呂蜀中等師從陸洪恩, 在這裏接受了最初的音樂培訓, 為日後獻身音樂事業奠定了成功的基礎。陸洪恩為培養新中國第一代音樂人才, 做出了重大貢獻。同年, 陸洪恩與陳傳熙經過專業考核, 成為上海交響樂團副指揮, 協助樂團團長、首席指揮黃貽鈞工作, 從而組成了引領新中國交響樂表演藝術事業、卓有成效的三駕馬車, 並在全國範圍內樹立了榜樣。

1954年, 陳毅市長正式任命陸洪恩為“上海樂團交響樂隊副隊長兼副指揮”。翌年, 陸洪恩升任交響樂團副團長。他在出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期間, 對上海交響樂團未來的發展和藝術水平的不斷提高, 曾提出過不少建設性的建議。

1956年夏, 北京隆重舉辦第一屆全國音樂周。在此期間, 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親自安排並主持, 邀請上海交響樂團在中南海懷仁堂為各國駐華使節舉辦專場音樂會。音樂會由陸洪恩執棒, 成為展示新中國交響樂藝術成就的一次盛事。

在此前後, 陸洪恩在指揮錄製唱片方面頗多收穫, 如於1953年由上海樂團管絃樂隊演奏的《團結舞》 (作者不詳, 78轉粗紋膠木唱片, 上海人民唱片公司出版, 片號3057) 、陳天戈曲《青年舞曲》 (1955年中唱上海分公司出版, 樂隊同前, 片號550108) 、鄭德仁編曲《東方舞》 (1956年出版, 公司、樂隊同前, 片號561328) 、諾羅敦·西哈努克曲《戀歌》 (1957年出版, 公司、樂隊同前, 片號570452) 、鄭德仁編曲《回憶》 (1957年出版, 公司、樂隊同前, 片號571622) 、施詠康交響詩《黃鶴的故事》 (1960年出版, 上海交響樂團演奏, 片號601550-55) ;同前一曲 (33轉中密紋唱片, 片號M-241) 、李偉才管絃樂《小放牛》、徐德義曲《晚會圓舞曲》 (樂隊同前, 片號M008) 、黎錦光編曲《送我一支玫瑰花》 (舞曲, 樂隊同前, 先後共出三版:M-049、M-301、M-459) 和施詠康交響樂《東方的曙光》 (1960年出版, 樂隊同前, 片號BM-6020) 。 上列彌足珍貴的成果, 從一個側面紀錄了新中國唱片製作業從篳路藍縷的階段至初具規模的成長曆程。 ^[3] 

五六十年代, 陸洪恩先生對音樂教育事業和普及交響樂的社會活動不遺餘力。解放初期, 陸先生編著的《中學音樂教材》 (黃貽鈞、秦鵬章修訂, 上海大東書局出版, 1950年初版, 1954年改訂第六版) , 是一本青少年們喜愛的音樂啓蒙手冊。 ^[4] 

1966年5月, 批判“三家村”已成席捲全國之勢。當月28日, 陸洪恩仍以他一貫的剛直不阿的作風直抒胸臆。陸先生語驚四座, 擲地有聲, 他説:“吳晗説海瑞是清官, 説得對, 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否定歷史上有清官, 是反歷史唯物主義的。”“鄧拓的話我贊成, 《燕山夜話》切中時弊。”“廖沫沙的文章, 我看不出有什麼錯誤。”“如果擺事實講道理, 鄧拓就講對了。你們講我是修正主義, 如果這也算修正主義, 那我就喊修正主義萬歲!”因此, 陸洪恩先生當即被單位的“革命派”以“現行反革命罪”扭送到上海第一看守所。陸洪恩先生在獄中受盡了折磨, 其身心遭遇了殘酷的摧殘。然而身陷囹圄的陸先生, 為保護自己的家人, 幾次提出與妻子離婚, 而夫人吳國美寧願接受下放勞動改造的懲罰, 也不願和自己的丈夫離婚。面對死亡, 陸先生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其畢生崇敬的樂聖貝多芬和他的親人。陸先生曾意味深長地説道:“是貝多芬面向工農兵, 還是工農兵面向貝多芬?我看應當是工農兵面向貝多芬, 工農兵應當提高自己的文化藝術修養, 逐步熟悉交響樂。”當年陸先生的這一真知灼見反而被視為反動言論。陸先生藝術家的尊嚴被剝奪殆盡, 但先生仍保持一身傲骨, “不自由, 毋寧死”。陸先生向獄友劉文忠先生囑託兩個心願:若有機會, 一要替他去維也納向貝多芬墓前獻上一束鮮花;二要尋找被遣送到新疆勞改的獨子陸於為, 並告訴他, 他父親是怎麼死的。1968年4月27日, 在上海文化廣場, 陸洪恩被判處死刑。 ^[3] 

在吳國美的四處奔走和多方支持下, 陸洪恩“現行反革命”一案獲得平反昭雪。1979年9月26日, 上海交響樂團在上海龍華革命公墓大廳為陸洪恩舉行了追悼大會。 ^[3] 

學生：王西麟 ^[5] 

2009年6月23日, 陳昊蘇先生在致陸於為的信中寫道:“照片中反映我們父輩之間的友誼, 我看了很覺得珍貴。當年我父親對上海交響樂團及音樂界朋友給予很大支持, 而你父親陸洪恩作為交響樂團領導及常任指揮, 也為上海音樂事業的發展及現代文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謹向您及家人表示親切慰問, 相信老一輩人們為上海做出的貢獻將鼓勵我們後人繼續奮鬥, 迎着未來高奏交響。” ^[3] 

2010年, 中國當代作曲家王西麟將其為懷念恩師創作的鋼琴協奏曲“題獻陸洪恩先生”。此曲於同年11月6日在蘇黎世, 由弗朗西斯科·帕特指揮瑞士巴塞爾小交響樂團 (陳薩演奏鋼琴) 舉行世界首演。2011年11月19日, 由譚利華指揮北京交響樂團 (陳薩獨奏) 在北京首演。2013年11月23日在台灣, 由鍾耀光指揮台北市立國樂團首演此協奏曲的國樂版 (江賜良移植, 獨奏:陳薩) ;並將由瑞典BIS唱片公司錄製成CD後, 於2013年年底在全世界發行。王西麟作為一名“置身於人民的苦難之中”、有良知的音樂家, 為陸洪恩、為眾多被冤屈的政治罹難者, 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我深信:有朝一日, 陸洪恩的塑像終會屹立在中國交響樂表演藝術的發源地——上海, 作為“老一輩人們為上海做出的貢獻將鼓勵我們後人繼續奮鬥”的一個象徵。今後, 亦將會有更多的赴維也納的中國音樂朝聖者, 在拜謁樂聖墓地的同時, 為陸洪恩先生向貝多芬墓碑獻上一束鮮花——在紀念中國現代音樂史上唯一的、唱着貝多芬交響樂赴刑的烈士的同時, 接受一次靈魂的洗禮。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