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宇澄

197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7年9月至1963年7月北京大學化學系，本科畢業。

1963年9月至1968年7月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研究生畢業。

1967年8月至1970年8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4658部隊鍛鍊。

1970年8月至1979年9月任北京化工廠車間副主任、主任、化學試劑研究所副所長。

1979年9月至1982年2月由國家高教部派往美國斯坦福大學化學系作訪問學者，副教授。

1982年2月至1983年5月任北京化工廠副廠長兼化學試劑研究所所長。

1983年5月至1984年7月任北京市化工局局長助理、局長、黨委副書記。

1984年7月至1987年12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市科委主任、黨組書記。

1988年1月至1998年2月任北京市副市長、市委委員。　其間：1993年9月至1998年12月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系研究生，獲理學博士學位。

1997年9月至2003年4月任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2003年2月被香港理工大學財金與會計系聘為榮譽教授。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大代表，北京市八至十二屆人大代表。

2003年底當選為歐美同學會第五屆理事會常務副會長。

陸宇澄 ^[1]  1939年生於山水俊美、鍾靈毓秀的浙江省湖州市。由於家境貧寒，他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學習異常用功，成績一直出類拔萃，數理化更是遙遙領先。其中他最喜歡的科目是化學，這主要是受其高中化學老師的影響。 　“化學老師講課深入淺出，引人入勝，勾起了我對化學的濃厚興趣，而他的敬業與執着，更是深深打動了我，我很想成為他那樣的人。”於是，高考報志願時，陸宇澄堅定地選擇了北京大學化學系。 　進入大學之後，陸宇澄對化學的興趣愈加濃烈，一度達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曾夢想着像俄羅斯化學家門捷列夫那樣發現一種元素，並將其取名為CH，即China（中國）的簡稱。在那個保守的年代，陸宇澄的“異想天開”被很多同學傳為笑話，認為他“野心不小”，“只專不紅，還想發明元素成名成家”。但陸宇澄不以為然，依然執着於自己的化學夢。大學6年（當時本科6年制），他夙興夜寐，孜孜不倦，打下了紮實的學術基礎。 　1963年畢業後，陸宇澄考上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研究生。當年考取該所的幾乎全是大學講師、助教或助理研究員，像陸宇澄這樣從本科直接考上來的可謂鳳毛麟角。研究所4年，陸宇澄從理論到實踐得到進一步錘鍊，培養了很強的邏輯能力和動手能力。 　“文革”不久，陸宇澄被派到解放軍第69軍農場鍛鍊，1970年分回北京，在北京化工廠當工人。上世紀70年代，中專生是工廠的骨幹，陸宇澄是為數不多的大學生。在和工人們一起勞動的過程中，他逐漸被工人們接受和認可，不久當上車間副主任、主任，成為北京化工廠第一位大學生車間主任。由於技術精湛，能力出眾，後來又升為副總工程師、副廠長、化學試劑研究所副所長。 　1978年，鄧小平作出大規模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指示，全國掀起一股留學熱潮。廠長鼓勵陸宇澄參加出國選拔考試，併為他申請了考試名額。但當時陸宇澄並不想出去，他覺得和工人們在一起很快樂，而且比自己英文好的人很多，就把名額讓給了其他同事。廠長得知後把陸宇澄批評一頓，又為他申請了一個名額。面對失而復得的機會，陸宇澄決心全力以赴，白天在工廠上班，夜晚就在燈下研習英語，中午休息時也手不釋卷。備考期間，他嘗試着翻譯英語評論，並發表數篇譯文。 　經過幾個月的突擊，陸宇澄的英語水平突飛猛進，在出國選拔考試中，一舉奪得北京市屬單位工作人員英語第一名，也是當年北京市屬單位唯一考出國門的人。

1979年9月，陸宇澄作為改革開放首批公派留學人員之一，前往斯坦福大學化學系做訪問學者。 　斯坦福大學不僅科研設備非常先進，教授水平更是一流。陸宇澄的指導教授是美國科學院院士，化學界的一位泰斗。到他那裏做訪問學者的人來自世界各地。陸宇澄的到來，讓實驗室不少人感到很新奇。“當時在美國人心目中，中國是很落後的國家，而斯坦福大學又是美國的頂尖大學，他們好奇中國人怎麼會到這裏來？他們問我‘我們實驗室有這麼多先進的儀器，你們國家有沒有啊？’我説，‘大型的設備可能沒有你們先進，但一般的設備都很健全。’這裏面就含有瞧不起我們的意味。”陸宇澄回憶説。 　指導教授對陸宇澄也是半信半疑。為了試探他的水平，教授把自己多年未做成的課題“合成血紅素的核心母體”交給陸宇澄，讓他用3個月時間完成。這個課題美國學者已經研究七八年了，一直沒有突破。 　“其實，教授只是在考我，並不指望我能做出來。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成功，為中國人爭口氣。”愛國之情化作了無窮的動力。陸宇澄卯足了勁，夜以繼日地做實驗、查文獻，每天工作18小時以上。好心的圖書館管理員專門給他一把圖書館鑰匙，以方便他夜晚加班。皇天不負有心人，由於陸宇澄廢寢忘食的努力，實驗進展得十分順利，僅用2個月就成功了。

實驗室當時一片歡呼，教授尤其興奮，稱陸宇澄是“七八年來第一個合成血紅素核心母體的科學家。”之前帶着懷疑眼光的各國學者也開始對陸宇澄刮目相看，有人感嘆“中國人真了不起！……”陸宇澄用實力為自己贏得了尊重，也給中國人爭得了面子。

為獎勵陸宇澄的突出成績，教授為他申請了每年1萬多美元的獎學金，後來又聘請他為副教授，協助自己指導碩士、博士研究生。期間，陸宇澄兢兢業業，完成了不少重大課題。學習之餘，陸宇澄還負責中國留學生的聯絡工作。能力超羣、待人熱情的他，被推舉為當地中國學生的聯絡人。閒暇時間，他曾組織一些中國留學生幫助籌建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 　留學期間，陸宇澄收穫頗多。通過與世界各地的學者交流，他的思路更加開闊，看問題也更加客觀、全面，對日後工作、學習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與美國人交往中，他真切感受到朋友般的情誼。一次，他做實驗很晚才結束，偏巧趕上大雨，情急之下打電話讓房東開車接他，房東爽快地答應了。有時，陸宇澄去機場接朋友或外出辦事，熱心的美國朋友常會載上一程…… 　轉眼留學生涯即將結束，陸宇澄決心回國，教授卻再三“阻撓”。“他在操場上和我談了一個多小時，希望我能留下來，之後又多次找我談話，我一再婉拒了他的好意。直到後來我藉口説，再不回去妻子就要和我離婚，他才不再挽留。” 當時陸宇澄在學術道路上可謂順風順水：2年半時間在美國頂尖雜誌上發表論文8篇，引起美國學界的關注。如果留在那裏，學術前景將非常光明，但他毅然回國—— 　“國家派我出來學習，我一定要回到祖國，我的根在那裏。”

1982年，陸宇澄回到北京化工廠，繼續擔任副廠長，兼任化學藥劑研究所所長。一心想學術報國的他，卻被一步步“推上”官員之路。 　作為當年北京市屬單位唯一考出國門的人，陸宇澄回國後備受重視。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段君毅幾次請他去市委工作，都被他婉言謝絕。他覺得，和工人們在一起很愉快，管好一個廠子也很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他想在學術上有所作為。為避免走仕途，他還報考了北大化學系首屆博士研究生，以近乎滿分的成績拔得頭籌。

1983年，陸宇澄本打算脱產念博士，這時北京市化工局局長動員他擔任局總工程師。陸宇澄本想婉拒，考慮到黨員應服從分配，便放棄了在學術上繼續發展的機會，去化工局工作。然而，總工程師名額沒有申請下來，陸宇澄服從組織決定，當了局長助理，那年陸宇澄43歲。他工作十分賣力，業績突出，一年後升為北京市化工局局長。

一天，他正在基層調研，忽然被通知去人民大會堂開會。他當時並不知何事，只記得剛進大會堂便被幾台攝像機照了一通，開會才知道，自己成了北京市委常委中的一員。意外使命讓陸宇澄毫無思想準備，考慮一番，他決定繼續留在化工局搞實業，便找中組部相關同志談了自己的想法，但沒有被同意。 　正所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一心想走學術之路的陸宇澄，卻在仕途上越走越遠。由於在北京市委常委崗位上業績出色，1988年他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分管教育、科技、工業、經貿、旅遊、外事等領域。

當時國家正在進行科技體制改革，準備在智力密集地區興辦高新產業開發區，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中央有想法把科技、智力、人才密集的中關村打造成中國的硅谷。上任伊始，陸宇澄便向國務院申請成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試驗區（即中關村科技園區），希望國家通過減税免税等優惠政策，鼓勵更多科研人員創新創業，申請很快獲批。隨後，在北京市委領導下陸宇澄組織起草了《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即著名的《十八條》）率先衝破了計劃經濟的束縛，經國務院批准後，在全國影響很大。一時間，成百上千家企業紛紛來中關村試驗區註冊，蔚為大觀。 　陸宇澄和時任國家科委常務副主任的李緒鄂擔任試驗區首屆管委會主任，期間提出了很多先進理念，比如“讓科技第一生產力進入主戰場，像發達國家一樣，成為推動生產的第一動力”“科技成果商品化，科技商品產業化，科技產業國際化”等等，至今仍具有重要意義。20年過去了，中關村幾家零星小店發展到2萬餘家高新技術企業、近百萬從業人員、高新技術企業總收入近萬億元的世界知名高科技園區。

陸宇澄上任後，在工業領域也推行了系列改革。上世紀80年代，由於國有企業體制不適應改革開放大潮，加上相關政策不到位，迫使很多企業大面積虧損。當時北京的工業已經筋疲力盡，很多企業連年虧損，而且污染嚴重。“北京到底應該怎麼發展？”成為當時北京領導人思考最多的問題。陸宇澄認為，北京作為首都，作為政治文化中心，決定了其工業不但要進行體制改革，也要進行佈局改革。他提出了“退二進三”的思想，“退二進三”有兩層含義：一是工廠退出二環路，進入三環路；二是部分工廠退出第二產業，進入第三產業。這樣不僅緩解了環境壓力，還救活了一些企業。 　北京市第三襪廠就是一個典型。其時北京第三襪廠因虧損發不了工資，每月只發一些襪子，工人們便靠售賣這些襪子維持生計。這時，中信集團董事長有意把該廠改造成寫字樓（富華大廈），陸宇澄提出三七開，即政府出地，企業出錢，樓宇30%歸政府，70%歸企業，前提是企業把工人安置好。這一思路逐漸得到推廣，北京成千上萬家企業分5批踏上“改革之船”，北京工業迎來了新的春天。

在任期間，陸宇澄還組織了幾次影響深遠的會議。京港經濟合作研討會就是其中之一。一次，北京市經貿委主任提議發起京港經濟合作方面的會議，陸宇澄非常贊同，認為“這個想法有助於香港迴歸之後，充分利用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功能來發展首都。”為了籌備這次會議，他專門派市長助理率團到香港拜訪李嘉誠、霍英東等50名港商巨頭，在他的策動下，首屆京港經濟合作研討會於1996年香港迴歸前夕成功召開，引起社會各界熱烈反響。後來，這一研討會年年舉辦，規模越來越大，為推動兩地經濟發展、促進京港交流與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他還發起創辦了北京國際科技周活動，得到國內外科技界人士的積極響應，為振興科技事業、發展和引進外貿締造了一個新平台。國際科技周每年五月舉辦，品牌影響越來越廣泛，現已發展為北京市政府，科技部、發改委共同主辦的大型國際經濟科技交流活動。

1998年，陸宇澄卸任北京市副市長一職。任職10年間，他完成了從學者向官員的成功轉型。歲月漸行漸遠，關乎北京以往的記憶日漸淡去，但人們不會忘記這位老市長為首都的發展發達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1997年9月，陸宇澄即將卸任北京市副市長職位之際，國務院相關領導動員他擔任華夏銀行董事長。華夏銀行1992年由首鋼全資成立，最初只是首鋼的一個財務公司，1995年開始進行股份制改造，成為一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由於改革不徹底，銀行內部矛盾重重，發展十分緩慢。相對日益崛起的民生、招商等股份制銀行，華夏銀行則顯得萎靡不振，步履維艱。

陸宇澄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推進徹底的股份制改造，把華夏銀行變成一個真正獨立的股份制銀行。針對當時矛盾繁多、人心渙散的狀況，他提出“一心一意抓發展，從上到下講團結，依法治行，從嚴治行”的行訓，帶領全行員工對華夏銀行進行“二次創業”，不斷擴大經營規模，提高盈利能力。 　1997年華夏銀行僅有兩三家分支機構，到2002年已在全國21個大中城市設立了分支機構。銀行資產以每年超過50%的速度擴張，截至2002年9月，華夏銀行總資產達1579億元，存款餘額達1291億元，貸款餘額達795億元，累計實現利潤50億元人民幣，位列當年《銀行家》雜誌世界1000家銀行排名521位。

隨後，陸宇澄開始了“二次創業”的國際化改造。在他看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下，企業要生存，銀行要發展，必須推進國際化改造。第一步就是上市。為適應入世後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華夏銀行開始緊鑼密鼓地上市。2003年9月，華夏銀行公開發行股票，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交易，成為全國第五家上市銀行。陸宇澄表示，華夏銀行還將逐步在香港、紐約、倫敦等地上市。

上市之後，華夏銀行積極推進國際化人才戰略，進一步加快了國際化步伐。“銀行的高官人員中至少有一兩名是從國外知名銀行聘請過來的。在各部門、各分行等高級管理人員中，將有計劃地聘用具有國際銀行操作經驗的人才。我們希望通過引進具有國際金融從業背景的高級管理人才，將國際金融業最先進的管理和經營經驗帶入華夏銀行，從而提升整體實力。”陸宇澄如是説。

與此同時，華夏銀行的整個操作運行策略都按照國際一流商業銀行的標準和規範進行了全面改造。該行已與德意志銀行、東亞銀行、荷蘭銀行、三井住友銀行、渣打銀行等多家知名外資銀行，建立了密切的業務聯繫。

從政府到企業，多少有些不適應。但對陸宇澄而言，適用期僅用了半年。擔任北京市副市長期間，他多次負責招商引資的大項目，積累了從事經濟工作的豐富經驗，為日後執掌華夏銀行打下良好基礎。 　在陸宇澄看來，銀行工作相對單純，説到底就是盈利，而盈利離不開客户，如果有優質的客户羣體，貸款就沒有風險，於是他提出了“重視貸款質量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陸宇澄説，“這是從實踐中得來的”。正所謂“實踐出真知”，陸宇澄的很多管理理念都是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一年中，他至少有四分之一時間在基層。各省分支機構開張，他會過去考察情況，拜訪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與當地人民銀行共同選拔幹部，為華夏銀行進軍地方搭橋鋪路。

2003年4月，陸宇澄圓滿完成使命，從華夏銀行退休。退休後，他依然很忙碌，身為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副會長和中國留學人才發展基金會理事長，陸宇澄正在為中國留學事業的發展繁榮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