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晶

重慶女孩陶晶有個不幸的家庭。父親雙目失明、母親離家出走下落不明。從高中開始，她的生活費一直由一個名叫王林的好心人資助。高中畢業後，陶晶考上了海南大學。喜悦的同時，她又開始為大學學費發愁。王林知道後，決定繼續幫助陶晶上完大學。從2010年到2013年年底，王林總共資助陶晶學費、生活費54200元。

不過，事情在2014年初悄悄發生了變化。王林無意間得知，陶晶下落不明的母親已經回家，並且完全有能力支付陶晶的學費，但陶晶卻始終沒把這個情況告訴他。王林頓時覺得被欺騙，一氣之下，他以借款為由將陶晶告上法庭，要求她把自己資助的54200元還回來。

法官認為，從法理上講，王林無法證明雙方存在借貸關係；從情理上講，王林從陶晶少年時就幫助她，雙方感情深厚，還應以溝通來化解誤會。

經過艱難的調解，王林最終表示不需要陶晶還錢，也撤回了訴訟。不過，據記者瞭解，兩個人多年的情誼，也就此了斷。

俗話説，贈人玫瑰，手有餘香。原本一個温暖人心的故事，為何一夜之間就變了味兒？捐贈人可以主張將捐款要回來嗎？個人捐贈作為慈善行為的重要組成，又該如何更好地規範？

遼寧亞太律師事務所董毅智律師認為，當事雙方，構成了捐贈合同關係，而“家庭生活困難”是王林捐贈陶晶的前提條件，如果這個條件發生變化而陶晶沒有及時告知，就違反了合同。王林，可以要求撤銷捐贈：

董毅智：捐助人是因為受捐助人陶晶家庭生活特別困難，無法繼續求學，而且在捐助過程中，這個條件是最重要的，而當陶晶家庭生活發生變化，自己可以承擔自己的生活和學習費用的時候，他沒有告知當事人，這就違反了雙方合同的目的。捐贈人王林可以要求撤銷這種捐贈。

那麼，王林是否可以要求對方歸還之前的捐款呢？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物權法教授尹飛表示，如果陶晶確實涉嫌惡意隱瞞家庭條件的情況，王林可以要求返還部分捐款：

尹飛：對於之前已經支付的費用，贈與人想要回來，只能到法院請求撤銷贈與合同。如果受贈人沒有及時把自己的家庭情況變化的事實通知捐贈人的話，這時可能構成惡意的隱瞞，贈與人可以以欺詐請求撤銷贈與合同，要求返還從家庭情況變化之日起已經支付的款項。

不過，事情鬧到上法庭的地步，原本行善的美好，也早已變了味兒。其實，近年來類似的個人捐贈糾紛，並不罕見。2013年，西南大學學生陳易為了給母親籌集肝移植的費用，在天涯發出“賣身救母”的帖子，收到個人捐款十多萬。後有爆料，説陳易平常生活奢侈，而且她母親身為公職人員，明明有醫療保險等等質疑。陳易一夜之間，從資助的對象變為被謾罵的靶子。她最終也沒能挽救母親性命；也並未如公眾所願，公開捐贈明細。

2014年，南充男子王海林為治療女兒的白血病，扮成女人在街頭賣衞生巾籌款，在籌集了140萬捐款後，突然消失。公眾一片譁然，質疑他捲款逃走。後來，王海林表示自己只是隻身到外地給女兒找醫院。

樂善好施，原本是中國人的傳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説的都是付出與報答的快樂。然而，頻繁傳出的“裝窮騙捐”的故事，卻一邊又一遍傷害了公眾的心。中國公益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高華俊表示，雖然我國各類慈善組織已有50多萬家，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慈善，仍是中國人習慣的行善方式。這種方式，背後唯一的約束，就是傳統和道德自覺，缺乏標準規則和程序，難免因溝通不暢出現誤會、甚至上當受騙：

高華俊：民間自發的捐贈，還是中國人做慈善的基本方式。沒有捐助人和被捐助人之間的匹配、沒有信息溝通、也沒有尊重一些規則和程序，包括跟蹤、評估，各方面都沒人來做。都是點對點個人之間的捐贈，這樣出現信息屏蔽、溝通不暢、各種誤解糾紛容易發生。

在民間公益人士姚遙看來，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扭轉大家對慈善的概念，變“個人贈與”為“公益捐贈”。現代慈善，需要有法律的保障、規範的管理、透明的運作；更重要的，是需要依託專業的團隊：

姚遙：他不相信組織，願意自己去做。他覺得組織的成本更高，點對點的成本更低。但我們發現，當出現這問題，又通過訴訟的方式，反而又增加了他的成本。全社會提高信任成本，還是需要一套有效運轉的機制，從信息的考核到執行，需要相應的投入，才能保證捐贈資金達到效果。必然需要委託一個在地的公益組織來完成。而且，相對來説，對於組織和個人的監督，肯定對組織的監督成本更低。

高華俊建議，如果個人想要做慈善，最好是通過可信的公益平台，尋找項目：

高華俊：搞現代慈善這是基本理念，你要相信這是一個專業。如果你要去做這個行為，不需要自己或者通過個人的渠道去找。你還是通過一定的組織、平台，或者一定的資助項目，包括助學、扶貧，都可以找得到渠道。而且，持續的捐贈，都可以得到記錄，受到跟蹤。可信度，包括做慈善產生的效果，從捐贈人到受贈人的滿意度都會提高。 ^[1]