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濤

陶濤，化工專家。 ^[4]  1938年9月參加革命工作，1940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3月任上海大同大學地下黨支部宣傳委員。1941年1月後，在新四軍軍部財經部及所屬江淮銀行、蘇中行署二廳、華中局財委會財政部工作。1945年12月後，任山東省政府財政廳會計科科長，大連建新公司工程部資料室主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計劃處副處長、兵工局計劃處處長。1954年3月，任蘇聯染料工廠實習總工程師。1955年12月後，任吉林染料廠副廠長，化工部有機局、生產司、技術司、一局、二局副局長、副司長，燃化部化工生產組及化工生產二組副組長。1975年10月後，任石油化工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化工部副部長、黨組成員。1982年5月，任化工部技術委員會主任。1993年12月離休。陶濤是第三屆、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 

陶濤原名肖如琴，1917年8月19日出生於上海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從小好學上進。她讀初中時，恰逢“九·一八”事變，翌年1月28日日軍又進攻上海，使她感到恥辱和痛心。她認為中國之所以長期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由於科學技術落後，國力不強。於是立志努力學習，長大後做個科學家，用科學振興國家。1936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化學系。1937年發生“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8月13日日軍進犯上海，羣眾抗日救亡運動十分高漲。在新的形勢面前，她感到國家已經到了生死存亡關頭，不能再等待讀書救國了，必須首先參加抗日救亡，共赴國難。這時她的一個表舅（中共地下黨員）對她進行了革命的啓蒙教育，指引她參加學生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她參加中共上海地下黨外圍組織——上海市學生界救亡協會，積極組織同學進行抗日救亡活動，在鬥爭中提高了政治覺悟，1940年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同年夏在大同大學化學系畢業。由於她在大學時的活動比較暴露，1940年12月，根據黨組織指示撤出上海，到蘇北參加新四軍。

開始她在新四軍財政經濟部生產建設科當科員，不久即調江淮銀行任營業科科長。為了支持抗日戰爭及與汪偽貨幣作鬥爭，上級決定由江淮銀行發行“抗幣”（抗日民主根據地發行的貨幣簡稱），並由江淮銀行自辦印鈔廠印刷。該廠先用在上海秘密製造並運到根據地的印鈔銅版印刷“抗幣”，同時組織自制銅版。在製造印鈔所需的凹印銅版時，最後一道工序在技術上遇到了困難。1944年8月，組織上派她去印鈔廠幫助攻克這一難關。她憑着在大學學到的化學基礎知識，參考了兩本英文化學書籍，就因陋就簡地組織起電解鑄銅版的小試驗，迅速掌握了技術，於同年12月自制出第1批凹印銅版，並在除夕之夜印製出了鈔票。

抗日戰爭勝利後，陶濤調到解放區山東省人民政府財政廳任會計科科長。1947年3月調到大連搞軍工，在大連建新公司工程部任資料室主任，主要翻譯國外化工技術資料，為領導決策和工廠組織生產提供參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她在中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任計劃處副處長兼兵工局處長。1952年她到北京俄語專修學校留蘇預備部學俄語，1954年去前蘇聯，先後在烏克蘭魯別什諾也染料廠和莫斯科染料廠實習生產副廠長的工作。1955年回國後任新建的吉林染料廠（屬前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中的項目）副廠長，主管生產技術工作。她抓緊培訓生產人員，做好各項生產準備，促進該廠順利投產。

1956年6月化學工業部成立後，陶濤調任部有機化學工業局副局長，以後改任生產司副司長。她從1958年任技術司副司長以後，至1975年，長期負責為國防尖端技術配套的化工新材料的科研開發和生產管理。其間，1961年曾作為中國政府經濟代表團團員，參加中蘇經濟科技協作項目的談判；還去阿爾巴尼亞任中國化工專家組組長，負責援阿項目的談判及選廠工作。1975年成立石油化學工業部，陶濤任副部長，主管化工新材料和醫藥工業。1978年恢復成立化學工業部，陶濤任副部長，主管化工新材料工業和化工生產工作。1982年退居二線，任化工部技術委員會主任。曾任第31屆和32屆中國化工學會理事長。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原新四軍老戰士，第三、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原化學工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技術委員會主任陶濤同志，因病於2013年4月5日22時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陶濤同志去世前給組織留下遺囑表示“喪事從簡，不舉行遺體告別等任何儀式，不寫生平。家中不設靈堂，遺體火化後不保留骨灰”，並交給黨組織2萬元黨費，充分體現了一名無產階級革命家、老共產黨員、老戰士的高風亮節。

為表達對陶濤同志的悼念之情，國資委石化離退休幹部局在充分尊重陶濤同志遺願的前提下，在北京協和醫院告別室向陶濤同志作了簡單的告別。參加告別的同志有：賀國強、顧秀蓮、盛華仁、杜源泉、秦仲達、洪虎、楊光啓、潘連生、李士忠、王心芳、李壽生、張文宏、張曉羣、吳清溪，以及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國資委石化機關服務中心的領導，陶濤同志的親屬和生前友好，部分石化離退休幹部和石化離退休幹部局部分在職幹部職工。

習近平、李克強、劉雲山、趙樂際、王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朱鎔基、温家寶、吳儀、顧秀蓮、成思危、盛華仁、秦仲達、洪虎、陳士能等老領導，以及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張毅，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國務院參事室、石化聯合會、國資委石化離退休幹部局、國資委石化機關服務中心、原化工部一局和二局全體同志，以及北京新四軍及華東抗日根據地研究會、北京新四軍研究會及蘇中分會等單位送了花圈。 ^[2-3] 

陶濤長期致力於化工新材料的科研開發和生產管理，是發展我國化工新材料工業的組織領導者之一。組織了品種繁多的化工新材料的科研開發和生產建設，為建立化工新材料工業、滿足我國國防工業的需要作出了重要貢獻。

50年代中期，黨中央作出了發展國防尖端技術的戰略決策。國防尖端技術和新式武器裝備需要很多品種的化工新材料。當時這些新材料在國內還是空白，國際上也只有少數幾個工業發達國家能夠生產，但對我國嚴密封鎖禁運。為了保證發展國防尖端技術的需要，化工部決定自力更生，發展我國的化工新材料工業。

陶濤自1958年在化工部任技術司副司長以後，即與化工新材料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初創化工新材料工業時期，科技力量薄弱，資料缺少，設備條件差，而國防科技工業對化工新材料的需要又很迫切。為此，她認真貫徹上級的決定，在化工部黨組和主管副部長李蘇的領導下，積極組織和具體領導化工新材料的科研開發工作，力爭儘快地使國防尖端技術所需的化工新材料能夠基本立足於國內，在品種、質量和數量上滿足軍工急需。

為保證完成任務，她積極組織化工新材料的科研開發隊伍。根據化工部直屬的幾個科技力量較強、裝備條件較好、又各有擅長的科研單位及生產企業的情況，分別組織建立了各類化工新材料的專業研究室，如有機硅、有機氟等新型合成材料研究室，工程塑料研究室，輻照聚合高分子合成材料研究室，特種塗料研究室，特種橡膠製品研究室，稀有氣體和特種氣體研究室，特種感光材料研究室，重水及其他穩定性同位素研究室，低温工程研究室，液體及固體推進劑原材料的研究室等，其中有的逐步擴大成為研究所、院。此外，她還積極協助上海市化工局組建了上海市合成橡膠研究所（以後改名為有機氟材料研究所）、合成樹脂研究所、塑料研究所、橡膠製品研究所等，從事國防尖端技術所需的特種合成材料及製品的研究。同時，她根據化工部黨組的要求，與各地化工部門及其科研單位密切聯繫，組織協調，使化工新材料的專業科技力量與民用化學工業的科技力量結合起來，在全國範圍內形成化工新材料的科研開發網絡。這支隊伍的建立和發展，為創建和發展我國的化工新材料工業奠定了科技工作基礎。

60年代初我國發展核工業急需重水。這是一種製造氫彈熱核材料的原料，也是重水型原子反應堆優良的中子減速劑和冷卻劑。重水在普通水中的含量僅為七千分之一，所以製取重水是一項難度很大的同位素分離技術。1955年我國化工部門開始探索製取重水的方法。1961年9月國家科委和化工部聯合在上海召開重水會議，討論了我國開發重水的技術路線，制定了對4種製取重水的方法同時開展研究的規劃。會後化工部抓緊了技術攻關和生產建設工作。

為滿足核工業急需少量重水，首先集中優勢力量突破技術上比較成熟而且也較易解決的水電解交換法，1963年底中間試驗取得成功，製得了合格的重水產品，滿足了核工業試驗的需要。1965年根據中間試驗的成果建成第一套重水生產裝置，保證了研製熱核材料的需要。但是水電解交換法的耗能量很大，成本很高，不宜用以建設規模較大的生產工廠。因此化工部大力組織突破投資省、耗能少、成本低的硫化氫雙温交換新工藝方法。這種新工藝方法所用的化工原料毒性很大，腐蝕性很強，控制不好極易發生事故。1964年底中間試驗裝置建成。1965年初在進行化工投料試車前，陶濤趕到現場，進行調查研究，協助解決設備試車中發現的問題，為化工試車的順利進行創造條件。中間試驗完成後，1969年建成了生產工廠。在化工試車之前，她又到現場具體組織了全系統的檢查和消除缺陷的工作;促進設計、生產、施工人員大協作，共同克服化工試車中出現的許多艱險。當攻克了最主要的技術關鍵得到重水的半成品時，又出現半成品中雜質的含量過高，試車難以進行下去，大家對此十分着急。陶濤經過反覆考慮，提出了一個除去雜質的臨時措施，簡便易行，採用後效果很好，使試車工作能順利進行，為當時打通全流程起了重要的作用。1970年6月該廠生產出了合格的重水產品。這套新工藝方法生產裝置的基建投資僅為相同規模的水電解交換法的1/8;經過幾年的生產以後，產品成本僅為水電解交換法的1/6，工藝技術達到了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

為了既能生產重水，又能生產高能燃料液氫，開展了液氫精餾法制取重水的研究開發工作。液氫的沸點很低（零下253℃），而製造液氫的氫氣，其純度則要求非常高（要達到99.9999%），因此需要採用極為嚴格的淨化工藝。科研人員在攻克了原料氣的純化、深度冷凍、絕熱保冷、分析檢測等技術關鍵之後，於1964 年中間試驗取得成功。但是陶濤對工藝中的氣體純化問題仍不太放心：一是採用活性炭作純化氫氣的吸附劑，易於造成吸附器粉碎及系統堵塞；二是吸附和脱吸的温度相差太大，達220℃，使吸附器的材質難以承受。這個問題不解決是不能進行工業生產的。為此陶濤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後，安排科研人員採用一種新的吸附劑進行試驗，獲得了很好效果。新吸附劑吸附能力強，不易造成吸附器碎裂和系統堵塞，工藝操作安全；吸附和脱吸的温度差也降到僅幾十攝氏度，設備材質也好解決。這個問題解決之後，化工部根據陶濤的建議採用液氫精餾法改造了水電解交換法的重水生產裝置，僅用了原來基建投資1/4的費用，使生產能力提高了1倍多。以後根據航天事業的需要，又將此裝置改為專門生產高能燃料液氫，滿足了為發射通信衞星而研製長征3號火箭的需要，併為新建液氫生產裝置提供了寶貴的經驗。1965年中國科學院研究開發成功含氘化合物製取重水的新方法。此法的設備不需特殊鋼材，投資省，能耗亦低，建設規模靈活性大，適合我國國情。根據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成果，化工部建設了工業試驗生產裝置。化工試車時，陶濤到現場蹲點，試車出現半成品濃度低於設計指標40%～50%的問題。她細心觀察和檢測裝置運轉情況，終於找到問題癥結所在，採取了措施，使半成品的濃度達到了設計指標，為打通全流程又解決了一個關鍵。

我國發展戰略導彈和人造衞星，急需偏二甲肼。偏二甲肼是一種可以貯存的液體推進劑原料。化工部先採用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成果，1965年建成了生產裝置，產品滿足了火箭發射試驗的急需。但是由於此種生產方法所用的原料價格昂貴，成本高，生產過程的毒性很大，所以化工部同時安排了氯胺法制取偏二甲肼的研究。此種方法原料易得，成本低。1966年建成了此法的生產廠，可是在試車中遭到了嚴重的挫折。1967年春陶濤趕到現場，深入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工程的質量存在嚴重問題。她決定將一部分設備和廠房加以修改，由設計人員重新進行設計。她在現場蹲點，幫助和促進搞好保温、消滅跑冒滴漏及改建工程的完成，直到1968年2月順利投產。產品保證了長征系列火箭發射的需要，生產成本約為前一種生產方法的1/3。

50年代國防科技工作要求化工部迅速研製供應聚四氟乙烯。這是一種耐高温、耐強腐蝕、電絕緣性能好，號稱“塑料王”的高分子合成材料，從製造單體到聚合，工藝流程長，技術非常複雜，物料毒性大，各項控制要求都非常嚴格，稍有不慎即會釀成爆炸、中毒和強腐蝕等事故。為了保證國防尖端技術的需要，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國家科委和化工部組織化工系統的有關研究、設計院所、中國科學院有關研究所及部分高等學校，對聚四氟乙烯進行科研開發攻關會戰。會戰先後在上海鴻源化學廠和上海合成橡膠研究所進行。陶濤經常深入現場瞭解情況，組織研究解決會戰中的問題，攻克了許多技術難關。1964年，建成年產30噸聚四氟乙烯的中間試驗裝置。試車前，陶濤到現場，對裝置全系統組織了嚴格、細緻的檢查和返修，消除全系統的泄漏點，使系統中的含氧量低於設計要求值，堅持將設備、管道和儀表在安裝中的缺陷都消滅在化工投料試車之前，保證了試車安全，促使化工試車達到一次成功。在中間試驗裝置試產出聚四氟乙烯樹脂後，她又繼續到加工樹脂的塑料研究所蹲點勞動，仔細觀察樹脂在加工過程中的工藝性能和製成品的檢測性能，直到確信聚四氟乙烯樹脂和塑料製品的質量都合格後她才回北京。

陶濤十分重視科研成果落實到工業生產的問題，經常對工作人員説：國防尖端技術向我們要的是“產品”，不是“展品”。對重點工程項目，她都親自抓，從項目的確定、技術路線的選擇、科研工作的進展，以及在設計和施工中出現的問題等等，都一抓到底，直到科研成果轉入生產、拿到合格產品。她抓住了設計這個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重要環節，支持並鼓勵工程設計人員參加到科研工作中去，瞭解攻關情況和技術難點，使科研和設計工作互相配合。在項目轉入工程設計時，她又支持設計人員進行現場設計，使設計和施工互相配合。這樣做，既縮短了科研開發週期，提高了效率，也培養和鍛鍊了人才，促進了我國化工新材料工業的高速發展。

陶濤作為發展我國化工新材料工業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和具體組織者，幾十年如一日，一直為此嘔心瀝血、殫精竭慮地奮鬥，為國防尖端技術的發展進行配套服務，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中央決定，要想盡辦法把毛澤東主席的遺體保護起來，讓廣大羣眾瞻仰弔唁。當天中午陶濤接到任務，迅速製作一個有有機玻璃罩的靈牀，安放毛澤東主席的遺體。在玻璃罩內要避免接觸空氣，並保持低温以進行保護。陶濤立即到有關單位進行部署。職工們忍住巨大的悲痛，星夜趕製完成了有機玻璃罩及靈牀，次日送到現場。遺體移人後，在玻璃罩內緩緩通上氮氣，使毛澤東主席的遺體在低温的氮氣氣流下得到保護。弔唁活動結束後，要將毛澤東主席的遺體移到永久性的保護設施內。為防止在轉移時遺體再度接觸空氣可能發生的問題，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陶濤提出了一個在小範圍內造成氮氣環境以進行遺體轉移的辦法：先將放置遺體的有機玻璃罩靈牀和準備轉移安放遺體的鈦棺擺在一間臨時搭成的房內，房內再堆滿充滿氮氣的聚乙烯袋子，刺破聚乙烯袋，即可在房內造成氮氣環境，從而使遺體能夠繼續在氮氣的保護下安全地完成轉移工作。這一簡便、科學、實用的辦法，為以後長期保護毛澤東主席的遺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陶濤忠誠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組織上交給她的任務，無論熟悉與否都勇於承擔，並且刻苦鑽研，辛勤工作，不遺餘力地去完成。她作風樸實，腳踏實地，嚴以律己，平易近人，熱情地組織和帶領廣大職工，堅持不懈地為保證國防尖端技術的需要攀登化工科學技術高峯。 ^[3] 

從1983年開始，陶濤組織編寫《當代中國的化學工業》一書，任主編，此書已於1986年出版。 ^[3] 

為表彰陶濤為發展化工新材料、保證國防尖端技術需要所作出的貢獻，1985年國防科工委、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科委聯合授予陶濤“國防軍工協作先進個人”稱號。

1990年化工部為她頒發“為化工事業作出貢獻的老專家”榮譽證書。

1990年她被評為中央國家機關優秀黨員。

1992年化工部為表彰她在化工新材料工業的創建和發展中作出的卓越貢獻，為她頒發榮譽證書和獎章。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