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佑

清朝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九日，陸佑出生於貧苦農家，其父黃明顯世代務農。誕生後不久父親不幸身染沉痾，纏綿病榻，終於撒手人寰。五年後母親工作勞累，憂戚過度，在貧病交迫中死去。家中有一姐體弱多病，也相繼夭殤。既無叔伯，又無兄弟，孑然一身，零丁孤苦，身世堪憐。

在那苦難深重的日子裏，村裏有一鄉親，對陸佑的遭遇，頓起側隱之心，殷勤慰勉，擔心他因無人照顧而流離失所，在飢寒交迫中會變為溝中之瘠，便帶他去見鄰縣新會桐井鄉地主陸顯(又名明顯)。陸顯喜歡他誠實而伶俐，温和而老練，收他為奴子，立契做陸家的長工，故改陸姓（鶴山人叫他黃陸佑）。陸佑從此就寄居新會桐井鄉。桐井在新會城東北，與鶴山毗鄰。 ^[1] 

1854年新會發生民變，陸松年、呂萃俊等人號召村民響應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清廷派大軍鎮壓，許多農民慘遭屠殺。這場動亂，造成社會動盪，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難，大批破產農民和失業手工業者，為了生計，被迫離鄉別井，遠走異國他鄉。陸佑在家鄉，娶了一農家的女兒為童養媳，名叫梁雪梅，農活針線樣樣出色。兩口子日夕辛勞，依然是一對窮光蛋，寅吃卯糧，生活拮据。陸佑正墜入苦海惆悵，在走投無路的時候，被豬仔販子看中，見他“身體結實，外表和氣，頗為合意”，提出借錢給他贖身，帶他到馬來亞做契約勞工，時年17歲。 ^[1] 

陸佑徵得主人陸顯的同意，用二十個銀元贖回賣身契。他給妻子二十個銀元作安家費，而另二十元付船票旅費，自己身上只攜帶幾個散碎銅板，悄然揮淚出國。

1858年夏天，豬仔販子來到陸佑家中，押帶他到廣州黃埔(長州)豬仔館。這時從各地拐來的豬仔二百多人，都集中到廣州來。揚帆啓程前，逐一對號點名，陸佑等乘的是桅棚船出海。二百多名華工全部擠蜷在下層艙底，“日則並肩疊膝而坐，夜則交股架足而眠”。艙底通風設備不好，空氣混濁，艙內既悶熱又潮濕。人數既多，水用不足。船上伙食粗劣，缺乏醫藥設備。吃、喝、睡眠、大小便都在艙內。據陸佑供述，華工在船上行動坐卧都不得自由，稍有違規，就遭打罵。船上有幾個人生病而無醫藥照顧，結果死了，便拋進大海水葬，船在赤道望無邊際的海洋上，搖晃漂浮了五千裏，乘客鬱悶地度過嘔胃熬腸的二十天。帆船冒風濤，涉鯨波，經過千里長沙，萬里石塘，從交趾洋南行，直抵東西竺(Pulau Aur)，朝北偏西，揚帆駕進長腰島(民丹島)水域，蕩入龍牙門(Lingga lsland)。在旭光熹微，薄霧籠罩海面的清晨，有海鳥在天空翱翔，帆船慢慢悠悠進入新加坡港。

陸佑等新客登岸後。就被客販(豬仔販子，又稱苦力掮客)押送刊豬仔館。陸佑説：他們被拘禁在一座三層樓的建築物，高牆深院，窗户很少，鐵閘數重，戒備森嚴，防範豬仔逃走。新客按照契約上書明的勞務年限分配到不同的倉房。陸佑的勞務年限是三年，分配到第二倉。新客寄倉後，就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已成“砧上之肉，釜中之魚”，稍有不服從、怨言或頂撞，就拳打腳踢，橫加鞭笞，哭聲達街巷。兩日後，有僱主要買陸佑。先來一位西醫進行健康檢查，新客赤身裸體受檢驗，如果拒絕解衣脱褲的或動作緩慢的，就遭毒打。在二樓後座，用竹幹木欄佈置一個跳高架，叫新客雙腳躍過。躍過的是體力較強的人，分配到礦場或深山做苦力粗32；躍不過的表示肢體欠壯，分配到園丘種植胡椒、香料和甘蔗。陸佑通過驗身、並躍過竹架，證明體力合格，被買主看中了。陸佑先前與豬仔館籤的賣身契，此時轉移給新主人，以勞動所得分期扣還身價。賣身契轉讓給任何人，新客是沒有發言權的。 ^[1] 

僱主是經營礦業的。陸佑聯同一批新客被押送到柔佛的豐盛港附近去當礦工。礦場規模不大，共有一百多名工人。 礦址在莽莽叢林的邊緣，自然條件是很嚴酷的。礦工一年工作三百六十天，農曆新年有四天假期。新客礦工平日沒有工資，每月按勞動量發五、七元零用錢。少量衣服和蚊帳由僱主供應。所謂衣服是由麪粉袋改做的褲子，陸佑穿着這種短褲爬山越嶺，涉澗扳藤，或浸泡在水坑裏幹活。礦工多患瘧疾、痢疾、風濕和腳氣病。沒有醫療所，只服草藥和塗藥油。工頭凶神惡煞，專橫暴戾，大家對他的行徑，具有憤慨之情，但敢怒而不敢言，令人一生難忘。

在礦山三年，服務期滿，陸佑恢復自由身，不再與僱主續約。他回到新加坡，由一四邑同鄉介紹，進入粵人羅奇生煙酒莊工作。在生活的威脅下，長期處於貧困無助中，陸佑重視金錢，不輕易花費一文錢。陸佑在煙酒莊工作三年，節衣疏食，克勤克儉，積攢了好不容易積蓄了99元叻幣，在朋友的鼓勵和指點下，他離脱煙酒莊，自己籌劃在馬結街開設一間“興隆號”小雜貨店，生活漸漸好轉。但他不滿足雜貨店的小天地，他聽聞拉律地區發現豐富礦藏，很有發財致富的機會，於是決定北上馬當(Matang)，把“興隆號”交給可靠的夥伴管理。從此，他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譜寫出自己歷史的新一章。 ^[1] 

於1872年，從星州前往馬來亞霹靂太平的拉律錫礦場，陸佑初期在Chan Kam Chong和Ng Sow Swee合營的礦場裏做行扛(廚師兼採購)。據説他做的拿手佳饌是冬菜蒸豬肉和韭菜炒蛋。當時雞蛋一枚半分錢，但他買的是損殼蛋一分三枚。他直接到菜園買瓜菜，比菜市便宜；用公司的餿飯殘羹飼養雞鴨增加收入。像其他蓑笠南渡的拓荒先軀者一樣，他急於從高額利潤的錫礦貿易中獲取財富，不惜櫛風淋雨，戴月披星，甚至赴湯蹈火，生死以之，為的是攫取財富。陸佑想方設法籌得足夠的資金在甘文丁與人合作開礦。憑着苦幹的精神，深挖下去，該礦口竟是一個量多質好的錫米礦。陸佑很快成為小富翁，日子過得舒適了。誰知好景不長。他的礦場在1873年的一場幫會械鬥中，被敵對的海山派人馬摧毀，屋舍財物焚如，礦工都投入戰鬥中或被驅逐。陸佑的生意也被迫結束。這次大規模械鬥使陸佑損失了14萬元。虧了這筆錢，他慘不堪言。

英國駐霹靂第一任駐紮官伯奇(J.W.W Birch)，因禁止馬來土侯自行徵税，觸怒了馬來上層人物。1875年11月1日，他在伯西沙剌(Pasir Salak)河畔被刺身亡，州內騷動，英國殖民部派軍隊彈壓，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陸佑獲得一份供應糧食給英國駐軍的合同，使他從躓跌中爬起來。當時軍情吃緊，重要河口都被封鎖，交通受阻。陸佑運糧，聘用原住民做嚮導。他們繞過崎嶇山道，穿過原始森林，涉水過澗，把一筐筐一籮籮的糧食運送到目的地。他不用説是冒險進行這項工作的，但他的辛勞後來獲得酬報。

陸佑從事運糧生意，賺了一筆錢。他便與檳榔嶼的丘天德合夥於1876年在甘文丁開辦一個新礦場。雖然開始時有利可圖，分了紅股，但在1870年末期，錫價大跌，每擔由二十四元下降到十七元。這次錫價滑落，使陸佑損失十四萬元， 他實在已墜落破產的深淵。

“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霹靂第三任駐紮官休羅(Hugh Low)批准他在較早時候提呈的對甘文丁地區承包税捐的申請。這項申請的批准，可能是對他為英軍服務的酬報。

這時，霹靂近打河谷(KintaValley)傳來了令人振奮的消息，在務邊、甲板、督亞冷等地發現了豐富的錫苗。1874年英國人干預霹靂之前，近打河谷已有上千的華人採礦。到了1884年之後，大批華人從北部的拉律和南部安順、美羅湧進，錫礦產量因而迅速增加。當時的怡保還是沙蓋人盤據的村落。1880年陸佑在近打礦區投資，一年就分得五萬元股息。

陸佑自1858年出洋謀生，光蔭荏苒，物換星移，倏忽已二十三個存秋。他的事業已初具規模，積攢了一筆錢財。他這時行年三十七，快近不惑，只懼“四十無聞，斯不足畏”。1882年他決心買棹北歸，企圖紓解心中的鄉土情結。

1882年陸佑回鄉，1886年左右返馬，在中國勾留了三年多至四年。他回到家鄉，與雪梅重逢，真是悲喜交集。雪梅與父母共住，安貧守拙，葳蕤自守。他們這時正式圓房，宴爾新婚，完成結婚儀式。當年慣例，男子出洋很少攜眷同行，陸佑返馬並沒有帶雪梅“過番”。雪梅膝下猶虛，他怕她獨守周圍，生活孤寂，便買了個男孩子取名漢秋的，給她做兒子，兩母子相依為命，有個照顧。在廣州買屋子建店鋪，使母子有安身立命之所，生活無後顧之憂。陸佑在鄉間徜徉，出廣州和香港逍遙，春去冬來，三、四年時間，很快就過去了。 ^[1] 

陸佑大概在1886年回返馬來亞，這次他不在新加坡發展，也不往甘文丁投資，而選中了吉隆坡。吉隆坡1885年發生一場大火，燎原之禍，把全市燒了大半，既是滿目瘡痍，又是萬事待興。吉隆坡必須重建，如加寬馬路，疏浚溝渠，增建商店，建築住宅，建設公共設施……。這個地方的發展潛能，吸引陸佑居留下來。通過當時州議員、有勢力商人趙煜的關係，陸佑與權傾一時的雪蘭莪駐紮官瑞天鹹(Frank Swettenham)，副駐紮官羅爺(J.Rodger) 都有比較良好關係。瑞天鹹需要陸佑這樣埋頭苦幹、有領導能力的商人來協助建議設吉隆坡，期望陸佑從中國招募華工來開墾採礦，使它成為近悦遠來，工商業繁盛的城市。瑞天鹹提供機會給陸佑，也給陸佑一些充滿挑戰性的工作任務。陸佑不負所望，不錯過這個機會，及鋒而試，奏刀豬然。瑞天鹹盛讚陸佑是“馬來聯邦最成功的企業家”。

在早期英屬馬來亞，承包税捐是經營錫礦業系體的重要構成部分。礦主擁有一個地區的承包税捐執照，以高價賣出鴉片、酒類和日用品給礦工，用以代替支付工資。這種以商品付工資的制度叫實物工資制度(truck system)。在這種制度下，經營者壟斷專利，利潤倍蓰。

承包税捐是指個體或商業組織向政府承包餉碼，每年或一段時期內繳付一定金額，而取得對某種商品專利買賣權。眾所周知，税餉收入是早期殖民政府主要財路來源。陸佑從1890年代起至1907年，承包四州府各地區的餉碼，獲得鉅額利潤，有人説他投資承包餉碼共賺了二、三千萬元叻幣，加速完成他的資本原始累積(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的過程。他運用這龐大資金購置產業、股票、投資種植業並涉及多方面的投資。

1890年他偕同吉隆坡甲必丹葉亞石和趙煜成功地取得雪蘭莪州內許多地方的税捐執照。1890年代他獲得其他州府如吡叻、森美蘭等地的包税權。1895年他以低價標得烏魯雪蘭莪(Ulu Selangor)的許多重要礦區的包税合同。當時最重要的税捐是鴉片人口税，政府把1896至1987年的鴉片包税權分配給陸佑，另一方面希望陸佑從中國招募兩千名華工到雪蘭莪來。1896年錫價滑落，生意淡靜，陸佑請求減税，政府允諾。馬來聯邦財政官員説：“如果他 (陸佑)在財務上出現困難，那麼政府税收就會受到嚴重損失”。陸佑也涉及亞答和木材的承包税捐，不過後者在1895年取消，改由公家經營。他曾涉及香港鴉片税，在新加坡也獲得一些專利晶的包税權。總之，陸佑在1890年代從承包餉碼和開採礦方面，收益是非常可觀的。

陸佑從承包税捐賺來的資金多投資在不動產上，1896年前後，他在吉隆坡市區和雪蘭莪幾個新興市鎮興建併購置了一百多幢房屋。他以他的產業作抵押向政府借取現金，又將它投進其他的包税事業上。1892年陸佑受委為雪蘭莪州議員、衞生局委員，他的社會地位頓時提升，成為社會名流，受到殖民地政府官員的尊重。政府期望他開拓新土地，輸入更多華工，開發地方經濟，推動社會向前發展。1898年，政府批准他在彭亨文冬租借一面積廣大的礦地。1904年他在關丹又獲得大片礦地。

陸佑是四州府最大的承包税捐商人，在新加坡有三百萬元的投資。陸佑承辦四種餉碼：煙(鴉片)碼、酒碼、賭碼和當碼。煙碼和酒碼獲利最大，他自組公司經營。從印度人口生鴉片，經過提煉製成煙膏，開設煙館供人吞雲吐霧。陸佑曾在現在吉隆坡朱晴溪路附近設立煉煙廠，在吉隆坡半山芭，新街場，諧街(今李孝式街)和茨廠街設有煙館。賭碼是承包各埠大小賭館。偏遠地區則轉批給別人經營。酒碼是設廠釀酒並售酒給領牌商人專賣。當業是承包所有當押行業業務，因缺少經驗，陸佑轉批給專業人士經營，從中取利。

當時，殖民地官員對這些包税業務，缺少實際經驗，所估餉額較低。舉個例子，賭碼初定每年餉額僅六，七十萬元，煙碼五十萬元，酒碼二、三十萬元，當碼餉額更少只十萬元。四碼共繳一百多萬元。陸佑轉批部分賭碼和當碼每年可收近一百萬元，所得等於四碼年餉的大部分。

陸佑的餉碼王國，從1907年起就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瑞天鹹1903年離開馬來亞，陸佑在殖民地政府高層少了一分重要的支持力量。更重要的是，政府不再需要假手於他去完成一些事務。英國商人的合組公司(BritishJoint-stockCompanies)，擁有各種特權和優勢，執王商界牛耳，在礦場和園丘方面，他們比較喜歡聘用印度人。再次如鬍子春、黃寶美(Ng Boo Bee) 等人在商場崛起與他分庭抗禮。

到了二十世紀初，政府不再依賴承包税捐的收入作為税收的主要財源。1904年吡叻州政府招人投標鴉片人口税，陸佑出標銀額最高，但未能成功標得。這預示陸佑的餉碼王國的衰落。英國殖民政府先後在1909年和1901年取消海峽殖民地和馬來聯邦的煙碼，1918年取消賭碼。

除了在承包餉碼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陸佑也有濃厚興趣經營錫礦業。1886年他移居吉隆坡，幸獲前輩趙煜的提攜和指點，很快就摸到門路，六轡在手，揚鞭馳騁。為配合政府計劃發展吉隆坡附近地區，他申請的礦地都一一獲得批准，包括安邦、新街場、拉沙(Rasa)、古毛、萬撓、龍邦和雙文丹等地的礦區。

他的開礦事業，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這段時間，達到高峯。僅雙文丹一隅的礦區，就僱用了一萬二千名礦工，使它成為一個錫市，市況欣欣向榮，蓬蓬勃勃。在關丹挖到一個“錫米倉”消息傳到吉隆坡，陸佑雀躍萬分，樂不可支。求醬得酒，釆驪得珠，挖到“錫米倉”，是經營礦業的人夢寐以求的憧憬。這個意外收穫，陸佑坐牛車兼程趕赴礦地視察。所謂“錫米倉”就是所獲錫米，泥錫分開，雜質少，質量高，藏量多，陸佑動用了一百輛牛車，二百多條牛來運載錫米。礦場裏挖出一座如洗衣機般大的錫米凝結體，重近一噸。人稱“錫王”又稱“錫米頭”，一時傳為佳話，於是陸佑成為一傳奇人物。

陸佑1897年與英國殖民政府簽定合約，承建從吉隆坡通往彭亨文冬道路工程，為的是使文冬礦區與吉隆坡銜接起來。政府提供陸佑優惠條件，在文冬撥出四千英畝礦地給他，可免交二十一年礦地税。換句話説，陸佑獲得築路、開礦和發展社區的優待權。

這條道路從吉隆坡經巴冬加里(Batang Kali)，北上古毛(Kubu)，再穿過一段山嶺叢林而抵達文冬。陸佑用了八百名工人，組成工程隊，開芭砍樹，清除一望無際的森林，鋪設路基。在森林裏陰暗而潮濕，到處叢生着藤蔓榛莽；二十步以外，只能聽人聲，不能見人影，甚至不能辨別東南西北的方向。許多築路工人因操勞過度而死或因工傷染上疾病而歿。這條道路，可説是用華工的血汗築成；在碎石泥土下，長埋着華工的累累白骨。

陸佑在文冬開設一間東順公司，經營開釆錫礦和做地產生意。1897年有七、八千名華工湧人文冬開礦。文冬便這樣從一個鴻蒙未闢之地變成一個市集，馬來人也遷入居住，有菜市、商店、茶樓、旅社、藥房，甚至有妓寨……。有人説：陸佑是建設文冬的人。

陸佑是豬仔礦工出身，早年受盡壓迫和殘酷剝削，現在他高步雲衢，飛黃騰達，搖身一變成為婦孺皆知的大富翁。他曾經滄海，閲歷豐富，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有誰比得他更懂剝削工人的竅門?有人説，他因是豬仔出身，所以拒用豬仔礦工，怕人非議。其實，他的礦場也用豬仔礦工。因怕豬仔礦工逃走，他晚上把他們拘禁起來，不給行動自由，沿用陳舊的實物工資制度剝削工人。不過，他的剝削稍輕一點，待遇好一點，伙食有所改善。他稍關注礦工的安全措施和健康情況，並給予一定的訓練，提高他們的工作效率。有一次，萬撓礦場有一批礦工不滿待遇的菲薄，要求加薪不遂，便採取罷工行動，陸佑毫不猶豫召軍警來驅逐。

陸佑發跡後，膽更大，心更細，懂得一些商場上不戰而勝的道理。他用蠶食手法，兼併別人的礦山。他消息靈通，知道某一礦主經濟週轉不靈，就前往跟他商量。如果對方急於需要援助，他就借錢給對方，幫他清理欠薪，還清債務。然後提出條件，跟他搞合作計劃，繼而把原礦主拉過來做自己的助手或股東，最後達到兼併的目的。

有些礦場經營了一個長時期，挖不出錫米，礦主資本虧損，經濟、拮据。陸佑知道，如果再挖深一層，或再掘遠一點，就會有錫米出來。陸佑便承購這些“舊龍口”，加工繼續挖下去，果然往往水到渠成，錫米源源而出，他就賺得滿盤滿缽。

1894年，陸佑與吉隆坡著名南印度商人比萊(Thamboosamy Pillay)合資創立萬撓電力公司(Rawang Electric Company)。陸佑在萬撓礦場，首先引進電流，裝設電燈，為業務工作提供方便。1895年吉隆坡鐵道局(Railway Department)設置小型發電廠。吉隆坡市政局到了1906年1月才正式供應電流給民宅。陸佑的礦場，釆用露天水力砂泵開採方法(open-casthydraulic monitors)，人工密集，還是相當原始的。本世紀初，歐籍人公司傳人新式技術以戽斗挖土機 (dredge)開採。這是開礦技術的大革新。這種機器首先在新西蘭和澳洲使用，後來傳人馬來亞，價格昂貴，但功效比砂泵採礦高得多。

農民出身的陸佑，有着中國小農心態，非常重視土地的經濟價值，並對土地有一份感情，他認為開礦雖然給他帶來很大的利益，但錫米總有一天會採盡的，礦山總有一天剷平的，礦場總會有一天會變成一泓湖水。配合當時政府對土地的開放政策，他大量購置土地。他大興土木，建築民宅商店，建設基本設施，鋪路造橋，供應電流，發展農業甚至設立醫院。對土地的利用和加以建設，這是陸佑的貢獻。他是當時馬來亞最大的地主之一。

1897年，陸佑在烏魯雪蘭莪獲得兩萬英畝土地。他計劃從中國輸入熟練農民，開發土地，從事大規模植稻種菜養豬開闢魚塘。後來發現這塊土地多山，陂陀起伏，不適合種稻。於是這塊土地改種胡椒和甘蜜，收穫豐盛。他在加隆邦園丘(Kalumpang Estate)種植椰子和其他農作品，請了兩位農業專家布魯克(w.Brook)和薩里斯(S.Saris)管理。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是雪蘭莪種植咖啡的黃金時代。因為斯里 蘭卡的咖啡園受Hemilia Vastatris病菌的肆虐，產量一蹶不振，停止 出口，造成國際咖啡價格暴漲。陸佑因勢利導，投資種植咖啡。當時 吉隆坡西北部文良港一帶有三個由歐洲人經營的大園丘。陸佑從歐洲人手中購得霍多登園丘(Hawthomdin Estate)，僱用華、巫、印工人種植利比利亞咖啡。此外，他把雙文單和甘文丁的私人土地也種植咖 啡。但是到了1900年，咖啡價值滑落，他腦筋轉得很快，立刻捨棄咖 啡而改種別的農作物，以補償咖啡跌價所蒙受的損失。

十九世紀末，電器工業登上了歷史舞台，需要橡膠來作包裹電線的絕緣體。汽車業的發展，更需要使用膠質的輪子，這樣，橡膠世紀來臨了，陸佑是感覺到的。1900年以後，橡膠業蓬勃發展，陸佑追趕商業潮流，把霍多登園丘改種橡膠，六年之後就有收成。他的最大的橡膠園由吉隆坡伸延到彭亨的文冬，似兩排狹長的綠色長城，鬱鬱葱葱，夭矯如龍，共長几十英里。另一個二千英畝的膠園；坐落在霹靂的丹絨馬林。

陸佑有一個時期，集中精力搞膠園、地產和椰油廠，把開礦業務暫擱下來，陸續將礦場出讓。二十世紀一戰之前1900年、1907年和1913年爆發三次經濟危機，各國原料和商品滯銷，馬來亞首當其衝的是錫業。錫業一度跌價到每擔二十餘元，其次是橡膠。陸佑經營的多元化業務及時擺脱了一些錫業的負擔，因此他的經濟力量的削減不大。

陸佑在原產品的產區和外地都設加工廠。在椰園裏開油較、曬椰幹、煉油、人罐、製造容器、運輸，都由東興隆寶號名下包起。礦場出產的錫米，運到自己的熔錫廠去提煉成錫塊。這種包產製，減輕成本，增加利潤。他經營各業咸亨，事業鼎盛，欣欣向榮，屬下機構工人數萬名，為了方便僻遠工人持期票購物，1890年由東興隆總辦事處印發銀票(promissory note)。這種銀票，流通各地，信用卓著，人人樂用，與我們目前使用的由國家銀行發出的鈔票形式一樣，有英文“Tong Hing Loon Loke Yew”。字樣印在紙鈔的中央，右上角志阿拉伯字銀額，下端印上中文字“吉隆東興隆第x號銀單伍員正隨時便換。光緒x年x月x日發單”。這種銀票流通多年，後受政府勸告，停止印發。

陸佑的商業利益除了承包餉碼、開礦，種植橡膠、椰子、咖啡，開設雪蘭莪油較(Selangor Oil Mills) 、峇都喼、土敏土廠 (Batu Caves Cement Works) 外，在下列的企業公司擁有股權，包括馬來亞煤礦(Malayan Collieries)，實叻船務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 ，實叻貿易公司(Straits Trading Company)，聯邦工程公司(Federal Engineering Company)，勞勿金礦(Raub Gold Mine)，彭亨汽車服務公司(PahangMotorcarService Company)以及Messrs Alexander，Halland Company of Aberdeen等。他是馬來半島第一間華資銀行廣益銀行(Kwang Yik Bank)的創辦人之一，該銀行開辦於1913年。他投資在新加坡的產業估計三百萬元叻幣。 ^[1] 

陸佑雖然認識字甚少，但他生活面廣闊，有機會接觸各階層人士，瞭解世情，閲人多矣。他外舉不棄仇，內舉不失親，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尤能“不以一眚掩大德”，不會因手下的人犯了一點點錯誤，就抹煞他的全部功勞。所以驥驁之輩，卓越之士多為他效勞。

陸佑旗下的人才可分兩個班底：一是經理人才；一是行政、秘書和專業人才。屬於第一類的，都是有商場經驗，勤奮而能獨當一面的人才。如陳秀連(1845-1927)廣東番禺人，曾參加拉律之戰。此人膽大心細，才略過人。他為陸佑掌管餉碼生意並任礦場經理。陳氏後來獨立發展，開辦鐵廠，經營礦場，是吉隆坡工業界先驅，繼葉觀盛之後受委為州議員。張鬱才(1870-1958)，廣東新會人，與陸佑有葭莩之親。陸佑給他原職兩倍薪酬請他為東興隆效勞，派他到東海岸做區經理主持餉碼業務。他靠陸佑協助，與人合資創辦鴻發礦場。這個礦場是當時吉隆坡最大規模的礦場，經營有術，下阪走丸，撈得風生水起，一躍而成為大富豪。陸秋傑祖籍廣東順德，檳榔嶼出生，在大英義學受教育。他協助陸佑在萬撓、古毛、雙文丹承辦煙酒餉碼。後來在吉隆坡獨自經營生意，設立洋行，投資航運，名為秋傑公司。

他曾任海峽僑生公會(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主席，吉隆坡衞生局委員，第一位華人太平局紳(1917)。此外，尚有李星南、陳行、辛亞榮、朱晴溪、董賢、羅海春等都曾在東興隆旗下做事，後來有的成為陸佑生意上的搭擋，有的出來獨立發展，都有成就，成為二十世紀初至二戰前雪蘭莪工商界的翹楚和華社的領導人。

陸佑手下另一批人才是行政人才，學有專長，有的擅長文牘、有的精通法律、有的縱橫捭闔，如李廣霖、朱嘉炳、周錦泉、丘雁賓、羅遜(J．H．M．Robson)和格雷恩(A．D．Grane)等。李廣霖是新加坡萊佛士學院出身，擔任陸佑的機要秘書、法律顧問和經理。李廣霖與當時雪蘭莪蘇丹蘇里曼很接近。朱嘉炳(1863-1965)，潮州人，受英文教育， 自學中文。初時擔任陸佑的英文秘書，後晉升為經理。朱嘉炳刻苦能幹，很受陸佑器重。他是當時社交活動的紅人，也是華社的領袖人物，著有英文《我的生命歷程》(My Life's Journey)(刊字稿)一書。羅遜是吉隆坡《馬來郵報》(Malay Mail)的創辦人兼總編輯，與陸佑友善，後來成為陸佑的代理人兼顧問。有關陸佑的新聞多通過《馬來郵報》的報導向名傳遐邇。羅遜曾著《紀錄與記憶》(Records and Recollections(1889-1934))一書，書中有涉及陸佑事蹟，是第一手資料。

1898年，陸佑曾呈函海峽殖民地總督米企爾爵土(Sir Charles Michell) 申請英籍公民。他的申請不被批准，因為他不是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的居民，不具申請資格。有些中國資料説，陸佑入了英籍，故對中國感情疏淡。這種説法，與事實不符。

1900年，陸佑偕一班友人赴歐旅行，到過倫敦和巴黎。其後，他曾再兩度歐遊。1902年，他與林淑桂女土燕爾新婚，赴歐度蜜月，並參加英皇愛德華七世加冕典禮。多次歐洲之行，他看到歐洲人的社會生活、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參觀英國的礦山和工廠，到巴黎、羅馬和阿姆斯德丹，參觀文藝復興時代建築物的富麗，最為心儀，眼界大開。吉隆坡的陸佑故居“東興園”，就是融合東西方建築風格的豪華住宅，含有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特色。

作為著名實業家和華社領袖的陸佑，受到雪蘭莪政府的重視，邀請他參加公共服務。廣幫領袖趙煜1892年溘然逝世後，陸佑被薦承繼前者在雪蘭莪州議會的遺缺。甲必丹葉觀盛代表吉隆坡華人社羣出任州議員，而陸佑則代表華籍商人利益受委為州議員。他們在州議會是華社的代言人、利益的保護者。陸佑在1893年受委為吉隆坡衞生局(Sanitary Board ofKuala Lumpur)委員。當時的“衞生局”就是“市政局”， 由温寧(A．R．Venning)任主席。每次開會討論的問題，不外是城市設計，建築物條規，建築物管理，防火警和水患，空曠地的保留，自來水供應，街道清潔，街燈管理，食物檢查，防虐疾和傳染病，公市和屠場的衞生等等問題。陸佑對吉隆坡情況比較瞭解，所以他在市政局扮演一定的角色，確保吉隆坡市行政不會偏差和維持日常良好運作。1897年，陸佑代表市政局成功勸服吉隆坡華人肉販遷移屠場地點和調整他們的營業時間。

辛亞榮是陸佑手下主管地產的一名經理，後來做了承包商，吉隆坡半山芭監牢建築是他承建的。辛亞榮喜歡動腦筋，他盱衡時局，認為要促進商人團結和謀求共同利益，須有個組織。商人們就在東興隆聚會，經過一番討論後，決定組織商會，推舉陸佑出任會長。這個消息由《馬來郵報》(Malay Mail)發佈宣傳。陸佑登高一呼，眾商景從，1904年成立“中華商務局”，後改名“雪蘭莪中華商會”即今日雪隆華人工商總會的前身。“中華商務局”會址最初時附設在羅爺街礦務局裏，陸佑當時任礦務局總理。他一身兼兩職。

陸佑擔任雪蘭莪中華商會會長時，碰到一件不尋常的事。有一次，他坐火車南下新加坡，購買一等座位車票，但被趕下車來。原來1904年起，馬來亞火車服務實行亞洲人和歐洲人分隔座位制度。他以雪蘭莪中華商會會長身份提出抗議。當時，馬來郵報總編輯羅遜撰文支持陸佑，認為特設“只准歐人車廂” (Europeans only carriage)是不合情理的事。陸佑查明實施這種分隔座位制度的原因。他用商會會長的名義印發了一千張傳單向華社説明坐火車應有的禮儀，衣冠整齊，勿將兩足架在別人座位上；不可赤足，不可赤膊；勿隨地吐痰，勿嚼檳榔；在車廂裏不可喧譁；在歐婦面前，不可説粗話。關於實施分隔座位的爭論，一時未能解決，到了1911年才修改條例。

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雪蘭莪華族人口逾十萬。吉隆坡為馬來聯邦首府，已成為半島的政治中心，商業繁盛之區，南北交通樞紐。當時已有不少地緣、血緣和業緣組織，但缺一個統一最高領導機構。陸佑、張鬱才和朱嘉炳等人於1915年登高倡議組織中華大會堂，羣策羣力，凝聚力量，統一認識，服務華社。陸佑慨捐五萬元，並偕同葉觀盛等人會見華民政務司彙報情況，聯名向政府申請地段作建築會所之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在興建過程中發生連串問題，又產生人事傾軋，爭論不休，引起政府關注，竟延宕了十二年漫長時間，這間巍峨大廈才矗立於美芝律即現在的Jalan Maharajalela。從整個建堂歷史上説，陸佑及其家族貢獻很大。陸佑捐獻五萬元，其哲嗣陸運懷捐款二萬元，孫兒陸榕康、榕章昆仲各捐一萬元。三代祖孫共捐出九萬元。大會堂的建築費共十七萬元。

有的英文資料説，當孫中山來新加坡和馬來半島進行反清革命宣傳時，曾向陸佑等募經費，而陸佑認為孫中山進行的是暴力革命，因此拒絕了他。這項記載不確實。陸佑的墓碑上刻有獲“大中華民國二等嘉禾章”字樣，在他的神主牌上有民國賞佩二等嘉禾章。這證明陸佑在二十世紀之初，是曾熱心贊助反清革命的。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2月，孫中山來新加坡晚晴園主持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成立。新加坡廣肇會館主持人李星南是同盟會會員，介紹陸佑給孫中山認識。而陸佑“興隆莊”的職員周之楨、鄧澤如是同盟會活躍分子，從事實際革命工作。周、鄧與鄧青陽等粵籍知識分子開辦《星洲晨報》，宣傳革命，陸佑予以資助。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授給陸佑旌義狀，以表彰他贊助革命的貢獻。陸佑慎言，大概對外國朋友不便直言事實真相。

吉隆坡第一間為華人子弟創立的學校名“唐文義學”，是甲必丹葉亞來於1884年開辦的。校址在諧街(今李孝式街)。開辦費五百五十元，學生十一人。“唐文義學”停辦後，另一間學校叫維多利亞書院。(The Victoria lnstitution)興起。由葉觀盛、陸佑、比萊(T.Pillay)、特雷徹(W.H.Treacher) 和蕭百納(Bennett Shaw)：等人於1894年創辦。原校址在諧街，1929年遷往八打靈山(Petaling Hill)。這間書院，校風良好，飲譽全馬，培養了很多人才。

1906年兩廣總督派遣南洋視學員劉士驥至吉隆坡，受到華社熱烈歡迎。他與僑領們協商，為適應潮流，開辦學校，啓發民智，教育華族子弟。埠眾公舉陸佑、陳秀連、陸秋傑、何小褚等五人為總理，積極進行籌備工作。陸佑慨捐三萬元，以為之倡，租賃甘榜亞答新建三間民宅為校舍，命名為尊孔學校。馬來半島第一間新式華校是檳榔嶼的中華學校，創立於1904年，創辦人是張弼士。第二間是吉隆坡的尊孔學校，創立於1906年，創辦人應推陸佑。1908年，吳雪華女士創立吉隆坡坤成女校，陸佑予以支持，捐助了一筆錢。

陸佑對早期馬來亞(含新加坡)教育的貢獻很大。他對新加坡萊佛士學院、英皇愛德華七世醫學院捐出逾五萬元。新加坡養正學校的創辦，他給予大力支持，捐了一筆款。1904年，他獻捐三萬元給吉隆坡工藝學院(Technical lnstitute for Apprentices of Public Works and Railway Department)。

陸佑對高等教育最大的貢獻，應是對香港大學的龐大捐款。1910年至1912年，他獻出一百萬元叻幣給港大。港大為投桃報李，建造一幢鐘樓，命名為“陸佑堂”，並在建築物前豎立一座陸佑銅像。1915年，他又給港大五十萬元港幣免息貸款，還捐叻幣五萬元充作獎學金。1917年1月4日香港大學校長埃利奧特爵士(SirCEliot)親臨吉隆坡，授他榮譽法學博土學位，表彰他對港大和社會的貢獻。埃利奧特爵士有段讚辭説：“你獲取了巨大的財富而用之於教育和慈善，充分表現出你的智能。”

1894年吉隆坡古路律同善醫院落成，它的前身是葉觀盛建的“培元堂”，陸佑是最大捐款人之一。該院左鄰有間“華人接生院”，院裏有座“陸佑樓”，是為紀念他的貢獻而命名的。1904年，他慨捐三萬元給吉隆坡老人院，使老弱殘障人士有醫藥照顧。又捐五萬元給新加坡陳篤生醫院，充當經費。此外，陸佑在雪蘭莪幾個礦區市鎮，都；建有小型醫療所，照顧礦工健康。吉隆坡廣肇會館和新加坡廣肇會館的建立，陸佑都捐款支持。各地的廟宇，尤其是仙四師爺廟，都有他的籤題，出手千元以上。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本邦經濟遭遇困難，百業蕭條，工人失業。失業工人由華民護衞司資送回中國，共計有一萬人以上。吉隆坡各處，許多衣服襤褸的人流落街頭。陸佑起側隱之心，在諧街廣肇會館前施粥送飯，救濟貧困同胞。

英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把整個大英帝國帶進戰爭，增加經濟負擔，國家預算支出增長十二倍，因此募集資金。本地殖民地政府向商人作將伯之呼籲捐助軍費。陸佑向馬來聯邦政府購買五十萬元戰時公債(war loan)，又買大不列顛政府的戰時債券。他對英國政府這些善意行動，在西方價值觀上是很高貴的。因此有人認為陸佑有親英傾向。 ^[1] 

陸佑個人生活很儉樸，他出外公幹，在街邊買一碗二佔錢的蕃薯粥吃，便當午餐。他家有汽車，但很少使用。他喜戴巴拿馬絨帽，身穿中國式衣服，足履布鞋；早上九時，下午五時，可以看見他坐在一輛人力車上，不快不慢地沿着峇都律走。他的寓所就在此路的南端東興園。他喜歡樹木，尤愛椰樹。他有張照片，左手持帽子，右手按在放着花瓶的桌子，背景是一片椰園。這就是他的東興園家園。他不讓家人和工人砍倒任何椰樹。有一次，工人告訴他有一株椰樹被砍倒了，他聽到非常生氣。後來知道是長子漢秋所砍的，他的怒氣就平息下來，因為他最疼的就是長子漢秋。陸佑喜歡看廣東大戲，他的一些通俗歷史知識，大概是從戲文中學來的。

羅遜常到東興園去，他説看到陸佑的兩位太太(第三、第四如夫人)，她們都很和善，大家有説有笑。他説陸佑是1917年2月24日到霍多登膠園去發薪水給工人，給毒蚊子叮了染病不治而死。那天天空飄下毛毛雨，他在雨中教導一位工人如何持鋤頭挖泥，給後者做示範，被蚊子咬了，又給雨水淋了，老人體弱，支持不住，不久心臟就停止跳動，享年七十二歲，並留下二千萬元的遺產，死後葬在吉隆坡文良港熱水湖山崗上的陸家墓園裏。墓前豎立一座陸佑全身銅像。

陸佑生前先後共婁了四位太太，即梁雪梅(在中國)，梁鑽(在香港)、林淑桂、林清金。淑桂是檳城人，受過良好教育。林清金在萬撓長大。他有四男四女，依次是婉卿(女)、運超(又名漢秋)，婉英(女)、運懷、運日、運濤、婉婷(女)和婉平(女)。運超有三男容康、容章、容樂和一女淑馨。運懷有一男容勳三女元春、元莊和元貞。運日有一男容威二女元釗和元堅。運濤結婚兩次。原配夫人李惠望，香港人，出身名門，蕙質蘭心，如花似玉。離婚後再娶新加坡人周淑美。1965年6月20日一場空難，雙雙客死台灣。

陸佑墓園裏有一幢古香古色的建築物叫“翠蘭紀念堂”。翠蘭究竟是何許人，人們紛紛猜測。有的記者猜説是陸佑太太。其實，翠蘭是陸佑次子運懷的愛妻，名林翠蘭，生於檳城，受良好教育，是甲必丹鄭景貴的外孫女。翠蘭歿於1941年。

1931年12月21日， 當時雪蘭莪代州秘書考爾德科特(A．CaldecoR)在陸運日結婚禮上致詞，説了一段讚美陸佑的話，他説道：“陸佑的名字在我們的編年史上將不會漫滅，因為它是用普遍仁愛的筆和普遍慈善的墨寫下來的……。他對馬來亞的前程深具信心，他竭誠為它付出仁慈和愛心……”考氏的讚辭是否符合歷史實際，這裏暫不置評。不過一個人做事，功不在速成，而在求持久；志不圖鋭進，而要求堅定。陸佑似具有這些特點。

1989年中國出版《陸佑紀念畫冊》，當時的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博土在畫冊上題詞祝賀道：

鶴嗚聲闖仰殷商，

山錫開源椽採漿。

陸海潘江才早著，

佑賢輔德義恆彰。

華民中土同欽敬，

僑士南洋共輝光。

先後令名垂港粵，

哲人風範永流芳。

王博士是研究南洋華人史專家，他的題詞概括陸佑的主要事業成就，讚譽陸佑令名永垂南洋和港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馬、新、港、粵四地紀念陸佑的建築物有十一幢，以陸佑命名的街道共有四條。這是二百年來其他南洋華裔名人所沒有的殊榮。

陸佑像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華南千千萬萬貧苦農民和城鄉手工業者一樣，在自己的鄉土受盡壓迫和剝削，無以為生，被迫南來找尋棲身之所。他是刻苦奮鬥，志遂業成，發財致富的少數幸運兒之一。他的奮鬥史，血淚斑斑，但否極泰來，搖身一變卻飛黃騰達，尊位多金，他的白手興家，有着典型意義。陸佑不像張弼士(振勳)懷着愛國願望，挾巨資回國投資，想振興中華。陸佑也不像陳嘉庚毀家興學，領導同胞北望中原，嘔心瀝血，蹈危冒險協助中國抗戰，成為華僑的一面旗幟。陸佑在本邦發跡後，落地生根，主要事業在本邦，他面向本邦，與本邦命運共浮沉。他與中國的關係沒有張、陳兩先賢那麼濃烈。他在中國，少年時期賣給新會陸家做奴子，後來又被賣豬仔出洋，又曾在鄉間被衙門拘捕受辱。大概因為這些不愉快的經驗，使他對中國有幾分疏離感。關於他對本邦做的公益慈善，本文已有所陳述。他在各業鼎盛時期，需要大量人力資源，從中國前後招募了數萬華工南來墾殖開礦。這些華工定居本邦，勞動、生息、繁殖在這塊土地之上。他們開枝散葉，瓜瓞綿綿、子孫昌盛，人丁繁衍，對本邦的工、農、商社會各領域都作出貢獻，並在本邦傳播了中華文化。這叫做民族的發展；陸佑對華族的發展，是有重大貢獻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華社流行一句話： “葉亞來打州府，陸佑建設吉隆坡。”這是民間對這兩位前賢的歷史評價。陸佑開闢建設了幾個礦業市鎮，至今為人津津樂道。 ^[1] 

陸佑經營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有一套經營管理方法和致富之道。一、為了提高礦區工作效率，他不僱用“豬仔工”。因為“豬仔工”身體素質差，工作消極，故此，他全部僱用有生產經驗的“自由工”。二、提高礦工工資。將一般礦工的工資從8-10元，提高到20-30元不等。這樣就提高了礦工生產的積極性。三、注意改善礦工的福利、勞動安全和醫療衞生設施，使礦工生活待遇得到較好的改善。由此把一大批熟練礦工吸引過來，樂為己用。另外，他還僱聘了一個有學識經驗的洋人，專門負責他的產業經營。民主革命元老鄧澤如亦曾為他做過帳房工作。這樣，他在幾年之間便成為壟斷當地錫礦的大企業家之一。

陸佑身材高大，“國字”口臉，走起路來一步一躍。看相的人恭維他像個“鶴形”，其實不倫不類。他待人接物外表上相當和藹，擺出一付老實模樣，底子卻城府頗深。他中年以前，生活潦倒坎坷，後來驟致鉅富，仍自奉甚薄，錙銖計較；同時記憶力極好，對名下的產業和帳目察察為明，瞭如指掌，絲毫不肯苟且。

陸佑離開祖國“賣仔豬”到南洋時，與原配妻子分袂終身沒再會面，為免髮妻膝下空虛，在南洋過繼了一個螟蛉子，取名黃漢秋，時方10歲。聲明將來繼承黃姓香煙，侍奉原配。漢秋比陸佑還先去世，共娶妻子五人，目的是想多養幾個兒子來分家產，計生子容康、容章、容駱；另一女乳名“亞妹”。漢秋不像陸佑那麼慳吝，在南洋漸長，最會花錢；年紀輕輕，娶的老婆比乃父為多。由於性愛揮霍，不為陸佑所喜愛，被打發回國，在廣州河南同福西置了幾間大屋，把嫡母接來同住，還在鰲洲直街開設“東興石叻莊”，經營椰油、橡膠等。漢秋後來患染傷寒不治去世，死時才30多歲。

陸佑在南洋所娶次妻，生子運淮、運溢。運淮乳名“阿蘭”，娶檳榔嶼新埠港門主（當地大財主兼大地主，即該埠“主人”之意）林某之女為妻。陸佑對此事最為滿意，認為是門當户對的親家。這位“二太”還生有一女，由陸佑遣嫁與前清翰林院編修盧維慶的兒子盧梅雪。盧氏是廣州河南瑞寶鄉的“望族”。維慶幼貧，曾尋；過“道館”（迷信巫祝）職業；寫得一手好字；後來考中進士，點作翰林，在鄉間立有炫耀功名的文塔。民國成立後，維慶潦倒，到南洋打秋風，與陸佑認識，便成兒女親家，在陸佑側重盧家的門第，盧則慕對方的富有，這是陸佑認為第二件愜心的親事。

陸佑在吉隆坡去世後，兒孫不久即告分家，但部分橡膠園及椰油廠仍大夥經營，按股分紅，沒有拆開。漢秋先死，算是長房，由孫容康、容章、容駱承繼，各得遺產一份。其餘運淮、運溢、運濤亦各分一份。以運濤和生母最優。當時物業及資產已升值，故其家屬所分數字比八九千萬還要多些。容章分家後遄歸香港居住，獨立經商。為紀念乃祖，在皇后大道建造一幢十一層大廈，取名“陸佑行”，出租作商店和寫字間用；同時還廣置產業。後又由容章、容康捐資數萬元給廣州嶺南大學，建造一座“漢秋堂”作課室，紀念其父黃漢秋。當時曾從南洋定製一隻真老虎標本，連底座重數百斤，立在漢秋堂前面。抗戰前，廣州有一家制售檸檬精止痛散的藥行，第一手創辦人黃老七，自稱系黃陸佑之弟，實是冒名附會。陸佑的“陸”字是做奴子時主人的姓，而非排行，他根本沒有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